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讓我們在一處山林裏躲著,等到黃昏,才把我們引到了鹽酸寮。這是一個很富庶而宏大的鄉鎮,從遠處望去,隻見屋瓦鱗比,黑壓壓地聳立著,仿佛一座小規模的縣城。昨天晚上遭土炮轟擊的,或許就是這兒吧?

一切都靜悄悄地。我們被引進一處小戶人家裏,坐落在鎮的邊緣,離柵口不甚遠。一進朝門,踏兩步便是小小的中堂,左右似乎還有側室。在這中堂裏已經有兩位地方上的負責人潛伏著,我們一加進去,算一共有七個人了。正中一張方桌,兩尊床,一座神龕,神龕上點著一盞菜油燈。這是農會主席的家。主席是一位年近六十歲的和藹的老人。清黨以來,老人的一位兒子,被地方上的土劣打死了,一家人都出去逃難。在我們打進了汕頭的時候,老人又才悄悄地逃回來,現在又該是他準備逃難的時候了。老人隻有五尺來往身材,雖然冒著危險掩蔽著我們這許多人,但他非常鎮靜,一點也不矜持,一點也不畏縮,真是平平淡淡地若無其事。

但他也並不是毫不緊張,或者聽天安命,得過且過,不,他並不是那樣。他是有計劃,有步驟,因而也是有充分的把握的。他叫我們潛伏一晚,在第二天清早天不見亮,要把我們帶上後山去,藏在他的草倉裏。藏得幾天,等外邊的風聲平息了,他再帶我們出海口。

一切都照著他的計劃進行了。

第二天清早,我們在微微可以辨路的時刻,被帶上後山。倒也並不是怎麽高的山,在舒緩的斜坡上走了四五裏路,已經到了沒有人煙的地方。山上樹木是很稀疏的,枯黃的秋草,使全山就像蒙上了一大張獅子皮。

所謂草倉,就是收藏這些秋草的倉庫。草到冬季來是鄉裏人的主要燃料。倉是磚瓦建的,有點像江浙鄉間停棺材的建築,但要寬大得多,七個人藏在裏麵,大有回旋的餘地。可感謝的一倉都是枯草,人睡在上麵,就像坐上沙發。

這樣的倉在鄰近處也有兩三座,不用說,都是沒有人住的。山境是寂寥的,但我們藏在倉裏不敢輕易露麵,話也不敢大聲地談。七個人活著進了墳墓。

和藹的老人,每天要上山來兩次,挑著擔子替我們送飯來。他照常是那樣平淡無事,不矜持,也不畏縮。每次等我們把飯用畢,又挑著些枯草卷子回家。

這樣的生活在山裏足足過了六天,山境照樣的寂寥,沒有什麽意外的騷擾。

在第七天上,在下著大雨。老人一大清早出現,帶著些鬥笠來。他把我們從草倉中領出,冒著雨不作聲地讓我們跟著他走。在岑寂的山路上走了有半個鍾頭光景,到了一處地方,是山泉的發源地一個大石壑,掩映著泉源,還有好些嶙峋的大石四處聳立著。這個好去處,是適合於原始人生活的場麵了。可惜沒有攝影師來攝取鏡頭。

但是,在那側近卻有一家瓦房,僅僅一位年輕人住在那裏,有著打鐵的設備。為什麽一家鐵匠店要安設在這樣偏僻的地點呢?這是有點令人費解的。

到這裏老人才告訴我們:他在今天趁著大雨,要把我們帶出海口。他要帶我們去的地方,不是碣石,也不是甲子,而是神泉。這是一個產鹽的口岸,隔當地隻有一百二十裏路,比碣石和甲子都更近。一切的步驟,他在這幾天當中都已經準備好了,他要我們都裝成鹽販子,好像到那神泉去販鹽。在那鐵匠店裏麵,替我們每一個人準備好了一根扁擔和一付籮筐。

這老人到底不愧是農會主席,他做事是這樣負責任而有條理。我自己在內心裏倒感覺著有點惶恐了。他為了我們的安全費盡了苦心,但我們到底有什麽價值,值得他這樣營救呢?

動身之前,鐵匠還跟我們準備了一頓早飯,煮了一鍋白水蘿卜,雪白的蘿卜片拌著鹽,那味道實在是再鮮也沒有。

一切都準備停當了,快要動身了,然而臨時發生了一個問題。那是同伴的易君突然發了病,肚痛,腹瀉,而且發出了高燒。大約是缺乏運動,發生了急性腹炎,而且著了涼的緣故吧?易君是不能走了,怎麽辦呢?要麽改變行期,大家等他病好之後一道走;要麽便把他一個人留下,大家先走。商量的結果,是采取了後一辦法,把易君留下了。理由是人多不容易掩護,一切都準備停當了,不好再改期。易君留下來,一個人是容易掩護的,隻要他好得快,我們在神泉還可以會齊。

就這樣,易君是被留下了。老人向鐵匠囑咐,請他照顧,我們便裝著鹽販子在大雨中動身。

——我在這兒要插說一句:這位易君是一位二十幾歲的青年,身體並不健壯,就在這兒一別之後,我們便沒有再見過麵了。不知道他的病後來好了沒有,也不知道他是不是逃了出來。同在患難中,卻把他一個人留下了,這在我自己始終感覺著是一件遺憾。

在大雨中走著,大抵是一些山路,有時是沿著一條大的溪澗在走。路上很少行人,偶有擦身過的人,對於我們的容態,似乎也沒有什麽詫異。從南昌出發以來,跋涉了快兩個月,臉色的黧黑大體上是可以充得上老百姓的了。

路上也經過一些村鎮,但都不敢停留,隻是熬著饑渴趕路。在下午大約兩點鍾的時候吧,天氣晴起來了。我們走到了蜈蚣嶺(這是沿途我記得很清楚的一個地名),是群山中的一座小峰,峰頂有一座神廟,廟門的橫額上寫著“蜈蚣嶺”三個字。

這是很適宜於上《水滸傳》的地名,但從這裏倒並沒有什麽剪徑的強徒出現,而是有兩位鄉下的婦女在廟門口擺著簸箕,賣些雜食來攬過路人的。我們買了些芝麻餅來吃了,特別值得感謝的,是有一位賣餅的帶了一壺冷茶,我們給她喝得一個精光。

在蜈蚣嶺上息了一會腳,廟裏也去巡視了一下,規模並不大,供的神像相當多,是些什麽神像,已經不記憶了。

接著再往前走,走到五點鍾左右,居然到了神泉。不愧是產鹽的口岸,人煙稠密,鹽田四處都是。腳是已經十分疲勞了,不足十個鍾頭,算走了一百二十裏,是兩隻腳生下地來的第一次大躍進。

農會主席把我們引著沿著場邊向左手轉,轉到場盡頭處靠海的地方。海岸上停著很多漁船。經過大雨衝洗過的海和沙岸,都很沉靜,空氣中飽和著濃烈的鹽腥味。薄黃的夕陽光照在眼前的一切物象上,仿佛還有幾分留戀。

老人叫我們分散在漁船間等著,他進場去看情形,並打通關係。本來在幾天前他已送有口信來,拜托這兒的一家碗店老板姓陳的,暫時收留我們,他不知道這口信是不是已經帶到。

老人離開我們有半個鍾頭光景,他又轉來了,臉上呈著欣慰的神色。他又把我們帶著,從一條側巷走進場裏去。離場尾不遠,就在那側巷附近,便是陳老板的碗店了。是兩座店麵夾街對立,靠海一邊的門麵要小些,專門賣些土缸土缽之類;對街的一座要高大得多,在賣細瓷兼做些雜貨生意。

我們被引進靠海的一座,立刻上了樓,安定了下來。老人關照我們,不要輕易下樓,場上有不少的反動派,走漏了風聲,陳老板也擔待不起。我們是很聽話的,我自己感覺著,這老人的態度,比我幼年時我自己的父親對待我還要親切。

陳老板也來和我們打了招呼,他是老人的忘年的好朋友,年紀恐怕要小二十好幾歲。他是一位小城市的小商人型,個子很小巧,給人的印象很清晰,顯示得他為人精明,但絲毫也不奸猾。他很誠懇地接待著我們,並不感覺到唐突,也沒有那種畏首畏尾的神氣,怕受什麽拖累。他還很客氣地說:怕招待不周到,要請原諒。他這倒也並不是俗套的外交辭令,看他的神氣,他是說得非常誠懇的。

在這樓上潛伏了一夜,第二天清早,我們又被搬到對街的大店樓上去了。這邊的樓房更高大,也更深。前樓是兩個套間,大小共有四間房屋,中部夾著一個天井,後麵還有一間小樓房,從那兒可以下樓去。在這邊住著,不用說是更有可以回旋的餘地了。

到了海口,為什麽還要在這兒逗留呢?起初有點出人意外,後來才知道,我們要等風。到香港去的船經常是有的,隻是一些小帆船,這樣的船也就要等風。要吹東南風,才使這船能沿著海邊駛往香港。假使風向不好,會把你吹到南洋,吹到琉球,吹到日本,吹到朝鮮。這還算是幸運的,不幸的便隻好葬身海底了。在這樣原始的情形之下,古時候的人,把飄洋過海當成一件天大的事,是能夠理解的。古人的哲學,要人聽天安命,也是能夠理解的。人是成為了自然界中的一點可憐的浮漚。

天天都坐在樓上等風,沒有什麽事情可以做,沒有什麽書可以讀,因為言語隔閡,更沒有什麽話可以談。外邊也沒有什麽風聲,倒也過得無憂無慮,但腦子卻不由得不去作種種的想念了。

僅僅十五個月的期間,隨著北伐軍由廣東出發,經過了八省的遍曆,現在又差不多孤影悄然地回到了廣東。這變化不能說不劇烈。在這期間,自己到底做了些什麽呢?當著號筒,所到之處,處處吼破過喉嗓。但那有什麽用?

一切的一切都太空洞了。一場大革命,不就好像放了一大串花炮,轟轟烈烈地過了一陣,隻剩下滿地殘紅,一片硝煙,散了,也就算了嗎?在戰場上,死了多少的鬥士,在清黨時分,犧牲了多少的戰友呀!到底留下了些什麽呢?毫無疑問地,是留下了一個無用長物的我!一粒鞭炮的殘渣,被風卷到這海邊上來了,空空洞洞地躺在這兒。我到底還可以做些什麽呢?該怎麽做?

朋友們的去向,絲毫也不知道。特別是病中的恩來,時常在我腦海中回旋著,我不知道他的病是不是好了,是不是脫了險,順暢地到達了海陸豐?這要算是不幸,隻因偶爾的差池,便和他們離開了。那許許多多精神上的支柱,中國革命的火種!

有這些火種的存在,中國革命的火,依然要燃起來,而且會從地心燃出,而不是在地麵上燃鞭炮了。革命是人民的大翻身,人民沒有動,革了什麽命呢?二千多年來的封建關係絲毫沒有動,革了什麽命呢?耕者已經有其田了嗎?工人的組織不是剛在萌芽中便被摧殘了嗎?這樣怎麽能夠應付國內的反動派?怎麽能夠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

是的,種子進了農村!這應該是深入,是進展,而不是失敗!然而,我卻和這革命的播種隊分離了。這在我個人,正應該是生平的一個大失敗!要怎樣來補償這個失敗,使我自己對於革命,能夠多少有點什麽貢獻呢?

在神泉天天等風,不由自主地在腦子裏總愛想著這些問題。而答案呢?隱諷之間也好像已經有了。在鹽酸寮的瓦窯墟,我把什麽附身的東西都給丟掉了,隻剩下一隻紅色的頭號派克筆。這不是我下意識中的一個很具體的答案嗎?

天氣涼起來了,又住在海邊,在瓦窯墟用錢換上的單衫褲不能禦寒了,大家又添置了一些。陳老板把他的一件半新舊的洋緞夾衫拿給我,我們要把錢給他,他拒絕接受,還是農會主席的老人解了圍。他大概聽到安琳和傅君的宣傳吧,說我會寫字,最好寫幾張字來送給陳老板留作紀念。這自然是不費力的事,但在神泉要找宣紙,在陳老板卻似乎費了大力。

字是寫了,寫的是些什麽,現在已經不記憶了。隻是記得當我寫字時,陳老板在一旁殷勤稱讚,要我寫了又寫,寫了好幾張,送給他的親戚朋友。農會老人的慈和的兩眼,也在一旁浮著安慰的微笑,好像在說:他的推薦,是貨真價實的一樣。其實我的一點毫無功力的字,是值不得那件寶貴的洋緞短夾衫,更值不得他們那樣誠實的讚賞的。

字是寫了,但沒有圖章可蓋。我的大小圖章都完全丟掉了。我更明確記得,我說過這樣的話:“將來有機會,我希望重到神泉,到那時再來蓋章吧。”——看情形,神泉不久是可以重到了。我如重到神泉,一定要先去訪問陳老板,字紙如還在,一定要蓋上圖章,如是毀了,那我一定要再寫。

等風足足等了十天,因為不敢進市上去,神泉的市麵究竟是怎樣,一直不知道。

就在那第十天的晚上,農會主席麵有喜色了。他告訴我們:“風向已經轉了,東南風。我們明天便上船動身了。”

原來海上的風向一轉,同樣的風是要連續著刮好幾天的,船家趁著這樣的機會開船,便可以達到希望的地點。

這晚,陳老板還燒了一大盤紅立魚,添了一壺燒酒,替我們餞行,他預先道了歉,說他明天清早不能送上船,怕被人注意到,回頭出岔子。我們都由衷地向他道了謝。十天的掩護是夠他提心吊膽的,然而他從不曾吐過一句怨言,露過一絲慍色。誰能說市井裏麵沒有聖賢呢?

第二天一早,我們被引到海邊,登上了一隻靠在岸邊上的船。船並不大,隻有兩道帆檣。船上的載子是洋桃和蘿卜幹,大約神泉就是這些貨物的產地吧?

我們被安置在船頭的尖艙裏。另外還有一批逃難的人,其中有幾位是從南昌同路來的,有幾位是地方幹部,他們先上了船,被安頓在腰艙裏。在那些艙裏是不見天日的,但空氣卻不嫌不夠。

“乘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去滄海”,古人所渴想的詩境是具現在眼前來了。是豪情逸致嗎?不,一點也不!我自己是連坐輪船都要暈的人,不敢睜著眼睛做夢。

船要開了,但我到這時才知道,農會主席是不和我們同走的。經過了翻譯,受到了他的臨別贈言:

“大家努力吧,後會有期。我自己是不能離開土地的。我回去料理一下,便要到海陸豐去。”

1948午8月9日寫於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