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爾·波德萊爾(1821—1867年)是19世紀法國的一位重要詩人和文藝批評家，其作品上承浪漫主義的餘緒，下開象征主義的先河，為近代詩歌開創了一個新時代。長期以來，人們一直尊奉他為現代派詩歌的鼻祖。從詩歌創作成就的角度來看，如果說，中國有李白和杜甫，德國有歌德和席勒，那麽法國就應數雨果和波德萊爾了。
波德萊爾於1821年4月9日出生在巴黎。幼年時，他常隨父親在盧森堡公園散步，聽他講那些美麗的有關雕像的神話和傳說，由此滋養了他對形象特別敏感的美術天性。然而，當波德萊爾6歲時，父親去世了，人生的不幸過早地降臨到他頭上，繼而他把感情全部寄托到母親身上，可母親不久便嫁給了一個古板、生硬、思想褊狹的軍人歐比克上校。繼父是典型的資產階級秩序和道德的忠實維護者，他竭力想把繼子培養成一個循規蹈矩的官場人物，這與波德萊爾藐視習俗、不守紀律的天性是格格不入的。
為了改變波德萊爾孤傲反叛的性情，使他的生活步入正軌，他的繼父讓他到海外殖民地美利斯島遠遊一次。不料波德萊爾中途返回，其反叛精神不但沒有減弱，反而變得更加強烈。他痛恨繼父的封閉自滿，並看到了整個社會的虛偽與醜惡。他以吸毒、酗酒、穿戴怪異服裝等**行為作反叛方式，以表示他對資產階級現存社會的藐視和唾棄。他曾狂熱地投身於1848年的革命，但他並不是革命者。如果說他有革命性的作為，那是在他的詩歌創作上。他嚐試以詩來探測存在的本義與生命的真諦。他曾說：“給我糞土，我變它為黃金。”波德萊爾的代表作《惡之花》和《巴黎的憂鬱》充分展現了這樣的魔力。
在這兩本詩集中，作者麵對頹廢時代交織著大傷痛、大恐懼、大欲望、大顫栗的悲慘人生，描述了一個詩人深陷於孤獨、憂鬱、貧困、絕望、痛苦之中，卻又渴望著追求健康、光明、理想，但終究難以擺脫沉淪、頹廢、失敗的命運的精神軌跡。
波德萊爾說：“在每一個人身上，時刻都存在著兩種要求，一個向著上帝，一個向著撒旦。祈求上帝或精神是一種上升的意願，祈求撒旦或獸性是一種墮落的快樂。”上升的意願和墮落的快樂交織成一條貫穿於波德萊爾全部詩作的主線，循著這條主線，我們可以看到詩人那種“生活在邪惡中，而熱愛著善良”的藝術家凜然不可侵犯的決心和品格。
波德萊爾以其標新立異的精美詩作享譽世界文壇，同時他也是一位毀譽參半、頗有爭議的作家。他的詩駭世驚俗、與眾不同，呈現出令人炫目的矛盾性和複雜性，因而使不同眼光的人們產生了不同的評價。
波德萊爾究竟是不是頹廢派詩人?曆來眾說紛紜，這確實需要做出具體的分析。波德萊爾生前曾自稱是頹廢派詩人，但他是把“頹廢”一詞當作“精美”的意思來理解的，而不是我們現在所理解的含義。彼德萊爾的朋友與導師戈蒂耶在評論波德萊爾曾時說，他的詩是“一種在衰老文明的夕陽下產生的藝術”，在這個意義上戈蒂耶也稱呼過他是頹廢詩人，其實這裏的“頹廢”不是詩人頹廢，而是社會頹廢，波德萊爾的許多詩隻是社會現實的寫照。
因此他的詩曾引起資產階級統治者的驚恐。那個曾經審判過福樓拜名作《包法利夫人》的第一帝國法庭，也以誨**誨盜和褻瀆神靈的罪名，判處《惡之花》的作者300法郎的罰金，並查封他的詩集。但是以雨果為代表的一批著名作家卻給予波德萊爾及其詩作以極高的評價。曆史學家奧古斯坦·蒂埃裏稱波德萊爾為“現代的但丁”。雅庫包維奇則說：‘‘這位法國詩人的一切憂鬱懷疑態度，一切毒辣的厭惡人類的心理，恰恰都是出自他對光明的向往，出自對美與和諧的極度愛好。”雨果更為推崇地說：“波德萊爾繪了一種不可思議的淒光於藝術的天國，創造出一種新的戰栗。”蘭波、魏爾倫、馬拉美等一代年輕的後來者，則尊奉波德萊爾為他們的先師。
當然，也有些大作家如托爾斯泰等對波德萊爾頗有貶斥之詞。托爾斯泰曾說：“波德萊爾和魏爾倫創造了那樣一種新的形式，拾用了截至目前為止還沒有被人用過的色情細節——而上層階級的批評家和觀眾竟把他們吹捧為大作家。”但俄國另一位大文豪高爾基對波德萊爾卻又是另一番評價，他把波德萊爾列入那些“正直的”、“具有尋求真理和正義願望的”、“自己心中有著永恒的理想，不願意在偶像麵前低頭”的藝術家的行列中去。
在我國，對波德萊爾的評價也經曆了曲折多變的過程。1979年版的《辭海》條目中稱波德萊爾是一個“充滿悲觀厭世情緒，反映資產階級頹廢生活所引起的精神危機”的詩人。而有的專家學者則認為他是一個“態度嚴肅，眼光深遠的藝術家”(程抱一)。柳鳴九則評價說：“波德萊爾是個悲觀主義者，他的悲觀總是產生於希望破滅之時，而他卻從來沒有放棄過希望”，“他對自己的社會和階級充滿了反感和憎惡，並試圖進行某種反抗，但是他的反抗是孤獨的、消極的、病態的，因此，其結果隻能是失敗。”
看來波德萊爾是頹廢派詩人還是有積極意義的文藝評論家仍需要進一步進行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