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守操行不露鋒
楊朱講學，從魯國南行，到楚國沛地，正巧老聃(即老子)到西邊的秦地閑遊。他早就想拜訪老子，好當麵請教，心想這次機會難得，不能錯過。楊朱估計能在沛地的郊野遇上老聃，可是直至到了梁城方才見上麵。老子一見楊朱，沒等楊朱致候，就仰天長歎，說：“從前覺得你不錯，聽得進我的話。現在呢，唉，一副不堪教育的樣子喲!”
楊朱沒想到一見麵老子就說他，一時摸不著頭腦，室外不便長談，便請老聃到驛館再說。老聃跟著來到驛館，住進房間。楊朱托盤端來臉盆、漱杯、麵巾、發梳，到門口先脫鞋，雙膝跪行進去，放下盥洗用具，讓老子洗漱完畢，才恭恭敬敬地說道：“剛才學生本想請老師批評得具體些，又見老師忙著趕路，所以不敢開口。現在見老師呼吸已勻調了，敢請談談學生錯在哪裏?”
老聃也不掩飾，開口便說：“翻白眼望青天，你目中無人啊。跟你相處誰能自在!真正修養高尚、行為清白的人，總覺得自己不幹淨，真正品德優良的人總覺得自己不像樣，自己有許多不足，始終保持本來麵目，從不會自我感覺良好。”
聽了老子的話語，楊朱頓覺臉紅，連連對老子說：“牢記在心了，牢記在心了。”
楊朱從老子房間出來，便痛責自己，不但痛責，而且立即改掉傲氣，見人主動打招呼，還主動幫助店老板幹些雜務。此時的楊朱，想起前幾天自己每次都是大模大樣跨入驛館客廳，旅客們見了紛紛起立恭迎，館主親手鋪設坐席，主婦親手捧上盥洗用具，旅客不敢與他同席而坐，連烤火時都不敢陪他烤，讓他一個人烤霸王火，眾人靠邊坐。那時楊來還美滋滋地，以為眾人尊敬學者就應該如此，竟沒想到這正是傲氣在作怪啊!他聽了老子的批評、革心洗麵謙遜待人，再到客廳轉轉、看看，果然那些旅客不再把他當作大學者了，不但敢和他平起平坐，甚至還敢同他爭貴賓席了。
為人處世能否嚴守操行，不露鋒芒，即做到智勇權財不足自恃、不足自耀也不足自誇。人與人之間的一般言行答對，看似區區小事，但能否有一種高深的修養，能否處理得穩妥、圓熟和周到些，往往就決定著事的成敗、人的生死，也就是“善用者生機，不善用者殺機”，從效果上使各人為人處世的高下水準立見。所以注重精神修養的人，在這一方麵不得不引起足夠重視，不得不加大力度。
明末文人洪應明在他的《菜根譚》中寫道：
爽口之味，皆爛腸腐骨之藥，五分便無殃；快心之事，多損身敗德之媒，五分便無悔。
幟隻揚五分，船便安；水隻注五分，器便穩。如韓信以勇略震主被擒，陸機以才名冠世被殺，霍光敗於權勢逼群，石崇死於財富敵國，皆以十分取敗者也。康節雲：飲酒莫教成酪酊，看花慎勿至離披。皆哉言乎!
洪應明上麵兩則語句，其意思與莊子“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是一致的。在上二則語句中，洪應明還以曆史上幾位有代表性的人物的具體史實論及相應的結論，我們也就略加介紹相應的人物事例來闡述“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的道理吧。
韓信作為劉邦麾下的頭號戰將，勇冠三軍，不論是帶兵方法或是軍事謀略，都有遠非劉邦所可企及之處，對此，劉邦與韓信都是心知肚明的。問題出自作為部下的韓信，對此毫不謙遜，有一次，劉邦問韓信：“在你看來，我能帶多少兵?”韓信答：“不超過十萬。”劉邦又問：“那麽你呢?”韓信直腸直肚就答：“我是越多越好。”雖說這留下了“韓信將兵，多多益善”的千古美談，但類似的言論及一些名位的要求，卻使韓信成為了劉邦的心腹之患，並因此而被擒遭殺。
陸機是西晉的文學家，出身於吳國的高級大族家庭，吳國被西晉剿滅之後，他與其弟陸雲遠居舊裏，閉門勤讀近十年之後，兄弟二人來到晉都洛陽，以他們的文才為當時的權貴所推崇，以至有“伐吳之役，利獲二俊”之說，陸機趁此而熱衷仕途，依附權貴，後卷入著名的“八王之亂”，為成都王率兵攻代長沙王，戰敗而歸，被宿怨者進讒言，誣告他久懷不軌之誌，終被成都王殺死，並夷滅三族。
霍光是西漢的重臣，受漢武帝遺詔，輔佐年幼的漢昭帝，昭帝死後，他迎立昌邑王劉賀為國君，因劉賀荒**無度，即位二十七天後即遭廢。霍光再迎立劉詢為漢宣帝。史載漢宣帝即位時，在去拜祭祖廟的路上，霍光同車陪乘。漢宣帝十分畏懼，好似芒刺在背，渾身不自在，後因霍光有事離去，由另一位將軍代替霍光陪乘，漢宣帝才敢活動四肢，才有了少少的一種安全感。霍光死後，他的妻兒子女全遭誅殺。《漢書》記載當時流行著這樣的一種說法：“聲威權威能鎮住皇帝者，當然不可容留，霍氏家族的滅門之禍，正是始於霍光陪同宣帝乘車一事啊。”
石崇是西晉人，他任荊州刺史時，曾縱容部下攔路搶劫客商，劫得了很多財物，成為巨富，生活奢侈，連晉武帝的舅舅王愷也望塵莫及。石崇與王愷曾多次想著法兒比富：王愷命家人用米酒洗鍋頭；石崇就命家人用白蠟來當柴燒。王愷為帶妻妾出外遊玩，所經之路，就命人用紫色的絲布來圍成一條有四十裏長的臨時“胡同”，讓老百姓能聞其聲而不見其人；石崇聽說後，則命仆人用五彩錦緞圍成了另一條足有五十裏長的“胡同”。王愷在比富的路上老是輸給石崇後，惟有向晉武帝求援，晉武帝就將國庫中收藏的唯一一件外國進貢來的二尺多高的珊瑚樹賜給了王愷，想為自己的舅舅爭回一次光，殊不知石崇見後，故意將這珊瑚樹打爛，並讓仆人抬出了六七株高三至四尺、更為富麗的珊瑚樹來賠給王愷，令其目瞪口呆。由此可見，石崇的財富有著國庫的財富也無可比擬之處，最終，又正是財富美色使石崇及其全家老小盡遭滅門之災。史載石崇在刑場上歎道：“這回那些下賤者可以沾得我家的財富利益了。”他至死不忘的依然是財富，旁邊有人回敬他說：“你知道過多的財富可招禍患，為何不將這些財富早些分給百姓呢?”石崇才啞然無對。
以上的悲劇，是由封建社會的臣子與君王的人身依附關係所決定的。平心而論，韓信可稱為西漢的開國元勳；霍光則是一個有作為的政治家。他輔政時所采取的一係列政策，在客觀上有助於西漢社會政治上的穩定和生產力的發展；陸機和石崇都是在自己的時代裏久負盛名的文學家；他們或他們的家人罪不當死，但曆史事實卻與此相反。這樣看來，在當時的社會狀況下，他們鋒芒畢露、爭強好勝、不居人後、缺乏謙遜和不會秘己之美的種種處事方式及表現，成了導致他們悲劇的直接誘因，他們才華蓋世，權勢在握，卻在為人處世方麵缺了一條心弦。洪應明認為，隻張“五分”(二分之一)帆卻平安地駛行著的船，隻注“五分”水卻穩妥地保持著平衡的容器，對於個人如何更好地處世，如何保持包括上下在內的各種人際關係的平衡，是一項很好的啟示。具體到個人如何對待爽口之味和快心之事，同樣是應該不失分寸而又力求穩妥的，這也就是為人處世時，能繞避禍患的“五分法”。人要把握自己，之所以要“飲酒莫教成酩酊”，是為了防止酒醉之後的失態，防止在某些不相應的場合講出不應講的話來；之所以要“看花慎勿至離枝”，是為了防止在身處燈紅酒綠、花繞錦簇的繁華世界時，出現心醉神迷、喪失了把持自我的意誌。細細想來，這都可謂是經驗之談。否則，難免聰明反被聰明誤，難免不出現《紅樓夢》描寫王熙鳳的那種結局：“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
在現實生活中，不僅是為了官場避禍才需要嚴守操行、忍智藏鋒，即使有智勇、有才華也不可自恃、自耀、自誇，在生活的很多方麵也都需要做到這一點。曾經有一個在美國畢業的計算機博士生，到處找職業，可是在幾家公司裏，隻要他把博士證書一拿出人家就不敢聘用他了，於是他把證書收藏起來，決心以“最低的身分”去謀求職業。果然，他被錄用了。後來，老板發現他能指出程序中的錯誤，不同於一般的程序人員，這時他把學士證亮了出來，於是老板給他安排了一個與大學畢業生相適應的工作；過了一陣，老板發現他能提出一些獨到的見解，這遠非一般大學生所能。這時他又把碩士證亮了出來，老板又重新安排了他的工作；又過了一段時間，老板覺得他和別的碩士生還不同，再次詢問時，他終於亮了博士證，老板毫不猶豫地重用了他。
博士成功的秘訣是：“忍智藏鋒，以退為進”。公司是私人的，老板不會懼其“震主”，但底下的人未必和老板同一心情，所以當他過早地亮出博士證時，連工作都找不到。那麽，找到工作後又為何不馬上亮出來呢?因為這時他已經學乖了，一是難保同事對他不會嫉妒，二是老板沒有發現他的才幹，如何用他仍在兩說。直到老板對他完全信任，他才亮出證來，這時無論別人對他怎樣都已不能動搖老板對他的信任了。
越是聰明人越能很得體地藏智忍慧。一位“聰明的爸爸”洋洋得意地訓斥孩子：“真笨!這樣的題都不會做；你的老師也笨，連這樣的題也沒教會。來，看爸爸的。”
而另一位植物學家卻自稱“笨爸爸”。有一天念小學的兒子持一株小草去問老師，老師也不認識這種草，但老師很誠實，很謙虛，親切地告訴小學生：“你爸爸是個很有學問的植物學家，你去問他，我也很想知道這株小草的秘密呢!”第二天，小學生找到老師，說：“爸爸說他也不知道小草的名字。他說老師一定知道，可能是一時忘記了。讓我再問問你。”並送上一封他爸爸寫給老師的信，裏麵對小草做了詳細的介紹。最後還附一句：“這個問題由老師來直接回答，想必更為恰當。”
這位植物學家在兒子麵前裝傻，要當一個“笨爸爸”，比起那位“聰明爸爸”要高明的多了。現在有些人在社會上總要表現出比別人強，在單位也要表現出比別人強，在家裏也是如此，豈不知貶低了老師，也就是降低了老師在孩子心目中的威信，使孩子失去了對老師的信任，這樣他還能跟著老師認真學習嗎?能不影響他的成績嗎?
從上麵提到的曆史人物，以及現代的博士、植物學家的做法中，我們似乎可以悟出這樣一些道理：人雖有才，卻不可以自耀，不足以自誇。就如同人有一大筆財富一樣，需要時把它取出，可以解危、解難，辦成大事；不需要時取出炫耀，隻會招災惹禍。對自己的聰明才智應該知道在何處表現，而不是處處都要表現；應該懂得在何時表現，而不是時時都去表現；應該明白在何人麵前表現，而不是在人人麵前都要表現。
不自耀並不是有才華而不用，而是要像博士那樣腳踏實地地使用，讓人承認你的真才實學；像植物學家那樣巧妙地使用，使你的知識真正受益於人；而不是像楊修那樣不知死活地表露；也不是像那位“聰明爸爸”那樣如此“聰明”地濫用。洪應明在《菜根譚》中說：“文章做到好處，無有他奇，隻是恰好。”才智的使用也是如此，用到好處，應是適當。當智則智，當愚則愚；愚也是一種智。必要時，甚至像博士那樣裝一裝“低能兒”，像植物學家那樣做一做“糊塗人”都是可以的。“難得糊塗”這句話並非一般人能說出，這是聰明人說出的一句聰明話，隻是過分聰明的人理解不了，糊塗人也不懂。明朝劉基雲：“智而能愚，則天下之智莫加焉”(智者能帶幾分愚，就是天下的大智慧了)，和這句話的意思是一樣的。所以說，大智若愚總是智，貴在“大智”，妙在“若愚”。
抱虛守靜
“清閑無事，坐臥隨心，雖粗衣淡飯，但覺一塵不淡；憂患纏身，繁擾奔忙，雖錦衣厚味，亦覺萬狀苦愁。”這是明代儒哲陳繼儒在《小窗幽記》中的一段議論。的確，抱虛守靜，雖不擁有一切，但可坐臥隨心。而一旦有太多的事物纏身，就會失去自己。保持內心純靜，超凡脫俗，才是高超的生活技巧。
東漢人梁竦，從小聰明過人，曾經跟從孟喜學習《周易》，深得老師的真傳，未到成年，就開始收學生講授《易經》。梁竦的哥哥梁鬆，對儒學十分精通，被漢光武帝劉秀看中，招為駙馬，與舞陽長公主結為夫妻。後來，梁鬆犯罪被處死，梁竦無故遭牽連，流放他鄉。
梁竦十分注重修養內心，以抱虛守靜的態度對待人生。大赦返回原籍後，他閉門讀書，以此為樂，寫了《七序》一書。東漢著名學者班固讀了《七序》後，大為欣賞，並稱讚說：“孔子著《春秋》令亂臣賊子感到懼怕，梁竦作《七序》令屍位素餐者感到羞愧。”
梁竦天性樂善好施，不喜歡蓄積財物、廣置產業。嫂子舞陽長公主對他的為人和才華都十分敬佩，經常賞賜他許多財物。梁竦每次都將所賜財物分給本族眾人享用，從不個人獨取。他從小生長在京城，對偏遠故鄉的生活不太適應，然而，他卻常對人說：“閑居可以養誌，詩書足以自娛性情。一味沉迷於仕途，供人差遣役使，隻能是自尋煩惱。”所以，在他閑居讀書期間，雖然朝廷數次征召他為官，他都一概回絕，從未應征赴任。
中國古代許多文人、墨客都信奉抱虛守靜的人生智謀。相傳，唐朝著名詩人王維在一次出遊的途中，信步走出，來到一條大江邊。此時，雖然大江阻攔了他的去路，但他既沒有急忙去尋覓渡江的碼頭，也沒有匆匆往回折返，而是悠閑從容地坐在江邊的草地上，心情平靜地欣賞著天上的雲起雲落、雲聚雲散，品味著這些雲彩在時快時慢中變幻不定的圖案。就在這種極其寧靜致遠的心境中，王維吟出了富含禪意的千古名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抱虛守靜也被一些外國人奉為人生的一種謀略。意大利著名的音樂指揮家、世界傑出的音樂大師阿圖羅·托斯卡尼尼就是這樣。
托斯卡尼尼出生在意大利北部一個貧苦裁縫家庭。9歲那年，他考入了帕瑪音樂學院，很快就被同學們譽為“天才”。他帶頭在學校組織了一個課外樂隊，還先後在幾家歌劇院的樂團裏當大提琴手。
1886年6月的一個夜晚，19歲的托斯卡尼尼在巴西的裏約熱內盧突然一鳴驚人。那天夜裏，一個意大利歌劇團正在巴西訪問，準備上演《阿依達》。可是，演出開始前幾小時，歌劇團內部鬧起了糾紛，指揮被辭退。這時，不知是誰想到了阿圖羅·托斯卡尼尼。當這位乳臭未幹的年輕人出現在指揮台上時，音樂廳頓時鴉雀無聲。托斯卡尼尼在向樂隊給出第一個暗示動作的同時，下意識地合上了樂譜。當第一場演出結束時，他的才華便征服了所有觀眾。那年夏天，他在裏約熱內盧共指揮過18個歌劇，都是不看樂譜，全憑記憶指揮的。
托斯卡尼尼成名以後，始終抱著寧靜致遠的生活態度，用他的兒子華爾特·托斯卡尼尼的話說：“對他來說，不存在什麽‘最大’成就，他當時所作的每一件事，都是他一生中的大事，無論是在指揮一曲交響樂，還是在剝橘子．”他曾一度是音樂表演史上賺錢最多的人之一。1946年，第二屆拉斯卡拉音樂會的票價每張竟高達1．5萬裏拉，相當於當時意大利一個中等家庭的月收入。但不僅劇院內的聽眾達到飽和程度，而且劇院外的廣場上還有上萬的人在擴音器下傾聽音樂會的節目。據說，從1937年開始，美國國家廣播公司每播出他一個半小時的節目，就要付給他一筆可觀的報酬。好萊塢的影片製造商們願出高於25萬美元的高價邀請他為影片錄音，他都謝絕了。他從不在乎經濟收入，假如他不願合作的事情，出多少錢他也是不幹的。
托斯卡尼尼最討厭宣傳個人。他認為，與他指揮的曲子相比，他自己並沒有什麽了不起。每次演出，要求謝幕的掌聲常常使他感到不安。往往在第三次謝幕之後，他就走到後台對主持人打招呼：“算了!”然後，整個樂團立即起立，迅速下台，托斯卡尼尼也就可以就此脫身。
托斯卡尼尼不願意拋頭露麵，在這方麵幾乎到了羞怯的程度。他常說，隻要是到了觀眾看不見的樂池裏，便會感到無限的欣慰和愉快。他一生中沒有作過一次公開講演，並且對新聞記者和攝影師尤其厭惡。他常常這樣說：“我不過是一個普通公民而已，至於我長得如何，住在什麽地方，係什麽樣的領帶，這又能說明什麽呢?”他對自己低下的出身從不隱瞞，不正一次地稱自己是一個“農民”。
越是如此，人們越是對他倍加崇敬。1947年，當他80歲時，仍然被人們稱譽為“世界音樂家之魁”。他的名聲傳遍世界各地，甚至是地球上最邊遠的角落。一位巴塔戈尼亞婦女曾經飛行2千英裏來到布宜諾斯艾裏斯，站著聆聽了托斯卡尼尼的音樂會。
真誠是做人根本
一個人在處世時，能誠實待人，他就是十分聰明者。
人與人之間，有著多種多樣的關係，有父母子女的血緣關係，也有上級與下級的隸屬關係，上下級之間同樣需要真誠相待，據此才能保證上情下達，下情上識。西周時期，周公代替年幼的周成王執政，集天下軍政財權於一身，就算如此，他還是一如既往地禮賢下士、真誠地對待部屬，他曾就此告誡自己的兒子伯禽道：“我作為文王的兒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地位已經是很高的了。但我有時洗一次頭，還要三度停下來握住散亂而又濕漉漉的頭發，吃一口飯，還要三次停下來，吐出口中所含的食物，馬上動身去接待來訪的天下仁人賢士，即使這樣做了，我還擔心失去了天下有才能的人呢。”憑著這種赤誠的態度同客氣的言行，周公以天下為己任，虛懷若穀，竭誠攬能招賢，鞏固了周朝的江山，極大地推動了當時社會的發展，曹操特別讚譽它：“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短歌行》)也正是那些專搞陰謀詭計、自高自大的政客所永遠不可企及之處。
真誠待人，應切記!
在生意場上，古人也注重信譽，講求商品的質量，否則到頭來自己會吃虧的。
信譽是經商之本，從某種程度上講，信譽本身就是無形的資產。從古至今凡是真正會經商致富的人，都將信譽放在首位，重信譽、誠實無欺一直被視為商業道德的重要內容和標誌。而有些人則不然。春秋時期越國的漆商虞孚，與計然和範蠡同時代，他不甘心過貧苦的生活，看到朋友們經商致富，他於是躍躍欲試。他首先找到計然，向他請教致富的方法，計然對虞孚說：“如今漆的銷路很好，你為什麽不種些漆樹，采漆賣漆呢。”虞孚聽了很高興，就向計然請教種漆樹的技術，計然則有問必答，耐心指教。虞孚回去之後，起早貪黑辛勤勞作，經過一段時間的艱苦工作，終於開墾出了一個規模十分可觀的漆樹園。三年之後，漆樹長成，可以割樹得漆了，虞孚高興得不得了，因為假如能割數百斛的漆，就可以賺很多的錢，他便將所割得的漆打算運到吳國去賣。正在這時，他的妻兄來看他，一看有這麽多漆就對虞孚說：“我常到吳國去經商，知道在吳國怎樣銷售漆，搞好了，可以得到數倍的利錢呐!”虞孚急於發財，便一再詢問怎麽辦才能取得更多的利，他的妻兄說：“漆在吳國是暢銷貨，我看到不少賣漆的人都煮漆樹葉，用煮出來的漆葉膏和漆混在一起賣，這樣能獲得加倍的利潤，而吳國的人也發現不了。”虞孚聽了，來了勁頭，連夜取漆葉煮成漆葉膏裝成幾百甕和漆一起運往吳國。當時因為吳越兩國關係十分緊張，互不通商，漆在吳國確實是十分地緊俏。吳國的漆販子們聽說虞孚來賣漆，都興奮不已，跑到郊外迎接他，同時還為他安排好了食宿。在住地吳國的漆販子一看他的漆，果然是上品好漆，便講好價錢，貼好封條，說好次日交錢取貨。
等到漆販子們一離開，虞孚便開啟封條，連夜把漆煮的膏子和入上好的漆中，想以此來謀取高額利潤。不想由於手忙腳亂之中，留下一些痕跡。次日漆販子如約而來，看到漆甕上的封條有啟動過的痕跡，於是產生了懷疑，找了個借口，當時並沒有成交，說是過幾天再來。可虞孚在旅館裏一連等了好幾天，也不見吳國的漆販子再露麵。時間一長，摻了漆葉膏子的漆全都變了質。結果一兩漆都沒有賣成，連上好的漆也賠了進去。吳國的漆販們得知以後，都批評他說：“商人做買賣要誠實，商品質量是不能騙人的，今天你落到這個田地，誰又會可憐你呢?”虞孚無錢回越國去，隻好在吳國乞討為生，還經常受到大家的譏笑，最後窮困潦倒而死亡。
中國古代尤其講究人與人之間要重承諾、守信用。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
常人守信不欺、忠於他人、忠於朋友，雖然死也無憾。《左傳》上麵記載了這樣的事：尾生和一個女子相約在橋下見麵，那個女子一直沒來。大水來了，尾生也不離開，最終抱著橋柱死去了。
據《魯論》上麵記載，子貢曾經詢問怎樣治理國家，孔子說：“糧食充足，軍隊強盛，人民相信你，就可以了。”又問實在不得已要舍棄其一，這三者哪個可以去掉。於是孔子回答他，先說舍棄軍隊，再說舍棄糧食，又道：“自古雖人人都要死，但假如沒有人民的信賴，就不能立國。”就是說，百姓依靠糧食生存為根本，沒有糧食就會死。但自古以來誰又能免於死，而且人是萬物的靈魂，如果沒有信用來守護自己，就算活著又怎麽立身呢?
解楊，晉國的大夫。《左傳》宣公十五年，楚國攻打宋國，宋國一直無法解除包圍，於是就向晉國求救。晉國派解楊到宋國去，告訴他們晉國會起用全部軍隊來援救他們。解楊在去宋國路上，被鄭國人抓住獻給了楚國。楚王以厚金賄賂他，讓他說反話：“晉國不會救宋國。”解楊不答應，強迫了好幾次他才答應。解楊登上樓的東麵，向宋國呼喊，告訴他們晉國會救他們，完成了要宋人知曉晉軍起兵救宋的命令，沒有服從楚王賄賂他要他說的話。楚王要將他殺了，解楊對他說：“君主能夠下達命令，這是義；臣子能夠接受命令，這是信；信能夠載著義行動，這是利。行義就不能有兩種信用，講信用就不能聽從兩種命令。你賄賂我是不知曉命。我答應了你，是為了完成晉君給我的命令，就算死了我已經完成任務，是我盡了責任。我的君主有講信用的大臣，我能夠死得其所，又有什麽要求呢?”楚國人從而放他回到了晉國。重誠信曆來受人的稱讚，也是人立於世間的資本。但這世界上行騙之人、行騙之事還是經常發生。一是這些人口是心非，利用他人對自己的信任，二是許多人貪圖眼前利益、背信棄義。這樣的結果導致了國家之間、個人之間的矛盾鬥爭。
真正有修養的人是反對任何欺騙行為的。他們認為這是恥辱，不行虛假。《魯論》記載孔子的話：“我欺騙誰呢?欺騙上天嗎?”這是說孔子有病，子路讓門人作為孔子家人辦事。孔子病好後責怪子路說：“我本來不應有家臣，你卻讓我有家臣。這是以行騙來欺騙上天。沒有比這更大的罪過了。”故而在《詩·大雅·抑之篇》中有：“就算在你自己的家裏，也不能做虧心事。”所以《尚書·周官》也講：“作有德之事，心情飄逸，日日無勞煩；作虛偽之事，心情勞累，每日都苦悶。”
唐朝人裴延齡，唐德宗時為度支判官。他曾經上書皇帝，說自己檢查左藏庫，在糞土中發現13萬兩銀與其他許多值100多萬兩的東西，請示將這些東西歸入雜庫，以供別處開銷。唐代陸宣公《論裴延齡奸蠢書》曾說：“裴延齡公然欺騙皇上說：在馬糞裏得銀13萬兩、布匹雜物價值百萬，這些全都是沒記賬目上，已經丟棄了的東西。如今找回來，便成了盈餘的財物。”又說：“趙高指鹿為馬，欺騙皇上的事曆代流傳，大家都恨他。鹿和馬，畢竟還是同一類的東西。哪像裴延齡竟把有說成無，把無說成有，怎能不叫後人憎恨譏諷他而過於趙高呢!”裴延齡死後，舉國上下同賀。
趙宋人胡宿說：“我終生以我的忠誠為君王做事，到如今已經老了。我從不願欺騙君王，哪怕在極小的事上，因為這樣會有負平生的氣節。”
魯宗道，字貫夫，真宗時做太子的教師。真宗有一次派宮中的宦官召宗道，宗道同客正在酒店喝酒，過了不久，宦官要先進宮，他對魯宗道說：“皇上怪你來晚了，你尋找什麽借口呢?希望先約好，以免我們說的不同。”魯宗道說：“飲酒是人之常情。欺君，是臣子的大罪。”中使進去，皇上真的問為何來晚，中使照魯宗道的話回皇上。皇上又問：“你為什麽私自去酒店喝酒?”魯宗道說：“我家裏窮，沒有酒具。酒店裏什麽都有，逢有親戚從遠處來，所以一同去喝酒而已。”皇上笑了，十分欣賞魯公的忠實，認為能重用，就親筆在牆上寫到：“魯公的職位可以到參政。”
孟子指出：“偏激的言辭，我知道它的片麵性；胡言亂語，我知道它的所指；奸邪的話我明白它的惡意所在；吞吞吐吐之言，我知道它所回避的是什麽。”這是當公孫醜問什麽叫知言時，孟子的回答。就是說，人有偏激、****、奸邪、躲躲閃閃四種本性，因此說話有片麵、失誤、歪邪、理屈四種相關的過失。因為人的言語，是出自於人的思想，從他言語的錯誤，可知道他思想的錯誤。且心地真誠與虛偽，尚不能蒙蔽於人，更何況昧著無理欺騙上天呢?
人在世間，誠信很重要。欺詐之徒，時問久了，人們認清了他的本來麵目，就會鄙視他、蔑視他、遠離他。一個人要講信用，國家的統治者要對人民講信用，沒有信用就辦不成事。古來成大事者，大多是講誠信，有法度的大智大仁者。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宋代的歐陽修，曾作《五代史伶官傳序》，總結後唐莊宗李存勖興亡的曆史教訓。李存勖繼承其父李克用為晉王後，廉慎恭謹，執行其父遺命，縱橫疆場，誅燕滅梁，終於建立了後唐王朝。但在“仇敵已滅，天下已定”，李存勖做了天子後，“常與俳優雜戲於庭，伶人由此用事。”結果不過三年，他就死於自己寵幸的伶官之手，後唐成了短命王朝。歐陽修總結這段曆史教訓，提出“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的深刻教訓，這和孟子說的“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完全一致。
無獨有偶，幾百年後，李自成率領的轟轟烈烈明末農民起義軍，重蹈“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覆轍，也留下了令人扼腕痛心的曆史遺憾。其經驗與教訓，實在是應該常講常新，以警今人的！
1606年5月，李白成出生在陝西省米脂縣李繼遷寨一個農民的家庭裏，從小就給地主當放牛娃，在窮困屈辱的生活中度過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時代。尚未成人，父親去世，李自成到銀川驛站裏去當了馬夫。他酷愛騎馬射箭，練得一身好武藝，待人熱情，很有禮貌，人緣十分好。
崇禎皇帝即位的第二年，陝西鬧了一場大饑荒。老百姓沒糧吃，連草根樹皮也吃光了，隻好吃山上的泥土。但一些地方官吏，照樣催租逼債，百姓無法活下去，陝西各地便爆發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1629年冬，李白成參加了以王左桂為首的農民起義軍，後王叛變投降了明朝，李自成便毅然率領一部分起義弟兄突出重圍，輾轉投奔到他舅父高迎祥的起義軍中，決心與明王朝戰鬥到底。
1936年，高迎祥在陝西被明軍俘獲殺害，李白成遂成為闖王。他接過繡著“闖”字的戰旗，帶領部下七萬名戰士，開始了新的戰鬥曆程。1637年，明兵部尚書楊嗣昌製定了四正(陝西、河南、湖北、江北)、六隅(延慶、山西、山東、江南、江西、四川)、十麵網的策略，從四麵八方向農民軍圍剿。農民起義軍既無根據地，又無明確的綱領口號，隻是流動作戰，結果在敵人強大的軍事壓力下遭到挫折。一些混入起義軍內部的不堅定分子乘機叛亂投敵；農民軍主力之一的張獻忠部在湖北穀城“受撫”偽降，與明軍休戰，羅汝才等所率的九營農民武裝也在湖北的武當山區降明；其他各支農民軍，有的受撫，有的退入山區，起義形勢轉入低潮。1638年10月，李白成的農民大軍在潼關南原，陷入敵軍重重包圍。經過數晝夜反複衝殺，數萬起義軍戰士壯烈犧牲。李自成的妻子、女兒也在戰鬥中失散，他僅帶劉宗敏、田見秀、李過等十八騎突出重圍，轉入商洛山中隱蔽起來。
麵對自起義十年來遭受到的最嚴重挫折，李自成及其部下沒有氣餒，他們對革命的前途仍然充滿了信心。李自成抓緊這一段時間，在商洛山中不斷招集流散舊部，積蓄力量。白天帶領大家練武，晚上讀書，總結十年來起義鬥爭的經驗，研究曆次戰鬥成敗的教訓。
李自成除了在商洛山中招兵買馬、整軍備戰外，還四處派人出山打探明軍消息，聯絡舊部集結，同時還不顧個人安危，親自到張獻忠部策動他們再舉義旗。1639年5月，利用明軍集中兵力抵抗滿洲侵犯之機和中原數省遭旱災蝗災之機，張獻忠在穀城舉兵反明，羅汝才等九營也於房縣響應，農民起義又風起雲湧，使明政府的四正、六隅、十麵網圍殲農民軍的計劃破產。李白成在這種有利形勢下，於1640年同戰友們一起，毅然重新舉起闖王大旗，號召群眾，出商洛山，進入河南。這時河南大旱，斛穀萬錢，饑民爭相參加起義軍，一時競達數萬人，一個更大的革命**出現了。這時一批知識分子參加了起義軍，著名者有李岩、牛金星和宋獻策等。起義軍針對明末土地高度集中的情況，提出了“貴賤均田”的口號，並以所得官府和地主財物賑濟饑民。當時，到處流傳著“迎闖王，不納糧”的歌謠，起義軍深得民心。農民軍還製定了“平買平賣”、“公平交易”的城市政策，受到廣大市民的歡迎；還製定了極嚴明的紀律，禁止燒殺**，深得廣大人民的擁護。這些口號和政策是李自成總結了長期革命鬥爭經驗教訓而製定出來的。由於認真總結了失敗的教訓，“憂患”意識增強，全軍上下團結一致，又有了明確的綱領和正確的政策，起義軍獲得了更加迅速的發展，人數達五十萬以上，而且擁有大量的馬隊和大炮。1641年，李白成一舉攻下洛陽，殺死福王，很快占領了河南全境。接著，李自成又於1643年在襄陽建立政權，稱新順王。這年底奪取了西安，進入了秦隴全境和山西西南部廣大地區。
1644年初，李自成在西安建國號大順，改元永昌，以西安為西京，置六尚書，以牛金星為丞相。同時，撫流亡，通商賈，募民墾田，準備對明政權最後一擊。這時起義軍有百萬之眾，步兵四十萬，騎兵六十萬，聲勢十分浩大。這年二月，李自成率眾經河南、山西向北京進軍，一路上勢如破竹。3月19日，崇禎帝見大勢已去，登煤山自縊而死。李自成氈笠縹衣，乘烏駁馬，人承天門(天安門)，起義軍占領皇城，明朝滅亡。
在勝利麵前，李自成等思想上逐漸滋長了驕傲情緒，放鬆了必要的戒備。在大順軍人京後，明朝政府在長江以南還殘存五十萬軍隊；尤其在離北京不遠的軍事重鎮山海關，還在反動將領吳三桂手中；關外的滿族貴族正率清軍日夜兼程向關內進發。然而，農民軍領導集團中一部分將領和官員，出現了“紛紛然，昏昏然”的局麵：宰相牛金星正忙著“往來拜客，遍請同鄉”，招降納賄，結黨營私；大將劉宗敏將吳三桂愛妾陳圓圓占為己有，成天花天酒地，享樂腐化起來；幾十萬大軍駐在城內，不少人開始敗壞軍紀，有的打算離伍還鄉了。而李白成本人雖然生活還是十分樸素，但此時也不太愛聽部下合理建議了，如李岩提出追贓應區別清官與貪官，軍隊要進行操練，對吳三桂進行招撫等建議，李自成均置諸腦後，並聽信讒言殺害了忠臣李岩，使部隊發生分裂。當吳三桂“衝冠一怒為紅顏”，終於率清兵人關時，李自成輕率出戰，大敗而歸。1644年4月30日，農民軍在吳三桂和清軍聯合進攻下撤出了北京，經西安再人襄陽、赴武昌，最後退至湖北通山縣九宮山。1645年，李自成在九宮山遇難，時年39歲。
李自成進出北京，前後僅42天，原因固然很多，但起義軍內部領導人在勝利麵前忘乎所以，驕傲自滿，導致政治上、軍事上犯下了一係列的嚴重錯誤，是其失敗的根本原因。
下功夫誠心守仁
《晏子春秋·內篇諫上》記述著晏子一日三責齊景公的故事，使可看做儒學所推崇的誠心守仁，敢冒生死危險而忠君之事的典範。
一日，齊景公率眾遊覽於公阜之地，眺望著北麵的齊國都城，感歎道：“唉，要是自古以來，人不老死，會怎麽樣呢?”
晏子聽了齊景公的感歎後，說道：“從前上天認為人的死亡是件好事，有仁德的人死了，沒有仁德的人也死了。假如自古以來人就不死，那麽，丁公、太公還在做齊國的國君，桓公、襄公、文公、武公，都隻能當個宰相。您將頭戴鬥笠，身穿粗布短衣，手握鋤頭蹲在田裏勞動，哪裏還有閑情去考慮死不死呢?”
應該說晏子的本意是想叫齊景公多憂慮一些眼前之事，而不必去感歎人生短促，以引起不必要的憂傷。但是，齊景公聽了晏子的話，不僅不感激，相反臉上露出很不高興的樣子。
過了一會兒，齊景公的近臣梁丘據駕著六匹馬拉的車子，從遠處飛奔而來。齊景公問道：“那是誰呀?”晏子回答說：“梁丘據。”景公感到奇怪，問：“你怎麽知道是梁丘據?”
晏子說：“大熱天讓馬跑得那麽快，重則把馬累死，輕則也會使馬受傷。除了梁丘據誰還敢於這種事呢?”
齊景公說：“梁丘據與我還是挺和諧的!”
晏子說：“您與梁丘據的這種關係，隻能叫相同。所謂和諧，是指國君愛吃甜的，臣子便愛吃酸的；國君愛吃淡一點的，臣子便愛吃鹹一點的。現在梁丘據這個人，您愛吃甜的，他也跟著愛吃甜的，這叫做相同，怎能說是和諧呢!”晏子想用此話告勸齊景公注意身邊的那些善於阿諛奉承的人，以防止小人弄權。齊景公怎麽聽也覺不順耳，便板起臉孔，很不高興。
又過一會兒，天黑了。齊景公看見西方出現彗星，立即叫召管天象的官員伯常騫，要伯常騫祭祀上天，消除災禍。晏子見狀力勸齊景公說：“不行，這是上天的教誨。天氣或陰或陽，時而刮風，時而下雨，彗星的出現，表現人間將有亂子出現，才使這種不祥物顯示於人問，以警戒世人對上天的不敬。現在國君如果能昭告天下，表示願意接受批評，改正錯誤，尊重有才德的人，即使不去驅除彗星，彗星也將自行消失的。但是，您如今嗜酒好樂，不修政治，而寬厚道德低下之人，親近奸邪阿諛之徒，喜好宮廷舞女，討厭禮節儀式，而疏遠有才德的人，豈但眼前的彗星不會消失，別的災星也將會出現的。”
晏子一片赤誠，敢於直陳己見的苦口良言，語驚四方，齊景公非但體會不出晏子一顆誠心守仁之心，卻又板起臉孔，很是不高興。
後來晏子死了。齊景公憶起晏子生前忠誠直諫之事，禁不住痛哭失聲，說道：“唉!以前與先生同遊公阜，先生一天批評我三次，以後誰來批評我呢!”
誠心守仁是儒學倡導的人生德性修養的主要內容之一。一個人無論人生遭遇怎樣，隻要是一味心誠，一味以仁愛精神對人，最終總是可以使人感激、使人教化、使人尊崇的。晏子一日三責齊景公之故事正頌揚了這一人生實踐精神。誠心又是人生實踐中光大人的善良本性的主要手段，一個人隻有一心一意地扶持和培養自己善的本性，才可能使其具有仁愛的行為和崇高的美德。
君子慎其獨
君子慎其獨曆來是儒學倡導為人所應達到的道德行為境界，也是曆來仁人君子所極力推崇的一種理想人格。傳說東漢名臣楊震赴任今山東省境內的東萊郡太守時，路經昌邑縣。時任該縣縣令的王密，曾是楊震任荊州太守時極力薦舉的秀才，因受楊震昔日之愛，故有今日之官，所以，王密為謝楊震，夜間懷揣黃金十斤拜送。楊震見狀後說：“老朋友了解你，你還不了解老朋友，這是為什麽?”王密說：“正因知你一生清廉，怕遭人誹議，才夜間來訪，夜間沒有人知道。”楊震不滿地說：“天知道，神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怎麽說沒有誰知道!”王密慚愧地離去了。楊震後轉任琢郡太守，為人一直公正清廉，不接受私人的拜謁。子孫們常吃粗食，不坐車。有些故舊和長輩要他為子孫們開創產業，他不願意，說：“讓後世人們稱他們清白官吏的子孫，就把這作為產業送給他們，不也很豐富嗎?”
像類似的“慎獨”美談，在中國曆史上是太多了。東漢時期，官至侍禦史的雷義，曾經把一個人從死罪中解救出來。這個人後來用二斤黃金感謝雷義的救命之恩，雷義堅決拒收。這個人就等雷義不在的時候，悄悄地把二斤黃金投放在雷義家的天花板上。多年以後，雷義修理房子時才發現，這時送黃金的人已經死了，按說，這該是無人知曉的事了，但雷義當他無法將黃金歸還送他的人時，雷義就毅然將黃金交給了當地縣府。
這種高風亮節之舉，今日看來也是難能可貴的。君子慎獨正是從本質上顯示出了儒學的“內聖”精神，也正所謂《呂氏春秋-先己》中所說：“欲勝人者，必先自勝；欲論人者，必先自論；欲知人者，必先自知”。在人生行為修養的整個過程中，君子慎獨就在於培養人的自愛思想，在儒學看來，一個人的優秀品質的養成，全在於自己修煉的功夫，全在於自己人生行為修養的實踐。所以一個真君子就是能自知自愛的人。
一次，子路去見孔子。孔子說：“子路，你知道聰明的人是什麽樣的?仁德的人是什麽樣的嗎?”子路回答說：“聰明的人能使別人認識自己，仁德的人能使別人敬愛自己。”孔子說：“這隻能叫做‘士’，即具一般道德修養的人。”
子貢來見孔子。孔子說：“子貢，你知道聰明的人是什麽樣的?仁德的人是什麽樣的嗎?”於貢回答說：“聰明的人能認識他人，仁德的人能去愛別人。”孔子說；“這隻可叫做‘士君子’哦，即具有一定的道德品質修養的人。”
顏淵來見孔子。孔子又說：“顏淵，聰明的人是什麽樣?仁德的人又是什麽樣?”顏淵回答說：“聰明的人能自己認識自己，仁德的人能自己愛護自己．”孔子說：“這才叫做既明智又仁德的真君子。”(參見《荀子·子道》)在孔子的理想人格塑造中，自知、自愛是君子所應具備的基本素質，自知就是知道自己的不足，自愛就是愛護自己的仁德，在人生行為實踐中，就外化為慎獨。君子自知不足而不驕不躁，君子自愛其身而謹小慎微。君子慎獨，就能見仁德於細微之處，製惡欲於無人之境。君子慎獨就能做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
儒學強調“君子慎其獨”就是要求人們在其人生行為修養過程中加強道德意識、道德品性的自我磨煉功夫；就是要求人們認識加強人生自我修養的重要性。人生行為實踐的一切得與失、功與過、善與惡、好與壞全在於己，而不在於人。儒學要使人明白的就是：“君子之自行也，敬人而不必見敬，愛人而不必見愛。敬愛人者，己也；見敬愛者，人也。君子必在己者，不必在人者也。”(《呂氏春秋·必己》)這就是說，一個有仁德修養的人，一個道德品性高尚的人的自我人生行為修養，應在於，尊敬他人而不必要求他人的尊敬，親愛他人而不必被他人所愛。尊敬、親愛他人，是自己的事；被人尊敬、親愛，是他人的事。要成就為一個有高尚道德品性的人隻有靠自己的努力，是自己的事，而不能依賴於他人，也不顯見於他人。正因為人生行為修養是自己的事業，所以，君子慎獨便具有完善一個人全部品性的實踐意義。
在人生的全部實踐過程中，一個人真正能做到無論在何時何地，都一律用符合一定社會的道德規範來自覺地嚴格約束自己，這個人就必能自覺地以他人的行為作為自己的人生行為的借鑒，就能注重於揚善避惡，就能始終守身如玉，潔身自好，身正而令行，也能訥於言而敏於行，言行一致。這樣的人就能在其人生行為修養過程中，立誌於向道德品質高尚的人看齊，自覺地抵製不良的行為對自己的傷害。並通過不斷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的人生行為修養過程，使自己最終達到“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的人生最高境界，完善“內聖外王”的最高理想人格。君予自強不息也是一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的事情，這就要看一個人自身的勇氣、決心、耐力和有無堅忍不拔的精神。從曆史上諸多名人的成長過程和經驗看，堅持自強不息必須在人生旅途中，能自省，慎獨，必須把握住人生那關鍵的一刻，必須善處挫折，敗而不餒。
自省〓自善〓自強
孔子的高足——曾子有一段膾炙人口的話：“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曾子名參，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在當時孔子的學生中比較魯，魯就是拙一點，其實並不是笨，隻是人比較老實，不太喜歡說話，後來卻嫡傳孔門道統。他著《大學》，孔子的孫子子思著《中庸》，也是跟他學的曾子上麵這段話是說：“我這個人做學問很簡單，每天隻用三件事情考察自己。”一是“為人謀而不忠乎?”替人家做事，是不是忠實?什麽是“忠”，古代與後世解釋的“忠”稍有不同，古代所謂的“忠”是指對事對人無不盡心的態度——對任何一件事要盡心地做，這叫做“忠”。這個忠字在文字上看，是心在中間，有定見不轉移。“為人謀而不忠乎?”是說我答應的事如果忘了，就是不忠，對人也不好，誤了人家的事。二是“與朋友交而不信乎?”與朋友交是不是言而有信?講了話都兌現了沒有?都做到了沒有?第三點是“傳不習乎?”教師教我如何去做人做事，我真正去實踐了沒有?曾子說，我隻有這三點。說白了就是曾子每天注意用三麵鏡子照一照自己的行為，看看是否做到莊重恭敬，這就是自省。
為什麽要自省?因為自省方能自善。
“人貴有自知之明”，而自明則來自自省。沒有自己思想行為本身的回憶檢查就不可能了解自己，因而也就談不上完善自己。所以說關於反省是人格成熟的重要標誌。古今中外所有的仁人誌士都十分重視自省，也正是自省有力地促使了他們功成名就。如果不養成自我反省的習慣，就不能很好地了解得失成敗的原因，就不能吸取失敗的教訓，也不能把成功的經驗上升為普遍的方法，有些人可能甚至連自己的麵目也難以客觀地了解。鄒忌在見到徐公之前就是這種人。他對自己的身材、長相等感覺非常良好，得意洋洋地問妻子、小妾和客人說道：“我漂亮，還是徐公漂亮?”當這些人由於特殊原因都讚揚他比徐公漂亮之後，鄒忌更加飄飄然而忘卻了自省的必要性，根本不去想自己到底美在那裏，美的程度如何?還不知天高地厚地認為自己真的比齊國出名的美男子徐公還要美。
後來，徐公來訪，鄒忌把他仔細打量一番，覺得自己實在比不上人家，再對鏡子端詳一下，更覺得比人家差的遠了。這才引起他深深的自省，從而醒悟到：自己雖然有些好看，但並不像以前所感到和想像的那樣漂亮。而妻子之所以說自己漂亮，那是偏袒自己；小妾之所以說自己漂亮，那是懼怕自己；客人之所以說自己漂亮，那是因為有事求於自己。
可見，自省是認清自己，從而也是完善自己的重要方法和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