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娜的專著《農耕技術民俗的傳承與變遷研究》是由她的博士學位論文《農耕技術民俗的傳承與變遷研究——以遼寧東部山區沙河溝村為個案》修改而成的。圈內人看到這個題目，便自覺很新穎。人們的關注多集中於廟會、宗族社會、民間禮儀和各種祭祀活動等事象，而以技術民俗作為博士學位論文選題的委實罕見。
“技術民俗”學術概念盡管不是詹娜率先提出的，但在國內，是她首次將其全麵訴諸學術實踐。盡管物質生活民俗早已進入民俗學視閾，但直到今天，民俗學界仍然偏重意識形態層麵的文化傳統，而很少顧及民間生活形態。即便是關注民間物質，也總是在其意蘊和內涵方麵下功夫。
技術民俗是民間最主要的生存方式，是人們賴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知識和手段，也是最重要的地方傳統。農耕技術民俗屬於“農業生產常識”，這是一個農業社區正常的人所具有的、可以用以維持社會地位和生存狀態的知識或信念，一般具有普遍性、直觀性、實踐性、實用性和易模仿等特點。這些特點可以歸結到一個平常的詞，就是“平常”。在現代社會學領域，由常識和日常生活構成的世界，被認為是最高的實在。在國內民俗學界，學者們熱衷於“非常”世界的經營，即愛好對“節日”時段的解釋，而麵對漫長的非節日時段卻熟視無睹，覺得無須解釋抑或無力解釋。長期以來，技術民俗作為人們習以為常也理所當然的“平常的事實”，自然就被學術實踐忽視掉了。
中國是一個農業國，農耕技術自然是最具普遍意義的民俗事象，也是生發其他民俗事象的背景性知識。這種背景性知識早已內化在我們的思維和行動中，成為我們麵對事物的參照係，還是民俗學現代性的重要維度。以農耕技術民俗為學術目標，觸及了我國民間最基本的文化體係，選題不僅呈現開拓性意義，而且為民俗學真正回歸生活世界進行了一次十分有效的嚐試——從超越物質的精神的學術訴求轉向了直接表征生產實踐的學術描述。
以往的民俗學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把陌生的變得熟悉，而詹娜的學術取向則是將熟悉的變得陌生。這部論文所考察的地域是遼寧省東部山區的沙河溝村，麵對當地家家都有的並且可以隨意使用的農具，麵對當地人都能掌握、解釋和年年都在重複的生產技術及過程，民俗學能夠做什麽和需要做什麽呢？如果僅僅是將當地農業生產技術當成謀生手段的呈現，複寫無血無肉的生產程序和過程，那就落入墨守成規的民俗誌俗套。詹娜采用了身體參與性的民俗誌製作範式，一方麵圖寫當地農民如何具體操作農耕技術，他們在農業生產的實際活動中獲得了農民身份的自我確認，並通過農耕技術的實施和表演，也獲得了創造精神宣泄和能力炫耀的快感；另一方麵，努力記錄當地人對農業技術的理解、傳授、記憶和敘述，即便麵對簡單而又平常的農具，作者也恰到好處地給予了“陌生化”的觀察和處理。論述了農具並非單純的用於生產，還進入了當地人認同、象征和情感的意義世界；農具不僅僅是當地人皆知、沒有深度的社會經驗和操弄對象，更重要的是體現了當地人對待現實與傳統的一種態度，一種世界觀、價值觀，一種思維方式，是當地人生活世界的基本行為圖式。
當然，專著論述的中心是農耕技術民俗的傳承與變遷的問題，農耕技術作為當地人基本的生存手段，本身就能形成具有強大慣性的傳承動機和變遷的法則。但技術並非隻是功利的理性的傳導，技術知識的傳與授，是一個心靈感悟的過程；長輩的示範與晚輩的仿效既是社會責任、義務，更是一種信念、情感和對生活的執著。農耕技術傳承和變遷是生存和生存體驗的本質體現，當地人是在技術民俗感性的世界裏尋求到生存的方案和自我滿足。詹娜充分體悟當地人那種農耕技術人性化的境界，強調當地人作為技術行為主體的情感、態度和價值觀。在沙河溝村，農耕技術盡管不發達，人們的生存盡管依靠技術理性的支持，但是當地人生存的真正本質卻不在技術的先進，而在於對傳統農耕技術的精神依附和眷戀。詹娜的書寫成就排除了技術理性的規則，而是突出了當地人在感性存在和感性滿足方麵基本的技術權利；富有創見地說明了民間的現代感性並非隻顯現於口頭文學與口頭藝術表演之中，而更多地體現於農耕生產這類日常生活之中。
由此可見，這部專著值得稱道之處，不僅填補了我國農耕技術民俗誌深度書寫的空白，而且提供了民俗誌“感性學”書寫的範式，將田野的感官直接轉化為新穎的學術話語，而沒有顧及甚至有意擯棄了社會學和人類學時髦的權威性論調。專著突破了以往民俗學學者隻能在廟會、宗族社會、民間禮儀和各種祭祀活動等事象中尋找情感紐帶的嚴重局限，真正拓廣了民俗學學科書寫的視閾，實踐性地消解了民俗與日常生活之間的界限，顛覆了傳統、文化和精神等與技術、常識和平常之間的樊籬。這是將農耕技術和常識轉化為民俗觀照的成功謀劃，是將民俗學意義的世界還原為生活的世界的有益嚐試和個案示範。
（原載《中國圖書評論》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