集體討論沒有達成統一的結論，禁煙方法五花八門，論起銀價升值的真正原因，隻有琦善略微觸及，而單說效果的話，雖然鄧廷楨的刺字有點兒陰損，但執行的效果估計還會好一些。
全國的省部大員共有二十八個人陳述了看法，其中有八人同意加重懲罰，他們當中以陶澍和林則徐為首，他們成為後世的嚴禁派。但大部分的官員，都主張禁毒應該從源頭抓起，以嚴查走私和販運為主，不能將二百多萬吸毒者全部斬首，他們當中，以琦善和鄧廷楨為主。著名的大滑頭河南巡撫桂良(後世的洋務領袖)，他一個人有兩個主意，兩頭不得罪。
為此，道光皇帝特地召回了在家服孝的穆彰阿，由他來主持一個大型會議，讓全體在京高官集體審議這些奏折，同時將兩年前提出弛禁論的許乃濟撤職。這其實已經發出了一個信號，雖然同意嚴禁的隻是少數人，但是道光皇帝比較傾向嚴禁派。
這其中恐怕就牽涉到另外一個重要因素——態度。能不能禁止隻是能力問題，但要不要禁止就是態度問題了。道光皇帝是非常注重儒家傳統的，對這樣的大事，他不可能不表態，事實上全國官員所等的，就是他的態度。而他更不可能讓臣子們去議論自己的價值取向，嚴禁其實從一開始，就是必然的結果。
在大清，任何官員都要為自己的言論負責。在全國準備嚴禁鴉片的時候，自然而然拿主張弛禁的許乃濟祭旗，以示決心。比他還可憐的是莊親王奕賁和輔國公溥喜，他們被革去了爵位。這兩位皇親國戚在全國討論禁煙的時候，偷偷跑到廟裏吸毒，被道光皇帝抓了個典型。接下來，道光皇帝在整個北京城的皇親國戚中，首先開始了禁毒運動，一大批官員和親貴被貶官免爵。
集體討論的結果誕生了三十九條《欽定嚴禁鴉片煙條例》，這篇條例總共有九十四頁內容，非常的嚴厲和複雜。主要內容如下：
所有吸毒人員，在一年半之內必須戒煙，不能禁煙者將被判刑，絞監候(死緩)。鴉片煙販，就地正法，斬立決。所有開設煙館，提供吸煙場所，以及包庇販毒的官員，就地正法，絞立決。為國內走私提供貨源的洋人，就地正法，首犯斬立決，從犯絞立決。
這就沒有什麽好說的了，除了吸毒人員是死緩以外，其他凡是參與鴉片銷售的相關人員，無論洋人還是中國人，全殺，就地正法，一個活口不留。
很諷刺，被後世評為弛禁派代表，主張喪權辱國的大漢奸穆彰阿，卻製訂了如此嚴格的禁煙法律，並且有專門針對洋人的內容，可以說，這是一部全球禁毒條例。
這裏要著重講一下，清朝對洋人實行的其實一直是治外法權，洋人行動受約束，但不受審判。因為來中國做生意的洋人很多，經常與百姓發生糾紛，但是各國法律不同，法律的精神和文化也大不相同，這些洋人不懂天朝法令，而大清的官員也有點有理講不清。最後除了嚴格控製這些人的行動自由之外，就不再用大清的法律去約束他們了，跟他們講大清律也沒用，他們聽不懂。
這樣的結果是由一些著名的案例導致的，具體案例後麵會講到。西洋各國沒有治外法權，那是因為他們的立法精神是相同的，而中國的立法精神跟西洋相比則是完全相反，南轅北轍，不存在可比較性。
後來《南京條約》簽訂後，舉國憤怒，特別是辛亥革命以後，中國人都覺得這個治外法權是最喪權辱國的，為什麽洋人犯法就不能審判呢？實際上，這項規定早在《南京條約》簽訂前一百多年，就已經開始執行了，隻是從來沒有明文發布過。
但是為了禁毒，大清的法律明確規定了，洋人販賣鴉片也要斬首。這裏牽涉到一個重點，在洋人本國，販賣鴉片是合法的。而且這些洋人也沒有在中國境內販賣鴉片(當時國際上沒有國家海域的說法，凡在海上都算公海)，那麽應不應該執行斬首呢？從法理上看，當時也沒有這麽複雜，道光皇帝是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當然能處死所有的人，包括洋人。哪怕是在境外販賣，也照樣可以斬首。
法律有了，接下來就需要執行法律的人，這個人道光皇帝已經想好了。
當時全國的督撫大員當中，最能幹的一共有四個人，直隸總督琦善、兩江總督陶澍、湖廣總督林則徐和雲貴總督伊裏布，兩個旗人兩個漢人(琦善是蒙古八旗)。陶澍身體有病，而且兩江事務繁重，就不勞煩他了。滿人操守不好，貪汙受賄嚴重，那麽全國實際隻有一個人選，這個人就是林則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