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1月17日，蘇北大地已經進入深秋，秋收早已經結束，冬小麥還沒有從土裏鑽出來，不久前還一片金黃的田野，現在卻顯得有些光禿禿的。
就在這一天，江蘇海安鎮的人卻個個都喜氣洋洋。在海安鎮的一所學校的大操場上，早早地已經聚集了六七百人，一場格外隆重的會議即將在這裏舉行。
大會即將開始了，劉少奇、劉少奇、陳毅、黃克誠、粟裕等人紛紛走上臨時搭架的主席團上就座。會議開始後，劉少奇和藹而又不失莊嚴地說：“現在我向大家宣讀《中共中央關於成立華中總指揮部的決定》。”
華中領導機關成立
1940年11月17日，蘇北大地已經進入深秋，秋收早已經結束，冬小麥還沒有從土裏鑽出來，不久前還一片金黃的田野，現在卻顯得有些光禿禿的。
原野的大路上、小河邊和村鎮的大街小巷裏的樹葉開始由深綠變為金黃或火紅，有些已經隨著溫柔的秋風，緩緩飄落。
在這秋濃如酒的季節裏，勞碌了一年的農民本應該享受一下農閑的安逸，但不斷從抗日前線傳來的各種可怕消息，攪亂了農民的心境，並在他們那已經爬滿皺紋的臉上，寫上濃重的憂慮。
然而，就在這一天，江蘇海安鎮的人卻個個都喜氣洋洋。在海安鎮的一所學校的大操場上，早早地已經聚集了六七百人，一場格外隆重的會議即將在這裏舉行。
大會即將開始了，劉少奇、陳毅、黃克誠、粟裕等人紛紛走上臨時搭架的主席團上就座。
會議開始後，劉少奇和藹而又不失莊嚴地說：“現在我向大家宣讀《中共中央關於成立華中總指揮部的決定》。”
按照這個《決定》，華中總指揮部正式成立，葉挺為總指揮，陳毅為副總指揮、劉少奇為政治委員，賴傳珠為參謀長，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
為何要成立華中總指揮部呢？這還要從當時華中地區的抗戰形勢說起。
抗日戰爭進入艱苦卓絕的相持階段之後，國民黨頑固派不斷製造軍事摩擦，為了加強黨對華中抗日鬥爭的領導，1938年11月9日，黨中央任命劉少奇為中原局書記。
劉少奇從延安到達華中後，先在淮南作深入調查，對華中敵後抗戰形勢作了全麵而深刻的分析，認為江蘇北部“是有最大發展希望的地區”，向黨中央建議“把蘇北作為突擊方向”，“集中力量向這個方麵發展”。
黨中央采納了這一建議，抽調八路軍主力20000人南下華中，並要求江南新四軍抽調主力北渡，共同完成發展華中，開辟蘇北的任務。
這個時候，劉少奇麵臨著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解決江北各部隊的統一軍事指揮。
劉少奇認為，華中地區的部隊已經不少，大體上是八路軍、新四軍和地方武裝三部分，但隸屬關係不同，要使這些部隊密切配合共同打開蘇北抗日新局麵，沒有一個統一的有權威軍事領導機關是不行的。
為此，劉少奇為此多次請示黨中央，要求派得力的軍事指揮員來華中，擔當統一指揮各部隊軍事行動的重要責任。
但黨中央要求劉少奇先擔這副擔子。
1940年1月19日，中央書記處通知項英：江北的新四軍第四、第五支隊歸中原局指揮。
八路軍一些部隊陸續開到華中後，毛澤東、王稼祥、朱德又在1940年6月1日指示:“對華中我兵力布置，軍委已有原則電報，今後一切具體行動由胡服之命令實行之，克誠、雪楓、彭朱等均應服從胡服之指揮。”
黨中央電報裏提到的胡服，指的就是劉少奇。
劉少奇對此很著急。他認為華中這局麵，一個人實在照顧不過來，自己對軍事本來不熟悉，要指揮這麽大規模的軍事行動，萬一出了差錯，將是無法彌補的損失。
為此，他於6月22日再次致電毛澤東、王稼祥、朱德、彭德懷，懇請黨中央迅速委派軍事指揮員來，解決華中部隊的統一指揮問題。
劉少奇在電報中說：
目前華中部隊已不少，均分散各處，且已取得地區，唯將來在戰略以至戰役上均須配合行動。華中環境各方麵均較華北更複雜，困難更多，而我部隊內部在建製上、指揮上亦不完全一致，問題亦多。
在目前迫切需要建立有威信、有工作能力的華中總司令部（公開名稱另定），在指揮上以至建製上統一我華中各部隊。
在具體人選上，劉少奇請中央在朱德、彭德懷、王稼祥及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中擇定一人。
當時，黨中央也覺得應該成立華中統一的指揮部，但因正忙於準備召開黨的七大，於是決定在七大召開後解決此事。當時，毛澤東、王稼祥、朱德致電劉少奇等“現華中確應成立統一的指揮，但隻能有大會後才能設法。現華中部隊統歸胡服指揮”。
10月，黃橋決戰勝利後，劉少奇得到黨中央電報：“同意陳毅統一蘇北軍事指揮，同意胡服去蘇北與陳會合，布置一切。”
接到電報後，劉少奇認為“統一蘇北”與“統一華中”是兩個概念，於是又與鄧子恢、賴傳珠聯名向延安提出：“目前，華中的鬥爭急需建立統一的司令部，而中原局與蘇北指揮部會合僅能解決蘇北的指揮問題。解決華中統一指揮最圓滿的辦法是新四軍軍部速即移來，統一華中指揮並可兼指揮江南。”
然而，由於新四軍軍部在皖南遲遲不能北移，這一計劃事實上亦成空談。
10月10日，陳毅、粟裕率領的新四軍部隊與黃克誠率領的八路軍南下縱隊一支隊在劉莊、白駒北的獅子口會師。蘇中、蘇北抗日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華中抗戰出現了新局麵。
11月間，劉少奇率中共中央中原局機關移至蘇北，與陳毅會合。在與陳毅、黃克誠達成共識後致電黨中央：我已到陳毅處。為統一華中軍事指揮起見，提議由中央任命陳毅同誌為八路軍新四軍華中各部之總指揮，並加入中原局為委員。如葉希夷同誌到華中，即由葉任總指揮，陳毅副之。華中各部需統一編製，提議由中央軍委規定所有領導之部隊的編製表。
如何，望複
電報中提到的“葉希夷”，即是在皖南的新四軍軍長葉挺。
兩天後，中共中央書記處複電：
同意在葉挺過江之後，以葉挺為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陳毅為副總指揮。在葉挺未過江前，由陳毅代理總指揮。並決定，以胡服為政委，葉、陳、胡統一指揮所有隴海路以南之新四軍與八路軍。
對外交涉以新四軍軍部葉、項名義。
項英同誌在皖南部隊移動事宜就緒，經重慶來延安參加七大。
部隊編製即遵照前總今年春的編製表，在克誠處應當有編製表。
接中央電示後，劉少奇、陳毅、黃克誠、粟裕等立即著手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的籌建工作。
經過幾天的認真籌備，終於在11月17日這天，召開了華中總指揮部成立大會。劉少奇在大會上宣布了黨中央的命令，華中指揮部正式成立了。
當時，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所轄部隊，有陳毅兼指揮的蘇北指揮部、張雲逸任指揮的江北指揮部、李先念任司令員兼政委的豫鄂挺進縱隊、彭雪楓任司令員的八路軍第四縱隊，以及黃克誠任司令員兼政委的八路軍第五縱隊等。
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的成立,使共產黨在華中的抗日武裝形成一個整體。黨中央規定總指揮部的指揮範圍，跟中原局的指揮範圍不同，去掉了“長江以北”的限製，也就是包括對江南部隊的指揮。
這就便於從戰略上統一指揮、統一意誌、統一策略，有利於避免因分散不集中而遭日、偽、頑各個擊破的危險。
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的成立,使共產黨在華中的抗日武裝指揮中心脫離了國民黨統治區，擺脫了國民黨的監視和控製。實現了黨中央早就提出的關於新四軍“領導中心”北移的要求，有利於獨立自主地發揮指揮職能。
然而，就在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成立前後，國內外形勢發生了急劇變化。日軍為向太平洋地區擴張，對蔣介石加緊誘降，對共產黨領導的各抗日根據地頻頻發動“掃**”和蠶食。
在這一背景之下，國民黨頑固派加緊反共，以華中為重點，發動了第二次反共**。
1941年1月，蔣介石命令顧祝同調集國民黨軍7個師，對皖南新四軍軍部及9000餘名新四軍將士發動突然襲擊，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
在這次事變中，新四軍軍長葉挺被扣，副軍長項英、參謀長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在突圍中犧牲，6000餘名新四軍指戰員被俘或慘遭殺害。
當時，新四軍總兵力已達88000餘人。蔣介石為了消滅這支強大的抗日武裝，在製造皖南事變的同時，又指使湯恩伯、李品仙、韓德勤等以20萬兵力，進襲江北新四軍部隊。
此外，日本華北派遣軍及偽軍乘機出動15萬兵力，與頑固派相呼應，向華中抗日根據地發動“掃**”，企圖一舉消滅共產黨領導的華中抗日武裝力量。
為了堅持團結抗日，反對分裂投降，黨中央一方麵指示各戰略區在軍事上堅決自衛反擊，在政治上徹底揭露國民黨頑固派賣國投降的陰謀活動。
同時又於1941年1月20日由中央軍委發布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任命陳毅為代理軍長，張雲逸為副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賴傳珠為參謀長，統一整編華中新四軍為7個師和1個獨立旅。
根據中央部署，1月28日，新四軍新軍部在江蘇鹽城宣告成立，號召全軍指戰員繼續高舉團結抗戰旗幟，堅持大江南北的抗戰陣地，準備迎擊日偽軍和頑固派的進攻。
當年5月，根據黨中央決定，中原局與東南局正式合並，組成中共中央華中局，統一指揮華中敵後抗日根據地和各抗日部隊，由劉少奇任華中局書記。
同時，組成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華中分會，劉少奇兼任華中軍分會書記，陳毅、張雲逸、鄧子恢、賴傳珠等為委員。
新四軍高層的調整和華中局的成立，統一了華中抗日根據地的領導機構，從而大大加強了我華中的軍事力量，打擊了日偽和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勢力，為華中根據地的進一步鞏固與發展提供了條件。
根據地開展各項建設
1941年是國際法西斯勢力最為猖獗的時期，德國在歐洲戰場上節節勝利，而日本則繼續在亞洲擴大侵略範圍，並在年底發動偷襲了珍珠港，整個世界都被卷入了戰爭。
在中國，日本華北方麵軍根據大本營和派遣軍總部的計劃，確定仍以“剿共”為重點，要求其各部更加積極作戰，迅速恢複“治安”；在作戰指導上，強調必須發揮軍政全民的總體力量，實行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總力戰”，以鞏固其占領區。
在日寇、日偽軍和國民黨頑固派的夾攻下，加上日軍不斷在華中、華南地區掠奪經濟資源，因此，1942年，華中抗日根據地出現了嚴重的困難。
其實，1942年前後，不僅華中、華南敵後抗日根據地遇到了巨大困難，華北、陝甘寧等敵後抗日根據地也遭遇了巨大困難。
為了應對困難，在軍事方麵，1941年11月7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出《關於抗日根據地軍事建設的指示》。文件指出，在新形勢下，敵後鬥爭方針是堅持長期分散的遊擊戰爭，采取各種鬥爭方式與敵周旋，節省和保存自己的實力。
文件規定人民武裝力量體製應包含主力軍、地方軍和群眾武裝三部分。目前，應以擴大、鞏固地方軍和群眾武裝為中心，主力軍采取適當的精兵主義。
這樣，就完善了三位一體的人民戰爭的軍事體製，使敵後遊擊戰爭得以空前廣泛地開展起來。
在這一文件的指導下，華中、華南敵後抗日根據地一方麵積極加強軍隊建設，一方麵積極在根據地內，領導抗日軍民開展反“掃**”、反“蠶食”鬥爭，有力打擊了日寇、日偽軍和國民黨頑固派的進攻。
在經濟建設方麵，黨中央看到，日軍出於持久圍困的目的，實行堡壘政策，到處築路、修建據點，使各抗日根據地處於被包圍、分割的境地。以致抗日根據地麵積大為縮小，工農業生產也遭到極大摧殘。敵後抗日根據地麵臨著空前嚴重的經濟困難。
針對嚴峻的形勢，黨中央強調必須走生產自救的道路。
1942年，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高級幹部會議上作了《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的報告，後來又為黨中央起草了《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的黨內指示，並作了《組織起來》等講話。
毛澤東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對根據地的經濟建設和大生產運動的基本方針作了係統的闡述。
黨中央關於經濟建設的正確方針，指引和推動了華中、華南抗日根據地大生產運動的蓬勃發展。
在華中區，華中各解放區黨和政府，遵照黨中央的指示，領導全體軍民廣泛開展了以農業生產為主的大生產運動，並把發展生產作為根據地建設工作的中心，作為準備大反攻物質力量的主要環節。
在生產運動中，各解放區民主政府發動群眾大量開墾荒地，以擴大耕地麵積，如蘇中解放區於1944年由蘇中行政公署頒布了《蘇中區墾荒條例》，大大調動了農民墾荒的積極性。
各解放區軍民還大力開展農田水利建設。據不完全統計，華中解放區在1944年共修建和改建較大水利工程30餘處。
農業生產的發展，使華中解放區的糧食達到了完全自給自足。華中新四軍各部隊，遵循毛澤東“一方麵打仗，一方麵生產”的指示，進一步開展了大生產運動。各部隊根據所處環境和鬥爭任務的不同，製訂了以農副產品及日用品的自給半自給為指標的生產計劃。生產項目多種多樣，有開荒種糧、種菜，飼養家畜、家禽，種植青麻、煙草，開辦作坊、工廠等。
生產方法也因所處環境不同而有差異，少數單位采取辦農場的辦法，多數單位是發動指戰員利用早、晚時間，在群眾無力耕種的閑散土地上種糧、種菜。
在夏收、秋收季節，各部隊在接敵區積極行動，打擊日偽的搶糧活動，並組織力量幫助農民搶收莊稼。
同時，各解放區政府和軍隊還就地取材，因陋就簡，克服困難，自力更生辦起被服廠、印刷廠、造紙廠、卷煙廠、毛巾廠、化工廠、煉油廠、皮鞋廠等，這些工廠的產品主要是解決軍需和民用。
新四軍有小型軍工廠50餘個，能生產迫擊炮彈及各類槍彈，手榴彈已達到全部自給。僅蘇中軍區各廠即月產槍彈40000枚，手榴彈13000枚，小炮彈1200發，地雷4600個。
在華南地區，在廣東省委和根據地黨委的領導下，也進行了大生產運動，加上有華僑的支持，華南抗日根據地的經濟狀況也逐步好轉。
華中、華南抗日根據地軍民通過自力更生，開展大生產運動，使根據地的經濟獲得了很大的發展，為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
除了進行大生產運動之外，針對敵後抗日根據地出現的困難，黨中央還提出了減租減息運動。
敵後抗戰進入嚴重困難時期後，為了進一步發動各階層的抗日和生產的積極性，廣泛團結一切抗日階層去戰勝困難，黨中央對以往減租減息運動做了詳細的研究，於1942年1月28日發布了《中共中央關於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及其附件。
《決定》高度評價了減租減息運動在鞏固抗日根據地方麵的作用，指出：抗戰以來，凡是減租減息搞得好的地區，那裏的根據地就比較鞏固，反之，抗日根據地就經不起敵人的“掃**”，成為軟弱無力、無法鞏固的地區。
《決定》重申了“黨在各抗日根據地實行的土地政策，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十地政策，也就是—方麵減租減息，一方麵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
並強調．承認農民是抗日與生產的基本力量，承認地主的大多數是有抗日要求的，承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中國現階段比較進步的生產方式，這三點是製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土地政策的出發點，隻有堅持這些原則，才能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才能正確的處理土地問題，才能聯合全民支持民族抗戰。
根據黨中央的精神，華中、華南抗日根據地黨政部門製訂和修正了有關條例、法令，采取有力措施，普遍掀起了減租減息運動的**。
華中各抗日根據地開辟較晚，為了進一步推動該地區減租減息運動的普遍深入，中共中央華中局依據黨中央1942年1月28日決定的精神，於同年5月17日發出《關於減租問題的指示》，要求各級黨委必須充分利用參議會講壇，通過群眾會議和報紙、雜誌、標語、歌曲、戲劇等一切形式，廣泛宣傳實行“二五”減租的重要意義。
在這些政策的推動下，華中各地區的減租減息運動有了一個很大的發展。在嚴重困難的時期，敵後各抗日根據地普遍深入開展的減租減息運動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首先，減租減息政策的貫徹執行，削弱了封建剝削，改善了廣大農民的生活，激發了農民群眾抗戰的積極性，奠定了敵後抗日根據地戰勝嚴重困難的堅實基礎。
其次，減租減息政策的貫徹執行，極大地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熱情，從而解放了農村生產力，促進了生產事業的發展。各地在減租減息後出現了開荒生產，開展農田水利建設的**，生產的發展有力地支援了長期抗戰。
其三，減租減息政策的貫徹執行，適當調節了根據地內的生產關係、階級關係，團結了各個階層，鞏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除了進行經濟建設之外，為了應對嚴重的困難局麵，在中央的指導下，華中、華南抗日根據地還進行了政權建設，認真貫徹“三三製”原則，推行精兵簡政，樹立廉潔的工作作風。
這些建設，提高了根據地軍政機關的效率，加深了與當地民眾的感情，從而為根據地渡過難關奠定了基礎。
鞏固蘇南抗日根據地
1940年春天，國民黨頑固派在第一次反共**遭到失敗後，把軍事摩擦的重點從華北轉向華中，致使大江南北局勢惡化。
3月，蘇皖區黨委和江南指揮部黨委召開了聯席會議，根據黨中央1940年2月1日《關於目前時局與黨的任務的決定》精神，確定了今後工作任務：普遍擴大反汪反漢奸的宣傳，猛力發展抗日統一戰線，擴大抗日根據地，擴大新四軍，建立抗日民主政權，改進財經工作，征收公糧田賦，整頓稅收，保證給養，大膽發展黨、鞏固黨，培養地方幹部。
此外，會議還通過了《為堅持江南敵後抗戰之政治綱領》。
5月4日，黨中央向東南局發出的《放手發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頑固派的進攻》的指示中，批評了項英沒有堅決實行中央的方針，不敢放手發動群眾，不敢在日本占領地區擴大根據地和人民軍隊，對國民黨的反動進攻的嚴重性認識不足，因而缺乏對付這個反動進攻的精神上和組織上的準備的右傾觀點。
黨中央再次強調：“在江蘇境內應不顧顧祝同、冷欣、韓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評、限製和壓迫，西起南京，東至海邊，南抵杭州，北至徐州，盡可能迅速地並有步驟有計劃地將一切可控製的區域控製在我們手中，獨立自主擴大軍隊，建立政權，設立財政機關，征收抗日捐稅，設立經濟機關，發展農工商業，開辦各種學校，大批培養幹部。”
同時，黨中央責成陳毅在蘇南傳達這一指示。蘇皖區黨委在聽取傳達後，對蘇南工作的開展，做了進一步的具體布置，提出了新的要求。
此後的一段時間，蘇南抗日根據地加緊進行政權建設，將鎮、句、丹、金4個縣抗敵總會改為代行政權職能的領導機關，並成立鎮、丹、武、揚4個縣抗敵總會、江、當、溧、3個縣抗敵自衛委員會和澄、武、錫、3個縣抗敵委員會，代行縣政府職能。
黨中央1940年“五四指示”下達後，蘇南各地抗敵總會又進一步改為半政權性質的領導機關。
正當蘇南抗日根據地進入建設階段之際，國民黨頑固派加緊反共摩擦活動，並以重兵進逼根據地中心區。
為了維護團結抗戰大局和向北發展任務，1940年7月，陳毅、粟裕率江南指揮部及其大部分主力渡江北上，執行開辟蘇中、發展華中的使命。
陳毅、粟裕率部離開後，蘇南抗日根據地留下了新四軍第二支隊。部隊經過重新充實之後，組成以羅忠毅、廖海濤分任正、副司令的新的第二支隊司令部，轄第四團、新三團和地方武裝共約3000多人。
同時，又以鄧仲銘、羅忠毅、廖海濤組成蘇南軍政委員會，鄧仲銘為書記，統一蘇南軍隊黨和地方黨的領導。
第二支隊繼續堅持茅山抗日陣地，並積極開展太滆、長滆和澄武錫等地的抗日鬥爭。
蘇南抗日根據地進入鞏固與發展階段之後，除了有羅忠毅、廖海濤領導哦的新四軍第二支隊外，還有譚震林領導的第三支隊。
早在在籌劃新四軍蘇南部隊向北發展的同時，陳毅向中共中央東南局和新四軍軍部推薦第三支隊副司令員譚震林到蘇南來“獨當一麵”。
1940年4月，譚震林奉命進入蘇南東路主持工作。5月，江南抗日救國軍東路指揮部成立，譚震林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統一指揮留在東路的部隊和地方武裝。
江南抗日救國軍東路指揮部成立之後，譚震林立即著手對開展對抗日武裝的建設。
首先，譚震林迅速將我黨領導的地方遊擊隊上升為主力，同時強調各地黨政領導繼續發展地方武裝。不到半年時間，新江抗即形成了3個縱隊，不久整編為新四軍第十八旅的3個主力團。
其次，譚震林還大力做好擴軍工作。除了吸收當地青年農民、工人、學生參軍之外，還分別派出一名團級幹部、5名營級幹部和一些軍隊、地方幹部到上海，在上海黨組織積極配合下，做好大城市青年下鄉參軍工作。
據不完全統計，1940年至1941年，從上海動員下鄉參軍的學生、工人、店員超過1000人。
有了大批城市人員的加入，一時間，部隊裏人才濟濟，許多口袋裏插著鋼筆的學生在連隊裏當兵、當文化教員，也有不少專科畢業的醫務人員和會翻砂鑄鐵、修理槍械、製造彈藥和印刷排字等專業人員。
有了這個條件之後，蘇南很快就建立起敵後水上印刷廠和流動修械所，並擴大了後方醫院，較早地在敵後創辦了鉛印的報刊《東進報》和《江南雜誌》，自己製造手榴彈和部分子彈。大眾劇團和宣傳隊，活躍在蘇南戰地軍民之間。
一次，江南部隊組織“蘇北參觀團”，到鹽城軍部和第三師取經。劉少奇聽取了江南部隊後，高興地說：“你們可真是一支工人階級的隊伍。”
此外，譚震林等人還特別重視培養幹部。早在譚震林來東路途中，即和隨行人員反複議論如何在較短時間內培養出一大批軍政幹部。譚震林說：“要大力發展人民抗日武裝，就要首先培養出能掌握武裝的幹部。”
譚震林到達東路後，隨即成立東路部隊教導隊。不久，從一個隊擴展至3個隊，從主力連隊和地方部隊中選調青年骨幹，分別培訓為連長、指導員、文化教員和軍需幹部。
1940年和1941年間，連續辦了4期。培訓幹部近1000多人次。當時，從上海下鄉和從連隊裏湧現出的軍政骨幹，大都經過教導大隊培訓後提拔使用。
新四軍在江南的抗戰活動，深得江南人民群眾的支持擁護。
當時，有一位上海老太太，通過敵偽層層封鎖線來部隊看望生病的子女，跟隨部隊連續行軍好幾天。
這位老太太親身感受到部隊官兵平等和出發集合時、到宿營地後，軍民一致的親切場麵，看到指戰員們朝氣蓬勃的精神麵貌，她深有感觸地說“可惜我老了，不然我也跟兒子女兒一起當新四軍。”
軍愛民、民擁軍的情節層出不窮。部隊在緊張的行動中，還利用間隙幫助遊擊根據地群眾興修農田、灌溉渠道。僅在沙洲縣即搶修了通江水渠36條。
部隊自身缺乏醫療藥品，隻要發現駐地群眾有病，都及時幫助搶救醫治。例如，當時常熟陽澄湖邊一位農婦家裏隱蔽著一位新江抗負重傷的排長。
一天，她八九歲的女兒突然看到房後稻草堆裏伸出一隻帶著血的大腿在曬太陽，嚇得直奔母親懷裏。
母親隻好對她說：“不管日本人和‘忠救軍’怎樣拷打你、盤問你，你都不能講出去。”懂事的女兒從此成為照料傷員、為傷員送水送飯的助手。
沙家浜傷員劉飛傷重需到上海醫治，在群眾的掩護下，裝扮成土地主，闖過了敵偽據點。
在譚震林等人的努力下，江南抗日統一戰線和黨的秘密情報工作也做得很出色。當時，從丹陽以北到江陰一帶，建立了我黨領導的橋頭堡，使我方人員以至大部隊都可以安全地來往於大江南北。從無錫到龍潭一線，建立了秘密的鐵路沿線交通站。
就連茅山、鎮江的和尚，也有許多人積極配合我軍行動。例如焦山的靜岩法師成為我黨秘密特別黨員。
蘇南抗日根據地的發展，自然也引起了敵人的注意。1940年七八月間，江抗主力在江陰、無錫、常熟地區殲滅了頑軍，並溝通了與第二支隊的聯係。
麵對各式各樣的敵人，譚震林不僅會用戰爭有力地回擊他們，他還敢於憑借自己的大智大勇與敵人周旋，著名的譚震林勇闖“鴻門宴”就發生在這一時期。
當時，在蘇南地區盤踞著一支以楊筱南為首的國民黨遊擊隊。楊筱南這個人見風使舵、反複無常。抗戰初期，他曾拉起遊擊隊救護過國民黨傷員，也曾炸過外鐵路阻止日軍進犯，還打死過日本兵。
楊筱南部曾被葉飛收編為“江抗”獨立第四支隊。可葉飛領導“江抗”西撤後，楊筱南便翻了臉，投靠國民黨第三戰區司令冷欣。
1940年7月，楊筱南還把插入楊筱南部工作的共產黨員膝宵吊在樹上，親自揮鞭抽打，以示與“江抗”勢不兩立。
8月的一天，楊筱南一反常態，備好美酒佳肴，邀請譚震林赴宴，說有要事相商。
譚震林身邊的工作人員勸告譚震林說：“不要去，說不定這是擺的‘鴻門宴’哩！”
譚震林沉思一會兒，鄭重地說：“楊筱南對日軍沒有妥協過，這是我們爭取他的一個重要機會。像他這樣的人，我們不去做統戰工作，把他爭取過來，他就會死心塌地倒向國民黨。既然他請我赴宴，就是他擺‘鴻門宴’，我也要去闖一闖！”
不過，為了安全起見，譚震林又吩咐部隊駐在甘露鎮附近，並派人帶上7個精明強悍的警衛員，見機行事。
次日上午，譚震林帶著夏光、溫玉成以及淩伯泉等七八個警衛員直赴楊筱南的深宅大院。隻見大院四周，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哨兵荷槍實彈，刺刀閃著寒光。
突然，從大廳裏走出一個彪形大漢，向譚震林迎來，滿臉堆著笑，連聲說：“今日我楊某有幸，諸位大駕光臨，蓬蓽生輝。請！譚司令，請入座。”
“楊司令有請，盛情難卻，我們不得不來。”譚震林風趣地說著，雙目環顧四周。大廳正中，已擺好兩張八仙桌，桌上大盤小碟，盛著雞鴨魚肉，還有芳香四溢的佳釀美酒。
“有酒助興，我們邊吃邊談吧！今日英雄聚會，人生難得幾回醉，來，譚司令，我們喝酒。”楊筱南高高舉起酒杯等待譚震林站起身來碰杯。
“且慢，眼下國難當頭，敵情迫在眉睫，我們應以抗日大事為重。酒嘛，談好後再喝不遲。”譚震林沉穩應對。
楊筱南放下酒杯“突然襲擊”道：“貴軍言而無信，我等難以心服。你們以合作抗日之名，行吞並收編之實。去年‘江抗’東進，把我楊某數百抗日武裝席卷而去。譚司令，這事你一定早有所聞吧？”
譚震林不慌不忙地繞了個彎子問道：“楊司令，你本是地方商賈，拉起武裝，又為哪般？”
“打鬼子，保家鄉。”楊筱南脫口而出。
“‘江抗’早把地方武裝組織起來，開赴抗日前線，難道不是打鬼子嗎？既然都是為了抗日，又何必分彼此？楊司令是一個深明大義的人，為什麽去年心甘情願的事，今年突然反悔，耿耿於懷呢？”
譚震林步步緊逼，“這不是被人挑唆吧？”譚震林一語擊中楊筱南要害，“合作抗日嘛，應該一如既往。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我們‘江抗’是不會幹出這種事情的。”
楊筱南一時語塞，滿臉漲得通紅，支支吾吾地說：“這——這麽說，你譚司令同葉司令一樣，看中了我楊某這支武裝，意在吞並！”說罷，他猛然拔出手槍，“啪”的一聲，重重地拍在八仙桌上，一隻酒杯被震落在地，砸得粉碎。
大廳氣氛頓時緊張起來，楊筱南的衛兵劍拔弩張，隻等上司一聲令下。
譚震林毫不退讓，“呼”地站起，溫玉成、夏光和跟隨的警衛員也一齊亮出武器。
“譚司令，我直言相告，我楊某帶出來的部隊不是吃素的！‘江抗’欺人太甚，楊某決不手軟！”楊筱南繼續威脅道。
“楊司令，請你聽明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如果楊司令敢先發一槍，‘江抗’就有來有往，奉陪到底。趙北、丁鬆林部就是你楊某的歸宿！”譚震林憤怒斥責。
不過譚震林又緩和下來，繼續說：“如果‘江抗’真的要欺侮你，我們還會來甘露拜訪你這司令嗎？我們從來是以誠相待的，難道我們能幹出互不信任、自相殘殺的蠢事嗎？”
譚震林入情入理的一席話，使楊筱南陷入沉思。
這時，一個哨兵慌慌張張地走進大廳在他耳邊耳語：“甘露鎮到處埋伏‘江抗’部隊。”
楊筱南聽到這裏，張大嘴巴，在心裏“啊”了一聲，頓時癱軟下來。
“算啦！”楊筱南暗地思量，“事到如今，何必以卵擊石；譚司令親自登門，總算給我楊某留點麵子。”在民族正義和武裝壓力麵前，楊筱南隻得同意和“江抗”互不侵犯，共同對敵。
就這樣，在激烈的抗日反頑戰鬥中，“江抗”得以不斷壯大。至1940年11月，部隊由原來的500多人發展至3000多人，還幫助地方組建了一批縣區常備隊，控製了東路地區約200萬人的90多個城鎮。
1940年冬，國民黨掀起第二次反共**，將軍事摩擦的矛頭直接指向新四軍軍部和皖南部隊。這時日寇增兵蘇南，配合國民黨的軍事進攻，對蘇南進行集中的掃**，蘇南抗日根據地局勢萬分緊張。
1941年春，茅山地區的第二支隊改編為第十六旅，東路地區的江抗改編為第十八旅。
皖南事變後，日軍想取漁人之利，一網打盡蘇南新四軍，於1941年1月中旬糾集7000餘兵力，首先突擊掃**溧武公路以北的鎮江、句容地區。
新四軍第十六旅連續作戰20餘次，付出重大代價後向溧武公路以南轉移。
在蘇南的國民黨軍卻趁機向溧水、溧陽地區的新四軍進攻。第十六旅顧全大局，忍痛轉至太湖、滆湖地區。
與此同時，日軍在蘇州、青浦等地連續進行了一個多月的掃**。
3月10日，新四軍第十八旅第五十三團第一營，在蘇州東北環潭一帶被1500餘名日偽軍包圍，遭受重大損失，百餘人在突圍中壯烈犧牲。
1941年5月，國民黨駐溧陽、宜興等地的第四十師，又向新四軍第十六旅發動攻擊。第十六旅忍無可忍，奮起自衛還擊，在溧陽縣黃金山地區三戰皆捷，打退了頑軍的進攻。
蘇南全黨全軍經過半年的艱苦戰鬥，終於頂住了逆浪，戰勝了種種困難，渡過了難關。
在不斷取得反攻勝利之際，1941年底，譚震林、羅忠毅領導的第六師成立了軍政委員會，譚震林任書記，羅忠毅和江渭清任委員。
1941年5月，江南區黨委成立，譚震林、鄧振詢任正、副書記，統一領導蘇南及蘇浙皖邊區的黨組織，轄6個特委。
此外，蘇南根據地的最高政權機構江南行政委員會也於4月1日正式宣告成立，轄6個專署及23個縣級民主政府。
至此，整個蘇南地區的黨政軍領導機構統一起來了，戰鬥力大大增強，各項工作進一步開展，根據地的麵貌煥然一新。
鞏固蘇北抗日根據地
1940年9月10日，黨中央在軍事行動總方針的指示中指出：“蘇北運河以東地區，應由陳毅、黃克誠部廣泛發展遊擊戰爭。由黃克誠部發展阜寧、淮安、鹽城以北地區，陳毅部發展泰縣、如皋及其以東地區。不僅擴大主力，並且應努力與地方黨共同建立無數小遊擊隊，建立政權，把這些地區抗日民主化。如此，方能擊破韓德勤。”
當時，雖然我黨已經在蘇北初步建立了抗日根據地，但長期以來，蘇北地區交通要道和重點城鎮為日偽及國民黨頑固派占據，廣大農村則為國民黨特務、反動地主武裝所把持。
當地一般地主均有武裝，大者有500人。這一帶土匪眾多，封建會道門武裝組織遍及各地。民間槍支不計其數。
因此，當地的人民群眾不僅屢遭日偽漢奸的燒殺搶掠，還備受頑軍和特務、土匪、反動地主武裝的騷擾殘害，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我新四軍、八路軍挺進蘇北之後，由於國民黨的反共欺騙宣傳，人民群眾對我黨我軍尚缺乏了解。
為了執行黨中央的指示，黃克誠部抵達蘇北後，即在中原局的領導下，放手發動群眾，加強抗日統一戰線工作，擴大抗日武裝，加緊進行蘇北根據地的各項建設。
當時，蘇北鹽阜區沿海一帶，由於經常發生大潮和海嘯，常常造成海堤潰決，嚴重地威脅沿海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國民黨反動派不顧人民的生死，反而利用修堤來中飽私囊。
1939年夏，鹽阜區沿海一帶，又發生了海嘯，韓頑的阜寧縣政府官員們趁機瞞上欺下，假借修築海堤之名，從中大發橫財。
修築海堤工程，預計挖土20多萬立方，需工銀19萬元，他們隻挖土50000方還不足，即虛報工資11200餘元，偷工減料修成的海堤未經大潮就被一般海浪衝破，淹死了數萬人，使沿海一帶成了遍地鹽堿的不毛之地。
於是，在黃克誠率領部隊剛剛抵達蘇北時，就遇到海嘯成災，蘇北一帶瘡痍滿目，難民遍野。
在此之前，國民黨政府曾迫於當地群眾及士紳的一再呼籲，勉強撥了一點經費，修了海堤。但層層克扣，偷工減料，海嘯到來，一衝即垮。
我軍抵達後，目睹人民群眾離鄉背井、苦不堪言的淒慘景狀，決心重新修築海堤。
在中原局及華中總指揮部的支持下，蘇區部隊采取發行修堤公債、以工代賑的辦法，幫助地方政府修築海堤。在修築海堤過程中，阜寧縣抗日民主政府縣長宋乃德表現非常突出。
1940年底，阜寧縣沿海群眾紛紛要求修築海堤。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阜寧縣參議會於1941年2月在縣長宋乃德的主持下，討論了修築海堤的提案，當時參加會議的有100多人。
由於過去國民黨官吏假借修堤而貪汙掠奪，因而有些地主士紳議員對抗日民主政府能否修好海堤，也抱懷疑態度。宋乃德在會上耐心說服教育，終於統一了大家的認識，決定以鹽稅作為抵押，發行公債，通過了修複海堤的提案。
會後，宋乃德認真抓了發行公債、籌糧、籌草、動員民工等準備工作，使修堤工程很快上馬。
在勘察工程完畢以後，5月15日北堤正式開工。在修堤的過程中，退居曹甸的國民黨韓頑政府，配合敵偽，大肆發動謠言攻勢，說什麽“中央大軍仍舊要來，日本皇軍也不放過新四軍”，還說什麽新四軍“想騙老百姓的100萬塊錢”、“新四軍征修堤壩，是一種欺騙，實際上借此抽壯丁”等。
宋乃德縣長針鋒相對，展開了強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國民黨的謠言攻勢很快被粉碎了。
除陰雨外，實際僅用了15天時間，至6月5日北段海堤就全部勝利完工。
北堤修成後，開始進入伏天。俗話說：“寒不挑河，夏不打堆”。天氣炎熱，又是梅雨季節，再加鹵潮泛濫，時疫流行，這時無論是士紳，還是農民、工程師、辦事人員，幾乎無一不主張將南堤停修，俟秋後再行繼續。
而宋乃德認為，為了保證汛期安全，和擊破國民黨韓頑政府與敵偽日益加緊的謠言攻勢，修堤必須一氣嗬成。
就這樣，在宋縣長和抗日民主政府的堅持下，排除萬難，繼續修築南堤。
南堤動工以後，遇到的困難要比修築北堤大得多。這裏既有大自然方麵造成的困難，又有來自敵人方麵的破壞。
開工的第四天，即6月23日，就發生尖頭洋慘案。工程處監工員、縣糧食局科長陳景石，慘遭偽裝八路軍的土匪殺害。
針對這一情況，宋乃德及時發出了《為尖頭洋事告工人書》，義正詞嚴地揭穿了敵人的政治陰謀，鎮靜了工人的情緒，使南堤工程得以正常進行。
盡管工程施工中遭遇敵人破壞、資金緊張和天氣惡劣等問題，但整個北堤和南堤工程，在宋乃德的直接領導和指揮下，經過全體技術人員和民工的共同努力，前後隻用了4個月的時間，就修築成10米高，18米寬，45千米長的大海堤。
工程竣工後不久，當地又發生了一次大潮汛，這次潮汛比1939年8月還高6寸。但是，新修成的雄偉的大海堤卻巍然屹立，毫無損失，有力地保護了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為了表達對宋乃德的感激之情，廣大群眾替這座海堤起了一個名字叫“宋公堤”，與曆史上的“範公堤”相媲美。
除了修築海堤，蘇北根據地的領導同誌還組織蘇北人民群眾生產自救，初步解決了群眾的吃飯問題。
當時，根據地革命幹部切實關心群眾疾苦的實際行動，恰與國民黨橫征暴斂，魚肉百姓的行徑形成鮮明對照。人民群眾開始認識到：“共產黨才是真正為老百姓辦好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