綏靖政策
20世紀30年代初，法西斯勢力已經漸漸顯露了他們猙獰的麵目，歐洲幾個有實力的大國，本可以協調行動，及時製止法西斯戕害人類的行為。然而，他們從各自的利益出發，都采取了以鄰為壑，禍水外引的綏靖策略，給法西斯以可乘之機，一場不該發生的悲劇發生了。
戰爭的殘酷讓從一戰中走出的西方大國心有餘悸，更讓他們擔心的是戰爭還會引起社會動**，甚至是革命，這對統治階層來說當然不會有任何好處。正如英國外交官斯特朗所言：“任何戰爭，無論我們是贏是輸，都將毀滅富裕的有閑階級，於是他們就要不惜一切代價求得和平。”於是在與德國外交中，幾個歐洲強國不約而同地推出了“綏靖政策”，即對德國的擴張要求盡量給予忍讓與滿足，以換取和平，避免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在這方麵表現最“積極”的就是英國和法國。
英國和法國雖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取得了勝利，從戰敗國身上瓜分到了不少利益，但自身也元氣大傷，特別是在經曆了1929年到1930年的空前嚴重的經濟危機之後，它們的力量逐漸衰落。這種情況下，英法都不願意再給本已不堪重負的國家機器雪上加霜，因此兩國都試圖以“禍水東引，以鄰為壑”的方式來製衡德國的威脅。
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殘酷景象也給歐美各國留下了不堪回首的慘痛記憶，因此，和平主義思想和厭戰、畏戰情緒在西方社會十分盛行。同時，作為戰勝國，英國、法國、美國等也感到心滿意足，幻想從此天下太平。法國的和平主義尤其嚴重，認為自己要得到的已經都得到了，剩下的就是保住既得利益了。士兵們認為軍事訓練已經沒有必要，駐地的娛樂中心成了部隊的活動重心，酒精中毒的現象在軍人中間非常普遍。
經濟危機後，和平主義開始在英國泛濫，和平的熱望鼓動著大多數英國民眾，沒有人願意再經曆戰爭，因此工黨和自由黨的和平主義得到了人們的普遍支持。這種和平主義是危險而盲目的，在牛津大學，學生們甚至在學生俱樂部通過了“該團體決不為國王和國家而戰”的著名決議。而當丘吉爾的兒子倫道夫關於廢除這一決議的動議付諸表決時，卻被壓倒多數的票所擊敗。
對戰後的英國政府來說，軍備國防不再是最重要的事，恢複國內經濟和解決帝國內部問題才是執政重點，於是政府領導者片麵地強調“經濟危險是必須對付的最緊迫的危險，其他事務必須讓位、必須等待。”戰後的英國內閣作出了這樣的規定：“作為經濟節約運動的一部分，各軍事部門在編製預算時應根據這樣的假定：‘不列顛帝國在今後的十年內不會進行任何大戰，不需要派出遠征軍。’”正是這個“十年無大戰”的假定為英國30年代張伯倫綏靖外交提供了政策依據。
比起英國，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主要戰場的法國，戰後情況更為糟糕。戰爭損失高達2000億法郎，勞動力損失約為136．5萬人，戰後工業產量隻有戰前的57％，農業萎縮到發生糧食危機的程度。而且，一向以高利貸者著稱的法國已經變得負債累累，欠美國的外債就有40億美元。本來指望從德國的戰爭賠款中撈回血本，結果又在美國、英國的威壓下和德國的抵製下弄得竹籃打水——一場空。
由於國力衰落，經濟極度困難，法國政局一直處於動**和混亂之中。從1925年4月到1934年2月，短短九年時間法國政府竟然更換了17屆；僅1933年一年裏，法國內閣就走馬燈似的換了7屆。內政的困難與混亂使得法國在外交上更加難以保持連續性、堅定性和獨立性，因此到30年代中後期，法國也逐步將自己綁到了英國的綏靖政策上，苟且偷安。
此外，積極反共也是英國當局奉行綏靖政策的一個原因，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世界各地都掀起了反對殖民統治的民族解放運動，直接衝擊了西方列強的統治體係和殖民地後方。因此，西方列強都非常仇視新生的蘇聯，對共產主義威脅惶恐不安，千方百計地削弱蘇聯和限製共產主義的影響。而德國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西方國家把它當成了東方反共的第一道防線。“禍水東引”便成了西方列強反蘇、鎮壓歐洲革命的政策選擇。他們相信，如果能把法西斯這股禍水引向蘇聯，使蘇德之間發生衝突，那麽自己就可以坐收漁翁之利，毫不費力地保持霸權以及和平。為此，英國甚至公然喊出了“寧要希特勒，不要斯大林”的口號。
英國首相鮑德溫也曾一再表明自己的觀點：“假如一定要打仗的話，我希望看到布爾什維克與納粹打起來。”而另一位英國首相張伯倫則把話說得更明白：“希特勒的行動將指向東方，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可以完全不卷入了。”但是這種損人利己的做法根本沒有效用，他們隻是助長了法西斯的氣焰，並且最終品嚐到了引火燒身的苦果。
在英國國內，當大多數人還在寄希望於息事寧人的綏靖政策時，溫斯頓·丘吉爾卻一直在堅定地反對著這種不負責任的做法：“當你麵對恐懼害怕得發抖時，這並不代表你遇到了大災大難，而如果你不敢立即著手應對和抗爭，這才意味著你將大禍臨頭!”“寧願隻身在戰場上殺敵，也不願獨自麵對無理的人。”丘吉爾就是這樣一直呼籲對希特勒要保持警惕，要警惕希特勒的威脅，他認為，張伯倫政府對德國的綏靖政策是善者的軟弱助長了惡者的凶狠。可惜這樣的觀點在當時的英國是很難找到支持者的。
1937年，張伯倫任英國首相後，開始全麵推行綏靖外交。法國到20世紀30年代中後期也逐步將自己綁到了英國綏靖政策上。他們以為，忍讓一些，退讓一些，就可以讓希特勒滿意一些，推遲戰爭。但是這樣的行為顯然滿足不了法西斯國家的巨大胃口，德國並不會真的停止擴張。英法等國的放任隻會使希特勒的擴張更加肆無忌憚，歐洲已是戰雲密布，逃避又能解決什麽問題呢?
戰雲密布
1933年，希特勒成為了德國總理，他在國內肆無忌憚地掀起了複活軍國主義的狂潮，同時意大利的獨裁者墨索裏尼也“堅定”地奉行著侵略的外交政策，在這兩股暗流的攪動下，局勢越來越緊張，歐洲已是籠罩在戰爭陰影之下了。
1932年夏，賦閑的丘吉爾去考察馬爾巴羅公爵曾經征戰過的古戰場時，對德國違反《凡爾賽和約》，擅自擴充軍備的事態十分關注。他憂慮地寫道：“當我們經過這些美麗的地區，經過一個又一個古代名城的時候，我自然而然地了解了希特勒的動向，我感受到了法西斯主義的氣氛，發現這是每一個德國人心目中的最主要的事情。”
事實的確如此。正如丘吉爾指出的，希特勒正在加緊擴軍備戰。凡爾賽條約規定，德國隻準許擁有10萬陸軍。但是這並不能保證德國就沒有能力挑起一場戰爭，因為一旦需要，這10萬軍隊裏所有的軍官馬上就能擔當參謀，而軍隊士兵則因受過各種訓練，任何時候都可以提升為軍官，重新招募士兵，大肆擴充軍隊。1933年10月，戰爭狂人希特勒退出了世界軍備會議和國際聯盟，繼而又廢除了凡爾賽條約中限製軍備的條款，他甚至明目張膽地向全世界宣告，德國現在擁有36個師團計55萬陸軍。不僅如此，凡爾賽條約規定不得擁有飛機的德國空軍，也具備了英國空軍的2／3的力量，並且隻要戰爭需要，他們隨時可以配備更多的飛機。海軍的發展更是驚人。按規定，德國隻允許有萬噸級以下軍艦6艘，但現在製造的小戰艦的實力已達2．6萬噸。對於德國軍力的變化，反應遲鈍的英國也終於不安起來。為了限製德國的軍力發展，1935年6月，英、德兩國簽訂海軍協定，規定：“德國可以加強海軍力量，但最多不得超過英國海軍實力的35％。”英國似乎認為將德國海軍實力控製在英國的35％左右就可以高枕無憂了，然而曆史證明，英國的安心是錯誤和愚蠢的，很快他們就會發現一份協定並不足以控製希特勒的野心，而且戰爭的危險也並不僅僅來自於德國。
戰爭的另一禍源是獨裁者墨索裏尼統治下的意大利。由於經濟危機，英法等國已經變得軟弱無力，不甘寂寞的墨索裏尼認為這是一個殖民擴張的最佳時機，於是在1935年10月，他向埃塞俄比亞伸出了黑手。墨索裏尼在威尼斯宮宣布戰爭總動員，囂張地宣稱：“我們已經忍耐了13年了……不能再忍了!”
盡管意大利軍隊氣焰囂張，裝備精良的意大利軍隊在南北兩線投入20多萬軍隊、數百輛坦克和大量飛機，準備一舉拿下埃塞俄比亞。當時的埃軍的武器隻有步槍、數千挺機槍和幾百門老式輕型火炮，根本沒有坦克和能作戰的飛機。兩國實力相差懸殊，這本來是一場不對稱的戰爭。然而，意軍在迅速攻占幾個城市後，卻連連受到埃國軍隊的阻擊，戰爭陷入僵局，以至於當時意大利外交大臣齊亞諾都悲觀地說：“要打勝這場戰爭是不可能的。”最後瘋狂的意大利法西斯竟用瓦斯彈、芥子氣彈等化學武器，向埃國河湖和田野裏傾撒毒物，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占領埃國首都亞的斯亞貝巴，建立了短暫的“東非帝國”。
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亞的倒行逆施令國際社會極度震驚，由英國出麵領導的國際聯盟開始對意大利進行經濟製裁。但重要的軍用物資——石油，卻並不在製裁之列，這樣就等於變相地支持意大利的侵略行動。製裁的結果是非常糟糕的：不僅沒有製止意大利的行動，還讓墨索裏尼投入了希特勒的懷抱——當墨索裏尼發動侵阿戰爭受到國際輿論廣泛譴責時，希特勒公然站出來支持墨索裏尼。不僅如此，德國還大力發展對意大利的貿易，向其提供各種急需物資，以幫助其打破國聯的經濟製裁。於是，這兩個臭味相投的獨裁者就成了“親密戰友”。
德意兩個法西斯國家的接近，對後來歐洲局勢的影響是非常重大的，正如丘吉爾所說：“德國已經不再孤立，歐洲四個強國，從前是三比一，現在卻變成了二比二了。”
1936年10月，墨索裏尼與希特勒在柏林簽訂《柏林協定》，規定雙方在重要國際問題上要采取共同的方針，羅馬一柏林軸心正式形成。
英法等國對墨索裏尼侵略行動的姑息縱容也鼓舞了希特勒，1936年3月7日，希特勒開始了一次軍事、政治冒險——他的軍隊跨過了萊茵河，開進了被認為是非軍事區的萊茵區。《凡爾賽和約》和《洛迦諾公約》規定，德國境內萊茵河以東50公裏為非軍事區。如德軍進入，法軍有權采取軍事行動，而英國則有義務以武裝力量支持法國。進入萊茵河地區是危險的，但希特勒卻希望借此試探一下英法等國的底線。
1936年3月2日，希特勒在未告知國會的情況下，秘密命令3個營的德軍越過萊茵河，向邊境城市亞琛挺進。這是一次大膽的賭博，希特勒對此也沒有必勝的把握，因此他也準備了應急方案：如果法軍作出反應，德軍則即刻從原路撤回，結果他獲得了出乎預料的勝利，法國人沒有作出任何軍事反應。
這次冒險成功了，希特勒這才驕傲地向全體國會議員宣布：德國士兵開過了萊茵河!議員們先是驚呆了，然後他們向這位大膽的領袖歡呼起來!希特勒這次的冒險活動就是對和平的公然挑釁，歐洲局勢越來越緊張了。
戰爭的陰雲也並不隻籠罩在歐洲。在亞洲，日本帝國主義繼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中國東北三省後，1932年又在上海製造了一二八事變。同年3月1日，日本帝國主義炮製了偽滿洲國，並狂妄地要國際聯盟予以承認。翌年，日本以國際聯盟拒絕承認偽滿洲國為借口，宣布退出國聯。1933年1月初，日本占領了中國東北和華北之間的咽喉要地山海關，3月又侵占熱河省，並逐步擴大在華北的侵略活動。
1936年11月25日，日本與德國簽訂了《反共產國際協定》，結成了侵略聯盟。國際戰略格局的重新演變與分化，必將給向往和平的各國人民帶來一場難以預料的災難。
丘吉爾敏銳地意識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可怕信號就要出現了。”然而當時的英國已經被戰爭嚇怕了，他們寧願做一場虛假的和平夢，也不願麵對現實，丘吉爾的敏銳和預見所引起的隻能是英國政府及民眾的反感和痛苦的情緒。
舉世皆醉
當英國陷入嚴重的和平主義情緒時，德國卻在不斷製造國際危機，戰爭的爆發似乎隻是時間問題了。舉世皆醉時幸好還有一個清醒者，當納粹運動興起的時候，丘吉爾就向世人呼籲要警惕希特勒這個人，他還把他反對納粹政權的演說結集出版，這就是著名的《英國仍在沉睡》。
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裏，丘吉爾都被排斥在政府之外，但這並不妨礙他對國際形勢的關注。事實上，他一直在用他那雄辯的口才和演講才能就戰爭的危險向世人發出警告。
清醒認識到希特勒擴張野心的丘吉爾，對德國咄咄逼人的舉動憂慮不已。於是他在議會中大聲敲響報警的鍾聲：“我們讀到了德國超乎尋常地大量輸入廢鐵、鎳和軍用金屬的消息，我們讀到了關於這個國家盛行全國的軍國主義精神的一切消息，我們還看到他們正向青年灌輸一種嗜血的哲學，這是自野蠻時代以來所未有的。”他還對未來戰爭中德國空軍可能對倫敦造成的災難提出了警告：“我們的宏偉首都，世界最大的攻擊目標，就像一頭捆綁著的肥大而珍貴的母牛引誘著猛獸。”丘吉爾憂心忡忡地要求人們警惕法西斯侵略勢力，如果缺乏危機感，不火速加強國防，他認為將來走上沙場的千千萬萬英國兒女，必然會“並攏發痛的肩膀前進，邁著沉重的步伐，離開生命的光明曠野”。
不列顛空戰，英國皇家空軍迅速迎擊德國空軍然而英國政府對時局的短視已經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正當希特勒政權秘密地或半公開地破壞《凡爾賽和約》而重新武裝起來之時，英國的麥克唐納——鮑德溫政府卻迫於財政危機，在議會下院大力鼓吹裁軍，同時，還對堅定地保持強大陸軍的法國進行抨擊。
1932年5月，英國外交大臣約翰·西蒙爵士在下院提出一個他稱之為“質量上的裁軍”的議案，還提出了一個把武器分為應準予保持和應予以廢止兩類的新劃分方法，其中荒謬地“把重炮、坦克和毒氣歸入進攻性武器這一罪惡的範疇”，以便“使侵略者在進行侵略時有較大的困難”。丘吉爾在辯論中對此尖銳地予以駁斥：“德國的軍事力量如果同法國相接近，我將深以為憾。有人認為這種接近好像有道理，甚至認為這是對德國的公平待遇，他們都低估了歐洲局勢的嚴重性。我要對那些希望看到德法軍備均等的人進一言：‘難道你們想打仗嗎?’就我個人來說，我衷心希望我這一輩子或者我的孩子一輩子也不會看到德法軍備相接近的情況。我這樣說，一點也不意味著我不尊重或不敬佩德國人民的偉大品質，但我可以肯定，德國應取得與法國相等的軍事地位這種議論，如果一旦見諸事實，就一定會把我們帶到不堪設想的災難中去。”
丘吉爾進一步提醒說：“我們，在座的各位，如果不是處在適當的安全保障之下，也許在一生中的某個時刻會遇到一位大使的光臨，並且不能不給以一個答複。而一旦這個答複不合其心意，那麽，幾個小時之內，炸彈在倫敦爆炸，建築物倒塌，炮火和硝煙的彌漫，將向我們指出我們一向忽視的空防所存在的種種弱點。我們從來不曾像今天這樣易受攻擊。”
針對國內泛濫的和平主義，丘吉爾也多次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我們的目的就是要一心一意地避免再一次大戰的發生。但是萬一發生了戰爭，我們就要鬥爭下去，為了能在戰爭中求生存，即便付諸武力也在所不惜。”然而在和平主義泛濫的英國，這樣的聲音注定是不受歡迎的，這位高瞻遠矚的智者就成為了眾人口中的“戰爭販子”，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丘吉爾一天也沒有放棄反對裁軍和提醒存在戰爭危險的呼籲。
1934年3月14日，丘吉爾在議會的發言中說：“我們現在的外交政策最可怕的危險，就是我們不斷要求法國裁減他們的實力。……我不能設想比這更危險的政策了。無論主張孤立或主張聯盟，總有些理由可說。然而削弱一個將與之訂立同盟的大陸國家，而為了使大陸各國和解又使自己深深地陷進大陸糾紛之中，那就沒有什麽理由可說了。這樣一來，什麽也得不到，得到的隻是兩麵不討好。羅馬人有一句格言：‘握緊你的武器，延長你的疆界。’但我們的格言似乎是：‘裁減你的武器，增加你的義務。’還有，你朋友的武器也得裁減哩。”
1934年7月13日，丘吉爾又一次在發言中尖銳地指出：“把裁軍與和平混為一談，那是極大的錯誤。有了和平，才能有裁軍。可是，最近幾年以來，一些國家之間的關係不斷惡化，惡意日益滋長。而且，盡管這些年來，人們繼續不斷發表演說、下結論，還經常舉行各種宴會，但軍備卻在不斷擴張，實際上是迅速擴張。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特點。”雖然下院各位議員都非常注意傾聽丘吉爾的發言，但丘吉爾卻有一種絕望的感覺。他深信英國麵臨一場即將爆發的嚴重的戰爭的考驗，但又不能使議會和政府重視這種警告。丘吉爾提出的證據不能使他們信服從而采取行動，他們對他隻是采取一種應付的態度而已。
後來丘吉爾把這些講話以《英國仍在沉睡》為題匯集成冊出版，在英國人民中產生了巨大反響。當時美國駐英國大使約瑟夫·肯尼迪看了這本書後深有感觸，便讓他在哈佛大學讀書的次子約翰·肯尼迪研究這本書，作為畢業論文的選題。約翰·肯尼迪欣然接受了父母的意見，據此完成了《英國為什麽沉睡不醒》一書。在1940年，希特勒空軍空襲英倫三島後，這本書很快被搶購一空。而這本書的作者，後來則成為美國第35屆總統。
無論丘吉爾怎樣聲嘶力竭地發出警告，當時的英國政府都打定了主意不予理睬，他們希望以自己的忍耐換來和平，不過這簡直是一種癡心妄想，英國政府的姑息換來的隻是希特勒更進一步的挑釁，不久慕尼黑事件發生了。
虛假和平
希特勒上任5年的表現已經清楚地說明了他的野心，而英法等國的縱容也讓他更加肆無忌憚。1938年3月，納粹德國兵不血刃地吞並了奧地利後，希特勒又把捷克斯洛伐克當成了下一個侵略目標。
由於1936年3月以3個營的兵力重新占領萊茵區的輕易得手，希特勒的膽子和胃口都越來越大了。他命令德國參謀部擬訂一旦時機成熟就占領奧地利的“奧托計劃”，並在1938年3月越過邊界悍然占領了奧地利，從而從三麵包圍了捷克斯洛伐克。
捷克的蘇台德區靠近兩國邊境，有300多萬日耳曼人居住在那裏，希特勒利用這個地區居民和德國人同一種族的關係，在那裏也搞了納粹黨組織，並指揮他們不斷製造事端，要求“自治”。實際上是要脫離捷克斯洛伐克，歸附德國。
希特勒叫囂著不能容忍有人“欺侮”德國境外的日耳曼人，要替他們“伸張正義”，準備用“軍事行動掃**捷克”，為其陳兵邊界創造輿論條件。而捷克政府自然也不願任人宰割，也開始局部動員，加強了邊界的作戰兵力。戰爭一觸即發。
此時英法兩國的態度決定了事態的發展。
1937年5月28日，鮑爾溫退休，“和平主義者”尼維爾·張伯倫繼任英國首相和保守黨領袖。張伯倫出身於伯明翰的大資本家家庭，奉行臭名昭著的綏靖主義，極力避免與德國交戰。8月底，丘吉爾建議促成英法蘇三國向德國發出集體警告，申明三國對和平解決捷克斯洛伐克問題的願望，並且告誡德國，任何侵犯將惹起嚴重後果。但是這類主張都被張伯倫否決了。為了避免卷入戰爭，張伯倫不僅決定不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反抗德國，而且還想方設法使法國擺脫向捷克斯洛伐克應允的義務，犧牲捷克斯洛伐克以姑息希特勒。他的一段講話已經清晰地闡明了他的觀點：“不論我們如何同情一個強鄰壓境下的小國，我們決不能不顧一切地使整個大英帝國僅僅為了它而陷入一場大戰。”
事實上，法國和捷克斯洛伐克是訂有同盟條約的，條約規定當捷克斯洛伐克的獨立和領土完整受到威脅時，法國有義務給予援助。可是，一紙條約並不能保證法國說話算數。達拉第政府雖然多次聲明恪守對捷的條約義務，背後卻同張伯倫搞出賣捷克斯洛伐克的勾當。
到了9月中旬，事態越來越嚴重了，張伯倫決定不惜一切代價解決危機。於是1938年9月13日，希特勒收到張伯倫一份十萬火急的電報。電文是：“由於局勢越來越嚴峻，我有意前來看你，以尋求和平解決的辦法。我想乘飛機前來，並準備明天動身。”接著張伯倫匆匆趕路，生平第一次坐了7個小時的飛機，來到德國的貝斯加登拜見希特勒。
會見時，完全掌握了主動權的希特勒蠻橫地提出，捷克斯洛伐克境內的日耳曼少數民族不僅要求民族自治，而且要求把他們居住的地區都劃歸德國。張伯倫明知此舉將使捷克斯洛伐克除了喪失領土之外，還將失去唯一可守衛的國防前線和切斷好多條天然的交通幹線，對捷克斯洛伐克極不公平。可是一心“追求和平”的張伯倫還是接受了希特勒的要求，並馬上回國先說服英國內閣，要大臣們接受希特勒的要求，為此他還特意強調自己認為希特勒是一個“在作了保證之後可以信賴的人”，再設法說服法國，迫使捷克斯洛伐克就範。9月18日達拉第也愁眉苦臉地趕到倫敦，經過一番秘密的策劃，英、法炮製了一項出賣捷克的計劃：“凡是蘇台德區日耳曼居民占50％以上的全部領土，都直接轉讓給德意誌帝國。”
9月19日，英、法兩國向捷政府提出割讓蘇台德區給德國的“建議”。在人民的壓力下，捷克政府起初拒絕這一“建議”。法國的達拉第內閣於是不留情麵地威脅捷克，表示如不接受這一決定，法國將撤回根據法捷條約所作的保證。在大國的粗暴壓力下，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被迫接受這個喪權辱國的決定。
9月22日，69歲高齡的張伯倫不辭辛勞再次去德國，在戈德斯堡同希特勒會晤。他帶去了已由捷克政府接受的英法建議的細節，滿以為可以令希特勒滿意。哪知希特勒得寸進尺，又提出德軍立即占領蘇台德區的要求，並且必須至遲在28日完全實現，否則就發動戰爭。張伯倫無可奈何，趕快回國召開內閣會議，執意要大臣們接受希特勒的要求。但這回海軍大臣堅決反對，外交大臣提出異議。法國政府也拒絕戈德斯堡備忘錄。26日，丘吉爾拜會張伯倫，敦促英法蘇發表聯合聲明，拒絕德國的要求。28日下午，張伯倫向下院通報情況，演講中途收到一張便箋，突然整個臉色和身體都變了模樣，“看起來他仿佛年輕了10歲，露出勝利的喜悅”。他馬上宣布說，希特勒同意將進占捷克的時間推遲24小時，並邀請他和達拉第、墨索裏尼赴慕尼黑會談。大喜過望的張伯倫決定牢牢抓住這次“和平的機會”，立刻召開德、意、英、法四國首腦會議解決危機。
9月29日，希特勒、墨索裏尼、張伯倫、達拉第在慕尼黑的“元首官”裏進行會談。丘吉爾意識到張伯倫有進一步作出讓步的危險，便在倫敦薩伏伊飯店舉行一次午餐會，邀請各反對黨領導人和著名的保守黨後座議員到會，勸說他們聯名給張伯倫拍電報，提醒他不要退讓太多，但遺憾的是未得到大家的響應。
第二天淩晨一時半，“四巨頭”在迅速達成的協議上簽字。此後在張伯倫的謹慎的要求下，希特勒義大方地和他共同簽署了一份保證以協商的辦法消除分歧、謀求歐洲和平的《英德聯合聲明》。慕尼黑協議滿足了希特勒的全部要求，而割讓領土的捷克，卻沒有權利出席會議，這就是曆史上臭名遠揚的“慕尼黑協定”。希特勒在這次會議上曾聲稱，蘇台德區是他對西方的最後一次領土要求，而張伯倫對此也毫不懷疑。
和約簽訂後，張伯倫得意揚揚地回到倫敦。下飛機時他揮動著與希特勒共同簽署的《英德聯合聲明》，接受了群眾的歡呼。在首相官邸的窗戶前又對歡呼的群眾揮動著那張紙說：“在我國曆史上這是第二次把光榮的和平從德國帶回到唐寧街來，我相信這是文明時代的和平。”
相對於張伯倫的躊躇滿誌，頭腦清醒的丘吉爾看到的卻是失敗的外交必然導致的戰爭，丘吉爾在下院的辯論中坦率地說：“我們已經遭到一次完全、徹底的失敗。”丘吉爾的預言很快變成了現實。張伯倫的天真受到了曆史的嘲諷——希特勒違背了自己的諾言，在第二年3月就出兵侵占了全部捷克。因為英國政府的軟弱，法西斯德國順利崛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