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底的一天，在西北黃土高原之上，在滾滾的涇河北麵，在巍峨的嵯峨山南麵，有一個不起眼的小鎮，這一天突然熱鬧了起來，剛剛完成改編的八路軍將在這裏舉行誓師大會。
雲陽大操場上，早已經搭建起了臨時的木台。木台的台柱子上，貼著“堅決擁護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為保衛國土流盡最後一滴血”的大幅標語。
大會開始後，全體指戰員隨著朱德總指揮高聲複誦《八路軍出師抗日誓詞》：“日本帝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的死敵。他要亡我國家，滅……”
積極為紅軍爭取番號
1937年8月底的一天，在西北黃土高原之上，在滾滾的涇河北麵，在巍峨的嵯峨山南麵，有一個不起眼的小鎮，這一天突然熱鬧了起來，剛剛完成改編的八路軍將在這裏舉行誓師大會。
雲陽大操場上，早已經搭建起了臨時的木台。木台的台柱子上，貼著“堅決擁護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為保衛國土流盡最後一滴血”的大幅標語。
大會開始後，全體指戰員隨著朱德總指揮高聲複誦《八路軍出師抗日誓詞》：“日本帝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的死敵。他要亡我國家，滅我種族，殺害我父兄兄弟，**我母妻姊妹，燒我們的莊稼房屋，毀我們的耕具牲口，為了民族，為了國家，為了同胞，為了子孫，我們隻有抗戰到底！我們是工農出身，不侵犯群眾一針一線，替民眾謀福利，對友軍要親愛，對革命要忠實。如果違犯民族利益，願受革命紀律的製裁，同誌的指責！謹此宣誓。”
鏗鏘有力的誓詞令所有與會人員，心潮澎湃，振奮不已，很多人還留下了激動的淚水。這就是著名的“雲陽誓師”。
看到如此激動人心的場麵，坐在主席台上的朱德、彭德懷等人明白，八路軍能夠順利完成改編，能夠在成功舉行誓師大會，實在來之不易。
其實早在1924年起，中國共產黨就已經與國民黨有過合作關係。在共產黨的協助下，國民黨軍隊實施東征，進行北伐進行的都非常順利。
不幸的是，到了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震驚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量屠殺共產黨人；接著，汪精衛又在武漢發動了反革命政變。至此，國共第一次合作失敗。
麵對國民黨政權的屠刀，為了生存下去，中國共產黨不得不建立自己的武裝，並且這支武裝從小到大，由弱到強，成為蔣介石最大的心腹之患。
蔣介石認為，一天不把共產黨剿滅，他就一天不會得到安寧。為此，他發動對紅軍的五次“圍剿”。
麵對優勢的國民黨軍隊，加之黨內出現左權錯誤，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被迫撤出根據地，經過兩萬五千兩長征，抵達陝北。
就在蔣介石與共產黨較量的同時，日本侵略中國的行動也逐步升級。
然而，蔣介石對日軍一再妥協，卻不放鬆對共產黨武裝的“圍剿”。蔣介石稱之為：“攘外必先安內。
因此，紅軍抵達陝北後，蔣介石依然不忘對紅軍進行“圍剿”。自1935年10月至1936年12月間，蔣介石先後對陝甘寧紅軍進行了3次圍攻，企圖一舉消滅紅軍。
就在這時，張學良、楊虎城扣押了蔣介石，實行兵諫，西安事變爆發。經過多方努力，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
“西安事變”改變了中國的政治局勢，並改變了國共兩黨以後的命運，為第二次國共合作提供了條件。
1937年1月，蔣介石下令停止“剿共”，標誌著第二次國共合作進入運作階段。從那時開始，國共兩黨開始談判有關合作事項和紅軍的改編問題。
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吸取了第一次國共搞黨內合作的教訓，確定了第二次國共合作中獨立自主的方針，即在保存與鞏固革命武裝、保證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原則之下，“改變番號與編製，以取得合法地位”，壯大和發展人民武裝。
紅軍要合法化，就要整編，整編就要有番號。而蔣介石卻遲遲不願給番號。因為與孫中山主動實行國共合作相比，蔣介石同意第二次國共合作是出於被逼。
雖然西安事變中蔣介石接受了“停止剿共，聯合紅軍抗日，共產黨公開活動”等6項條件，但實質上，蔣介石消滅共產黨的決心一直沒變。他想通過“合作”實行軍令、政令統一，剝奪共產黨對軍隊的領導權，達到收編紅軍，進而消滅共產黨的目的。
紅軍整編後的領導權問題，始終是國共兩黨合作抗日談判的焦點。1937年2月中旬至3月上旬，周恩來等人赴西安，同國民黨就紅軍改編和開赴抗日前線問題進行談判，提出：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組成一路軍，設總指揮部，配正副總司令，下轄4個軍、12個師、36個旅、108個團，軍官由延安派。
而國民黨卻隻給2個師、8個團的編製，不設軍和總指揮部，除師長外，其他軍官由南京配備，直屬國民黨軍政委員會領導。雙方圍繞人員編製和領導權問題僵持不下。
此時，毛澤東致電周恩來：“隻要蔣介石同意改編紅軍，就是我們的一大勝利。”中共再作讓步。
3月8日，談判達成5條意見，上報蔣介石審批。其主要內容是：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服從國民政府及蔣介石統一指揮。其編製人員按國軍同等待遇。編為3個師，計6個旅12個團及直屬隊共4．5萬人。設總指揮部，幹部由中共推選。
但沒想到這個由蔣介石指導下產生的協議，蔣介石又反悔，不同意了，談判又回到了起點。
此後的第2次、第3次會談，蔣介石依然從控製、取消共產黨對紅軍的領導權出發，先是同意改編為3個師，設總部，軍官由延安派，但總司令由蔣委派；後又提出紅軍師以上幹部全部出洋，半年之後回國重新安排，師副職由國民黨派。毛澤東、朱德離開紅軍到國民政府中“做事”。
對此，中共堅決予以反對，並堅持對紅軍改編後的領導權，反對國民黨派人到部隊任職。
就在國共談判進行不下去的時候，盧溝橋事變爆發了。1937年7月7日夜，北平城西南盧溝橋頭炮聲震地，火光燭天。中國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所部英勇抗擊日本華北駐屯軍的突然進攻。全國性的抗日戰爭從此揭開了序幕。
在這場民族解放戰爭爆發之後，中國舉國上下表現出了同仇敵愾的氣概。
7月8日，中國共產黨發出通電，疾呼“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號召全國人民、政府和軍人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9日，毛澤東、朱德、彭德懷、林彪、賀龍等中國工農紅軍將領聯名致電蔣介石和第二十九軍，要求實行全國總動員，策勵第二十九軍為保衛平津而戰，同時請纓殺敵，願為國效命，與日寇決一死戰，誓將侵略者趕出中國去。
在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的推動下，蔣介石被追逐步表明了對日抵抗的方針和立場。
7月中旬，蔣介石雖然在廬山上發表了著名的“廬山談話”，但在對與中國共產黨軍隊的合作問題上，他依然猶豫不決。
此時，西安事變已經過去幾個月了，日本正在加緊對中國的侵略，國民黨卻遲遲不見合作動作，顯然蔣介石還沒有下定最後的決心。毛澤東非常著急，他決定利用民主人士的力量，來敦促蔣介石聯合抗日。
為此，毛澤東寫下一大摞信，發送給了蔡元培、馬敘倫、許德衍、馬相伯、朱蘊山、沈鈞儒、沙千裏、柳亞子、周建人、黃炎培、胡厥文、胡適之、梁漱溟、楚圖南等70餘人。
蔡元培，字鶴卿，浙江紹興山陰縣人，是著名的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曾經擔任北京大學校長，革新北大，開“學術”與“自由”之風，在當時影響很大。
此時，身在北平的蔡元培，收到了毛澤東的信後，非常著急。為了促進國共早日合作，共同抗日，已年近古稀的蔡元培從北平專門趕赴南京，拜訪蔣介石。
蔡元培聲望極高，蔣介石自然以禮相見，不敢輕視：“蔡老冒此酷暑趕來南京，不知有何見教？”
蔡元培直言道：“我今日是專為一事而來，現在日本人不僅占了東北三省，還占領了平津，上海、南京也岌岌可危。既戰端已開，政府抗戰勢在必行，委員長已在廬山談話會中表達了‘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可是，中共方麵早就提出紅軍接受政府改編，希望立馬走上抗日戰場，來為中國抗日出力，但不知是何原因，改編之事直到現在一直未能落實。”
蔣介石冷言道：“不必說了，你回去吧，這個問題我會考慮的。”
蔡元培說道：“委員長不答應我的請求，我是不會走的。”
陳布雷想方設法把蔡元培送了出來，蔡元培氣憤地說：“我絕食靜待，以死相報。”
整整三天，蔡元培滴水未進。陳布雷隻得去向蔣介石回稟說：“介公，您還是再見他一麵吧，給他一個交代，作個解釋算了。不然，他真的死在南京，何以向國人交代？”
這時，上海已經失陷。上海距首都南京不足300公裏，南京已處於兵臨城下的危險之中。蔣介石一邊抽調精兵強將來保衛上海，一邊召集緊急會議，協商下一步的作戰計劃。
蔣介石想了想說：“好吧，讓他來。”
蔣介石一見蔡元培便說：“好了，什麽都不必說了，我現在馬上要開國防會議，中共方麵的周恩來、朱德、葉劍英也到了南京。這次會上就要決定這個問題，紅軍改編就要實現，請你回去吧。”
蔡元培得到了蔣介石的應允，這才告辭。
8月初，蔣介石密電邀請毛澤東、朱德、周恩來赴南京共商國防大計。6日，朱德、周恩來赴南京參加國民政府國防會議，同蔣介石商討《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的發表和紅軍改編問題。
談判期間，周恩來等人拜會了馮玉祥等國民黨地方實力派，闡明了共同抗日和改編紅軍的原則立場，使兩黨半年會談的真相大白於天下。
馮玉祥以辭副委員長之職相勸蔣介石同意紅軍編為3個師。蔣介石深知：不同意共產黨的整編方案，紅軍上不了前線，自己罪責難逃；給了紅軍番號，讓其名正言順地抗日，又無異於放虎歸山。
在內外壓力下，蔣介石表麵上答應給紅軍番號，盡快讓其改編，可肚子裏仍然盤算著如何消滅共產黨。
談判伊始，國民黨軍政委員會部長黃紹竑和副參謀長白崇禧提出“黃白案”：將紅軍整編為2個師，一師到蔚縣一帶集中，一師到冀東開展遊擊戰爭。
毛澤東認為，“黃白案”將紅軍分割出動，背後潛藏著不可告人的陰謀，理所當然地加以拒絕。談判再被擱置。
8月13日，日軍大舉進攻上海，一直斷尾求生的蔣介石有點恐慌了。江浙是蔣介石發家之地，也是英美等國在華重要利益所在地，非東北、華北可比。日本人打上海，是要斷後路。
無奈之下，蔣介石再三權衡，終於放棄了“收編紅軍”的企圖，國共會談由此出現了轉機。
為了紅軍的番號問題，蔣介石召來了軍政部長何應欽。蔣介石問：“我問你，收編紅軍，準備給予3個師的番號。這3個師之上又給什麽名義，劃歸哪個戰區，防區劃多大地盤，等等，我想聽聽你的意見。”
何應欽說：“整編桂係時，空著一個第八路軍的番號，就授給紅軍算了。至於師的番號嘛，東北軍打了敗仗，被撤銷了一些師級番號，後來整編時又空出許多番號。我看就用一一五師、一二0師、一二九師這3個番號。讓他們用這些失敗的番號，也算是一個暗示吧。再將他們劃歸閻錫山的第二戰區。具體地盤嘛，幹脆指定為太原以北、大同以東的晉察一帶，這裏是日本人近期進攻的主要目標。紅軍死於日軍的鐵蹄之下，也算是為國捐軀了。”蔣介石滿意地點了點頭。
8月18日，蔣介石召見周恩來與中共代表團，表示“同意將紅軍收編為國民革命軍”。
周恩來雖不滿蔣介石用“收編”一詞，但蔣終於明確表了態，所以，他也就沒再去苛求字眼。
8月2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宣布由中國工農紅軍一、二、四方麵軍改編而成“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下轄三第一一五師、第一二零師、第一二九師。每師轄兩個旅，每旅轄兩個團，每師定員為15000人。
根據這個命令，中國共產黨的軍隊終於取得了合法地位，第八路軍正式誕生。
就這樣，雖然國共兩黨內心的想法是不大相同的，但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兩個對立的政治集團又走到一起來了。
中央完成改編部署
1937年夏天，酷暑像一塊巨大的幕布，籠罩著西北大地。在這難熬的酷熱中，中共中央一方麵積極與國民政府進行國共合作談判，另一方麵也在積極籌劃紅軍改編事宜。
7月22日至25日，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在陝西三原縣雲陽鎮召開高級幹部會議。總指揮彭德懷、政治委員任弼時等紅軍領導同誌，參加了這次會議。
會議開始後，任弼時宣布會議宗旨：“今天的會，是討論紅軍改編以及開赴抗日前線等問題。”
接著，他就盧溝橋事變闡述了當前形勢：盧溝橋是控製平漢路、北寧路的樞紐。日軍去年占領豐台，現在又突然占領盧溝橋，顯然是早已策劃好了的。日軍已包圍北平，天津去年就修好了飛機場，平津共集結了３萬人。日本動員了40萬兵、400架飛機，準備陸續開到中國來。日軍的意圖，以大軍威脅南京、平津，進而占領華北。
任弼時邊講邊翻著稿子：“二十九軍打了一下，目前已退到永定河以西。華北當局動搖。但二十九軍下級官兵自動起來抗日，是可以拉到抗日陣營裏來的。美、英、法從維護在華利益出發，都表示反對日本侵占華北，但並無實際行動。蔣介石調１０個師到保定、石家莊一帶，想求得和平解決，而無抗日決心。蔣介石的宣言，態度還比較強硬，但行動很使人擔心。估計有兩種前途：一是願和平解決，無最大的抗日決心；二是在抗日運動的壓力下提出抗戰到底。我們黨和紅軍隻有抗戰才有出路，黨中央號召全國抗戰，武裝保衛平津。現在正處於爭取實際抗戰的階段。”
任弼時講完，由彭德懷作報告。他指出紅軍改編的意義，是改變目前龐大的不統一的編製和加強部隊抗日的戰鬥力，是為了便利於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動大規模的抗日戰爭。改編後的中心問題是保證共產黨的單一領導。他強調指出，改編以後選擇與教育幹部是最重要的環節。提出要保存紅軍固有的特長，改正缺點，要反對在紅軍實際生活中日益增長的右傾機會主義傾向。
會議進行中間，周恩來、朱德、博古等趕來參加，會議發言愈加踴躍。會議一致通過彭德懷的報告及有關決定。
會議結束不久，與國民黨的合作談判也取得了大的進展。1937年8月中旬，鑒於在國共雙方在主要問題上已達成協議，為早日完成改編，出師抗日，朱德提前離開南京，返回陝西雲陽紅軍紅軍前敵總指揮部。
為了做好紅軍改編工作，第二天，朱德和彭德懷率全體指戰員發布《留別西北同胞書》，內容如下：敝軍要與相聚八個月的父老兄弟姊妹們暫且告別。為了國家，為了民族，為了使西北兄弟父老姊妹不做亡國奴，敝軍要走上抗日前線去。要以我們的頭顱和熱血把日本強盜趕出中國，把漢奸鏟除幹淨，那時再回來與我們親愛的父老兄弟姊妹相見，過快活的太平日子。
同時，朱德、彭德懷又發布了《為東下抗日告同胞書》，內容如下：我們改名為國民革命軍，受命上前線去，我們抱定了最大的決心，要為民族的生存流到最後一滴血，不把日本帝國主義趕出中國，不把漢奸賣國賊完全肅清，決不停止。
此外，二人還發布了《告抗日友軍將士書》，內容如下：我們和你們同是黃帝子孫，同是中華軍人，同是患難中的朋友。我們的敵人隻有一個——日本帝國主義。我們要勝利，要不做亡國奴，隻有親密團結起來，結成鐵的長城。
就在朱德返回陝西後第四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一次重要的擴大會議，在延安與雲陽鎮中間地段的一個村莊——洛川縣馮家村秘密舉行，這就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著名的洛川會議。因此，在對紅軍的改編和出動迅速作了部署後，朱德就趕到洛川，準備參加這次會議。
洛川會議從8月22日至25日共召開了4天，會址設在陝西渭北高原的洛川縣馮家村，會場設在村西北角一所私塾裏。胡同口有棵枝葉稀疏的老槐樹，矮粗而彎曲的樹幹，形如一頭獅子蹲在那裏，開會的人們來來回回都從它身邊經過。
私塾的院子裏，中間有個小花壇，院子的一側有一株桑樹，正當麵是兩孔磚砌的窯洞。
與會的同誌大都知道，毛澤東就在私塾先生那孔窯洞裏辦公、居住，會間修訂文件的同誌也到那裏去。
另一孔窯洞是教室，中間放了些長的、方的、粗糙的、古樸的桌子，拚成整齊的一排，20多個人擠在周圍坐下，便算是會場了。
到會的有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朱德、任弼時、凱豐、彭德懷、劉伯承、林彪、聶榮臻、賀龍、關向應，徐向前、張浩、林伯渠、肖勁光等同誌，犯有嚴重錯誤、被解除軍事職務、當時還是政治局委員的張國燾也到會了。
會上還有李富春同誌，承擔了記錄之勞。
抗日出征前夕，中國共產黨的黨政軍的卓越領導人，聚集在這裏，一起共議黨的、軍隊的大政方針，仿佛有種很強的引力把大家的心緒凝聚得格外熱烈和昂揚。
會議是在日軍不斷增兵華北，國民黨軍隊出現潰退趨勢，全體紅軍整裝待發的情況下進行的。鄧小平留在了雲陽紅軍總部主持工作，沒有到會。
8月25日，毛澤東同誌作總結報告，他精辟地分析了日本進犯中國的近因及其前途。其中，完整地闡述黨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的部分，也就是會議討論並通過的主要文件——《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
這是黨的宣傳鼓動提綱，也是全黨全軍的行動指南。它的深遠意義，正如張聞天同誌講的，在民族革命戰爭中，爭取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基礎，是指出勝利的道路。
會議討論得最熱烈的，是戰略任務、方針、作戰指導原則和部署等重大問題。毛澤東高瞻遠矚，用形象的比喻闡明雄偉、深遠的戰略思想，給與會同誌以不可磨滅的印象。
毛澤東說，我們已采取“山雀滿天飛”的辦法，撒出了大批幹部，到華北敵後各地組織群眾開展遊擊戰爭。我們的主力部隊到華北，要象下圍棋一樣做幾個“眼”，“眼”要做得活，做得好，以便和敵人長期作戰。
毛澤東特別提到緊鄰東北的冀東，在抗戰中的地位非常重要。他明確指出，紅軍要有一支部隊以霧靈山為根據地，發展遊擊戰爭。賀龍同誌動作快，把這個任務搶到了手。雖然由於國民黨軍隊很快撤出了南口，我們不得不改變這項計劃。但同誌們那種一往無前、敢於向敵人深遠後方挺進的英雄氣概，充分表明我軍人人都有到抗日的最前線，為保衛祖國流最後一滴血的崇高精神。
張聞天、朱德、任弼時、彭德懷等同誌對抗戰的長期性和可能出現的曲折、危險，出師華北的戰略部署和群眾工作等問題，都發表了重要意見。
張聞天說，要很好地使用我們的力量。紅軍是黨軍，抗日是持久戰，眼光要放遠些。
朱德指出，持久戰主要是發動廣大群眾，首先是發動華北的一億多人；軍事上是發動遊擊戰爭，即使各友軍都退下來，我們也能在華北堅持。
任弼時也談到，抗戰是長期的戰爭，紅軍要發揮自己進行山地戰、運動戰、遊擊戰的特長，在有利條件下集中力量消滅敵人。這些都關係到增強我們的領導和部隊的擴大。
關於作戰方針和兵力部署問題，毛澤東同誌反複說明，我軍要進行的是“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包括新條件下消滅敵人兵團與在平原發展遊擊戰爭”。
對此，毛澤東詳細解釋說：所謂獨立自主，就是在整個戰略部署下，我軍有依照情況使用兵力的自由，執行統一戰略意圖的靈活機動權；有發動群眾創造根據地、組織義勇軍的自由。
所謂山地，不隻是就地形而言，而是指首先在山區創建根據地，依托山地開展遊擊戰爭，爾後向平原發展。
所謂遊擊戰爭，是指分散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消滅敵人；通過廣泛的遊擊戰爭，達到開辟敵後戰場，支援正麵戰場，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目的。
毛澤東的完整闡述，使大家的思想提高了一步。
關於兵力部署，彭德懷完全同意毛澤東同誌的意見，指出：紅軍出兵在恒山、太行山山脈，有重要戰略意義，給日本南進和西進以很大的困難，要力爭實現。他還說：紅軍主力出動是對的，留下若幹兵力在陝北是必要的，這是我們的戰略預備隊；紅軍出動基本的是要打勝仗，樹立聲威，開展統一戰線，隻有這樣才能提高我黨和紅軍的地位。
其他同誌也發表了不少好的意見。會議開得熱氣騰騰，大家齊心協力，團結一致，抗敵的決心是無比堅定的，作戰思想和行動方向是非常明確的。
會議除了通過了《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決定》《抗日救國十大綱領》，還通過了《八路軍出師抗日誓詞》《八路軍抗日三大紀律》和《八路軍抗日八項注意》。
就在洛川會議召開的第一天，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頒發了特派朱德、彭德懷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正副總指揮的命令。
為了在抗日新形勢下確保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洛川會議的另一項議程是成立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中央軍委成立後，毛澤東為主席，朱德、周恩來為副主席。
洛川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在曆史轉折關頭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它明確紅軍改編為八路軍的諸多問題，及改編之後八路軍麵臨的主要任務。
就在洛川會議的最後一天，即1937年8月25日，朱德、彭德懷通電就職。同時，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宣布紅軍改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
南京已開始對日抗戰，國共兩黨合作初步成功，為著實現共產黨中央給國民黨三中全會紅軍改名之保證，使紅軍成為抗日民族戰爭的模範，推動這一抗戰，成為全民族的抗日革命戰爭，以爭取最後的徹底勝利。特依據與國民黨及南京政府談判結果，宣布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
著將：
前總指揮部改為第八路軍總指揮部，以朱德為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葉劍英為參謀長，左權為副參謀長。
總政治部改為第八路軍政治部，以任弼時為主任，鄧小平為副主任。
第一軍團、十五軍團及74師合編為陸軍第一一五師，以林彪為師長，聶榮臻為副師長，周昆為參謀長，羅榮桓為該師政訓處主任，肖華為副主任。
二方麵軍（第二、第六軍團）、紅27軍、紅28軍、獨立第1、第2兩師及赤水警衛營、前總直之一部等部，合編為陸軍第一二0師，以賀龍為師長，肖克為副師長，周士第為參謀長，關向應為政訓處主任，甘泗淇為副主任。
四方麵軍（第4、第31軍）、紅29軍、紅30軍，陝甘寧獨立第1、2、3、4團等部，改編為陸軍第一二九師，以劉伯承為師長，徐向前為副師長，倪誌亮為參謀長，張浩為政訓處主任，宋任窮為副主任。
以上各部改編後，人員委任照前總命令行之。各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後，必須加強黨的領導，保持和發揮10年鬥爭的光榮傳統，堅持執行黨中央與軍委命令，保證紅軍在改編後成為共產黨的黨軍，為黨的路線及政策而鬥爭，完成中國革命之偉大使命。
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
主席 毛澤東
副主席 朱德 周恩來
同一天，中共中央還發出電令：八路軍主力開赴抗日前線後，八路軍在延安設立後方總留守處，肖勁光任主任，擔任保衛陝甘寧邊區的任務。
隨後，朱德、彭德懷向全國發表就任八路軍總指揮和副總指揮的通電，稱：“日寇進攻，民族危急，敝軍請纓殺敵，義無反顧。茲幸國共兩黨重趨團結，堅決抗戰，眾誌成城”，表示願“追隨全國友軍之後，效命疆場，誓驅日寇，收複失地，為中國之獨立、自由、幸福而奮鬥到底！”
26日，朱德、彭德懷又簽發《八路軍總指揮部布告》：本軍奉命抗日 為求民族生存
擁護中央領導 驅逐日寇出境
團結全國各界 聯合法蘇美英
保衛中華領土 收複失地完整
實行統一戰線 抗日救國綱領
本軍紀律嚴明 買賣照常公平
禁止拉夫拉車 禁止侵犯百姓
凡屬中華同胞 一律保護認真
漢奸敵探間諜 嚴辦決不容情
望我國人奮起 共負救亡責任
抗日戰爭勝利 大家共享太平
八路軍即將開赴抗日前線，為了保證黨對八路軍的絕對領導，8月29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在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主力開赴抗戰前線情況下，中央決定前方設黨的軍委分會，以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張浩、林彪、聶榮臻、賀龍、劉伯承、關向應等九人組織之。以朱德為書記，彭德懷為副書記，受中央軍委統轄。”
此外，八路軍各師成立軍政委員會，受軍委分會統轄。其中，第一一五師軍政委員會，由林彪、聶榮臻、羅榮桓、周昆、蕭華組成，林彪任書記；第一二○師軍政會由賀龍、關向應、蕭克、甘泗淇、王震組成,以賀龍為書記；第一二九師軍政會由劉伯承、張浩、徐向前、陳賡、王宏坤組成,以劉伯承為書記。
至此，中共中央已經完成了對八路軍進行改編各項部署，有了這些部署之後，紅軍各部隊開始了向八路軍的改編。
紅軍戰士抵製換裝
1937年8月底，洛川會議正在召開期間，政治局委員任弼時代表中央，找傅鍾談話，要傅鍾擔任總政治部的民運指導部(簡稱民運部)部長。
任弼時對傅鍾說，這是很重要的一個部，專門負責對外宣傳，做居民和友軍的工作，麵很廣，黨政、軍事、外交事宜都要做。
為了全民族的抗戰大業，傅鍾無條件地接受了這個任務，並決心把這個工作做好。
洛川會議一結束，要到前線的同誌沒有再回延安，而是立即趕往雲陽總部和各師駐地。於是，民運部部長傅鍾，就和八路軍總指揮朱德、副總指揮彭德懷、政治部主任任弼時等人一起，向雲陽總部趕去。
臨到中部縣(今黃陵縣)城，有人高興地喊道：“橋山，橋山，橋山到了！”
是啊，我們祖先黃帝的陵墓，就在那片鬱鬱蔥蔥的山上，有機會看到它能不高興嗎?這是海內外炎黃子孫共同向往和矚目的地方。
今天，大家就要去抗擊日本侵略軍，對祖先開拓的中華大地的野蠻掠奪，都有一顆“壯士一去不複還”的殺敵決心，也就格外想去看看黃帝陵。
看過之後，從橋山上下來，進了軒轅廟，朱德說：“今年清明節，我們還派人來給軒轅黃帝送了祭文哩！”
果然，一到正殿大家就看到，黃帝塑像腳下的大供案上，陳列著不少祭文，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的祭文也在其中。
這篇祭文寫得非常好，大家擁過來看，在積極奔赴抗日前線的這個時刻，大家看了這篇文章都非常興奮，傅鍾竟情不自禁地讀出了聲：“維中華民國26年4月5日，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人民抗日紅軍總司令朱德恭遺代表林祖涵，以鮮花束帛之儀致祭於我中華民族始祖軒轅黃帝之陵：赫赫始祖，吾華肇造；胄衍祀綿，嶽峨河浩。聰明睿智，光披遐荒；建此偉業，雄立東方。世變滄桑，中更蹉跌；越數千載，強鄰蔑德，硫台不守，三韓為墟；遼河燕冀，漢奸何多！以地事敵，敵欲豈足；人執笞繩，我為奴辱。懿為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奮戰，區宇以寧。豈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國，認其淪胥。東等不才，劍屨俱奮，萬裏崎嶇，為國效命。頻年苦鬥，備曆險夷，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各黨各界，團結堅固，不論軍民，不分貧富。民族陣線，救國良方，四萬萬眾，堅決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內政，億兆一心，戰則必勝。還我河山，衛我主權，此物此誌，永矢勿諼，經武整軍，昭告烈祖，實鑒臨之，皇天後土。尚饗！”
傅鍾讀完之後，朱德高興地說：“這是我們建軍十年第一次向老祖先明誌。”
大家也都稱讚祭文寫出了全軍指戰員的情懷，代表著全民族的利益和未來。大家還一致認為，這就是我軍開赴抗日前線的《出師表》！
8月30日晚上，朱德、彭德懷等人，徒步行軍到達銅官城(今銅川市)。就在這時，彭德懷接到指示要去西安，準備9月1日同周恩來副主席等乘火車去山西太原，與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會談。
一同前往的還有林彪、肖克、徐向前等各師的負責人。他們是最先一批到達華北前線的八路軍。
朱德到達雲陽鎮後，就住北街的“毛家大院”，因為紅軍總司令部在那裏。傅鍾則隨任弼時去見到鄧小平，他在西南角“文家大院”，總政的同誌住這裏。
雲陽屬陝西省涇陽縣，距西安60多公裏，南臨涇河，北靠嵯峨山，西(安)蘭(州)公路從村南穿過，當時已成為軍事重鎮。
雲陽西邊駐隴東西峰、鎮原的紅軍，北邊駐正寧、耀縣的紅軍，東邊駐三原、富平的紅軍，繼115師出動之後，正在集結，準備出動。
一時之間，這片縱橫二三百裏的國土上，山山嶺嶺裏，大路小路上，有戰馬奔馳，有步兵跋涉。嘹亮的軍號聲，高昂的抗戰歌聲，震動著每個愛國軍民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