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後，在海軍、裝甲兵、公安部隊司令員都被授銜大將之時，作為解放軍最重要軍種的空軍司令員，劉亞樓卻隻被授上將。但毛澤東給了他比多數大將還大的實際職權。從紅軍名將、先鋒師長、第四野戰軍參謀長，到空軍司令員、中共中央委員、中央軍委委員，毛澤東對這位在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喝過多年洋墨水的愛將始終未減信任，時時加以倚重，並把以劉亞樓為首的空軍領率機關定為全軍標兵。
將帥之間有默契
1930 年底，中央革命根據地戰雲密布。蔣介石在結束和閻錫山、馮玉祥之間的軍閥大戰後，調兵10 萬，對中央蘇區發動第一次“圍剿”。毛澤東在江西親自主持召開“蘇區軍民殲敵大會。
十二師奉命牽住敵前線總指揮張輝瓚的鼻子。三十五團作為師的第一梯隊。戰前，毛澤東麵諭劉亞樓和團長畢占雲：三十五團的任務是把敵軍引到龍岡來，為達此目的，芷引敵途中不許打勝仗，這是一次很重要的特殊任務。
劉亞樓領會了毛澤東“誘敵深入”的軍事謀略。一路上，他和畢占雲指示戰士們丟棄’些包袱、馬燈，造成一副潰敗退卻的假象。有的戰士對那麽大的退卻不太理解，劉亞樓就用肉包喂狗的事例來講解：“要打狗，先要讓狗來抓肉，這肉就是我們主動放棄的地盤，等狗吃得津津有味，失去警惕時，再下一狠棍，一舉殲滅它!”
這生動的比喻不知怎地傳到了毛澤東的耳裏，他眉開眼笑地對紅四軍軍長林彪說：“你們軍那個劉亞樓，是有兩下子，政治工作做得很形象，打仗講究策略，他獨立工作能力很強，是個好苗子。”
12月30日，三十五團的“肉”把張輝瓚拖到了永豐縣龍岡九菜嶺下。正是清晨時分，龍岡一帶漫天陰暗，群峰霧鎖，楓葉霜紅，落葉滿山，而“肉”不見了。
正當張輝瓚感到厭煩、沮喪、疲倦時，衝鋒號響了，從天而降的紅軍猛虎下山般衝向敵群。激戰三小時，張輝瓚被擒，其部九千餘人遭全殲。隨後，劉亞樓、畢占雲率三十五團參加了追殲敵譚道源的戰鬥，取得了東韶殲敵五十師一半的勝利。祝捷會上，毛澤東說：劉亞樓敢輸敢贏，敢在陣地上活捉敵首，非智不能誘敵，非勇不能擒敵，將才難得囉! 毛澤東特地把戰利品之一———張輝瓚的手表獎給劉亞樓。劉亞樓一直戴著它走向全國勝利。一次，他和江西籍老搭檔蕭華開玩笑說：“我這是江西老‘表’。”
毛澤東運籌帷幄，“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的軍事統帥氣概，令劉亞樓衷心佩服。而年輕的劉亞樓，自此也在毛澤東心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2 年2 月，21歲的劉亞樓任紅四軍十一師政治委員。是毛澤東指揮的戰爭這所大學，把劉亞樓這樣一個鐵匠的兒子，逐步培養成統率千軍萬馬的一代名將。
先鋒大將趟血路
第四次反“圍剿”開始後，在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者把持下，毛澤東離開了紅軍領導崗位。劉亞樓和許多指戰員一樣，心中產生了不安、不祥的陰影。這陰影隨著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而越來越大。
中央紅軍被迫實行戰略大轉移(長征) 後，劉亞樓任職政委的紅二師作為紅軍的王牌主力師，被定為左前鋒。打仗，必定需要先鋒，正如矛槍必然要有尖刃一樣。在這舉世聞名的長征中，紅軍要突破蔣介石大軍的圍追堵截，要在“死地”之中求得生存，先鋒部隊打得怎麽樣，槍頭硬不硬，槍尖銳不銳，就起著非同小可的作用。“天降大任於斯人”，曆史選擇了紅軍中最精銳的紅二師，選擇了23 歲的劉亞樓和同樣年輕的師長陳光。在他們率領下，紅二師突破敵人四道封鎖線，打響湘江之戰，沿途為全軍趟開一條血路，隨後強渡烏江，攻占並防衛遵義，使決定黨和紅軍命運的遵義會議得以順利召開。
主席親點劉亞樓
劉亞樓隨東征紅軍返回陝北後，5 月14 日參加了毛澤東在延川大相寺召開的團以上幹部會議。毛澤東在會上總結東征的收獲，布置下一步的工作。會議提出了紅軍西征的問題，並決定創辦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簡稱紅大)，利用全麵抗戰開始之前的有利時機，分批分期地抽調幹部到校學習，為即將來臨的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培養一批能獨當一麵的優秀軍政人才。劉亞樓沒想到進紅大第一期人員的名單上就有他的名字。毛澤東在開學典禮上說：“第一次大革命時有一個黃埔，它的學生成為當時革命的主導力量，領導了北伐成功，但到現在它的革命任務還未完成。我們的紅大就要繼承黃埔的精神，要完成黃埔未完成的任務，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成為主導的力量，即要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這番講話給了劉亞樓很大啟發，使他從開學第一天起就端正了學習態度。
辦校初期，隻有三位專職教員，因此毛澤東等領導人常被邀請講課。劉亞樓喜歡聽毛澤東講課，毛澤東講的第一課《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引起了他的深深思考。特別是這段話：“魯莽的軍事家，之所以不免受敵人的欺騙，受敵人表麵的或片麵的情況的引誘，受自己部下不負責的無真知灼見的建議鼓動，因而不免碰壁，就是因為他們不知道或不願意知道任何軍事計劃，是應建立於必要的偵察和敵我情況及相互關係的周密思索的基礎之上的緣故。”對劉亞樓頗有影響，在他以後的軍事生涯中，實踐證明他不是“魯莽的軍事家”。
年底，紅大第一期學員麵臨畢業，時正值西安事變發動不久，民族抗戰麵臨著可喜的局麵。學員們每天都在議論畢業後的去向問題，議論前線的事。聽說學校要繼續辦，不少學員怕留下當教員，紛紛給總政治部寫報告，要求到前線去。劉亞樓也是其中一個積極分子。
一天，毛澤東又來上課，講課之前環視了一下教室，慢條斯理地說：“我聽說有不少同誌寫報告信，不想留在學校裏，翅膀硬了，想去尋找更廣闊的天空。鷹擊長空，魚翔水底，好嘛!”
大家為之一振，特別是寫了報告的人更是欣喜異常。
“不過，”毛澤東突然提高了語調，“這裏我鄭重宣布，凡寫報告信的，統統留下。你們都想走，學校就辦不起來了。為了適應新的形勢，學校要繼續辦並且要擴大，教員就從你們中間出……”
這真是弄巧成拙。劉亞樓和幾個寫報告信的人麵麵相覷。
後來，劉亞樓和不少寫報告信的學員真的被留下了。後來毛澤東親自做了工作，劉亞樓才想通。
天津戰役創奇跡
1948 年底，東北野戰軍入關與華北野戰軍會師長城腳下後，劉亞樓熱切地向楊成武詢問了毛澤東的有關情況，畢竟他與毛澤東已有十一年未見了。他由衷地對楊成武說：“在蘇聯，我看過拿破侖、庫圖佐夫、克勞塞維茨、伏龍芝等人的軍事著作，也接觸過馬恩列斯的軍事論述，但我最佩服的還是毛主席。”
平津戰役開始後，針對毛澤東和中央軍委攻塘沽大沽而活全局的電令，劉亞樓親自前往塘沽實地觀察，認為不打塘沽大沽轉而奪取天津更為有利。他以對黨對上級高度負責的精神，回到司令部向林彪作了報告，並連夜起草了一份緊急電報，以林彪和自己的名義向毛澤東和中央軍委建議。毛澤東痛痛快快地把發言權給了劉亞樓。12 月29 日23 時，也就是電報發出十二小時後，毛澤東和軍委致電林彪、劉亞樓：“放棄攻擊兩沽計劃，集五個縱隊準備奪取天津是完全正確的。”後來，當劉亞樓就攻津事宜向毛澤東提出三條意見時，毛澤東複電：“劉亞樓所提三條是正確的……”
天津戰役發起前，毛澤東和中央軍委考慮用三天時間解決戰鬥。當傅作義的談判代表、華北“剿總”副總司令鄧寶珊在談判桌上得知後，略帶嘲諷地對聶榮臻說：“恕我直言，莫說是三天，三十天也未必! 天津嘛，你們最好不要打!”
毛澤東和中央軍委命令三十天內攻下天津，但在劉亞樓親自指揮下，東野34萬攻津部隊與敵人鬥智鬥勇，並以氣吞山河之勢，僅用了29 個小時就攻下固若金湯的天津城，全殲天津守敵13萬，活捉守將陳長捷。
毛澤東接到攻克天津的電報後，高興地說：“華北的問題解決了一大半。”他電示劉亞樓把陳長捷用汽車送到宋莊平津前線司令部，和傅作義代表鄧寶珊見麵。
陳長捷對鄧寶珊說：“快回北平告訴傅司令，天津的滋味不好受哇，北平不要守了!”鄧寶珊回到北平，立即報告了傅作義。當東野總攻天津時，傅作義和陳長捷的通話就沒有中斷過。傅作義這麽關注天津，有兩層用意：一是看天津部隊能不能突圍出去，二是看天津到底能支撐多久，好在和談中與中共談價碼。天津被攻克，給傅作義以致命一擊，迫使他丟掉幻想，交出了軍隊，後來他在綏遠的部隊也起義了。
1949 年3 月5 日，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把劉亞樓指揮將士們在津門浴血奮戰的經驗命名為“天津方式”———不投降隻有死路一條! 從而又產生另兩種方式，使傅作義、董其武不得不以“北平方式”、“綏遠方式”作出曆史的交代。
3 月25 日，劉亞樓打早從北平專程趕到河北涿縣，迎接黨中央機關進北平。
在闊別多年後，劉亞樓再見到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等中央首長，一時激動得不知說些什麽好。毛澤東哈哈大笑地握著自己愛將的手，大聲說：“嗬，十年未見的劉亞樓來接我們進京趕考嘍!”
接受任命建空軍
中共中央從西柏坡進駐北平後，不時受到蔣介石空軍的襲擾。毛澤東感受到了來自天空的威脅。1949 年7 月10 日，他給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寫了封信：“我們必須準備攻台灣的條件，除陸軍外，主要靠內應及空軍。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把握更大。我空軍要壓倒敵人空軍，短期內(例如一年) 是不可能的，但仍可以考慮選派三四百人去遠方(指蘇聯———引者注) 學習六個月至八個月，同時購買飛機一百架左右，連同現有的空軍，組成一支攻擊部隊，掩護渡海……”
接到信後，周恩來來見毛澤東。“主席認為該由誰來組建空軍呢?”周恩來問。
“讓劉亞樓來幹!”毛澤東接著說，“我們組建空軍要老大哥幫忙啊! 劉亞樓在蘇聯留過學，據說俄語說得不錯，回國後又兼任東北航校校長，對航空有所了解，我看他是未來空軍司令最合適的人選!”
“好，那就這樣定吧。”周恩來對劉亞樓也十分中意。
劉亞樓受命組建空軍以後，一種強烈的使命感、緊迫感，催促著他忙碌於收集資料、研究籌劃、探討建立空軍的最佳方案。這些方案給中央軍委和毛澤東提供了很好的建軍參考。同時，劉亞樓親自出訪蘇聯爭取蘇聯援助。
主席召見劉亞樓
10月18日，劉亞樓從蘇聯回到北京後，毛澤東立即停下了其他工作，和周恩來在中南海單獨召見了他。
劉亞樓詳細地匯報了出訪蘇聯爭取援助的過程，以及回國後勘定校址、選派人員辦航校的打算。周恩來說：“中央認為簽訂的援助計劃很好。空軍領導班子的任職命令即將下達。開辦六所航校的經費優先保證，選調幹部和航空學員的命令軍委也已經發出。下麵，就需要你們緊鑼密鼓，把建設空軍的這台戲唱好。”
“大的問題中央都給我們解決了，我們一定要唱好唱活這場戲。”劉亞樓掩飾不住心頭的興奮。
“亞樓同誌，空軍的基礎好差，起步快慢，關鍵的一條是看航校辦得怎麽樣你當務之急和首要任務，是選好辦校人。”毛澤東叮囑道。
劉亞樓莊重地點了點頭。他告辭出來，已經走到門口了，毛澤東忽又追上一句：“有什麽困難，可以直接找我。”
可以說，劉亞樓是抱著一柄尚方寶劍走出中南海的。原本就有一柱擎天氣魄的劉亞樓，如今更是氣宇軒昂，對人民空軍的迅速騰飛信心百倍。
10月25日，中央軍委正式任命劉亞樓為空軍司令員，同一天，蕭華被任命為空軍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王秉璋為空軍參謀長。中央為空軍建校迅速撥款，一個航校的開辦費為250億元(相當於現在的250萬元)。六所航校，大約1500個億。
10月30日下午，也就是中央軍委批準成立六所航校的當天，劉亞樓在北京燈市口福夾道7號原軍委航空局的會議室裏，主持召開了空軍組建後的第一次會議。
出席會議的是空軍領導班子和六所航校的臨時負責人。一個落地有聲的軍令從劉亞樓的口中下達了：“解放台灣和沿海島嶼急需空軍，黨中央、毛主席殷切期望一年內訓練出300 名以上能作戰的飛行員，當然越快越好，越多越好! 因此，你們受命開辦航校要隻爭朝夕，一天一小時也不能後拖。從今天軍委下令開辦六所航校，到全部建成開學，給大家的籌備時間，按通常的速度，起碼要三四個月吧?但我現在隻能給你們一個月。12月1日必須全部開學!”
航校的行政幹部解決了，尚缺合適的政治委員。劉亞樓專此起草了一份從各野戰軍選六名師政治委員或軍政治部主任的報告，麵呈毛澤東。“我看你們要十八名候選人，從中選出六名符合條件的幹部。”毛澤東看了報告後說。
劉亞樓沒想到主席對空軍這麽厚愛，不禁十分激動。
毛澤東大筆一揮，在報告上批寫了遒勁有力的字：“這批政治委員必須挑選最適當的人來擔任。各野戰軍提出三倍的名單交軍委選定。”毛澤東的批示變成電波，火速傳到各野戰軍。很快，空軍從各野戰軍推薦的十八名優秀政工幹部中，選中了姚克佑、李世安、王學武、李發應、王紹淵、張百春、羅野崗，經軍委批準，讓他們分別擔任航校的政委。這種選配幹部的方法在我軍曆史上實屬空前，以後也少見。
12 月1 日，航校如期開學了。劉亞樓陪同朱德、聶榮臻參加了第六航校的開學典禮。
劉亞樓不負毛澤東的厚望，迅速的組建起來一支空軍隊伍。在抗美援朝戰場上大戰雄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