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意義上，儒學將誠實可信看成是一個人的人生交往原則，同時又是一個人最寶貴的品質，一個誠實可信的人是最值得依賴的人。
誠實可信能使人得到器重，並給人以生命的信心和力量。一個值得信任的人是人生的強者，他能義無反顧地走人生之路，在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中誠誠懇懇地留下堅實的足跡。即使他的生命結束了，但他那顆真誠可信的心，將仍會在熱愛著他的億萬人們的胸中跳動，永不止息。一個在人生交往中給人以信任感的人，從來都不會是一個能損害他人利益的人，人的可信就在於，人們感覺到因他的存在，而使人們獲得更好的利益。一個人的失信就在於，因他的存在而使人時時感到其利益在受到掠奪，或傷害。人而無信，當然也就不可以在人生交往中獲得成功、贏得讚賞。人必有信，才是一個人成功的基礎，一個人的成功要從培養可信的品質開始。這種品質的實質表現為：君子之可信，寧公而貧，不私而富；寧讓而損己，不競而損人。這就是說，在人生交往中，真正能做到讓人可信賴，就必須是寧願為公眾的利益而不惜使自己貧窮，不因私利而使自己富裕；寧願為他人忍辱負重而不惜傷及自己的利益，不因競爭而損害他人的利益。在此，透過誠實可信的人生交往原則，顯示出儒學人生哲理思想關於人生意義的積極性理解。
俗話說：“許人一物，千金不移”。從古到今，言而有信的人受到人們的歡迎、讚頌，其事業也得到人們的支持。究其原因，是因為這個“信”包含著深刻的道理，這道理就在於信可以明德，信可以示誠，信可以樹威。
以信明德。曾參是孔子的弟子，他經常教導子女要誠實無欺，並以身作則。某天，曾參的妻子要去集市，兒子哭鬧著要跟去，她就誆哄孩子，說回家後就殺豬給他吃。等她趕集回到家裏，一眼看見曾參正在磨刀準備殺豬。她忙問究竟，曾參說：“你不是對孩子講好，趕集回來就殺豬給他吃嗎?”妻子急忙勸阻道：“我剛才這樣說，隻是為了哄住孩子，你怎能當真呢?”曾參對此頗不為然，說：“我們不能哄騙孩子，因為孩子時刻在模仿父母，現在你哄騙他，等於教他用同樣的方法去哄騙別人；而且當他知道你是為了哄騙他時，他就不會再信任自己的母親了，將來你如何教育他呢?”最終曾參還是殺了豬，讓孩子吃到了豬肉。更重要的是，他使兒子感到父母言而有信，說到做到，父母的威信在孩子的心目中更穩固了；也使兒子懂得了做人須誠實的道理。
以信示威。春秋時期，晉文公一次準備了三天糧草包圍原，並允諾三天不攻下原，便立刻撤軍。到了第三天，原仍沒有攻下，有人建議晉文公再觀望一時，但晉文公說：“‘信’是立國的基礎，也是人民的庇護所。即使得原而失信，還有什麽利益可言?或許還可能因小失大。”於是，晉文公便依言撤退，三軍雀躍以擁戴晉文公。戰國初期，魏國之所以強盛，也與魏文侯嚴守信用有關。有一次和獵場的官員約定，準備某月某日某時來打獵。到了約定的那一天，文侯和大臣們喝酒取樂，在不知不覺中下了雨，酒興正濃之時，魏文侯記起約定打獵的事，立即起身準備如約前往。大臣們都勸阻文侯道：“難得大王與群臣開懷痛飲，且天又下雨，狩獵之事，可以另約他日。”魏文侯卻說：“雖然我也不想離開這裏，但是既然有約在先，我不得不去一趟。”
於是，魏文侯依時趕到獵場，對獵場官員表示歉意：“今天雨下的太大了，麻煩你們準備了一切，但我不想打獵，很抱歉!”盡管圍獵未成，但魏文侯嚴守信約，堅決前往約定地點，講明原委。事情雖小，但正因為是這樣不足掛齒的小事，魏文侯仍能言必信、行必果，就更令臣屬敬佩。正是通過諸如此類的守信行為，鮮明地昭示著他對人的誠意，使得魏文侯在天下仁人誌士中的威信很高，受到眾人擁戴和支持。後來魏國一躍而成為強國，也就決非偶然了。
以信樹威。戰國時期，商鞅“徙木立信”以推行新法的故事，可算是以信樹威，取信於人的典範。商鞅原本是衛國人，後來到秦國，深得秦孝公的信任，任命為左庶長(掌管國家軍政大權的官)，並具體負責掌管變法事宜。公元前356年，商鞅起草了一個新法令，新法令的主旨在強本抑末，獎勵耕戰，其條款主要有如下幾方麵：第一，廢除世卿世祿製度。凡有功於國家的，都要按功勞大小封官，並受到獎賞；沒有功勞的宗室貴族，削除宗室的屬籍；戰場上勇於殺敵立功者重獎，鬥死的烈士各有適當的安排；對無事生非、打架鬥毆的人，處以重罰。第二，獎勵種地的農戶，發展農業生產。對耕地織布的農民，超過一般規定產量的，免除其徭役；對商人規定多交稅，對丟棄農業、詐騙錢財的人，罰他們做奴隸。第三，全國百姓都要登記戶口，按戶籍組織起來，每五家為“伍”，每十家為“什”，各家互相監督。一家犯法，其餘九家必須告發，不告發的處死，窩藏犯人的，與犯人同罪。第四，一家有兄弟二人以上的，成年後，必須分居，各立門戶，不分居者，加倍征稅。
秦孝公看過之後，認為很好，就要下令執行。商鞅說：“主公先不要忙著下令。”秦孝公不解其意，商鞅解釋說：“常言說得好，‘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必須先取信於民，讓百姓知道我們說了話是算數的，新法一公布必須照著執行，隻要百姓有這樣一個牢固的概念，下一步就好辦了。”
秦孝公聽了這話，覺得很有道理，就說：“這事但憑左庶長主張。”
這一天，商鞅派人把一根約三丈長的木杆立在城南門口，並令專人守候著。人們不知道城南門口孤零零地立一根光禿禿的木杆子有什麽用，都圍過來看熱鬧。過了一會，左庶長商鞅來了，他當眾宣布：“誰能把這根木杆兒扛到北門去，賞黃金十兩。”圍觀的人們一時弄不清是怎麽回事，人群中沒有應聲的。這也難怪，這是和官府打交道，誰知他們又要出什麽花樣，就憑這根木杆，扛上走這麽點路，能賞黃金十兩?世上哪有這等便宜事，說不定會找你的麻煩。人們隻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誰也不肯去沒事找事。這時左庶長又發話了：“怎麽沒有人扛，賞金少了?現在我鄭重宣布，誰執行我的命令，把木杆由此扛到北門，賞黃金五十兩!”人們聽了，嚇得直吐舌頭。
人多了，什麽樣的人都會有，人群中有個逞能的小夥子，心想：不就是扛一根木頭，拿賞金嗎?即使拿不到賞金，他又能把我怎麽的，我倒要看看他葫蘆裏賣的什麽藥。於是擠到前麵，說道：“我來扛!”他的話音剛落，一些老人就小聲嘀咕：“初生牛犢不怕虎，逞這能幹什麽!”小夥子不管三七二十一，他拿起木杆，往肩上一扛，往北門就走。看熱鬧的人們都擁擠著跟在後麵。
小夥子把木杆扛到北門放下，左庶長商鞅就走到他的跟前，叫人捧過黃金來。商鞅拍了拍這年輕人的肩膀說：“小夥子，好樣的，能聽從朝廷的命令，按著命令辦事，應當受獎!”五十兩黃金送到了小夥子的手上，小夥子愣住了，圍觀的人群愣住了，都不敢相信這個事實。隻見商鞅提高嗓門說：“大家記住，朝廷公布的命令，一定會照辦。我左庶長辦事說一不二!”這一消息不脛而走，很快傳播到秦國各地。秦國民眾都說：“左庶長有令必行，有賞必信，我們心裏有數了。”
商鞅看到官府已經取得了百姓的信任，於是請秦孝公下令頒布新法。
這則故事通常被稱為“徙木立信”。本來，移木與變法毫無關聯，但在這裏卻讓商鞅巧妙地聯係了起來。移木不過是一件區區小事，但惟其事小，使眾人確實感到現在的官府發令必行，重賞有信，既然今天能“賞不逾日”，以後也會“罰不還麵”的，再也不敢把官府的告示當兒戲。這樣一來，商鞅就在社會心理上確立了民眾對官府的信賴，也就為新的政策、法令的順利推行，贏得了廣泛的社會理解和支持。
新法令公布以後，秦國很快就發生了變化。戰士們在戰場上打仗十分英勇，為個人私事打架鬥毆的少了。農民種田的積極性提高了，投機騙錢的人和懶漢少了。沒有軍功的貴族失去特權，不能再作威作福。立新功得到獎賞的人，感到分外榮耀。商鞅變法的成功，應該說與他的“徙木立信”的轟動效應有著密切的聯係。青年毛澤東有感於此，還寫有一篇《商鞅徙木立信論》。
交友首要重德
人生在世，離不開朋友。朋友之間的友誼是人際交往中開出的美麗花朵，它在人生旅途中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與地位。因此，孟子的弟子萬章特地專門請教老師有何“交友之道”，盂子先用否定性的語言，講了三個“不”字，即“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又用肯定性語言明確結論：“友其德”。即交朋友一定看重對方的品德。
孔子曾把朋友分為“益友”和“損友”兩種相互對立的類型。他說：“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這就是說，有益的朋友有三種，有害的朋友也有三種。同正直的人交朋友，同誠實的人交朋友，同見聞廣博的人交朋友，便有益；同善於謅媚逢迎的人交朋友，同心術不正的人交朋友，同誇誇其談、華而不實的人交朋友，便有害。可見孔子的“擇友”標準是重人品，重知識。孟子則特別強調交友要重“德”，反對重資格、重權勢、重錢財。因為一個人的內在品德如果高尚、優良，那麽其外在表現必定崇高、偉大。盡管其外在表現多種多樣，但無一不是“德”的“外化”。所以，孟子抓住了交友最核心、最本質、最關鍵之點，明確將它表述出來，這就不僅繼承了孔子的交友理論，而且發展和深化了這一思想。
春秋戰國時代，齊國有位才德出眾的賢人，一生不出仕，以織席為業侍奉老母。有一次，他去向晏子借糧。晏子侍臣對晏子說：“這個人是有名的賢人，不肯結交權貴，也不以違背道義的方法求利避禍。此次來向您借糧，一定是因為仰慕您的德行才來的。”晏子派人拿來了糧食和金錢，這位賢人僅受糧而去。
不久，齊國國君突然懷疑晏子，晏子準備逃走避禍，臨行前向這位賢人辭行。這人卻淡淡地說：“請你多保重。”晏子非常失望。但他想到賢人乃有德之人，不會做出不利於自己的事，便匆匆離去了。等晏子走後，這位賢人對他的朋友說：“晏子曾借糧給我，等於是養了我的父母。我沒能力幫他避難，但我決心以死相報。”說完自刎而亡。
此事震動了齊國。齊國國君明白自己聽信讒言的錯誤，便親自追回了晏子．後人讚歎道；賢人與晏子以德相交，無怨無恨，多麽難得啊!
中國近代文化史上有兩位著名的人物，王國維和魯迅，他倆的生活經曆也很值得喜歡交朋友的人們借鑒。
王國維早年曾在上海參加羅振玉主辦的東文學社。羅振玉發現王國維才華橫溢，智力過人，非常賞識他，時常在經濟上接濟他，後來又資助他留學日本。兩人先為好友，後又結為親家。王國維為了報答羅振玉的提攜之恩，甚至將自己的著作和名譽賣給了他。可是，王國維始終都隻看到了羅振玉的表麵現象，卻從未去深究過羅振玉的“德行”如何。他做夢也未想到羅振玉原是個卑劣無恥的小人，其幫助王國維的所作所為，隻不過是出於某種不可告人的目的。1927年，王國維思想苦悶，生活潦倒，羅振玉露出了他那虛偽自私、冷酷無情的真麵目。他不但宣布與王國維絕交，還在經濟上橫加勒逼。“朋友”的反目和落井下石，使王國維失去了生活的勇氣，最後自溺於頤和園昆明湖。
同王國維的遭遇相反，魯迅卻在一生中得到了朋友們的大力支持和熱情幫助。魯迅後來成為一個偉大的文學家，成為一個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與朋友的幫助和影響是分不開的。之所以如此，是與魯迅注重以德交友密切相連的。魯迅早年從師章太炎，後又與蔡元培結下了友誼。魯迅還與共產黨人瞿秋白、馮雪峰結為摯友，曾不顧生命危險，為營救瞿秋白四處奔走。與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親密交往，以及後來與左聯革命青年的接觸，都對魯迅成長為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產生了重要的積極影響。郭沫若曾在一篇文章中總結了曆史經驗與教訓，他說：“王國維之所以劃然止步，甚至遭到犧牲，主要的也就是朋友害了他。而魯迅之所以始終前進，一直在時代的前頭，也未始不是得到了朋友的幫助。”這也說明，交友以德，是何等的重要!
明朝的蘇浚，在著名的《雞鳴偶記》中，曾將朋友分為四種：“道義相毗，過失相規，畏友也；緩急可共，生死可托，密友也；甘言如飴，遊戲征遂，昵友也；利則相合，患則相傾，賊友也。”
因此，交友一定要慎重選擇，多交畏友、密友，不交昵友、賊友。也就是要注重將朋友的道德品質放在首位。這也是對孟子“友其德”的進一步具體化。
道德至上的社會氛圍中，在人與人之間關係內發揮作用的主要不是法律規範、行政命令，也不是金錢地位，而是由“仁、義、忠、信”歸納和表現出來的心與心之間的感動、激勵、鼓舞、征服，進而轉換成巨大的力量和自發的行動，這樣的行動往往可以超越既有的規範和約束。“士為知己者死”，掂出了“忠義”二字的分量，因而要使人為我所用，不惜赴湯蹈火，不惜犧牲一切地為我所用，就必須將心比心，以誠待人，建立起極度親密的私人關係。
韓傀在韓國作相國時，嚴遂也為韓王重用，這兩人是政敵，一次在朝廷上爭起來，嚴遂拔劍刺韓，幸被人救解開，嚴遂知道難免一死，就逃離韓國，流浪在外，尋找能替他報仇的人。到了齊國，有人告訴他，“軟地市井裏的聶政是個勇士，因躲避仇人隱遁在屠夫之間。”嚴遂就有意和他交往，希望能建立私人之間的友誼。
他預備了酒筵請聶政母親飲酒，拿出百鎰黃金為聶政母親祝壽，但聶政堅決辭謝嚴遂的厚意。“我雖家境貧寒，以殺狗為業，可早晚還能得些好吃的食物奉養老母，不敢接受您的賞賜。”嚴遂直接告訴了他心底的秘密，但仍然被聶政拒絕，“我之所以自貶誌氣，辱沒身分，隻為奉養老母，有老母在，生命不敢輕易托人。”嚴遂也不勉強，盡賓主之禮後離去。
後來，聶政的母親死了，除去葬服之後，聶政感慨地說：“唉，我不過是個市井小民，殺狗屠夫，嚴遂身為卿相，不遠千裏，屈枉車馬和我結交，我卻無以相報。賢德的人受到使人感情激憤、目毗盡裂的羞辱，而來親近我這樣低賤的人，我怎能無動於衷，現老母已盡天年，我當為知己者死。”於是前往濮陽，找到嚴遂，隨後提著寶劍獨自來到韓國。
正好韓國東孟舉行盛會，韓王韓傀都在，身邊都是手執利器的衛士，聶政不顧一切衝上去直刺韓傀，韓傀嚇得趕緊抱住韓哀侯。聶政再刺，結果刺中哀侯，左右大亂，衝上前去，聶政殺了幾十個護衛後，刺破自己的臉麵，挖出眼睛，剖開腹部，腸子盡流，不久死去，韓國人都被他的浩氣征服。(《戰國策·韓傀相韓》)
重仁義而輕生命，重個人友誼而輕社會約束，嚴遂深刻地利用了這一點，不惜降低身份以待義士，激勵同時也是騙取聶政以身相報。聶政之死是嚴遂一手導演的悲劇，但他的用人之道卻是至為成功的。圖窮匕現，謀刺秦王的荊軻本來也是一介武夫，趙太子丹同嚴遂一樣與他建立了不同尋常的私人友誼，荊軻為太子丹的精誠感化，才演出了這麽一幕絕唱萬世的曆史悲劇。
交友確實是一門大學問。
孟嚐君的舍人中有一個與他的夫人私通，有人報告了孟嚐君：“作為您的舍人，卻膽敢與您夫人私通，這太不仁義了，我看您把他殺了。”孟嚐君卻寬容地說：“看到貌美而喜歡，這是人之常情，還是把這事放一邊，別提了。”過了一年，孟嚐君召見與夫人私通的那位舍人，“您我交往甚久，未予大任，小官您也不願做。衛國君主和我有些交情，請允許我把您推薦到衛君那裏去吧。”此人後來備受衛君重視。當齊衛兩國邦交惡化時，衛君想約合天下諸侯去攻打齊國。此人力勸衛君打消此念，“齊衛兩國先君歃血盟誓過：齊衛兩國後代決不相互攻伐。您現在是違背了先君的盟約，也欺騙了孟嚐君。今天您如果聽我一言，打消此念，也就算了；如若不然，我就要把脖子上的血濺到您身上。”意思要和衛君拚命，衛君隻好停止伐齊的計劃。(《戰國策·孟嚐君舍人》)
在一個重仁義廉恥的社會裏，卻做出踐踏仁義廉恥的事，而且有損的是主人的麵子，其舍人即使被殺，也死而無怨，而孟嚐君卻如此寬厚。他深知，自己雖然操有生殺予奪之大權，但如果不予追究，起死回生，則思德莫大，仁義無量，那將是一次無與倫比的心靈征服，於是日後災禍化為功勞。
孟嚐君一度被齊王貶斥，被驅逐出境，當再次得勢回來時，齊人譚拾子在邊境遇到他，‘你是不是恨那些得勢時趨之若鶩，失勢時四散離去的人。”孟嚐君點點頭，“我想殺了他們。”譚拾子說：“這社會本來就是誰富貴就靠近他。誰貧賤就遠離他。猶如集市，早晨人總是滿滿的，到了晚上就空**無人。這不是人們愛早恨晚，而是根據需要來的，因此希望你不要恨那些人!”益嚐君就把五百塊刻在木板上的仇人的名字削掉，不再提起。(《戰國策·孟嚐君逐於齊而複反》)
不管孟嚐君是否認同了譚拾子的道理，他的行為是以禮對待非禮，以仁對待非仁，這樣所產生的道德感化力量往往超過以禮待禮，以仁待仁。其智慧原理在於，處於重視社會輿論，強調道德自覺的社會中，以善待善，固然是善，如果以善待惡，通過惡的對比與反襯，善的形象更為突出，心理作用更為強烈。
交友接人之道是一種理性原則，是人通過努力才能認識和做到的。而且，交友接人之道也不是絕對的、一成不變的，而是要結合各人的脾性，發揚所長，克服所短，也就是因人而異地對自然選擇的交友接人加以矯正。
這裏主要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為人過於隨和，交友接人沒多少原則，該交的交，不該交的也交，以至交了一些有損無益的朋友，使自己受到不良影響；另一種是為人過於苛刻，要求過高，擇友偏嚴，天下沒幾個人能對胃口、能看上眼，自己把自己封閉起來，既沒有交友的樂趣，又缺乏朋友間彼此激勵的力量。孔子提出的交友接人之道，正是針對這兩種情況。這兩種情況是互相矛盾的，所以解決的辦法就不免各有偏蔽。因此王陽明告訴人們，對兩方麵的原則要善於運用，運用得當，就不會有偏蔽。
除此之外，同一個人，可以而且應該交各種不同的朋友。有情感上彼此愛戴的私人朋友，也有事業上互相依重的同誌，有知心知意的摯友，也有互利互惠的一般朋友，還有知識上人格上能給我們以影響和幫助的朋友……交不同的朋友，有不同的分寸和原則。比如，你向一般事業上的朋友要求很深的私人感情，向互利互惠的朋友要求事事見真情，那就失之於苛刻，自己吃了虧，朋友感情也完了。又如，與師者長者交友不宜過於親昵，與知心朋友相交也不能全無彼此……其微妙處交友中都需善加把握。
魯迅為許壽裳題幅說：“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可見朋友的珍貴。其實，在現代社會和現代人生中，值得珍貴的遠不僅是知心朋友，各種朋友均有其價值，無不應予珍重。因此，在現代掌握交友接人之道，意義格外重要。
貧不忘學
宋濂字景濂，是明朝初年浦江人。官於學士，承旨知製誥。主修《元史》，參加了明初很多重大文化活動，參與了明初製定典章製度的工作，相當得明太祖朱元璋的器重，被人認為是明朝開國大臣之中的佼佼者。
宋濂少年的時候，家境十分貧苦，但他苦學不輟。他自己在《送東陽馬生序》中講：“我小的時候十分好學，可是家裏很窮，沒有什麽辦法可以尋到書看，因此隻能向有豐富藏書的人家去借來看。因為沒錢買不起，借來以後，就立即抄錄下來，每天拚命地趕時間，計算著到了時間好還給人家。”正是如此他才得到了豐富的學識。
有一次天氣十分寒冷，冰天雪地，北風狂呼，以至於硯台裏的墨都凍成了冰，家裏窮，怎麽有火來取暖?手指凍得都無法屈伸，但仍然苦學不敢有所鬆懈，借來的書堅持要抄好送回去。抄完了書，天色已晚，沒辦法隻能冒著嚴寒，一路跑著去還書給人家，一點不敢超過約定的還書日期。由於這麽誠信，所以許多人都願意把書借給他看。他也就因此能夠博覽群書，增加見識，為他以後成材奠定了基礎。
麵對貧困、饑餓、寒冷，宋濂不以為意，不以為苦，同時他所追求的是成大業，努力向學。等到20歲，他成年了，就更加渴慕聖賢之道，可是也知道自己所在窮鄉僻壤缺乏名士大師，於是不顧疲勞常常跑到幾百裏以外，去找自己同鄉中那些已有成就的前輩虛心學習。有一位同鄉位尊名旺，他那裏的名人來往得非常多，名氣也很大，有不少人趕來他那裏學習，他的言辭和語氣十分不客氣，一副盛氣淩人的樣子。宋濂就侍立在他旁邊，手裏拿著儒家經典向他請教，俯下身子，側耳細聽，隻怕落下什麽沒有聽明白。有時候這位名氣相當大的同鄉，對他提出的問題不耐煩了，大聲叱責他，他則臉色更加恭敬，禮節更為周到，連一句話也不敢說。看到老師高興的時候，又去向他虛心請教。他還自謙地說：“我雖然十分愚笨，但也學到了許多東西。”
後來他覺得這樣學習不是長久之計，因此就到學校裏拜師學習。一個人背著書箱，拖著鞋子，從家裏出來，走在丈穀深山之中，寒冬的大風，將他吹得東倒西歪，數尺深的大雪，把腳下的皮膚都凍裂了，鮮血直流，他也沒有知覺。等到了學館，人差點凍死，四肢僵硬得無法動彈，學館中的仆人拿著熱水把他全身慢慢地擦熱，用被子蓋好，很長時間以後，他才有了知覺，暖和過來。
為了求學，宋濂住在旅館之中，每天隻吃兩頓飯，什麽新鮮的菜，美味的魚肉都沒有，生活十分艱辛。和他一同學習的同學們一個個華服奇麗，戴著有紅色帽纓鑲有珠寶的帽子，腰裏佩著玉環，左邊佩著寶刀，右側戴著香袋，光彩奪目，如同神仙下凡一樣，但是宋濂絲毫不以為那是什麽快樂，絲毫也沒有羨慕他們，而是穿著自己樸素無華的衣服，不以為低人一等，不卑不亢，仍舊刻苦學習，因為學問中有許多足以讓他快樂的東西，那就是知識。他根本沒有把吃的不及人，住的不及人，穿的不及人這種表麵上的苦當回事。
正是因為宋濂能忍受窮苦，自得其樂，才能成就一番事業。他的那些同學一個個生活得非常快樂，又有幾人名留青史呢?
懸魚太守的操守
東漢時，有一個叫羊續的人到南陽郡擔任太守。南陽是東漢開國皇帝光武帝劉秀的老家，這個地方北靠河南省的熊耳山，南臨湖北省的漢水，土地平坦，條件優越，農業生產和工商經濟比較發達。由於生活安定富裕，這裏的社會風氣比較奢侈浮華。郡、縣等各級中請客送禮、托門子辦事、講排場、比吃喝之風頗盛。羊續到任後，對這種不良的風氣十分不滿。但是，他知道要糾正這股風氣，先得從郡衙開始，要從郡衙開始，必須從做郡守的開始。於是，他決定從自身做起，扭轉南陽請客送禮等不良風氣。
一天，郡裏的郡丞提著一條又大又鮮的鯉魚來拜望羊續。他向羊續解釋說，這條魚並不是花錢買來的，也不是向別人要來的，而是自己在空閑時從白河裏打撈上來的。接著他又向羊續介紹南陽的風土人情，極力稱讚白河鯉魚的鮮美可口。他又表白說，這條魚絕非送禮，而是出於同僚之情，讓新到南陽的人嚐嚐鮮，增加對南陽的感情。羊續再三表示自己心領了，但是魚還是不能收。那郡丞無論如何不肯再把魚拿回去。他說，要是太守一定不肯收，就是不願意同他共事了。羊續感到盛情難卻，隻好把魚收下。郡丞放下魚，歡天喜地地辭別走了。郡丞走了以後，羊續提起那條魚想了一會兒，就讓家裏人用一條麻繩把魚拴好，掛在自己的屋簷下邊。
過了幾天，郡丞又來家裏拜會羊續，手裏提著一條比上次更大更鮮的鯉魚。羊續一看很不高興。他對郡丞說：“你在南陽郡是除了太守以外官職最大，你怎麽好帶頭送禮給我呢?”郡丞聽了，不以為然地搖了搖頭。剛想再說幾句什麽，羊續已經讓人從房簷取下上次那條魚，並對郡丞說：“你看，上次的魚還在這裏，不然一起拿回去?”郡丞一看，上次那條魚已經風幹得棒硬棒硬了，一下子臉紅到脖子根，很不好意思地離開了太守的家。從此，南陽府上下再也沒人敢給羊太守送禮了。
這件事情很快宣傳開了，南陽的百姓非常高興，紛紛讚揚新來的太守。有人還給羊續起了一個“懸魚太守”的雅號。
誠信為本動世人
春秋時，吳王壽夢有四個兒子，最小的一個名叫季劄。據說這位季劄公子天資聰穎，仁愛有德，吳國上自群臣百官，下至黎民百姓，都很敬重他。
吳王壽夢臨死的時候，非常想把王位傳給季劄，大臣們也全都同意。但季劄堅決不接受，他說：“我上麵有三位哥哥，他們都是有才有德的人。怎麽能夠廢棄年長而賢明的哥哥，立年幼而無才的弟弟做國君呢?”
壽夢無奈，隻好留下遺囑，將王位傳給了季劄的大哥。等到喪事辦完，大哥帶著大臣們來找季劄，一定要將王位讓給他。可是，他們撲了個空，原來季劄聽說大哥要來讓位，已經事先躲到一個偏僻的山村裏種地去了。
這以後，王位從大哥傳到二哥，又從二哥傳到三哥。每一次，他們都想讓位給季劄，但季劄總是推辭不受。實在推辭不掉，他就躲到別的國家去住一段時間，等哥哥當了國王，他才回來。季劄為什麽要這樣做呢?一方麵他是個誠實謙虛的人，總是看自己的缺點多，覺得哥哥比他更適合做一國之主；另一方麵呢，季劄對文藝更感興趣，他從小多才多藝，精通文學、音樂和擊劍，喜歡自由地生活，不想受政治的約束。所以，季劄一生沒有做官，總是雲遊四方，天下各國到處都有他的朋友。
季劄盡管不願繼承王位，可是他並非不關心國家的事情。當他外出周遊列國的時候，經常帶著國家的使命，拜訪各國的君王和大臣，商量有關的國家大事。哥哥們都明白季劄在外麵朋友多，威望高，也願意把一些外交聯絡的使命托付給他去辦。
有一次，季劄出使經過鄰近的徐國。徐國的國君早已仰慕季劄的人品同才學，兩人一見如故，談得很投機。季劄發現徐君也愛好文藝，而且劍術高超，為人又熱情爽朗，感到真是遇到了知己的朋友。徐君對季劄也是佩服得五體投地，感到他甚至比人們傳說的還要高雅、熱情，有才氣。兩人一邊飲著美酒，一邊縱論天下大事，他們越談越知心，越談越舍不得離開。
一天，兩人又在庭院中飲酒，季劄對徐君說：“久聞陛下劍術為天下一絕，前兩天隻是聽您談論劍道，還未曾親眼見您的身手，今天能否讓我一飽眼福?”
徐君也不推辭，站起身，就從肋下抽出寶劍。那時候，有身分的人全都隨身佩帶寶劍，連國王也不例外。像徐君這樣喜愛劍術的人，自然更是劍不離身了。隻見徐君走到庭院當中，丟開一個架勢，就舞起劍來。真是好劍術!一支劍舞起來，就如百條銀蛇上下翻飛，隻見寒光，不見人影。等到徐君突然一個收式，立在原地時，那隻劍已經在不知什麽時候插回到他肋下的劍鞘裏了。
季劄拍手叫好，徐君急忙說：“獻醜了!我早聽說公子不僅劍術精妙，同時還有一柄神劍，是貴國的傳世之寶，今日能否也讓我見識一下呢?”
季劄從腰間解下自己的寶劍，遞給徐君看，說：“就是此劍，請陛下過目。”
這柄劍長不滿三尺，劍身很薄，盡管劍把上鑲著名貴的寶石，但普通人也看不出它有什麽神奇之處。季劄解釋說：“此劍極為鋒利堅韌，削鐵如泥就不用說了。還有，它還有一樣奇絕之處，就是能夠把很柔軟無力的東西一揮兩段。”
說著，季劄叫隨從爬到樹上，從上麵扔下一塊絲絹，那絲絹飄飄忽忽地落了下來，大家一看，這麽軟的東西飄在空中，怎麽能將它削斷呢?再看季劄，已經將劍插回到腰間，坐在那裏不慌不忙地飲了一口酒。等到那絲絹落到兩人多高的時候，隻聽呼的一聲，季劄已經從座上躍起到空中，大家誰也沒看清他的劍是怎樣拔出來的，就見寒光三道，季劄又落回到桌旁坐下，再看那塊絲絹已經變成四片，剛好也飄落到地上。
大家愣了一會，才全都高聲叫起好來。徐君又要過寶劍來欣賞，就連聲稱讚道：“真是神劍，神劍啊!”
接下來的這一天，季劄覺得徐君無論談論什麽，都有點心不在焉，目光老是不由自主地落在自己腰間的那柄寶劍上。他當然知道，徐君愛劍如命，見到一柄好劍，自然是十分想得到。季劄是個豪爽仗義的人，要是別的東西，他早就拿出來拱手相送了。但這柄劍可不是一般之物，它不僅是自己最喜愛的寶貝，同時是傳國之寶，是自己作為國家使節的一件信物。現在出使的任務還沒有完成，怎麽可以拿出來送人呢?他很有點為難了，因為他的確十分想滿足這位好友的心願。
徐君心裏也明白這一點，所以盡管他對這柄劍愛得不得了，可還是沒好意思開口。為了不讓季劄為難，他索性強迫自己不再看那柄劍了。
幾天後，季劄要上路了。分手的時候，徐君依依不舍，再三囑咐季劄一路上小心保重，還將自己許多珍藏的寶物送給季劄。兩人揮淚告別。季禮的馬車已經走出一裏多地了，徐君仍然站在那裏揮手。季劄回首看著徐君的身影，心裏默默地說：“徐君，請放心。出使回來，我必定來看你，那時我會把寶劍雙手奉送給你。”他抬頭看了看藍天，心裏暗暗發誓，決不食言。
數月之後，季劄出使歸來，又路過徐國。沒想到，徐君在不久前意外地去世了。季劄趕到墓前，痛哭起來。他後悔上次沒能同徐君多呆一段時間，怨恨老天竟然讓這樣一位英才早早地離開了人間。按照禮節，季劄在墓前祭祀了三天三夜，每晚他都坐在墓碑下，默默地流淚。
第四天一早，季劄要離開徐國返回吳國了。他又在墓前祭祀了一番，臨走時，他鄭重地解下那柄寶劍，輕輕掛在墓前的鬆樹上，叮囑守墓的徐國官員看好寶劍。然後，說：“徐君，原諒我不能在此長守了，這柄劍是我答應送給你的。現在我將它留下，你見到它，也就如同見到我了……”
等季劄登上馬車後，一位隨從對他說：“公子，這劍是稀世之寶，將它掛在墓前未免可惜了啊!再說，我們也從沒聽您許諾要把它送給徐君呀。”
季劄頭也不回地答道：“這劍早就該送給他的，開始雖然沒有奉送，可我心裏早已許下了諾言。假如因為朋友去世了，就違背諾言，那我季禮還能算個誠實的人嗎?”
言行一致
對於文人，中國有兩句名言：一是說“文如其人”，一是說“文人無行”。不是嗎?
南朝劉宋時代，有一位大才子範曄。他出身世宦之家，天生聰穎過人。加之其父範泰頗有學養，家學淵源良好，故範嘩少時即博通經史，善屬文，能隸書，曉音律。少長，即官運亨通，為宋文帝劉義隆之尚書吏部郎。這等少年得誌的幸運，本是應該珍惜才對。不意，元嘉初彭城太妃卒，文帝痛悲不已。而範曄卻夜中酣飲，開北牖聽挽歌為樂。由此得罪文帝，左遷為宣城太守。這時，範嘩才後悔不已，於是不得誌之情油然而生。後來，他突然從消沉中掙脫出來，學漢人司馬遷，逆境發奮圖強，乃刪眾家《後漢書》，成一家之作，書成，聲譽鵲起。讀之者皆以為自《循吏》以下，及《六夷》諸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範嘩本人也得意地自言其所作漢書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堪越古人。
也許是因為範曄出版《後漢書》後知名度太大的緣故，也許是文帝劉義隆愛才的緣故，過了幾年文帝又把範嘩從宣城調回中央，之後又晉升他為太子左衛將軍。按理說，這次範曄當感恩戴德，對文帝克盡效忠之心了。哪知沒多久，範曄再次“文人無行”，利用軍權在手之便，與魯人孔熙先合謀，企圖造反，想當皇帝。於是，文帝不可再忍了，立即把他打入死牢，待秋後問斬。
當然，鐵窗生涯的滋味是不好受的，更何況不久還要見閻王呢?不過，範曄倒是很有修養，頗是見幾達觀。明知刑期在即，卻依然坦然自若。不僅如此，他還寫了一首詩安慰勸解因受牽連而同處獄中的外甥謝綜。詩言：
禍福本無兆，性命歸有極。
必至定前期，誰能延一息。
在生已可知，來緣本無識。
好醜並一丘，何足異枉直。
豈論東陵上，寧辯首陽側。
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
寄言生存子，此路行複即。
謝綜讀之，深為舅舅的大義慷慨之氣所激動。於是，謝綜也達觀地麵對死神了。
不久，刑期到了。範曄與外甥謝綜大義凜然地走上了法場，頗有一副“砍頭隻當風吹帽”的風範。不意，正當行刑時，範曄平日昵愛之妓妾皆來與之作生死之別。範嘩對美豔佳人，想昔日樂事，不禁悲涕流連。謝綜一看舅舅這副腔調，不免大失所望。於是，他便想起了範曄勉勵他的那首詩，對範曄說道：“舅殊不同夏侯色!”
範曄一聽這話，立時羞愧難當，收住眼淚，含羞去了九泉之下。
讀過《韓非子》的人，都知道裏麵有一個很有趣的寓言故事：“自相矛盾”。它說的是一楚人不務耕作，以出售矛、盾為生計。一日，楚人持一矛一盾，佇立街頭，良久無人問津。楚人性急，乃高聲叫賣。一會兒高喊：“吾盾之堅，莫能陷也”；一會兒又說：“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如是者再三，果然招來了不少人。楚人不禁興高采烈起來，心想這一矛一盾一定能售出了。於是，索性一手舉矛，一手持盾，輪番誇起自己的矛、盾來。不意，突然人群後有一人撥開人流，擠至楚人麵前，說：“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
楚人一聽，口不能言。圍觀之人則一哄而去。
韓非舉此寓言，其意在於說明“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的道理，提出了“堯、舜不可兩譽”正如矛、盾不可雙誇的觀點。很明顯，韓非的論辯是很有說服力的。
當然，我們承認韓非觸景生情，自為寓言佐證己之論點，是一種智慧的表現。但是，若以上述謝綜一語羞範曄之例來與之作比，則韓非的智慧又略遜一籌了。何也?這個我們不妨先來對謝綜的“舅殊不同夏侯色”一語作些語義分析，看看它何以使範曄立時羞愧難當。
範曄獲罪入獄後，曾在牢中寫了一首言懷兼勸慰謝綜的詩，對生死之事發表了一番慷慨達觀的精辟之論，使謝綜心折情動。特別是“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兩句所表現出來的範嘩視死如歸的豪邁氣概，更令謝綜久久激動不已。因為詩中所提及的嵇康、夏侯玄，都是骨氣淩雲、視死如歸的豪傑，世人頗為景仰。所謂“嵇生琴”，用的是嵇康的典故。說的是三國魏時著名文學家嵇康，生平有奇才，博洽多聞，雅愛老莊，曾官至中散大夫。後來因與魏室有姻親關係，又與司馬氏有隙，終因鍾會構罪陷害而被殺。但臨刑前，神態自若，援琴而鼓，曰：“袁孝尼曾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之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聞者莫不悲涕交加。所謂“夏侯色”，也是一個典故。說的是三國魏時夏侯玄少有才名，弱冠即為散騎黃門侍郎。曹爽輔政時，玄曾累遷至散騎侍中護軍、征西將軍，都督雍、涼州諸軍事。後曹爽見誅，司馬懿權重，李豐、張輯謀欲誅司馬氏，以玄為輔政。不意事泄，被夷三族。然玄臨斬東市，仍顏色不變，舉動自若，時人歎讚不已。
因為範嘩是謝綜的舅舅，又是名重一時的大文人，作為外甥的謝綜自然是相信範曄臨刑時是能夠“庶同夏侯色”的。不意，當刑期真的來臨時，範曄卻對妓妾泣涕漣漣，露出畏死之色。因此，謝綜對他也就徹底失望了。不僅崇敬之情一掃而光，而且鄙夷之緒油然而生。於是就拋出了一枚炮彈“舅殊不同夏侯色”，以其矛陷其盾，揭穿了範曄貪生怕死的本性。試想，那樣聰明，又曾經那等自豪的範曄舅舅怎能不羞愧難當呢?謝綜之排調，雖是一言，但又有何樣的千言萬語能與之匹敵呢?
諷刺、排調，不同於一般的言語交際，不可以說得平淡、直捷。若此，則諷刺、排調所特有的機趣就不複存在了。諷刺、排調的藝術之第一要義是要做到言近旨遠，省文約字，但意義溢於句外，何以然?因為從語義的破譯與把握的實際看，含蓄、委婉的語言往往有一種令人味之不盡但又思而可得的藝術效應。記得早在先秦時代的《周易》就曾這樣說過：子日：“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唐人孔穎達對之解釋道：其旨遠者，近道此事，遠明彼事，是其旨意深遠；若龍戰於野，近言龍戰，乃遠明陰陽鬥爭，聖人變革，其旨遠也。(《五經正義》)可見，中國自古即崇尚“言近旨遠”的語言藝術的。之所以如此，孟子曾對之作過如下解釋：
言近而旨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孟子·盡心下》)
即是說隻有言近旨遠的語言，才能算“善言”；隻有“辭約而旨豐，事近而喻遠”，才能“餘味日新”(劉勰《文心雕龍·宗經》)；隻有“守約而施博”，才能“略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鹹該，片語而洪細靡漏”(劉知己《史通·敘事》)
謝綜諷刺的是舅舅範曄，自然不能諷意太露，譏言太多。因此，他隻能用“以其矛陷其盾”的方法，借範嘩本人之詩句，一語輕輕點到。使其諷刺語篇言近旨遠，餘味悠長，使範嘩思而得之，更加羞慚。斯其妙也!
嚴於律己
齊景公在位期間，特別喜歡修建亭台樓閣，來遊玩觀賞；喜歡穿戴華貴奇異的服飾，以圖新奇和開心；愛好通宵達旦地飲酒作樂，過著奢侈豪華的生活。晏晏(晏子)做景公的相國時，則用儉樸的生活約束自己，以勸諫景公。景公多次給他封賞，全被他拒絕了。景公很尊重晏子，不忍心他過平民一樣艱苦清貧的生活。有一回，景公趁晏子出使晉國不在家的機會，給他修建了一所新房子。誰知晏子一回來，就把新房子拆了，給鄰居們建房，把因給他建房而遷走了的鄰居們請回來。景公知道了，十分生氣，說：“你不願打擾百姓、鄰居，那麽替你在宮內建一所住房行嗎?我想和你朝夕相處。”
晏子一聽，急了，說：“古人說，受寵信要能明白自我收斂。您這樣做盡管是想親近我，但我卻會整天誠惶誠恐。我一個臣子怎麽能這樣做呢?那隻會使我同您疏遠。”
景公無法強求，隻好退一步說：“你的房子靠近鬧市，低濕狹窄，整天吵吵鬧鬧，塵土飛揚，不能居住。給你換一個幹燥高爽，安靜一點的地方總可以吧?”
晏子也不接受，他連忙辭謝，說：“我的祖先就是世世代代住在這裏的，我能繼承這份遺產，就已經十分滿足了，並且這地方造近街市，早晚出去都能買到我所要的東西，倒也方便，實在不敢再煩擾鄉鄰而另外再建房子。”
景公聽了，笑著問：“靠近街市，那你一定知道東西的貴賤，生意的行情!”
“當然知道。百姓的喜怒哀怨，街市貨物的走俏滯銷，我都十分熟悉。”
景公覺得有趣，隨口問道：“你清楚現在市場上什麽東西貴?什麽東西賤?”
那時，景公喜怒無常，濫施刑罰，經常把犯人的腳砍下來，因而市場上有專門賣假腳的。晏子心想趁機功諫景公，便說：“據我所知，假腳的行情看漲，而鞋子卻賣不出去了。”
景公馬上收斂起笑容，臉色十分嚴肅，再不做聲。這事對他觸動非常大，過不久，他便下令減免刑罰。
一樁平凡的小事，一席平凡的交談，聰明的晏子卻能抓住機會，巧妙地勸諫景公，減免刑罰，免掉了多少人的痛苦和不幸!
晏子不僅勸告君主要忍奢行儉樸之風，而且還勸告君主應當減少刑罰，真正地為民辦事。這是他的賢能之處。
善於“望子成龍”
“望子成龍”這是天下父母對兒女的期望，但對兒女的期望能否達到，這就要看父母的期望是否符合孩子的成長，是否能成為其成長的動力。對孩子的要求、希望，也是大有來頭的。
華盛頓的父親對兒子的期望是希望他不賭博，交好朋友。看起來似乎很細小，沒有什麽眼光，但恰恰是他培養出美國第一位總統。
他在1783年1月15日給華盛頓的信中說：“我作為一個朋友，我向你提出以下忠告。
“要時刻牢記你去費城的目的。要記住你不隻是去研習法律，並且要在此項職業中出人頭地，才可成名有利。學法律是你的誌願，成名是你的雄心，而行為放縱與二者均不相幹。你交結的朋友中對你幫助最大的，你需要為他花費的錢將會最少。當然，我不是禁欲主義者，並不認為你必須時刻都與參議員及哲學家為伍，但在年輕朋友中你必須慎重挑選。交友容易，但是交友以後不論朋友如何煩人沒有好處，要擺脫卻很難。此類朋友常於不知不覺之中使人行為失檢，進退兩難，既添煩惱，又增羞辱。
“對所有人都要有禮貌，但隻對少數人表示親近。而且在未經考驗以前，切不可對他們推心置腹。真正的友情是成熟緩慢的植物。必須經得起逆境的磨煉，才能算真正的友誼。
“對一切人的痛苦與不幸都要有同情心，並依照自己的收人情況給以幫助。要時刻記住雪中送炭的教導。但不是所有要求施舍的人都值得同情。要弄清情況。不然，值得同情的人就得不到幫助。
“不要以為華麗的羽毛既可使鳥美麗，華麗的衣著就可使人高貴。在有識之士的眼中，平凡而文雅的服裝比花邊與繡飾更值得稱頌。
“我要提及的最後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不可賭博。賭博為萬惡之源，不但損害道德，而且危及健康。賭博產生於貪婪，其本身則產生罪惡，結果則帶來種種不幸。它使許多有名聲的家庭毀滅，使許多人喪失名聲，也造成許多自殺事件。一切參加賭博的人，無不為賭博神魂顛倒。贏了錢的賭徒，總是想憑借手運，有進無退，不輸不止。輸了錢的賭徒則隻想扭轉逆運，不肯罷休，結果是每況愈下，直至孤注一擲，全部輸光。總之，在可恥的賭博中，可說是萬人受害，無人獲利。”
從小處人手，從壞處考慮，這樣在教子中可以不局限於一種浪漫的幻想之中。華盛頓的父親這樣做了，他成功了。
司馬遷的父親對他的要求和希望也很奇特，但他有遠見，有眼光，做出了俗人們所說的愚蠢之舉，讓兒遠遊訪書，訪人，但他卻成功了。
司馬談是漢朝的太史令。當時的曆史學，除了孔子在四百多年以前作的《春秋》之外，差不多是一片空白。戰國時代，各國都各有自己的曆史記述。秦始皇焚書坑儒，把書幾乎都燒光了。秦國自己記的曆史，又被項羽進鹹陽時一把火燒掉了。所以急需有人搜集資料，重新整理出一部曆史書來。這就需要閱讀和研究許多古代留傳的書籍。而漢朝以前的古文字和漢朝通行的文字又有很大的區別，很不好讀。因此，司馬遷才10歲的時候，他父親就叫他學古文。後來，還讓他向當時有名的學者孔安國、董仲舒學習古時候曆史和經典文獻。
然而，由於古代沒有印刷術，紙張在當時也還沒有發明，書籍本來就很少。再加上秦始皇推行的高壓統治，隻留下一點斷簡零篇，記述也很簡略。不少事的記載還互相矛盾，真假難辨。司馬談就鼓勵年輕的司馬遷親自到全國各地走一走，看看各地的地理和風土人情，觀瞻曆史遺跡，搜集書本上沒有記述的遺聞軼事。
這是一個很大膽的舉動。當時司馬遷才20歲。根據儒家的規矩，“父母在，不遠遊”，到遠方旅行是屬於“不孝”的行為。古代的交通又很不便利，孤身出外，十分危險的。
司馬談不但鼓勵兒子遠遊，而且詳細地告訴他，一路上應當注意的問題，有哪些可能的線索，怎樣才能收集到可靠的材料。
司馬遷從長安出發，出武關，經過南陽，到江陵，然後渡江南下，到汨羅江邊，憑吊愛國詩人屈原葬身之處。然後他又來到九嶷山，瞻仰了舜的葬地。再到廬山，考研大禹治水的遺跡。他到會稽，訪禹穴，了解越王勾踐臥薪嚐膽的故事。到姑蘇，拜訪伍子胥的神祠。過長江，到淮陰，收集韓信的故事。到曲阜，了解孔子的生平。看了漢高祖劉邦的家鄉沛縣和陳勝吳廣起義的大澤鄉。他這一個大圈子，走了二、三年，為後來撰寫《史記》收集了豐富的資料。
司馬談臨危以前，和司馬遷作了一次長談。他說：“我們家的祖先原是在周朝做太史的，後來家道衰落了。我雖然當了太史，也搜集了許多資料，想著一部曆史，但始終沒有完成，難道我們家的事業就斷絕在我的手裏嗎?我死了之後，假如你能再當太史，就可以繼承我們的祖業了。希望你當了太史以後，不要忘記我想著的書。從孔子作《春秋》到現在，四百多年了。諸侯互相征戰，曆史記錄全被毀棄了。漢朝以來，全國又得到統一，出現了許多優秀的人物。可是，我作為一個史官，卻沒有能做出一部書來把這些事一一記錄。這是我一生最遺憾的事!”說著，眼淚也流了下來。
司馬遷感動得流著淚說：“請父親放心!兒子一定要把您整理的曆史舊聞全部寫出來。”
臨終遺言，往往能給人以最深刻的印記。三年以後，司馬遷果然當了太史令。他利用國家的藏書，開始撰寫《史記》。可是，後來司馬遷得罪了皇帝，受到腐刑。他受到這樣大的侮辱，真想一死了之。可是，想到父親的遺誌，想到自己曆盡千辛萬苦搜集來的資料，他又覺得自己不能死，還是要忍辱負重，為國家做出自己的貢獻。
司馬遷終於用畢生的精力，寫成了《史記》。這是我國曆史上第一部紀傳體的通史。後來各代的史書，大都仿效《史記》的體裁。在文學上，它的成就和影響也很大。《史記》上寫的許多人物和事件，成為後來小說、戲劇的題材；它的藝術手法，成為許多文學家揣摩效法的對象。
嶽母給嶽飛刺“精忠報國”四個大字就是一個很動人的故事。精忠報國不僅是嶽母心中的期望，她並且把這種期望刻了在兒子的身上。
這一點很多人是辦不到的。
每個人都會從這個故事中體會出很多道理。
姚氏(約1067—1136)是南宋抗金名將、我國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嶽飛的母親。她於宋神宗元豐末年，嫁與相州湯陰縣永和鄉孝悌裏的一個農民嶽和為妻。姚氏為人勤勞節儉、善良賢惠。她生嶽飛時，已經二十六、七歲了。這之前，她曾生了四個男孩，但都夭折了。嶽飛之後，她還生了嶽翻。姚氏在臨近絕育之年，得了兩個兒子，自然歡喜異常，但並不嬌生慣養，放縱他們，而是“鞠育訓導”，既有慈母之愛，又有嚴肅的管教，因此嶽飛自幼對母親有極深厚的感情。
嶽飛的乳名叫五郎，後來單名叫“飛”，字“鵬舉”，意思是“舉翅高飛，鵬程萬裏”。這些都是姚氏和丈夫嶽和商議後給取的。
嶽飛出生不到一個月，黃河決口，洪水泛濫，衝毀了嶽家的破茅屋。嶽飛的母親姚氏從夢中驚醒，她急中生智，懷抱小嶽飛，坐在一口大水缸裏，隨波漂流，終於僥幸脫難。
洪水過後，嶽和與姚氏攜嶽飛重返家園，另建茅舍，艱苦度日。後來，嶽和去世了。嶽飛一家就靠姚氏幫人家作些零活過活。不久，村裏辦了“冬學”，姚氏就把替人做針線活得來的一點錢，給嶽飛做了一套新衣裳，送他上了冬學。嶽飛天資聰明，記憶力強，他在母親的督促下，尊敬師長，讀書用功，過不了多久，也就“識字粗堪供賦役，不需辛苦慕公卿”了。此後，嶽飛白天在田間辛勤耕作，晚上嶽母在家門前的空地上為他點燃一堆枯柴，他就在火光的映照下繼續刻苦讀書，就這樣嶽飛讀了許多經史書籍，還讀了《孫子兵法》和《吳子兵法》等不少兵書。這也為他以後成為將帥時，能賦詩、填詞、作文，並寫得一手草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嶽母姚氏不僅督促嶽飛勤奮讀書，還叫他拜同鄉人周侗為老師，學習武藝。嶽飛膂力過人，能左右開弓，百發百中。後來周侗生病去世，嶽飛十分悲傷。每逢初一日和十五日，嶽母姚氏就為嶽飛準備一點酒菜，讓兒子到周侗的墳前去吊唁老師，然後彎弓射箭，抬槍練武。嶽母時刻鼓勵兒子要立誌將來為國家做一番大事業。
北宋末年，金軍大舉攻打中原的時候，嶽飛正好20歲。姚氏深明大義，為了保家衛國，她積極勉勵嶽飛“從戎殺敵”，“無以老母為念”。嶽飛在外從軍三年，24歲那年回湯陰家中。當他再次向老母辭別，奔赴疆場之時，年逾花甲的姚氏，請人在嶽飛的背上寫了“精忠報國”四個正楷大字，然後親自用繡花針按字的筆劃在嶽飛的背上刺了起來。這“精忠報國”四字，不僅刻在嶽飛的背上，而且銘記於嶽飛的心中。在往後崢嶸歲月裏，“精忠報國”，成了嶽飛和“嶽家軍”的誓言，也成了封建時代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的響亮口號。據《宋史》卷三百八十《何鑄傳》說，後來嶽飛蒙冤，禦史中丞何鑄負責初審嶽飛，當他看到嶽飛“背有舊涅‘精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之際，也不由得收斂起嚴肅的麵孔。關於刺字一事、《宋嶽鄂王年譜》卷一引《唐門嶽氏宗譜》中也有記述雲，“精忠報國”四字，為靖康初(公元1126年)嶽母姚氏所刺。”
良將出寒門。嶽飛一生遵奉母教，忠貞為民，精忠為國，他的英雄事跡，一直受到後人的歌頌。他的“精忠報國”的鬥爭故事，被人們編成小說和戲曲，廣泛地在民間流傳。人們還在杭州美麗的西子湖畔，為他建造了宏偉壯麗的嶽墳和嶽廟。在他的故裏河南省湯陰縣還修建了嶽飛紀念館。嶽母銀針刺字，望兒報國的故事，也同樣長留青史，成為千古流傳的佳話。
識人要有大眼光
在社會鬥爭中任何一個人都要有選擇，選擇哪一方麵，這可以表現出他們的水平。所以不僅有一個不為官的問題，還有一個“識別官”的問題。這個識別不能靠一時之情，而要有個大眼光。人是很容易受眼前利益**的，隻有有大誌向者才能透過眼前看到未來，自然這會有代價的。
王陵是劉邦的同鄉，劉邦以王陵為兄。劉邦起義時，王陵也帶幾千人起義，占據了南陽。在劉項鬥爭中，王陵帶兵跟隨劉邦。項羽聽說後，把王陵的母親接到軍中，想用此脅迫王陵投降。
王陵的母親看到當時項羽的兵力雖然比劉邦強大，用的政策卻是錯誤的。他一把火燒毀鹹陽的宮殿，大殺降卒，到處分封六國的後人為王，在內部又不能團結將卒。從長遠來看，項羽必定要失敗的。
於是，當王陵的使者來到項羽的軍營時，王陵的母親偷偷地會見了使者，說：“請為我帶個口信給王陵，還是追隨漢王為好。漢王劉邦是個忠厚長者。請你告訴王陵，不要為我的原因而動搖。”為了堅定王陵的決心，她就在使者的前麵用劍自殺而死。項羽知道後大發雷霆，把王陵母親的肉割來炙了。然而這樣一來，王陵追隨劉邦的意誌更加堅決，終於幫助劉邦打敗了項羽，平定了天下。
不為利所動，不為眼前利益所惑，這正是糊塗學所提倡的，在教子中也體現了這一點，王陵母親是極有眼光，極堅強的母親。
王陵母親，是以死換得了兒子的前途。
而東漢末年範滂的母親則育子捐軀不悔，兩個母親雖然個人生命結果不同，但精神是一致的。人在世，不僅不爭官，還要有原則、有骨氣、有理想的去生活。教子最重要的是教他有人格、骨氣、浩然之氣。如果喪失了這一點，人將不能稱為人。
在一個商品化、世俗化的社會中，一切都化成錢的原則，像王陵母、範滂母的行為已不被人所理解，而她們正是糊塗學所肯定的人物。
東漢末年，宦官專權。他們憑借手中的權勢，魚肉人民，殘害忠良，誣陷敢於反抗他們的朝廷內外的大臣，“共造部黨”。其中，範滂(pāng)就是被他們以“黨人”的罪名殺害的一個清正官吏。
範滂字孟博，漢汝南郡征羌縣人(現河南省平光、郾城兩縣處)。年輕時就很注意品德修養，養成清廉的節操，受到州郡和鄉裏的欽佩，推薦他做孝廉，光祿勳舉為四行。那時冀州(今河北省高邑縣東南)發生災荒，饑民都起來造反。朝廷於是任命範滂為清詔使，到冀州巡行視察。範滂登車出發時，手握韁繩，慨歎政治混亂，立下了澄清天下的大誌。待他一到冀州境界，那些太守和縣令自知平時貪贓枉法，聽到風聲就扔掉官印逃跑了。他檢舉彈劾的官吏，個個都符合公議。
後來，範滂又被太尉(主管全國軍事的最高長官)黃瓊征召去做官。正趕上皇帝下詔要三公府的下屬主要官員采訪民間疾苦和地方官吏的善惡得失，向朝廷匯報。範滂一下子就彈劾了刺吏、太守和權門豪坤共二十多人。尚書責備他彈劾的人太多，懷疑他挾有私心，動機不良。範滂回答說：“我所檢舉的如果不是貪汙腐敗，奸邪殘暴，殘害百姓極深的壞人，怎肯用來玷汙我的紙筆呢?隻因現在就要向朝廷匯報，時間倉促，所以先檢舉那些急需檢舉的人。至於還沒調查清楚的，正在反複核實。我聽說，農夫鏟了雜草，莊稼必定會茂盛起來，忠臣把奸邪去掉，國家的政治就會清明。如果我檢舉的不符合事實，甘願當眾接受死刑。”官吏們這才不再問什麽。範滂眼看朝廷正處在艱難時刻，知道自己的主張無從實現，就遞上彈劾自己不稱職的狀子，辭官不幹了。
汝南郡太守宗資早就知道範滂的名聲，請他做助手代理功曹職務，把郡中的政事委托給他。範滂在職期間，對吏治嚴加整頓，疾惡如仇。凡是行事違背“孝悌”，以及不遵守“仁義”規範的人，一律撤職驅逐，不與他們共事。把操行卓異的人推薦到顯要崗位，把被埋沒的人才選拔出來任職。範滂的外甥西平縣人李頌，是西平王李通的後代，他在家鄉名聲不好，沒有人肯推舉他。太監唐衡去請宗資幫忙，宗資同意任用李頌為吏，範滂認為他不是適當人選，擱置下來，一直不發委任狀。這使宗資很生氣。從此郡中那些中級以下的官吏，沒有不怨恨範滂的，就指責範滂任用的人為“範黨”。後來牢惰向朝廷上書，誣告李膺、範滂等人連引為黨，被關進監獄，受盡了酷刑折磨。
等到官司了結後，範滂回到家鄉。建寧二年，朝廷又一次大規模誅殺黨人，下令立即逮捕範滂等人。因此，範滂再次入獄。
範母來到獄中與兒子永別。範滂稟告母親說：“弟弟仲博很孝順，能夠供養您老人家，我到地下和父親在一起。無論活著或死去的，都各得其所。請大人割斷難舍難分的恩情，不要再增添悲傷。”範母道：“你今天能夠與李膺、杜密齊死，死也瞑目了。既有美名，又要長壽，這怎麽能夠一齊得到呢?”範滂跪下來領受母親的教導，向她老人家叩了兩個頭就分別了。接著範滂又回頭望著兒子歎道：“我想叫你做壞事吧，壞事實在不能做；要叫你做好事吧，我可一生從不做壞事，卻落得如此結局!”在場的人見此情景，沒有一個不垂淚的。那時範滂隻有33歲。
範滂一生正氣凜然，範母育子捐軀不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