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不及待要為父親鳴冤的王諾瑤，找同學借了一些錢，並向服裝廠遞交了一個月的事假條，乘坐火車前往河南開封。
沒有是非曲直的年代，隻有“紅與黑”的分水嶺。“紅”是權威的象征，“黑”是被歧視的階層。她要在河南開封老家，尋找到父親的親人、尋找到父親的根。隻要根是紅色的無產階級，父親就有了為“罪行”辨駁的政治資本。就是為了這紅色的政治資本，她踏上了為父鳴冤的征途。
坐了兩天多的火車，王諾瑤來到了曆史悠久的古都開封。這裏有大量的曆史文化遺跡。著名的有宋都禦街、清明上河園、龍亭、開封府、鐵塔、繁塔、大相國寺、包公祠、包公湖、龍亭湖、鐵塔湖和雄偉的城門樓等等。遍布市縣的名勝古跡，彰顯了古都的風韻和魅力。這就是父親思念已久的故鄉，是父親祖祖輩輩居住過的地方。
在這座位於黃河南部的古城，王諾瑤沒有時間瞻仰“富麗甲天下”、“自古帝王都”的曆史文化容顏，她隻象征地在這八朝的古都，遊覽了相國寺、鐵塔和龍亭湖。
本想來到開封後，按照父親給的地址，不難找到在開封的親人。誰知道在這裏待了半個多月，還是沒有親人們的半點消息。
鼓樓區附近的古巷子，是父親記憶中留給她，唯一的尋找線索。鼓樓區就有兩個地方古巷，一是後保定巷省府後街附近。一個就是生產街，複興街附近。隻是生產街古巷，就分為生產前街，中街，後街。因為年歲已久，這些古巷都發生了變化。王諾瑤跑遍了鼓樓區附近的古巷，走訪了無數在這古巷裏居住的居民，也到各個街道辦和派出所查找，都未得到父親家裏親人的一絲信息。
還沒來開封前，王諾瑤為父親鳴冤心切，她顧不上縝密的思考和做充分的準備。自己又沒有錢，手上的錢全部都是向同學借的。拋開路費和旅店住宿費後已所剩無幾。在開封的這些日子裏，她算好了自己兜裏的錢，最多可以維持十天左右。可是現在已半月了，還是沒有找到父親的親人。每天兩餐都是啃五分錢一個的饅頭，饑餓和寒冷的天氣，迫使她不能繼續留在開封。最後，她隻得在當地的各派出所和各街道，以及開封大街小巷的牆壁上留下了尋人啟事。她期待著故鄉的親人會奇跡般地出現，並聯絡遠在貴州的她。
坐在從開封回來的列車上，空空如也的她心有不甘。她不想就這樣回到那座不大的城市。不知道是前途未卜，還是想逃避那不堪的重負。她多麽希望這趟列車不要停下，一直把她帶到那沒有目的地的方向。
從河南開封回到服裝廠，王諾瑤看到張主任的臉拉得更長了。她已有半個多月，沒有在她們的監控視線下。
這半個月來王諾瑤在外麵幹了些什麽？對他們來說都是個謎。他們懷疑王諾瑤在外麵與誰接頭搞串聯活動。革命警惕性猶如神經質般高度的他們，甚至懷疑王諾瑤在搞破壞無產階級**的反革命活動。
“王諾瑤，電報。”
郵電局送信的投遞員，在服裝廠門口大聲叫著。剛好張主任在門口，她順手接過電報一看，上麵沒有翻譯的文字，隻有一長串看不懂的密碼。她警覺地沒有把電報交給王諾瑤，好像這就是電影裏共產黨和國民黨鬥爭中的密電碼一樣。
“小李，你拿這個電報去郵局翻譯。”
她嚴肅地把這份電報交給了那位姓李的學徒工。
那時的電報有加密和不加密的，加密的電報要收報人自己去郵局解譯。
剛從開封回來上班的王諾瑤，正在門市部的腳踏縫紉機上車衣服。她想不到有誰會給自己發電報，也沒想到這電報真是自己的。但這封電報一定會和自己有關，會不會開封那邊的也在懷疑警惕自己，王諾瑤忐忑不安胡亂的揣測。
大概半個時辰吧，小李拿著電報走過來。
“王諾瑤，害我幫你跑一趟，是你的電報。”
王諾瑤接過電報，上麵寫著。
“我們是你河南的親人，收到電報後與我們聯係。”
電報是王永誌的大哥家發來的。王永誌在家排行老三，上麵有兩個哥哥。開封還有他的堂哥、表弟等一大家族的人。
王諾瑤接到電報當晚就給河南的親人們寫信，她把爸爸的情況和自己的現狀，寫在了十多張的信箋紙上，告訴開封的親人。
以前人們的聯係方式主要是靠電話、電報、信件等方式。
用電話聯係不是很方便，要本人親自到郵局去排隊等叫線，收費以分秒的時間計算，即麻煩也不便宜；發電報是按字數收費，不是緊要的事，人們通常都不會選擇這種收費較高的方式聯係；郵寄信件既方便、又省錢，就是時間長了些。省內的信件一般三、四天可以送到，跨省的信件少則也要十天半月才能到達。有些地方交通不便或者相隔較遠收取信件需要的時間還會更長。
寄往河南開封的信有四、五天了，王諾瑤扳開指頭算著。開封的親人們應該收到自己寫的信了吧。他們看到信後會不會嫌棄她、不理睬她，他們的政治背景會不會也不如人意等等。王諾瑤擔心的猜想著，她焦急的盼著對方親人們的來信。
將近一個月了，等待焦急的王諾瑤，好不容易才接到開封親人們的來信。
從信中她了解到父親家親人的情況。王永誌的大哥是開封一位德高望重，有名望的的中醫醫生，已於幾年前過世；二哥是全國勞動模範曾和周恩來總理合過影。家裏的親人們都是政治資本過硬，響當當的紅五類。父親的政治身份自然也能以此度上，一層有價值的金粉。
成分在那個年代是家庭出身的政治身份，也是本人取得獨立經濟地位的政治資本。1949年以後劃分出身為革命軍人、革命幹部、工人、貧農、下中農的人為“紅五類”。
“黑五類”是在**期間，包括對這五類人的子女的稱呼，也就是地、富、反、壞、右（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文革期間，在唯成分血統論觀念的影響下，黑五類在入團入黨、畢業分配、招工、參軍、提幹戀愛和婚姻等方麵都受到歧視。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對**進行了全麵的否定，家庭出身的概念逐漸淡漠，“黑五類”這一政治用語也不再使用。
“紅五類”家庭成員在當時現實社會的階級分層結構中，具有絕對的政治優勢。所以在種種資源占有、利益分配，升學、招工、晉級調資、分房、醫療等社會流動的機遇和福利上，他們享有特殊的權利；在政治上他們的提幹、入黨也同樣享有優先權，就是因為“根紅苗正”。
父親的“根”找到了，他們一家的“根”都是紅色的。王永誌出身於無產階級，本來就是革命隊伍裏的自己人，有什麽理由要讓他去反黨反社會，憑什麽把一個無產階級出身的“紅五類”推向階級敵人的一邊。
一切的邏輯推理都要帶上政治色彩，有了紅色的政治資本開道，就多了一份信心。王諾瑤隨之幫父親整理申訴材料，鳴冤、上訪。
三十多頁為父親翻案的申訴材料完成後。她又用複寫紙抄寫無數份材料向各有關部門發送。同時她也帶上材料去找州裏的領導。
“韋叔叔，我爸是被冤枉的。”
官複原職不久的韋州長，是個樸實的少數民族幹部，還沒有恢複實權的他，也無力幫助王諾瑤要求解決的問題。
“小王，你爸好像是曆史問題，屬於政治犯。政治犯的問題是很難解決的。”
王永誌1934年跟隨過中國國民革命軍陸軍一級上將，愛國將士馮玉祥多年，1940年因傷寒病離開了馮玉祥的部隊。1944年日寇竄到獨山遭到重慶組織的軍力和當地民眾的阻擊和反攻，日本侵略軍被這次抗擊運動打得從獨山倉惶逃竄。王永誌也勇敢地投入了這次抗擊運動。
繼而王永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革命隊伍，奔赴在槍林彈雨的生死戰場，為新中國的成立立下了汗馬功勞。
1950年底，退伍前他曾是解放軍二野五兵團十七軍的光榮軍人。王諾瑤看到過父親，有一塊洗臉毛巾大小的黃色綢緞上麵，別滿了各式各樣閃閃發光的勳章。也親眼看到過人民政府給父親的一張證明。那張證明是用毛筆豎著書寫的，字跡工整、氣韻通暢。證明王永誌曾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立過功受過獎，日後工作和生活上有問題可憑此證明尋求政府……。
王永誌榮獲的那一排排整齊勳章，已記載了他用熱血、用生命為祖國譜寫了無人讚頌的感人詩篇。從那張人民政府給他的證明中，不難看出王永誌還有不為人知的光榮史篇未告天下。
這一點也是王諾瑤一生中對父親未解的謎，因為父親的勳章如此之多和那張人民政府給他出示的證明。為什麽這麽多的光榮，父親卻沒有向其他人那樣，升官和享有著特別的政治待遇。
王諾瑤經常想，是不是解放前參加過革命的人，都會有很多勳章和政府開的那張證明。還是隻有她父親和個別的才會享有的特殊榮譽。
那些勳章和那張證明都是王永誌政治生命的品牌。可惜在1970年3月21日，被抄家的擄走莫明的消失了。
那時的個人成分除開已被定性了的地主、富農和右派等等，人們填寫成分都是根據自己的情況意願填寫。王永誌一生清白幹淨。他出生於“紅五類”，家庭成分應該是平民，本人成分應該是革命軍人。而不是定罪入獄的大軍閥、舊軍官，更不是為國民黨塗脂抹粉的反革命政治犯。
剛剛官複原職的韋州長，之前也是被造反派們打倒、揪鬥的走資派。他不是不通人情，不懂法律，不接受王諾瑤的申訴。而是形式逼得人人自危，個個小心行事。他們雖然官複原職，但是實權還是掌握在那些造反派的手裏。好在他們都是看到王諾瑤從小長大的孩子，雖然幫不上她的什麽忙，也不會像劉成豐那樣的市井小人，忘形、勢利的難為這孩子給其不堪。
為了幫父親洗雪冤案，王諾瑤四處奔波到處碰壁。呈送到市裏的、州裏的、省裏的還有北京的申訴材料都如石沉大海渺無音訊。
在鳴冤的路上，她被派出所訓誡，被信訪部門拒絕，被指責、嗬斥、冷眼。
滿腔冤屈無處可訴的她，被這黑白混淆、方圓不規，是非顛倒的現實一次次的擊垮。已精疲力竭的她看不到明天的希望。
欲問蒼天何理在，淚灑長河逆行舟。上天從不憐苦命人，在為父親鳴冤的路上，她的心在希望中一次次的破碎絕望，她不得不硬撐著，在絕望中不屈不撓的再度堅強。她的內心無時無刻不在擔憂獄中多病的父親，怕他堅持不到希望的那天，帶著遺憾沒有告別地遠去它方。
她曾一度心灰意冷的想過放棄，幹脆把體弱多病的父親保外就醫，接出來和自己一起生活。好好的伺候他老人家的後半輩子，盡一個女兒應該的孝道。
可是，把父親接出來住在哪裏？父親病了怎麽辦？自己都是個沒有著落，找不到歸屬還備受歧視的人，哪裏來的本事可以安置父親的生活。
她不能，絕不能把父親接出來和自己一塊受罪。她隻能堅持挺住，雖然前麵的路，還是渺茫一片。但是，放棄和退卻更是無望的死路一條。
就這樣，她一次次地從絕望中給自己打氣。抱著破釜沉舟的決心，哪怕以後還是沒有來日，她也不會放棄為父親討回公道，追逐光明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