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老洛與劉寶全後來的結局，也是悲劇。
張越明投案後，票兒即派人與李老洛劉寶全接觸，敦促他們盡快投案自首。票兒表示，主要錯誤在張越明一人，如果他們二人主動投案，可以從輕發落。
李老洛與劉寶全卻沒有投案，他們已經被張越明的結局驚嚇得惶恐不安了，他們不敢再相信政府。他們拉走了幾十個民兵，上山當了土匪。據李老洛被捕之後交代，他們本來想去投奔肖桂英的，可是肖桂英的隊伍一時找不到。他們也一時舍不得離開家鄉，就在山裏瞎轉遊。如果他們當時離開保定的地麵，或許還能存活下來。可是，他們終究沒有走遠。劉寶全甚至遺憾地說：“我們如果走得遠一些，也不至於有這樣的結果啊。”
果真是熱土難離？
票兒的敦促遭到李老洛與劉寶全拒絕後的第三天，票兒即簽署發布了三區政府的告示：緝拿李老洛劉寶全二人歸案，其餘人等不問不咎。並且開出了價格懸賞：凡捉拿李老洛劉寶全者，賞金五百銀圓（若以現在的糧食價格計算，應該是十萬元。這可不是小數目啊）。布告張貼出去之後，董鳳池懷疑地問票兒：“區長啊，管用嗎？”票兒苦笑：“鳳池啊，你聽說書的先生講過嗎？重責之下，必有不逞；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啊！如果我猜測的不錯，最多也就是十天的工夫吧。”
果然不出票兒所料，布告張貼之後第七天，李老洛與劉寶全就被手下綁了，扭送到了三區政府。策劃者是李家莊與下河村的農民，他們秘密聯絡了李老洛與劉寶全的手下，捉了這兩個曾經為他們出頭的前任村長，交送給了票兒區長。兩個村子的農民們說：“區裏既然說了，不連累村民，而且還有賞金，我們為什麽不這樣做呢？”
（談歌當年采訪到這個情節時，曾經一度驚訝得目瞪口呆。是啊，如果站在人情世故的立場上，來評判這個結局，李老洛與劉寶全會氣憤得吐血。鄉親們是如何變心了的呢？其實，李老洛劉寶全如果能夠理智地分析這個結果，就不會感到意外與氣憤了。土改這件事情，就是一場均貧富的運動，如果放在一個沒有什麽宗族關係的社會裏，或許不會有什麽阻礙。打個比方說，如果我們今天在街上設崗，檢查所有開轎車的人，對他們進行罰款，街上的老百姓或許還拍手叫好呢。但是帶頭鬧事兒，這就是玩火，也是玩命。三區的土改，亂劃階級成分，大家都有氣，誰也不願意先出頭。“出頭椽子先爛”，這不隻是一句建築經驗上的格言，而是幾千年來，中國人的立身經驗。出頭的人的角色，必須滿足以下三個條件，其一，必須是一個不計較物質利益的人；其二，必須是不懼風險，不怕“先爛”的人；其三，必須是具有號召力的人。受共產黨培養多年的張越明，滿足了這些條件，他是共產黨中的一員，能夠熱情地為老百姓說話，農民們自然把他當作了“出頭椽子”。事情鬧大之後，利益格局發生了變化，農民在政府眼裏變成了對立麵，此時，老百姓首先要保住自己，不能吃大虧，如果政府答應不報複，他們當然願意出讓英雄了。先是拋棄了張越明，然後又拋棄李老洛與劉寶全，歡迎土改工作隊重新進入，是老百姓們的最佳選擇。
曾經看過一篇文學作品，用張越明李老洛劉寶全為原型，講述這個土改時的悲劇故事。以反對當年土改的粗暴化簡單化為主旨，作品表述出悲情四溢。寫到張越明等人在臨刑前慷慨陳詞，宣揚著其高尚的民生宗旨，使殺害他的人為之低頭羞愧。有評論家認為，這是寫張越明等人的民主性，民生立場。認真地說，張越明的悲劇並沒有作者筆下那樣深刻的政治涵義。時處當下的我們現在檢討，這一事件也許更應該歸咎為一個人性事件。當時當地的部分領導者，包括工作隊員和參與其中的百姓，他們的人性成分決定了他們當時的作為，這種作為在當時環境下就釀成了那樣的故事。
現在再看這段曆史的陳跡，三區的老百姓由始至終，並沒有一以貫之的固定的表情，但是他們的理性卻是始終如一地趨利避害。老實說，不僅在商業，在民間，老百姓也沒有永遠的朋友，隻有永遠的利益。這才是最大的人情世故。）
地委很重視這件事，李老洛劉寶全都是名聲響亮的抗日英雄啊，如何處理他們，是一件極難定奪的難題。開了幾次會議，與會的領導們各持己見，不能統一思想。便上報了省委，省委經過慎重考慮，最終還是通知保定地委，以破壞土改的罪名，將李老洛劉寶全處決。
處決李老洛與劉寶全，是秘密執行的。具體情況，不得而知。解放後曾經有記者采訪保定前地委書記吳顯聲，吳顯聲堅決拒絕回答這件事的始末。曾有知情人士說，當時的保定地委做過決定，此事不要宣傳，任何人如果向社會透露情況，都以紀律處分。如此看來，執行李老洛與劉寶全的具體情節與細節，便淹沒在曆史的長河中了。
讓人感喟噓唏的是，事情還沒有結束。三區農民發財的願望竟被激**起來了，李家莊與下河村的老百姓自發地抓了李老洛和劉寶全的親屬，一並捆綁了，送交到了三區政府，他們盼望著票兒還會發給他們賞金。這一次，農民們卻失望了，票兒並沒有再給他們賞金。票兒還親自給兩家的親屬鬆綁，代表三區政府向他們道歉。於是，這種民間自發的株連行為才算塵埃落定。票兒指示三區各村：“李老洛與劉寶全的事兒，不要再提了。李老洛與劉寶全的家人不受株連。”這似乎不隻是票兒的觀點，之後保定地區所有官方的文字材料，都不再提及此事。
票兒在易縣三區做了一年區長，之後，他調到保定地委，任敵工部副部長。平津戰役期間，他曾經任保定民運副總指揮。之後，在河北霸州任公安局長，他沒有想到，1950年初春，他又被一紙命令調回了保定市公安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