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戈登·諾艾爾·拜倫(1788—1824年)是19世紀上半葉英國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魯迅先生譽之為“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的詩人們的“宗主”。他那些熱情洋溢、雄渾壯闊的詩篇不僅有力地支持了法國大革命後席卷全歐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揭露批判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弊端，因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可就是這位在當時名滿天下的詩人卻於1816年4月永遠離開了自己的故土，流浪他鄉異國，直至1824年4月在希臘邁索隆古翁病逝。隻是在死後詩人的遺骸才被運回英國安葬，而他的心髒卻永遠留在了希臘的土地上。
“英國喲!我愛你，盡管你有那麽多缺陷。”拜倫遠走他鄉後，曾在意大利威尼斯含淚寫下了這一感情真摯的詩句。可見詩人還是深深眷戀著自己祖國的，可是他又為何要在1816年遠離故國家園，並從此一去不複返呢?對此，世界各國的文史專家們長期爭執不休，未有定論。總括起來，大體有以下幾種觀點。
英國著名史學家麥考萊認為是英國上流社會的毀譽無常才最終導致了拜倫的出走。1809年拜倫首次出國漫遊，先後到過葡萄牙、西班牙、馬耳他、阿爾巴尼亞、希臘、土耳其等地，於1811年底回國。這次曆時兩年多的旅行開闊了拜倫的視野，所見所聞使他詩情進發，在途中寫下了長詩《恰爾德·哈羅德遊記》的第一二章。這些詩作回國發表後，震動了歐洲詩壇。拜倫一舉成名，即刻成為英國第一流的詩人、社交界爭相邀寵的紅人。特別是倫敦那些年輕貴婦們常常以能與詩人同飲共舞為榮，她們迷戀的是詩人的名聲、地位和少年英俊。可是兩年後，倫敦城的顯貴們卻又對拜倫的言行頗多微詞。
為了尋求解脫，1815年1月拜倫與密爾班克小姐結婚。但一年後，這次倉促的婚姻即以妻子離家分居而告結束。消息傳開，拜倫發覺他一夜之間便已身敗名裂。把婚姻製度的神聖視為信條的中產階級齊聲譴責拜倫的殘酷無德，上流社會的沙龍更是視之為魔鬼怪獸，對詩人閉門不納。這和《恰爾德·哈羅德遊記》剛出版時的情形相比真是天壤之別，拜倫感到莫名其妙，無法忍受。我國學者範忠存先生在其所著《英國文學史提綱》中也說，當《恰爾德·哈羅德遊記》頭兩章等詩篇發表時，拜倫“一覺醒來，成了大名”，在好幾年中都享有非凡的聲譽。但隨著同妻子的離異，輿論界又轉而反對拜倫，這使這位驕傲者中最驕傲的人飽嚐了世態的炎涼、人情的淡薄。社會的遺棄終於迫使拜倫離國他走，一去不返。
另一說認為拜倫是由於其政治信仰而見棄於英國統治階級。吳富恒主編的《外國著名文學家評傳》“拜倫”條即指出，拜倫的各種傳記的作者竭力掩蓋拜倫與英國統治階級之間的鴻溝，這是不正確的。事實上，拜倫在議會裏的大膽演說，他的詩歌所表現出的政治及宗教方麵的自由思想，都使統治階級對他仇恨加深。於是他們在詩人私生活方麵製造種種“醜聞”，挑撥他妻子同他離異，唆使社會輿論謾罵拜倫是叛徒、國王的誹謗者、道德的破壞者、拿破侖的頌揚者等等，使詩人在社會上處處受到打擊。對此，拜倫認為：“如果那些低語、私議和傳言是真的，我對英國是不合適的。如果不真，英國對我是不合適的。”所以說，表麵上拜倫最終是由於被迫害而不得不離開英國，“其實，他是被英國統治階級逐出自己的祖國的。”
蘇聯學者葉利斯特拉托娃所著《拜倫》一書亦持類似的看法。葉氏指出，拜倫自1809年進入上議院後就表示了他對封建專製主義和貴族寡頭反動統治的深惡痛絕，夢想在英國建立起美國式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並且在上院仗義執言，為工人破壞機器活動辯護。這一切使他成了英國統治階級急欲除之而後快的眼中釘。於是有人私下勸說拜倫，勸其改變政治觀點，否則將對他政治迫害。而拜倫表示拒不讓步，“他們至多不過使我離開這個社會。對這個社會我一向不奉承，一向沒滿意過。”最後，詩人忍受著內心痛苦離開了祖國，想暫時得一喘息，再來給敵人一個更大的打擊。
最後是家庭婚姻變故說。亨利·托馬斯和黛娜·莉·托馬斯合著的《英美著名詩人傳》認為，拜倫不是那種喜歡成家立業的人，而他的妻子密爾班克卻是英國社會中見識平庸的女人，她幻想按照自己的形象改造拜倫，為拜倫所不能忍受。於是密爾班克找來醫生為拜倫作檢查，硬要詩人承認有神經病。
這一企圖失敗後，密爾班克就於1816年帶著幼小的女兒離開了拜倫，要求分居，並放出謠言說拜倫和其同父異母姊奧古斯塔有**行為。於是，因長詩《恰爾德。哈羅德遊記》而登上文壇高峰、集倫敦名望於一身的奇才——拜倫，終因婚姻生活的破裂而一落千丈，成為眾矢之的，心靈遭受了巨大的打擊，被迫變作流浪異鄉的逐客，到國外去追求放浪自在的私生活。
或許，上述諸種解釋皆在情理之中，但又不盡其然。每一曆史事件的發生。既是事物發展必然性的表現，同是也不能否認誘使這種必然性成為現實的偶發因素的作用。那麽，促使拜倫決定永遠離開英國流落異鄉的必然因素與偶然因素又是什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