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私無欲心坦**
曆史上凡是修身好，境界高，品行正的人，多是“坦****”的君子。
坦山是日本明治時代的一個有道行的禪僧。某天，天下著雨，他和另一個和尚因事外出，途中見到一位漂亮的姑娘手足無措地站在一段泥濘路前發呆，原來她因怕弄髒身穿的麗服而無法跨過這段泥濘路。坦山見狀，征得了她的同意，就將她抱過了那段泥濘路，然後繼續上路。一路上，與坦山同行的和尚半天都不說話，臉上總掛著困惑不解的表情，到夜晚投宿時，他終於按捺不住地問坦山：“依照戒律，我們出家人不能近女色，否則，將會危及我們的修行。我不明白，你白天為什麽要那樣做?”
坦山答道；“哦，那個女子嗎?我早就把她放下了，你還抱著嗎?”
在這簡單的故事與回答中，表明著坦山對於助人濟人的事情，采取了一種十分隨緣自然的應對策略，他甚至不因成文的戒律而抱避嫌、旁而遠之的態度；事過境遷之後，他既沒有因自己的濟人助人而沾沾自喜，也沒有因想到什麽戒律而心顫心悸，他依然是一個沒有心理負擔、磊磊落落的自由自在人。因為他具有一種“坦****”的胸襟，所以能以一種行雲流水般的意念來持身涉世。
無獨有偶，早在中國春秋時代，就有一個“坐懷不亂”的君子——柳下惠。一天，有一個因趕路而找不到住宿的女子，來到魯國人柳下惠處求宿，柳下惠收留下她。因怕晚上的寒冷之風將她凍壞，柳下惠就解開外衣，讓她坐在自己的懷裏，並用外衣來緊緊裹住她，就這樣，兩人坐了一夜。由於柳下惠為人正派，沒有人懷疑他對這個女子有什麽非禮越軌的行為，後世人就依據此項美談，用“坐懷不亂”來形容那堅持道德的正人君子。
柳下惠與那位日本和尚，為什麽會有如此“坦****”之胸懷?明末文人洪應明在他的《菜根譚》中對這種持身處世的行雲流水般的意念，有一些很好因而也很著名的形容：似用彩筆在虛空中描畫，筆有色，而虛空卻不受筆染；似用利刃切割水，刀刃不受損，水也不留什麽痕跡；似疾風吹過了稀疏的竹林，風過後，不曾在竹林裏留下一絲聲息；似飛雁飛躍寒潭，飛過後，潭水中也就不再留有雁影；似一片孤雲飄出山岩、自然而然，不被或去或留的猶豫所束縛……
有了這種行雲流水般的意念，君子就能保持著一種空靈的心境，不為不可彌補的過去而懊喪，也不為不可捉摸的未來而憂慮，避免了精神上的自我折磨，也避免了心智上的浪費，這樣，遇事就易做出正確的應對，事畢，心境又回複到了空靈的狀態，即所謂“事來而心始現，事去而心隨空”。這樣，待人處事就能像落花隨流水般地飄然悠然而去，禪趣禪味也就在其中了。欲對社會多作些貢獻者和治國者，有了與此類似的這般雲水趣味，就會自得其樂，不會因得失榮辱而耿耿於懷。反之，就難以體驗到工作與人生的樂趣，更嚴重者，則會執著於貪念，使人生麵臨著危機。
《論語·微子》中記有這樣一則故事：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耕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長沮和桀溺，是兩個隱士，一對好朋友，在並肩種田，孔子經過那裏，不知是有意或無意的教子路去問路。這“問津”是這篇文章的“點題”，我們中國以後的文字中，所謂“指點迷津”的典故，就是從這裏來的。長沮就先反問子路，你替他趕車的那個老頭子是誰?這是明知故問。子路說，坐在車上的是我的老師啊!鼎鼎大名的孔丘。長沮說，就是魯國的那個孔丘?子路說，是啊!就是他。長沮說，既然是孔丘，他當然知道該怎麽走，還要來向我們問路嗎?他這話答得很妙，子路問的是車子應該走向那裏的路，長沮答的卻是人生之路。長沮的意思是說這個周遊列國，到處還要傳道的孔子，他現在“路”都不曉得走嗎?他這個話是很妙，很幽默的。
子路問不出道理來，就轉過頭來問桀溺，桀溺卻反過來問子路，你是什麽人?子路說，我名字叫仲由，桀溺說，你就是魯國那個糟老頭孔丘的徒弟嗎?子路說，是的。桀溺說：“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舀滔是形容詞，現代語匯就是潮流，當潮流來時，海水一漲，浪花滔滔滾滾，不管好的壞的，統統都被浪頭淹沒了。天下皆是也，就是說現在全世界都是濁浪滔滔，一般渾水在流，這情形又有誰能夠把它變得了，那洪水泛濫的時候，時代的趨勢來了，誰都擋不住，並且他告訴子路：“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這句話中的“辟”就是“逃避”的“避”；“辟人之士”，是指孔子，避開了魯國，魯國政治太亂，自己的國家他救不了啦!為了想實行自己的理想，到處去看，是避開亂的社會，另外想找更好的環境。桀溺是告訴子路，你跟著孔子這樣的“辟人之士”，可是人是避不開的。你與其跟著孔子一樣，覺得這裏不對，就離開到另外一個社會，其實時代是逃避不了的，還不如像我們一樣，自己忘記了這個世界，忘記了這個時代，種我的田，什麽都不管。他說完這些便再不說話了，拿起鋤頭，還是不停地種他的田。
子路碰了釘子，就回去把經過報告孔子，孔子聽了後，心裏隱隱有些難過、落寞的味道，但他稍事沉吟，便對子路說：“鳥獸不可與同群。”鳥是飛的，獸是走的，而且鳥是海闊天空由它飛，獸類之中，絕大多數野獸都在山林裏，不在人類的社會中，飛的與走的不能擺在一起。換句話說，人各有誌，各走各的路，遠走的就去遠走，高飛的就去高飛。孔子接著說，其實我很想跟他們一樣，走他們的路線，拋開天下國家不管，我還不是跟他們兩個人的思想一樣的。換句話說，都是在擔憂這個國家，擔憂這個時代，擔憂這個社會，這種憂都是一樣的，問題隻是做法兩樣。他們可以丟下這個社會、這個時代不管，隻管自己種田去，可是我丟不下來。假如說國家社會上了軌道，我又何必來改變它呢?就因為時代太亂了，我必須要犧牲自己，來改變這個社會的潮流。這就是孔子!所以我們知道孔子走的路線，比這些隱士們走的路更難。明知道這個擔子挑不動，他仍然拚盡全力去挑。人們常說：“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乃見。”孔子之所以能成為孔子，正是他曆經痛苦的磨煉，艱難的拚搏，具有一種不屈不撓的意誌，才表現出一種鬆柏傲霜雪的堅貞品質來!
力戒奢侈
司馬光，字君實，又叫“涑水先生”，他又自稱為“迂”。宋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十月十八日，司馬光出生於光州(今河南省光山縣)，所以單名“光”。卒於宋哲宗元韋占元年(公元1086年)秋。
司馬光出身於官僚兼地主家庭，其父親司馬池曾是四品官，擔任過北宋中央政權中的天章閣待製等要務，但不是權臣貴戚。司馬池的前輩，都是普通的農民，非常貧窮。這種家風給司馬光以很大影響。司馬光一生光明磊落，以清貧且不貪不奢為榮，並將這種家風傳至後代。他曾嚴格要求他惟一的兒子司馬康生活要儉樸，不要奢侈浪費，不能作虧心事。
1039年，20歲的司馬光參加科舉考試，獲進士甲科，先後到華州、蘇州等地作官，可謂少年得誌。1046年，27歲的司馬光又被調到北宋首都東京(今河南開封)供職。他先擔任中央政權中的評事、直講、大理寺丞等一般職務，後又擔任了館閣校職、同知太常禮院等職。不幾年，由於公正勤政，又被提升為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就任龍圖閣直學士。
嘉祐八年(1063年)，英宗即位。由於司馬光等人曾上奏章，勸仁宗立英宗為皇太子，英宗繼位後就賞賜他們一筆財寶。司馬光認為現在正是國家貧困、錢財缺乏之際，自己已有俸祿足可維持生活，便將自己分得的財寶，交給諫院作公費，以減輕國庫負擔。人們稱讚說：“司馬相公真是一個廉潔戒奢的人!”英宗提升他為樞密使。
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即位。經歐陽修推薦，司馬光被擢升為翰林學士兼禦史中丞，成為神宗的頂梁之臣。可謂誌得意滿，但他仍告誡家人，不可仗勢欺人，不可奢侈浪費。有一次，他住的房子漏雨，家人提議推倒重建，司馬光不同意，隻叫人稍作修補不漏雨就行了。
後來，由於司馬光與王安石政見不合，被罷官免職，於1071年初夏到西京(今河南洛陽)任留司禦史台，這是有官無權的名譽差使。他在洛陽閑居15年，努力編纂完名垂千古的《資治通鑒》。後來，宋神宗逝世，宋哲宗繼位，又讓司馬光出山作宰相。他盡管已是67歲的人了，身體又不好，但仍以驚人的毅力，日理萬機，不辭勞苦。同時，克勤克儉一如昔日。由於長期過度勞累，終於一病不起，於1086年秋去世，享年68歲。朝廷為表彰他的功績，賜以“太師”、“溫國公”的稱號。京都人們為頌揚他的德行，萬人空巷地前往送葬，爭相購買他的畫像，以祭奠和表示尊敬。
在曆史上，不僅許多知識分子像司馬光那樣能做到得誌不為奢，受到世人的敬重，也有一些開明的君主做了皇帝後，仍能力戒奢侈，這也是難能可貴的。
隋文帝楊堅即位後，對古帝王因奢侈而亡的史實進行了充分的研究，所以這位“思邁前王”欲有大建樹的皇帝，把節儉戒奢定為治國方略，自己嚴格自律，為臣示範。具體措施如：
撤銷常膳。開皇十四年(公元594年)，關中饑荒，隋文帝派人去察看民情，見到人民吃的是豆餅拌糠。他拿出糠餅給群臣看，流淚責備自己，要臣僚節衣縮食，救濟災民，自己也立即撤銷常膳，不吃酒肉。隋文帝生活本來就較簡樸，別無嗜好，隻愛每日喝兩杯酒，這次連此嗜好也革除了。他並且訓誡太子說：古帝王沒有好奢侈而能長久的。你當太子，應首先崇尚節儉，為臣屬示範。
衣物儉樸。隋文帝衣物十分簡樸，而且約束後宮，不許她們搽脂抹粉，專事打扮。他有次得痢疾，醫生說配藥需糊粉一兩，到宮中索要，找遍各室都未找到。還有一次，他想找一條織成的衣領，尋遍宮中而未得。足見隋文帝提倡節儉，是比較實在的。由於他身體力行，使節儉在臣吏中形成了風氣。當時一般士人，便服多用布帛，飾帶隻用鋼鐵骨角，不用金玉，出現了不少力戒奢侈、注重節儉的賢臣良吏。
趙軌為別駕時，鄰居家有棵桑樹，樹上的桑落到了他家院子裏，他派人拾起來還給鄰居，並告誡諸子說：“我不是用這個方法來為自己謀求美名，主旨在說明不是自己的東西不應隨便拿取，你們應以此事為己之戒!”他在任期內滴水不擾於民眾。當他擢升離州時，父老相送者揮淚說：別駕在官，水火不討擾百姓，因此不敢以壺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杯水奉上餞行。軌受而飲之，十分感人。再如蓬州刺史柳儉，名副其實，他離任還鄉，乘敞篷車，馬老而瘦，妻子兒女衣食都不能很好供給，常常缺衣少食，“見者無不為之歎服!”(《隋書·柳儉列傳》)這都與隋文帝反對奢侈，提倡節儉的風氣有著直接的關係。
反觀自己的過失
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建都，年號為洪武。他本想在南京郊外的獅子山造座閱江樓，以紀念他統一天下之偉績。可他轉念一想，現在國家剛建立，天下尚未完全安定，四野荒蕪，百姓生活困苦，造樓勞民傷財，乃不明智之舉。他便想以此試一試群臣的看法，以便從中挑選一些真正為國家出力的忠直之臣。誰知號令一出，送上來的奏章全是一片讚頌造樓的意見，競無一人反對。朱元璋越看越氣，大發雷霆：“我朝缺人才呀，缺人才呀!”
朱元璋的夫人馬娘娘，聽說皇上在宮中發脾氣，趕來問道：“陛下，我大明剛定天下，建都南京，忠臣如雲，才臣如星，怎能說缺人才呢?”
朱元璋將自己以建樓為名試探群臣態度的事說了一遍。馬娘娘聽了，會意地笑了笑。她叫宮女拿來一個方形茶壺和一個圓口茶杯，親自沏茶倒水，說道：“皇上你看，這水在方壺中便是方的，倒入這圓壺中就變成圓的了!”
朱元璋問：“這話怎麽講?”
馬娘娘說：“水是沒有形狀的，它在什麽樣的容器裏就會變成什麽樣。”
朱元璋低頭想了一會，才悟出夫人的意思，說：“你是說有什麽樣的皇帝，就有什麽樣的大臣!”
“對!”馬娘娘高興地說：“過去唐太宗李世民因為有寬容的胸襟，所以才有像魏徵這樣的正直諫臣，有敢冒死反對造宮殿的宮中女子!”
朱元璋不滿地反問：“你是說朕平時沒有度量?”
馬娘娘說：“皇上有心聽取群臣的批評，真是國家百姓的幸事。但事情就像這水和壺、杯一樣，要勇於接受批評，屬下才敢說出心裏的話啊!”
朱元璋點頭稱道，大為高興。他想，試臣這件事錯在自己。自登位以來，不像過去打天下整日與群臣議事，兢兢業業，廣納良言；如今深宮高牆，與大家疏遠了，自己愛聽好話和歌功頌德的話，所以大家不講真話，問題完全出在自己身上。幸虧馬娘娘提醒，自己得及時補過。
第二天早朝，朱元璋當著群臣之麵，檢討了自己的錯誤做法，希望各位仍像從前一樣，多獻良策，早日治理好國家。群臣歡呼，紛紛上書獻計獻策，朱元璋大多仔細聽取，使明初經濟迅速繁榮了起來，社會也有了較大發展。
朱元璋還算有修養，能“反求諸己”，及時認識和改正錯誤，盡管這是在馬娘娘提醒之後所作的自我批評，倒也是難能可貴的。如果他執迷不悟，龍顏大怒，聽不進良言，自己也不作反省，那麽明初的狀況恐怕就不是這樣了!
一個人不容易看清自己的過失，而旁人卻容易看清他的過失。這倒不是他不願正視自己的過失，實在是“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反省就是把當局者變成一個旁觀者，他自己把自己變成一個審視的對象，也就是說，他跳出局限，站在另外一個人的立場、角度來觀察自己，評判自己，這就叫超越。古代的誌士仁人，無不將反躬自省作為加強自身修養的重要渠道，努力踐行之。
孟子擔任過稷下學官的主講教師，孟子這樣教誨學生：
如果我愛人，人卻不親近我，我就應該反省自己的仁愛有沒有缺點。如果我治理人，而不能把人治理好，我就應該反省自己的智能有沒有缺點。如果我禮貌待人、人卻不禮貌待我，我就應該反省自己的敬意有沒有缺點。所以，凡事為善而得不到應有的反應，就應該在自己身上進行反省。
荀子成為稷下學官的主講教師時，他也這樣告誡他的學生：
反躬自省，回過頭來要認真檢查自己的行徑，察看先前有所得，得的原因在哪裏，先前有所失，失的究竟是什麽，而且重點是應有勇氣檢查，總結“失”的究竟，並知過就改，則能化險為夷，以圖再進。
春秋時，宋昭公眾叛親離，離國出逃，路上他對車夫說：“我知道這次出逃的原因了。”
車夫問：“是什麽呢?”
昭公說：“以前，不論我穿什麽衣服，侍從無人不說我漂亮；不論我有什麽言行，朝臣無有不說我聖明。這樣，我內外都發現不了自己的過失，所以才落得如此下場。”
從此，昭公改行易操、安義行道。不到兩年，美名傳回宋國。宋人又將他迎回國，恢複了王位。他死後，諡為“昭”，昭就是明顯，即能反省，有自知之明。
所以，過失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沒有反省的習慣、反省的勇氣和反省的智慧。
《資治通鑒》記載了唐德宗反躬自省、檢討個人過失的史實。
唐德宗統治年間，藩鎮頻頻作亂，國家危機四伏，直接威脅著德宗的統治，這時陸贄上書德宗，痛陳天下之弊，請求德宗下免罪詔書，向天下人謝罪，檢討自己的過失，以使朝野同心，同仇敵愾。中書省將起草的免罪文書送給陸贄看後，陸贄認為言辭還不夠懇切。陸贄對德宗說：“現在盜寇遍地，聖駕流亡在外，陛下應當痛心地承擔過失，以感動人心。昔日成湯因加罪於自己而勃然興起，楚昭王因講了善言而複興楚國。如果陛下願意誠懇地糾正過失，用言語向天下謝罪，使詔書對朝廷過失寫得沒有任何閃避忌諱。盡管我愚昧淺陋，但可以寫得符合聖上的心意。”德宗同意了他的意見。於是陸贄又另外起草了一份。
術士上言說：“國家遭逢了厄運，應該有所變更，以應合時下的運數。”群臣請在德宗的尊號上再加一兩個字。德宗詢問陸贄此事如何處理。陸贄上奏，認為不可取。他說：“尊號的采用，本來不是自古就有的製度。在國家太平無事的時候采用尊號，已經有礙皇上的謙虛和名聲了，何況在國家喪亂之時，因襲尊號的製度，尤其有傷體統。”他又說：“秦朝德行衰敗，將‘皇’與‘帝’合二為一，由此開始連在一起稱呼。此製沿及後世，在昏庸的君主中，便有‘天元’的稱號。由此可知，君主的偉大與渺小，並不在於名稱。免去尊號會有謙退求古的美名，崇高尊號隻能聽到自誇才能、接受諂媚的譏諷。”他又說：“假如一定要應合氣數氣運，必須有所變更，與其因增加美好的稱號而失掉人心，還不如免除原有的尊號來敬承上天的告誡。”
德宗采納了陸贄的建議，於第二年正月初一，大赦天下，更改年號。並且頒詔說：“要想社會安定，興起教化，就一定要推心置腹，忘掉己利，救助別人，不惜痛改前非。朕繼承帝位，統領天下，卻使祖宗的廟堂失守，淪落於草莽之間。這是由於沒有遵循德化。現在誠然追悔莫及，但朕久久地思考著犯下的罪責，希望在將來有所改正。現在，朕毫無掩飾地把這個意思說出來，讓天下之人都能看到。
“我恐怕自己的德行不能繼承先人，不敢有絲毫懈怠荒唐。但是，由於長期生活在深宮之中，不熟悉治理國家政務，積久成習，容易沉溺，居安忘危，不懂得收種莊稼的艱難，不能體恤征戰屯田的勞苦，恩澤不能普施於百姓，民情不能上達於朝廷，既然上下聲氣阻隔，人們心懷疑慮。朕卻仍然不知深自反省，終於導致兵戎相見。征調全國兵馬，轉運糧餉，連綿千裏，征用車輛馬匹，致使遠近**不安。離家當兵的人要攜帶衣食，留在家中的人輾轉相送，大家都受盡了勞苦。有時在一天之內屢次短兵相接，有時連續幾年不能解下甲胄。祭奠祖先時沒有主人，家屬無所依靠。生死無定，流離失所，怨恨凝聚；征發苦力沒有休止，耕田大多荒蕪。殘暴的長官嚴厲索求，疲憊的百姓不再織布，人們輾轉流亡，葬身溝壑，離開鄉裏，致使城鄉化為荒丘，人煙斷絕。上有蒼天的譴責，但朕不省悟；下有百姓的憤怒，但朕不知道。於是逐漸釀成了戰亂，致使京城發生了動亂。萬事失去秩序，九廟為之震驚。朕對上連累了列祖列宗，對下辜負了黎民百姓，心中痛切，臉上慚愧，這些罪責實在完全在朕一人，為此朕久久地慚愧，如同墜入深淵。從今以後，朝廷內外所上的書表章奏，不允許再稱‘聖神文武’的尊號。
“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人，原本都是有功之臣，各自守衛著藩鎮。由於朕安撫駕馭無方使他們疑慮畏懼。這全是因為上麵無道而使下麵遭受災殃，實在是朕喪失了為君的體統，下麵有什麽罪過!現在將李希烈等人連同他們所管轄的將士官吏等一切都像當初一樣對待。
“朱滔雖然因為朱仙受到牽連，但二人相隔遙遠，肯定不會共同謀劃，考慮朱滔過去對國家所建立的功勳，務必寬大處理，如果他能夠投誠，也給他自新的機會。
“朱砒改變天道常規，盜用名號與車服儀製，殘暴地冒犯列祖列宗的陵園寢廟，令人不忍言狀。他得罪了列祖列宗，朕不敢赦免他。那些被裹脅進來的將士、官吏、百姓，隻要在官軍開進京城以前，脫離叛軍，向朝廷投誠，並且解散隊伍而回到本道本軍去的，一概按照赦免之例處理。
“各軍、各道一切奔赴奉天和進軍收複京城的將士，一概賜名稱作‘奉天定難功臣’。那些加征的除陌錢、間架、竹。木、茶、漆等稅以及專營鑄鐵等項，應該全部免除。”
免罪文書頒布後，全國人心大快。德宗回到長安的第二年，李抱真入朝對德宗說：“在山東宣布免罪文書的時候，士兵們都感動得流下眼淚，我看到眾人是這般情形，便知道平定敵軍輕而易舉!”
恬淡少欲，安身之本
人生於天地之間，斷不了自然天性，“食色性也”，飲食和男女**就是人的一種天性，或者說一種本能。
飲食男女既然是人之自然天性，過分壓抑、甚至消除它會違背人的本性，不可取。但同時又要看到，這兩件東西又恰恰似懸在人們頭上的達摩克裏斯之劍，稍有不慎，會帶來殺身之禍，滅頂之災。我們不絕對地反對人們正常的吃飯、**，而是主張嚴肅人生，必須忍奢節欲，提醒人們對飲食男女不要過分貪求。精神修養要做到理性的、自覺的恬淡無欲，必須對個人心境中的嗜欲形態有清醒認識——做到“處靜”與“守性”的統一。
保持寂靜、平定的心理環境，不勞累精神，是莊子精神修養的主要內容和方法，要“處靜”即“恬淡無欲”，還必須“守性”。莊子認為，“性者，生之質也。”(《庚桑楚》)如同馬之蹄可踐霜雪，毛可禦風寒，吃草飲水，翹足而奔是“馬之真性”，水不雜則清是水之性一樣，人的生理本然就是人之性。人的這種本性如果受到損傷，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就要被破壞，甚至要喪失。可見，“處靜”是在心理上保持寧靜，不為外界勞神，還必須依靠“守性”來維護生理之本然，避免疲損，而“扶席之上、飲食之間”就是守性的重要內容，這兩條都把不住，勢必損傷本性，傷及形體，危及健康，最後勢必勞累精神，破壞寧靜的心理，也就做不到“恬淡無欲”，無法實現精神的絕對自由，所謂精神修養也就無從談起了。莊子主張對個人心境中的嗜欲形態保持清醒的認識，堅持做到“處靜”與“守性”相結合、相統一，可以說既道出了人們精神修養的必由之路，又切中了一個人無論是安身立命，還是為政治國必須警戒的要害。我們就以“色欲”為例，從曆史上略舉幾則正反事例。
中國曆史上有很多為政者往往騎著欲念的“野馬”跨越欲望的柵欄，甚至深陷欲望泥淖而不能自拔。總體而言，中國曆代為政者的亂欲集中在貪色和貪財兩個方麵。“亂欲”如同蛆蟲侵腐著為政者和國家的健康肌體，如同糞臭汙染著為政者的心靈以及國家環境，它是中國數千年政治的大敵!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中國曆史上失敗的為政者多是因為貪財好色、荒**糜爛。
中國的“**史”應該從紂王寫起，色欲狂商紂王，在“**集團”中，可以稱為最早的大頭目了。商紂王認為天下所有的東西、人都是自己的。麵對天下這麽多東西、美女，紂王真有點應接不暇。他喜歡喝酒，與眾臣美女日夜醉飲，竟然築起酒池，可謂荒糜至極。他大肆搜刮人民的錢財，將大下奇異珍寶俱歸己所有，並大建宮苑，將奇禽異獸放人其中，盡情享受。紂王還喜歡**樂，讓師涓創作****迷魂的歌曲和舞蹈。更無恥的是，紂王讓**在掛滿肉條的園林中追逐嬉樂，徹夜如此。結果招惹了臣民的不滿和反抗，最終因荒**過度而亡國亡身，也因此而留下千古惡名。在他之後，荒**無度的帝王，不計其數。西周最後一個君主周幽王寵幸不愛笑的褒姒，他使出全身解數，褒姒還是不笑。當時，幽王與各諸侯有言在先，倘使有賊寇入侵，便燃烽火為號，到時諸侯來兵救援。為得愛寵一笑，幽王競無敵情而燃烽火，諸侯來到城下，見沒有敵情，而是幽王戲耍他們，都十分氣憤。而褒姒看到諸侯們像小孩似的被騙上當，破顏為笑。後來，真有了敵情，幽王再燃烽火，諸侯仍以之為戲，都沒有發兵。結果幽王被抓住，並被殺死在驪山之下，褒姒也被敵軍俘去。周幽王為一女子竟以軍情、社稷開玩笑，這真是“一笑傾國身亡”啊!
西漢時更始帝劉玄是個酒鬼，晝夜與美女在後宮飲宴。大臣有事要上奏他卻醉得如爛泥不能召見，有時實在沒有辦法就讓侍中代坐帷賬之後與大臣說話。劉玄還寵愛趙萌之女，一切事都交給趙萌處理，而趙萌則專擅權柄。如果誰說趙萌壞話，劉玄便拔劍刺殺他。劉玄還有個姓韓的夫人也是個酒鬼，如果她侍奉劉玄飲酒，誰有事奏請，她就大怒，說：“皇帝正與我飲酒，偏在這個時候拿著文書來喊叫!”往往將書案打碎，可見，劉玄因酒色誤政到什麽程度!後來，劉玄成了赤眉軍的俘虜，被殺死了。
這些都是帝王荒**無度而誤政亂國的史實。其實從養生的觀念看，荒**無度會大傷元氣，所以皇帝早夭是很有道理的。在中國，哪個皇帝不是三宮六院，如果要一絲不苟地認真對付起來，任誰也受不了。所以你不早死誰早死?春秋時，晉平公患病，向秦國求醫。秦國派名醫醫緩去診視。醫緩診察了晉平公的病情後，告訴他：“你的病不能治愈了，這是因為接近女人而造成的。”晉平公問他：“難道女人不能接近嗎?”醫緩告訴他：“要節製。任何事物都不能過度，一過度就會出現災害。”這話與莊子的意思是一致的。
中國曆史上充斥著無數人欲橫流的為政者，也湧現出不少超脫**欲、貪婪的為政者。否則，數千年的中國曆史延續至今那是不可想像的。這些超脫世俗色**的為政者既為國為民創建了舉世矚目的偉業，又留下千古美譽，同時還向世俗昭明：貪欲色欲是可以節製，甚至可以超脫的。
諸葛亮以醜女為妻。諸葛亮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作為自己為政的座右銘，因之其政績十分突出。他生活也極為清樸，為了不因女色誤政，他遠女色，甘願娶德才兼備的醜女為妻，在中國曆史上傳為美談。
“鄉巴佬”宋武帝戒女色。南朝時期宋武帝劉裕一生“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他的衣服、被褥、居室都十分儉樸，很少宴請別人，尤其是宮女很少。他的住處是土屏風，用的是布燈籠，麻繩拂，所以子孫後代都譏笑他是“鄉巴佬”。
康熙為政謹防女色**。清世祖順治帝因沉溺**早早就死去了，而聖祖康熙帝則不但不沉溺女色，而且采取一係列辦法加以擺脫。如康熙到南方巡視，地方官以貢品形式獻上7位美女，康熙雖收留了她們，但連看也沒看一眼。宮中幾個內府官員利用接近皇帝之便，獻薦讓皇帝動心的美女，非但沒有得到寵信，反遭康熙冷眼相待，還把這些內臣處以不同的刑罰。可見，康熙為了防止女色**心靈而十分警醒。為擺脫貪欲糾纏，從旅行、賽馬、釣魚、練武、讀書、研習科學，尋求高尚的情趣。他出去旅行不帶女人，把大部分時間用於狩獵等有益於身心健康的活動中去。康熙一生謹防女色，是開創“康乾盛世”局麵的重要原因。
這幾位曆史人物，位極天子、宰相，盡可隨心所欲，然而他們能超脫世俗**而一心為政，不僅為後人樹立光輝典範，而且都創下了一段輝煌的曆史。
我們再來看看“不為軒冕肆誌”和苟且富貴者的悲喜劇。
君主賜美女，晏子不受。春秋時齊國宰相晏子不僅政績可與薑太公、管仲比肩，而且以其自身的美德著世。他儉樸清廉，頗能自守，尤其在戒色欲方麵值得一提。有一次，齊景公在晏子家喝酒，看見晏子的妻子又老又醜，就對晏子說；“我有一個愛女，又年輕又美貌，你娶她做妻子吧。”晏子聽到這話就離開席位非常自尊、嚴肅地說：“現在我的妻子的確又老又醜，但往昔我也曾看見她既年輕又美麗的樣子。況且，一個女子在年輕美麗時把自己托付給你，即是為了防老到來。我怎能違背自己的諾言呢!”就這樣，晏子把這提親拒絕了。雖然在古代社會三妻六妾對一個男子來說非常平常，對位居宰相位的晏子更是不可指責，而晏子卻隻以自己老醜之妻為滿足，以防女色誤己誤政誤國，實屬罕有!連景公的寵臣梁丘據也頗為讚歎地說：“我到死怕也趕不上晏子了。”而晏子對此語的回答頗值得深思：“趕上我沒什麽難的。俗話說為者常成，行者常至，我並沒有什麽特殊之處，隻不過常為不止，常行不休罷了!”對比輔佐齊桓公成就霸業，“然其家**侈”的管仲，晏子又有過之的地方。
朱元璋新說“長生不老”。朱元璋曾對宋濂說，從古到今的明君賢哲都知道天下難以守成，所以都避遠女色，消除奢侈糜爛，就是為了天下安定。而後世有些不才的君主，認為天下安定，侈心縱欲，很少能善始善終的。秦始皇、漢武帝迷醉神仙、方術，以求長生不老，結果卻一無所獲。在我看來，人君果清心寡欲，勤於政事，不作無益害有益的事，使百姓安於田裏，豐衣足食，繁榮興旺，而人君自己還不知道，這就是神仙了。功業永載史冊，聲名留於後世，這就是長生不老了。所以，“人能懲忿窒欲，養以中和，自可延年。有善足稱，名垂不朽，雖死猶生”(《典故紀聞》卷二)。朱元璋不僅對“長生不老”做出辯證而深刻的分析和認識，而且他“治天下猶如治絲，一絲不理，則眾緒紛亂”的觀點更令人稱道。他曾對大臣說：“我每深居而想著天下的事情，不曾有一天自己安寧過，治天下猶如治絲，一絲不理，則眾緒紛亂。所以，隻要遇到事情一定精心想過之後再行動，隻害怕辦事不當，以致產生奸弊，禍害百姓，所以我不敢有片刻的安逸。”在政治上，朱元璋杜絕宦官幹預政治。他說：“我看到史書記載，漢唐末世，都是宦官敗國，不可救藥，總是為這事惋歎。宦官在人君身邊，逐漸親近，勤勞小心，開國承家不要用宦官小人，明智的君臣切切深戒。宦官在宮中，隻能用他們供灑掃地傳達旨令，怎能幹預政事指揮軍隊呢?”所以朱元璋當政時，宦官隻供驅使，不得參政。但到了英宗以後，宦官又開始得到重用，威勢日重，王振、劉瑾、魏忠賢專權跋扈而不可一世，是明代政治極為黑暗的時期。朱元璋還主張勤政，他說：“自即位以來，我以勤政自勉，天還沒有亮就臨朝，吃飯後回宮，晚上躺在**不能安心睡覺，披著衣服起來仰望天象，看到星星墜失，就憂慮警惕……我不是不想暫且安逸，隻是害怕天命而不得不居安思危。我說這些活，恐怕你們為臣的認為天下沒有事了，便想安逸享樂，大臣們情安，皇帝受挫，老百姓依賴什麽呢?”朱元璋主張為政愛民，認為：“恐為治之心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廢。從古先王為政，都以愛民為根本，但愛民卻沒有實心，那麽老百姓一定不享有恩澤，這樣，眾心逆之，積慮甚多，國家想不危亡，難啊!我每想到這裏，為這事警惕啊。”除了政事居安思危外，在軍事上也是這樣。他認為，打天下時，要勝不驕，安而思憂。大將軍徐達等北征屢戰屢勝，朱元璋即告誡他要“勝而能戒者，可以常勝。安而能警者，可以常安。”“夫屢勝之兵易驕”，“必須關防謹密，常若臨敵，勿生懈怠，為人所乘。慎之慎之廣再如，朱元璋認為，天下太平也不能“息兵偃武”。他強調：“夫當天下無虞之時，而常謹不虞之戒，武備不可一日而忘哉!”(《典故紀聞》卷二)當然，朱元璋並非說和平時代軍隊也要如戰爭年代那樣整日操練，而認為“古代有用軍隊屯田的例子，沒事了就耕種糧食，有事時則參加戰鬥，這樣兵士得到補給自養，百姓不需要為之勞苦，這是長治久安的道理。”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還常教育兒子們正德修身，具有憂患意識，如朱元璋對太子說：“公卿士庶人不修身齊家，那敗落的隻是一家一身，而天子則不僅敗落一身一家，而是社稷不保，天下生靈百姓都要遭殃，這不是很可怕嗎?這不是可戒醒的嗎?”他還誡諭太子：“從古代開始，帝王憂患天下的，隻是創業君主、中興之王和守成賢君能做到。平常君主，不以天下為憂，反以天下為樂，國亡而始……如果一生怠心，那麽危亡一定到來，可以不害怕嗎?”朱元璋深知元朝統治者喪國的原因，也明白自己能獲取天下的原因，在處理政事、軍事、教子等方麵都能居安思危，所以他統治期間，政治清明，經濟繁榮，國家百姓安定。但到朱元璋之後，尤其明代中、後期，統治者以享樂為本，不知居安思危，怠政、荒**、無能、愚蠢的君主代代相傳，這都是朱元璋的子孫後代不能像他那樣一生憂患，為政為國為民的緣故。
晏子、朱元璋位極宰相、天子，盡可隨心所欲，然而他們能戒女色，而一心為政，不但個人為後人樹立了典範，而且其卓絕的政績也為曆史稱道。
曆史上有晏子、朱元璋這一類“不為軒冕肆誌”，流芳千古的賢臣明君，也有一旦軒冕在握就肆意縱欲，最終導致身敗名裂，國家滅亡的可憐蟲!
誌在“得天下絕色而妻之”的完顏亮。完顏亮是金朝第四個皇帝，他為人急躁、多疑、殘忍。即位後大殺宗室，還殺死嫡母徒單太後。另外，完顏亮還荒**無恥，即位後宮中美女數不勝數仍不滿足，為得到更多美女，他大殺臣僚，將他們的妻妾據為己有，甚至叔母、眾姐妹也要**。完顏亮叔母阿懶是宗敏的妻子，被封為昭妃，宗本子莎魯剌妻、宗固子胡裏刺妻、胡失來妻，也相繼被納入宮內。許多血緣親屬，甚至已婚配者，完顏亮完全不顧，一律納人宮中，供自己**樂，其****事情真是罄竹難書。他甚至恬不知恥地對大臣高懷貞說：“吾誌有三，國家大事，皆自我出，一也；帥師伐遠，執其君長問罪於前，二也；得天下絕色而妻之，三也。”(《金史·高懷貞傳》)然而，完顏亮結局很慘，在行軍營賬裏被金兵用刀亂砍，而後用繩子勒死，並用衣巾裹屍燒成灰燼。這樣一位在政治上曾有不少建樹，但在生活上荒糜無度的帝王最後死在自己部屬的箭鏑、利刃之下，難道不給後來的為政者留下意味深長的啟發嗎?
不為窮約趨俗
“不為窮約趨俗”是莊子提出的觀點，曆史上的名人誌士具有。金蘭生著的《格言聯壁》中講：“貧不足羞，可羞是貧而無誌；賤不足惡，可憎是賤而無能。”講的就是貧不失誌，貧不失義的道理。與莊子同時的孟軻，更是根據曆史中六位名人的成功事例，得出了“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結論。
這六位名人是：
“發於畎畝之中”的舜。舜原來“耕曆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史記·五帝本紀》)，農、漁、手工業都幹過，都幹得很好，並能以良好的品德影響人，因而被推薦接替堯的職位，成為中國曆史上有名的五帝之一。
“舉於版築之間”的傳說。他原來是做建築工作的奴隸，後來被推舉為商朝天子武丁的大丞相，使衰落的商朝重新複興。
“舉於漁鹽之中”的膠鬲。膠鬲原來是販魚鹽的，後來經人推薦，當了商朝的大臣。
“舉於獄”的管夷吾，管夷吾即管仲，原先輔佐公子糾，公子糾爭王位失敗後管仲當了囚徒，經鮑叔牙推薦，輔佐齊桓公成就了霸業。
“舉於海”的孫叔敖。孫叔敖長期隱居在東海之濱，後來當了楚莊王的丞相，使楚國“吏無奸邪，盜賊不起”。
“舉於市”的百裏奚。百裏奚原為虞國謀士，虞國滅亡後成了奴隸。秦穆公用五張羊皮贖買了他。後來百裏奚成了幫助秦國稱霸的著名政治家。
上麵六位名人，原來都很貧賤，有的還是奴隸，後來成了名君名臣。這說明貧賤的逆境對人的影響有兩麵性：一方麵給人帶來物質生活和精神上的痛苦；另一方麵又可以鍛煉人的意誌，增長人的才幹，也就是孟子說的“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外國人也有類似的看法。
泰戈爾說：“世界之路並沒有鋪滿鮮花，每一步都有荊棘。但是你必須走過那條荊棘的路，愉快，微笑!這是對人的考驗，你必須把憂愁轉變為有所得，把辛酸轉變為甜蜜。”(《采果集》)
羅曼·羅蘭在他的作品中寫道：“累累的創傷，就是生命給你的最好的桌麵，因為在每個創傷上都標誌著前進的一步。”(《約翰·克利斯朵夫》)
哈代在作品中說：“人生裏有價值的事，並不是人生的美麗，卻是人生的痛苦。”(《德伯家的苔絲》)
托馬斯·曼也有如下的名言：“不識愁苦滋味的人終生是幼稚的赤子。”(《布登勃·洛克一家》)
他們說的意思也是貧困苦難可以使人堅強，使人成熟，不必計較人生的困苦，那都是生活對我們的教誨。外國也不乏身處貧賤、但善於接受生活教誨的人，最後取得了富貴和成功。美國總統林肯降生在獵人的小屋。成長在馬車和賬篷裏，當過幫工、船員和店員，受正規教育的時間加起來不到一年。漂泊無定的艱苦生活豐富了他的生活閱曆，為他後來從事政治活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馬克·吐溫12歲起即自謀生路，以後長期流浪，當過水手、舵工和淘金者。這一段顛沛流離的苦難生活，是他獨有的財富，使他成為舉世聞名的作家。愛因斯坦大學畢業後長期沒有固定的工作，但他以樂觀的天性忍受物質生活的貧困而潛身於科學研究，建立了相對論，成為在物理學許多領域都有重大成就的科學家。他們的人生經曆證明了貧困是生活給我們的磨煉和教誨，它會使一切有誌者受益無窮。
謀人為己，謀己為人
《孟子·公孫醜上》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孟子說得再明白不過了，人選擇什麽安身立命的方式，便意味著把自己變成什麽樣的人。做弓箭的人一心想讓弓箭對人最有危害，做盾牌的工匠卻希望盾牌最有效地保護人的生命。兩人的心髒可能並非一惡一善，可實際行為卻大異其趣。所以，孟子才大聲呼籲：“術(事業)的選擇決不能馬虎啊!”
秦丞相李斯年輕時在郡中當小吏，看見吏舍廁所裏的老鼠吃著肮髒的穢物，見了人和狗，每每嚇得逃竄。李斯來到官倉，卻看見另一番景象，“官倉老鼠大如鬥，見人開倉亦不走”，飽食終日，安然無恙。於是李斯感歎說：“人的賢哲與卑賤，也就像這老鼠一樣，完全在於人的自處。”(事據《史記·李斯傳》)李斯這種汲汲乎名利地位的心態雖不足取，但其內在的道理卻相當深刻。
由此引發，人的智術不該隻是為了應付外界的環境變化，還應該主動用於創造外在環境的運動變化，自取一個有利的態勢。“猛虎不據卑址，鷲鷹豈立柔枝。”(《兵經·勢》)智者總是防患於未然，事後諸葛亮不值得誇耀。預先使自己處於進退有據的安全地帶，時時警惕潛在的危害，化害於無形，這就是智術。傳說楚國的孫叔敖和齊國的晏嬰都曾經辭讓富庶廣大的封邑，偏選那貧瘠狹小的地方。他們的理由都是，美物誰不羨慕，自己豈能長久保有，不如退而求其次，可保別人不起貪心。盡管少了點陽剛氣，卻不能不承認其計慮深遠。
不要以為君子謀人、為己的自處之術就如此簡單。有時恰好相反，自處危境以求安，這才見出了高明。當年袁紹和曹公(操)之間有一段對白：
初，紹與公共起兵，紹問公日：“若事不輯，則方麵何所可據?”公曰：“足下意以為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眾，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手?”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禦之，無所不可。”(《三國誌·魏武帝紀》)袁紹打算據險以取地利，曹操卻想“任天下之智力”以取人和。曹操此外還說：“湯、武之王，豈同土哉!若以險因為資，則不能應機而變化也。”
曹操看破了安危的辯證法。君子恃險，則已先把自己國固在“險”上，這一所謂保險卻丟掉了更大的安全機會。與外部世界保持一定的張力，讓內部世界感受一定的壓力，這是自處自安的大戰略。把壓力、張力主動地納人人生計劃則會使人始終保持活力。
“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疾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孟子·盡心上》)人的德行與智慧，都在危難中顯現。人處於危機中，才不會掉以輕心，才會深刻地考慮潛在的危險，這樣才能十分透徹通達於世故人情。《尚書·大禹漠》有語：“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達者有憂誌，這就是現代所謂的“憂患意識”吧。
君子自處最為核心的是謀人為己。自己的一言一行，也都動關乎人。與人方便，於己方便，才是立意所在。
真宗在儲宮時，太宗令習草書，乃再拜曰：“臣聞工者事業，功侔日月，一照使隱微盡曉。草書之跡，誠為秘妙。然達者蓋寡，儻臨事或誤，則罪有所歸，豈一照之心哉!謹願罷之。”太宗大喜。
學草書就為日後他人或許“不認議”提供了可能性，為臣子的可能因此獲罪。宋真宗連自己練書法這一小事，都有為人著想的深意。
君子自處還要堅持自己的操持。世上多有一些宵小之徒，最容不得別人有德有行。清人唐仲冕的《六如居士外集》，其中卷一《遺事篇》記了一則佚事：鄰居老太太家栽有李子樹，苦於進園偷李的人太多，於是就在院牆下挖了一口陷阱，裏邊放上糞水汙物。頑劣少年呼朋引類地來偷李子，爬上牆，隨後落進陷阱，汙水濺了一身。但他還是招呼同伴翻牆，說：“快來快來!這兒有好吃的李子。”另一個也跌進汙水坑，正要開口叫喊，被先掉進去的那個小無賴一把捂住嘴巴，同時接著呼喊“來來”。第三個也同樣跌進汙水坑，後來的兩個罵第一個，不料他卻說：“假如咱們仨當中有一個沒跌進坑裏，以後就會沒完沒了地嘲笑我了!”這雖是小潑皮無賴的邏輯，倒也折射出一些世情。
沒有德行的人最氣不過的是他人有德行，所以必欲詆毀全人類而後快，大家扯平，你髒我髒他也髒。仿佛都汙黑了臉才能相安。世上這種奸險的騙局與心計不少，這就給君子自處增加了一層難度。
也許，謀人為己的智術在此就可派上用場了。
王守仁是曆史上著名的大儒，也可謂是深得古聖前賢之道的真正智者。其人不獨有學，亦不乏術。學術學術，存乎一心。王氏之學，上承陸九淵，即稱陸王心學，與宋明正統的程朱理學分庭抗禮，影響深廣。王氏理政用兵，功績卓著，決非尋常腐儒可比。正像他自己所提倡的那樣“知行合一”、“知行並進”。
《明史·王守仁傳》“讚曰：王守仁始以直節著，比任疆事，提弱卒，從諸書生掃積年浦寇，平定孽藩。終明之世，文臣用兵製勝，未有如守仁者也。當危疑之際，神明愈定，智慮元遺，雖由天資高，其亦有得於中者歟!”王守仁以卑微的官職，率弱旅擊敗寧王朱宸濠，掃平了叛亂。他的奇功招來上上下下的嫉恨，江彬、許泰、張忠之流屢屢設計刁難、陷害他。但王守仁一身正氣，恪守方正，同時又機智巧妙、多所變通，始終不為所動。試看幾個鏡頭：
一是許泰放縱部下百般汙辱謾罵王守仁(許泰帥大軍前來，寧王已被王守仁先期擒獲)，王守仁卻不惱不羞，反而更留意於安撫士兵。病者給藥，死者予棺，每逢士兵送葬，他都停車慰問；士兵們都稱讚：“王都堂才是真正關心我們的人!”從此就不再冒犯。王守仁用的是屈己下人、退一步海闊天空的謀略。
二是王守仁利用激**緒的智術。在冬至日命令城中百姓完成祭奠儀式習俗後再去哭墳。當時戰亂剛息，百姓中多有罹難的，以至於哭聲震野。哀哭聲勾起了士兵們的離愁別緒，也都邊哭邊要求返鄉。這樣一來，張忠、許泰不得不班師離境。
三是利用把柄。大太監張忠不懷好意地要求皇帝追查寧王的家產，謊說寧王資產巨萬，以圖誣陷王守仁從中撈了好處。王守仁機智地回敬說：“寧王的巨資都用於賄賂勾結京城中的權貴了，這裏有賄本可查。”張忠心中有鬼，他曾收到過寧王的賄，於是再也不敢嚼這方麵的舌頭。王陽明還特意放棄一些把柄，有兩名太監曾跟寧王有書信往來，王陽明主動退還給他倆，消除他們的畏懼心理。安人才能安己，心存畏恐的芥蒂就有可能先下手為強地反咬一口。王守仁的做法使他倆感恩戴德，這就在險惡的環境裏為自己增加兩個內線暗中解救。
第四件事最有智術的特點。逆亂已平，大軍初至時，江彬之流已是對王守仁又妒又恨。王守仁初次去拜見，故意不去坐他們為他設置的邊座，直接走上正席。江彬等人氣得口出髒話，但王守仁仍是按平常官場禮儀與之相見。王守仁決不僅僅是要和他們爭一個座次，他是考慮到一旦受他們擺布，以後便處處聽命於這些人，沒法自做主張了。《水滸傳》裏梁山好漢們排過座次，那是請出了天命安排的褐石才算把一百零八人一一落位。可見人與人的等級秩序不是那麽容易擺平的。而一經擺定，再要變更，就在心理上和事實上都要經受一番周折。獸群中的關係位置是打出來的，或者是由塊頭、力氣、嗓門、毛色等因素較量出來的。人群中無形的尊卑秩序源自於個人素質和社會關係的諸多因素，比如品德、才學、相貌、氣度、財富、年資、權力、出身、交遊等等。秩序的心理特點更是在人際關係中起相當大的作用。王守仁大模大樣地坐到上席，等於是一次不動刀兵的宣戰，他坐住了位置就等於在心理上先挫敗江彬之流一個回合。
王守仁的事例很值得深思。《淮南子·主術訓》有言：“凡人之性，莫貴於仁，莫急於智。仁以為質，智以行之，兩者為本而加之以勇。”這可謂最最精華的思想!在王守仁身上很具體地實現了上述精神。
一種能夠在人格上實現統一的精神，才是我們的現實人生所迫切需要的!
所以，我們才特別留意於這位提倡“我心”，提倡“實踐”的賢哲。
《易·係辭下·十章》曰：“蓍之德國而神，封之德方以知(智)”。拋開蓍卦字樣，原來“圓而神”、“方以智”告訴我們既“變化無方”又“事有定理”，人生中的種種事類莫不如此。這就要求我們能夠德國行方，即：遵循那天地問不變的法則和人群中永恒的道德倫常，同時，讓精神的世界具有更大的兼容性，進入“環複轉運，終始無端，旁流四達，淵泉而不竭，萬物並興，莫不響應”的境界。
明人陳於陛有一段精彩的議論，平淡中道來，意蘊真切深長：道理載在典籍者一定而有限，天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故世之苦讀書者往往處事有執泥處，至於做官更曆事變多者，又看得世故太通融而無執，此皆是偏處。吾人當讀書要思量泛應世務，庶乎臨事不滯；當應事通達無礙時，卻又要思量據著書本行，如此方免二得之弊。(《意見》)
這有執、無執就是人生方和圓的絕好腳注，學和術二字給玄妙的“德一智”、“道一術”找到了一個樸素的句號。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
人除了生活在家庭關係中之外，更多的生命時光是在與家庭關係之外的人打交道中度過的。人生交往由此而顯得廣闊、深厚、複雜，人際關係也就相應地變得多結構性、多層次性、多視角性、多方麵性和多立體性。人生的交往在人們的社會生活中具有相當重要的作用，它已成為人們日常生活和日常接觸中最一般、最普遍的活動。人們必須依賴相互間的交往才能生成、發展和延續。人生交往是人們生命活動的有機組成部分，人生的交往在人們的生命活動中無處不在，無時不有。人生交往始於出生、終於死亡，正是在與父母、兄弟、姊妹、老師、同學、同事、領導、朋友，以及社會中的其他人的交往中，人們才能取得生活的經驗、社會的知識，才能掌握知識的技能。人生的交往促進人個體的成熟和發展，它具有使個體社會化的功能。
當然，人生的交往由於是產生在個人與他人相互發生作用的基礎之上的，難免在個人與他人構成的相互作用關係中不產生摩擦、碰撞和衝突。事實上，人們也正是在不斷發生矛盾衝突的人生交往過程中發展著自己的生命曆程的，不過，人們之間的矛盾衝突必須維持在一個平衡狀態時，才可能使人的發展保持在正常秩序之中。儒學對待人生交往的基本態度，就是極力維持人與人之間的平衡狀態，使人際關係處在一種完全為人們所能接受的“其樂融融”的社會氛圍之中。
在儒學看來，人生涉世，盡履危機，但是隻要做到：以和處之，則情相合；以禮持之，則分相安。當人生交往發生矛盾衝突時，人當以禮義自勝，不應以血氣勝人；寧人負我，無我負人。儒學認為，每一個人都能這樣去做，就足以使天下充滿和氣，而社會不再存為難人的地方。這既是儒學的人生交往態度，又是他們堅持的人際關係思想。
堅持在人生交往中，以和處，以禮持，實質在於一個“信”字，即誠實、不欺騙。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小車無，其何以行之哉?”(《論語·為政》)作為一個人，卻不講信譽、不誠實，不知那怎麽可以處於人生交往之中，正如一輛牛拉的大車沒有安橫跨牛脊的橫木銷一樣，一輛馬拉的小車沒有安橫跨馬背的橫木銷一樣，如何能走呢?孔子的這一思想是極富合理性的。在現實生活中，人們相互交往所產生的許多怨恨、許多衝突、許多傷害，歸根一個原因往往就是不講信用，互相欺騙，爾虞我詐，你騙我一分，我欺你十分，冤冤相報，水無止境。
在儒學家看來，一個人在與人相處時，隻要講信用，守諾言，不欺騙，而且言語符合一定的道德規範，他所說的話就能算數，他所做的事就能成功。一個人在交往中，態度和藹、容顏可親，富有謙讓精神，他的行為符合一定的禮節，他就不至於遭受侮辱。由此而推之，善於交往的人，應是“我有功於人不可念；而過則不可不念；人有恩於我不可忘，而怨則不可不忘。”(《菜根譚》)人忠信於人，就不可總記住他人的不足，就不可老記住自己的功德不忘。人生交往，主於信；主於信卻在施於禮。“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戴聖《禮記·第一曲禮上》)“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貪賤而知好禮，則誌不懾。”(同上)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這不僅是儒學思想家對人生交往中不守信用的人的告誡，也是儒學倡導的做人的原則。這表現的往往是這樣一種狀態，似乎是人們相互之間，雖然近在咫尺，仍如同遠在天涯；雖然共度人生，卻彼此猜忌；人們在努力地溝通，卻總感到有無法消除的心理隔閡，於是乎，人與人之間就可不講信用，不求誠實，不值得信依賴。其實，這是一種人生交往過程中的錯覺，從人的本性來講，人是從根本上需要信賴，需要被人信任的，同時，人也希望能去認認真真地相信他人、信任他人。在人生中，有時，人們不難發現，人是可以相互溝通、相互信賴、相互依存的，這裏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一種真實可信的聯係。在現實生活中，完全不可信的人，完全以欺騙他人而生存的人，是不可能最終完善其身的，也許能成功，或輝煌一時，但最後的結局，便是毀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