競選活動
1908年2月12日，坎貝爾·班納曼首相突然中風，隨後辭去首相職務，他的繼承人阿斯奎斯開始籌劃組織新內閣，年輕而又才略出眾的丘吉爾進入了他的視線。
坎貝爾·班納曼首相正式辭職是在4月份，但為了控製局麵，阿斯奎斯在3月份就已在籌組下屆內閣了。丘吉爾是阿斯奎斯很早就確定的大臣人選，他給了丘吉爾兩個選擇：海軍大臣或地方政府事務大臣。丘吉爾不可能選擇前者。海軍大臣雖然地位較高，但是他對海軍缺少了解，再說近期根本看不到開戰的跡象，做和平時期的海軍大臣也沒什麽意思，急於施展才幹的丘吉爾當然不願坐這個冷板凳。此外，現任海軍大臣特威德蒙斯勳爵是他姑母的丈夫，丘吉爾也不好去取代他的職務。而地方政府事務部的地位雖然低於海軍部，但職權範圍涉及丘吉爾近幾年很有興趣的社會改革問題，因此他選擇做地方政府事務大臣。可是麻煩又來了，現任地方政府事務大臣約翰·本斯不願舍棄此職位，一番協調之後，阿斯奎斯隻得讓丘吉爾取代勞合·喬治擔任商務大臣；而勞合·喬治則接任阿斯奎斯本人的財政大臣之職。
1908年4月丘吉爾進入內閣，時年33歲。丘吉爾完全有理由為自己驕傲，因為他是1860年以來英國政府最年輕的內閣大臣。
但是丘吉爾要想就任此職，還要再過一關。1707年攝政法作出一項規定，非全國大選時當選的議員要升任大臣，必須辭去議員，參加補缺選舉，重新當選議員後才能就職。這就意味著丘吉爾在就任內閣大臣之前必須辭去下院的議席，再參加補缺選舉以求重新獲選。
於是1908年4月中旬，丘吉爾再次回到曼徹斯特選區，投入到競選活動中。這場選戰的激烈程度讓人瞠目結舌。代表各個派別的不同類型的演說家：社會主義者、鼓吹婦女參政者、關稅改革者、政府特許法案和教育法案的反對者，像潮水一般湧入這一選區。丘吉爾的副手查爾斯·馬斯特曼回憶當時的情景說：“曼徹斯特……鬧得烏煙瘴氣，一股演說的狂潮席卷了這裏為數眾多、擁擠不堪的居民。不管在什麽地方，隻要有人抓住任何一個可以想象出的話題，就會有深信不疑和與之共鳴的聽眾。”
這一次，丘吉爾要贏得選舉不再是一件輕鬆的事了，此時曼徹斯特選區的形勢已經與兩年前丘吉爾競選時完全不同了。上次在這裏遭遇失敗的保守黨發動了攻勢淩厲的反擊，丘吉爾的最主要的對手仍然是上次選舉中被他擊敗的威廉·希克斯，但自由貿易問題已不是這時爭論的焦點。自由黨政府提出的減少國家對教會辦學經費資助的法案，將原來支持自由黨的大量信天主教的愛爾蘭人推向了保守黨一邊；保守黨人的《曼徹斯特信使報》還發表了一篇文章，誣陷丘吉爾在南非時是違誓逃跑的。這種誣陷給丘吉爾的選舉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響，丘吉爾的聲譽受到嚴重損害。雖然丘吉爾後來以誹謗罪對該報提起訴訟，但對競選來說已是無濟於事了。因為這次選舉過後很久，這一訴訟案才在有利於他的情況下獲得解決。最終，丘吉爾以400票之差落選。
關鍵時刻，丘吉爾的個人聲望救了他。落選的消息傳開後，蘇格蘭丹迪市的自由黨組織立即給丘吉爾發來電報，邀請他參加該市即將舉行的競選。丘吉爾愉快地接受了邀請，並參加了數天後丹迪市的選舉。
丹迪市是一個擁有兩個議席的選區，在1906年大選中這兩個席位分別為自由黨和工黨所贏得。由於上屆兩位議員中的一位自由黨議員不久前被封為貴族，因而現在又空出了一個席位。丹迪市的選民絕大部分是從事麻紡和造船等行業的勞工階級，他們堅決擁護自由黨自由貿易的政策主張，因此這裏向來是自由黨的陣地，丘吉爾在此進行補缺選舉是很有利的。
這次補缺選舉中，丘吉爾必須對付另外3個候選人：喬治·巴克斯特爵士，當地一位有聲望的實業家，他是反對愛爾蘭自治的領導人物；斯圖爾特，一位工黨候選人；斯克林傑，一位禁酒主義者。由於剛剛遭遇了一次競選失敗，丘吉爾不敢再掉以輕心。他明白自己必須盡快地把支持自由黨的人匯集起來，在當地贏得人心，他也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
丘吉爾此時已是一個成熟老練的演說家。他精心地準備自己每一次的演說，認真且機智地答複聽眾的每一個詰問。有一次，他的演說被一位要求婦女參政的女子不斷搖動手中的鈴鐺所幹擾，但丘吉爾仍彬彬有禮地回答她，直到讓這位女士滿意為止。
演講中，丘吉爾不時地以一連串的妙語警句加強演說的效果，他的演說是如此精彩，以至於有時每講一段都被聽眾的歡呼聲所打斷。當地的報紙報道說：“不管坐著的還是站著的聽眾都報以狂熱的讚同。”
當5天以後舉行投票時，勝負幾乎毫無懸念，丘吉爾以7079票當選，高出第二名巴克斯特爵士近3000票，後來丘吉爾在議會裏代表這個選區長達15年之久。
這場持續近一個月的競選運動結束了，重新成為下院議員的丘吉爾終於鬆了一口氣，他現在可以回到倫敦擔任他的貿易大臣了。
當時英國的貿易部是一個“大部”，要管的內容以失業與就業為核心，四周延伸出一大堆事務：貿易、運輸、工業……甚至專利和版權問題都由貿易部進行處理。此外還有許多與之相關的社會問題，也與貿易部的工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它就像一個萬花筒，隻要看的人願意轉動，總會有一些新的花樣呈現出來。這就為熱心社會改革、渴望建立政治業績的丘吉爾提供了極好的施展抱負的舞台。
丘吉爾本人也認識到了這一點，他相信迎接自己的必將是輝煌的未來，他渴望像他的偶像拿破侖一樣叱吒時代風雲。因此，丘吉爾一來到貿易部，就在他的寫字台上擺上了一尊拿破侖的小青銅像，後來這尊銅像一直伴隨主人丘吉爾從一個部轉戰到另一個部。
貿易大臣
通過補缺選舉回到下院後，丘吉爾正式開始了他貿易大臣的工作。貿易部的工作十分繁雜，而且問題層出不窮，但對丘吉爾來說，為了給自己樹立前程遠大的政治活動家的聲望，這些挑戰正是他所需要的。
丘吉爾成為貿易大臣時，英國的經濟已經走起了下坡路，失業人數逐漸上升；當時，社會上還出現了一批“血汗勞工”，他們被迫在極為惡劣的條件下工作，而且工資也少得可憐。這些“血汗勞工”沒有自己的工會組織，自身權益得不到任何保障。另外，許多行業的業主都試圖削減工人或雇員們的工資，由此而導致了一係列的怠工甚至罷工事件。丘吉爾發現，自己的時間都花費在力圖平息罷工或怠工的事件上，每當工人拒絕接受減低工資的做法，就會爆發此類事件，更糟糕的是他根本找不到一個有效的方法解決這個問題。因為，政府雖然1896年曾頒布過調解法令，但並未授予貿易部以仲裁權，作為貿易大臣，丘吉爾無法采取行政幹預手段。丘吉爾決定不讓這種情況再繼續下去，他決心用立法手段來改變這種狀況。
丘吉爾的工作作風一向是雷厲風行，他很快便著手立法工作，不過他發現自己還缺少一位熟悉勞工問題的助手，幸運的是他很快就找到了合適人選。貿易部勞工局有一名叫休伯特·盧埃林·史密斯的文職人員。這個人是一名熱誠的社會改革者，他所提供的有關勞工生活與勞動狀況的報告，比直接從內政部或地方政府事務部得到的要好得多。當丘吉爾向勞工局索取有關勞工職業介紹的資料時，休伯特·盧埃林·史密斯就為這位大臣準備了一大批關於濟貧法的小冊子和備忘錄，這些材料都是他本人撰寫的。幾個星期後，丘吉爾安排休伯特·盧埃林·史密斯進入貿易部工作，協助他就勞工議題進行立法準備。這位頗有才華的年輕文員後來成為了丘吉爾的得力助手，在勞工的立法準備工作中立下了汗馬功勞。
於是，丘吉爾上任後所做的第一項工作就是推動保護“血汗勞工”利益的法案。這位貿易大臣其實有點越權了，因為在當時勞工法案這類的問題一向被認為是屬於內政大臣管轄的範圍。
所謂“血汗勞動”是指國家應該關注那些工資收入低下，所處工作環境和條件惡劣的工人，通過立法來保證給他們提供日益改善的較為合理的生活和工作條件。過去英國政府曾有過這麵工作的基礎，丘吉爾提議在此基礎上進行立法。他提出選擇幾個適當的行業率先試驗，待成功後再行推廣。1909年3月，丘吉爾在掌握了大量各行業自行製定的，有關工作時間與工資報酬的統計數字的基礎上，向下院提出了在幾個適當的行業建立工資協商組織的提案，這項提案在議會未遭任何反對就獲得通過了，人們把它稱為“貿易部法令”。該法案很快被收入法令全書之中，其適用範圍最初僅限於縫紉業、鏈條製造業、紙箱製造業以及機織飾帶和織網業等四個行業。很快，貿易部又被議會授權增加了一些補充法令，旨在進一步擴大適用範圍，這些立法工作在此後幾年中均陸續完成了。丘吉爾趁熱打鐵，又組織了勞資協商會，後來勞資協商會在處理勞資關係中獨當一麵，成為解決勞資問題的重要機構。
初戰告捷讓丘吉爾興奮不已，接下來他開始對勞工職業介紹問題進行處理。對於這個問題，丘吉爾從一開始就非常重視，因為考慮到當時的英國經濟已開始出現了周期性的蕭條兆頭，失業人數還在上升，工人罷工的情況隻會越來越多。丘吉爾接受了休伯特·盧埃林·史密斯的看法：建立勞工職業介紹所。按照丘吉爾的設想，職業介紹所應當幫助失業者尋找工作，幫助企業家雇傭勞動力。這樣一來就能夠在某種程度上減少國內因失業增加而引起的驚恐情緒。
為了使工作能夠順利展開，丘吉爾費盡了心思。1908年秋天，他陸續邀請許多工會領導人在貿易部進早餐，以便與本部官員會談。他在會見中再三申明實行職業介紹製度，不會影響工會的利益，試圖打消這些工會領導人們對實行職業介紹與他們的利益相抵觸的疑慮。
在政府的內閣會議上，丘吉爾極力強調勞工職業介紹的重要意義：它既可以為工人工作就業提供便利，又可以為政府合理解決就業問題提供第一手資料，同時也有利於企業保險體製的建立和實行。由於丘吉爾所提的建議合理、合法，他的職業介紹製度這一措施終於得以實施。
接下來丘吉爾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建立強製性保險製度。強製性保險製度包括失業和殘疾兩個方麵，是由勞合·喬治於1908年8月率先提出來的。丘吉爾對勞合·喬治的想法非常讚同，他特意去拜訪了這位朋友，並從他那裏得到了不少關於強製保險的知識和經驗。勞合·喬治就1909年的預算概要和強製性保險的各項原則，向丘吉爾作了詳細的說明，使丘吉爾對強製保險有了更深刻的認識。隨後，丘吉爾根據勞合·喬治的設想擬出方案：首先對平均工資雖較高，但極易受到嚴重的周期性失業威脅的建築、機車製造、造船、機械工程、鑄鐵和鋸床、磨床等行業的工人實行失業保險。結果，丘吉爾的議案獲得了大部分議員的認可，1909年9月該議案獲得通過，正式成為法律。1910年2月，第一個勞工介紹所便開張了。繼職業介紹所法和失業保險法之後，丘吉爾還提出了船舶運輸、電力照明和保險公司等法案。
勞合·喬治和丘吉爾提出一係列社會改革的設想，都是為了爭取工人的同情。英國著名學者加爾威後來就指出，丘吉爾和喬治的戰略是“預先想到工人階級的要求”，推行社會改革，並努力向工人階級表明，他們從自由黨而不是工黨那裏得到更多好處。
丘吉爾對自己在貿易部的工作感到滿意，他既管貿易，又管勞工。而且一段時間後，他主管的貿易部實質上又成了勞工部。貿易部職能在擴大，丘吉爾的權力在增加。議會後來還專門通過文件，把貿易部大臣的年薪從2500英鎊增加到5000英鎊，這也是對丘吉爾工作的一種肯定。
丘吉爾的表現和業績很突出，但勞工立法之類的事情並沒有受到內閣或議會太多關注。因為當年英國政治生活中還有更引人注目的事情發生。
預算風波
1909年，有兩件大事攪動了英國政壇：首先是政府內部關於海軍建設計劃的政策分歧，其次是勞合·喬治編製的財政預算以及對新稅法的爭議，當然，身為內閣大臣的丘吉爾也被深深地卷人其中。
海軍建設分歧和財政預算爭議其實相互關聯的，因為它們都牽涉到財政預算問題。丘吉爾非常關注防務開支的問題，畢竟他在前屆議會中就曾積極反對陸軍擴軍，反對增加軍事預算，因此，在這一次財政預算的爭論中，丘吉爾又站在了最前沿。
丘吉爾對軍事預算的態度眾所周知。他的主張是，陸軍部不能參與歐洲大陸的戰事，而且也不應為此而進行奮戰，殖民地的利益和安全才是英國最應重視的。另外，單純從殖民地事務考慮，陸軍的規模有點太大，丘吉爾認為，一年節約100萬英鎊以上的軍費是完全可以的，這筆節省下來的軍費則可以用於社會改革。因此，他甚至越權提出了一套改組陸軍部的方案，要求內閣接受，但由於遭到陸軍大臣霍爾丹的抵製，丘吉爾未達到目的。
在海軍的財政預算問題上，丘吉爾是勞合·喬治堅定的支持者。盡管當時德國正在大力建造戰列艦，但這兩位年輕的內閣大臣都認為此時德國不可能與英國開戰，因而不在乎保守派的態度，堅決反對海軍大臣雷金納德·麥肯納向內閣提出的，在1909—1910年建造6艘“無畏號”型戰列艦的海軍預算方案。丘吉爾認為英國海軍不必增建過多的新式主力艦，因為英德兩國目前尚不至於開戰，何況原有的戰艦也並未全部過時。
盡管丘吉爾與勞合·喬治聯手抵製海軍建設計劃，但內閣還是於1909年2月勉強達成協議，即按照先前的計劃隻建造4艘“無畏號”型戰列艦；如果形勢發展表明確有增加的必要，則可再建造4艘。事實上內閣不久就收到情報說，除德國外，奧地利和意大利也在建造“無畏號”型戰列艦。在這種情勢下，內閣正式批準建造8艘戰列艦。
勞合·喬治後期開始對內閣的海軍建設計劃妥協，但丘吉爾卻不顧一切地堅持自己的立場。那段時間丘吉爾甚至曾經想走父親的老路，以辭職來要挾政府，逼政府就範，采納他的意見。然而也正是父親失敗的教訓提醒了他，當年倫道夫勳爵就是因為一時意氣，辭去財政大臣一職，最終斷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這個教訓是慘痛的，自己決不能步父親後塵。丘吉爾最後也選擇了妥協。盡管如此，丘吉爾還是破壞了自己與陸軍大臣以及海軍將領的關係。
海軍建設計劃的爭論剛告一段落，勞合·喬治緊接著又提出了一項增加海軍經費和社會改革撥款的財政計劃。與以往一樣，丘吉爾還是同他的朋友站在一起。勞合·喬治的計劃中的某些內容，比如建立發展基金，用於諸如植樹造林或修建道路等財政項目，以便為周期性經濟蕭條時期提供額外的就業機會，都與丘吉爾1908年3月向阿斯奎斯首相提出的計劃完全一致。但是保守黨與上院的貴族們對這項計劃卻十分不滿，因為計劃中的地產征收新稅等問題，已經觸動了富有的權貴的利益。
於是，這項計劃前所未有地引發了下院與上院的激烈爭端。勞合·喬治的計劃贏得了自由黨內大多數人的支持，但保守黨卻激烈地反對這項計劃，因為無法在下院議會中否決這項提案，保守黨幹脆孤注一擲地憑借在上院的多數地位，否決了這個財政預算。這種做法立刻引起了軒然大波，因為在英國的政治傳統中，上下兩院已經形成了一條不成文的默契，就是上院不得否決下院已經通過的財政預算。保守黨的行為，打破了250年來的英國政治傳統。兩院之爭由此開始。
自由黨內閣很快就提出了一項有關限製上院權限的決議草案，譴責上院破壞憲法，篡奪了下院的權力。貴族出身的丘吉爾經過反複權衡考慮後，選擇站在內閣一邊。對丘吉爾來說，這種行為是對他所出生、成長的那個集團的背叛，由於馬爾巴羅公爵世家幾乎是緊密聯係全國所有貴族的紐帶，當丘吉爾選擇反對上院時，他就等於切斷了這些複雜的親緣關係。丘吉爾盡管遺憾卻沒有為他的立場後悔，因為他知道，未來是屬於下院的。
譴責上院的決議案通過後，自由黨政府緊接著就解散了下院，定於1910年1月舉行大選。他們還提出“貴族們在壓製平民”的競選口號，來爭取選民的支持與同情。不過，這一次自由黨失算了：選民更關注民生問題，他們對兩院之爭不感興趣，而且下層民眾認為自己也沒有從自由黨倡導的社會改革中得到多少好處。大選的結果是，自由黨由原來的400多席減少到275席，而保守黨則由原來的157席上升為273席。自由黨在下院隻有微弱多數地位，政府依靠愛爾蘭人和工黨的支持才得以維持。
盡管自由黨在大選中遭遇嚴重失敗，但丘吉爾卻是一片灰暗中的亮點，他在蘇格蘭的丹迪市選區大獲成功。在那裏，他與工黨議會黨團領袖亞曆山大·威爾基結成競選聯盟，共同對付兩名保守黨人。丘吉爾重視每一次演說機會，他仍然像往常一樣，極精心地準備自己的演講，搜集和選擇大量的材料和數字支持自己的論點，而且他還準確地抓住了保守黨的弱點進行攻擊。他抨擊保守黨的政策，說“貿易保護製度，對英國說來，不僅是有害的，而且還是致命的，他們所提出的那些關稅，沒有一種不是沉重打擊棉紡織業的”。當他的競選對手、保守黨下院議員寇鬆勳爵，在對奧德姆的選民演講中發表“所有的文明都是貴族所創造”的論點後，丘吉爾立刻反唇相譏道：“奧德姆認為沒有一個公爵、侯爵、伯爵或子爵不應該向他表示敬意。但是，我們應該更確切地說，供養貴族是整個文明世界的艱苦工作。”最後，丘吉爾以10747票高票當選，而競選期間他所發表的一係列精彩演講也很快編輯成冊出版，書名叫做《人民的權利》。
1910年1月，丘吉爾還受自由黨領導人的委托，在丹迪市之外的利物浦、曼徹斯特和英國西北部的其他幾個城市進行了為期十天的巡回演講。他的演講十分精彩，又具有很強的煽動性，丘吉爾每到一處得到的都是選民的掌聲和歡呼聲。保守黨議員亨利·查普林對丘吉爾競選演說所產生的影響十分憂慮。他在給巴爾費的信中說：“丘吉爾對工人來說是一個極有魅力的演說家，在他們搖擺不定的時候，他所表演的惡作劇就能起到穩定作用，這是真正重要的因素。”而首相阿斯奎斯在接到有關丘吉爾演說情況的報告後，對丘吉爾也十分讚賞，他甚至還請丘吉爾去他本人的選區發表演說助選。
丘吉爾在大選期間的出色表現，使他備受關注，他在自由黨內以及政府內閣中的份量更重了。大選過後，丘吉爾的職位很快有了變動。
內政大臣
選舉過後，首相阿斯奎斯對自由黨內閣做了一些職位調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丘吉爾由貿易大臣改任內政大臣。當時內政大臣在英國內閣中地位較高，權力也很大。35歲就能登上這個寶座，在丘吉爾的政治生涯中也應該算是一件很了不起的成就。
1910年大選的結果使首相阿斯奎斯認識到，必須爭取愛爾蘭民族主義者和工黨的支持，才能夠與保守黨相抗衡。但是愛爾蘭事務相當棘手而敏感，首相阿斯奎斯認為，必須通過兌換大臣的辦法，讓那些處事果斷、處事堅定的大臣來管理愛爾蘭事務。鑒於丘吉爾在大選中表現出的才幹，他最初想讓丘吉爾擔任愛爾蘭事務大臣一職，但是丘吉爾也不想接這個“燙手山芋”，因為愛爾蘭人要求獨立是個很難處理的問題，而現在解決的條件和時機尚不成熟。丘吉爾提出擔任海軍大臣，或任內政大臣。後一職由於原任大臣已改任南非總督而有空缺，阿斯奎斯便任命丘吉爾為內政大臣，比丘吉爾大20歲的錫尼·勃克斯登接任了貿易大臣一職。
內政大臣在英國是權大責也大。內政部需要管理的事務範圍非常廣，包括社會治安、消防、交道、運輸、農業、漁業以及社會公德教化，此外還要管理全部監獄、倫敦警察局、消防部門、道路橋梁運河、工礦企業……按照丘吉爾的前任赫伯特·格拉斯頓的說法，內政大臣的主要職責是對700萬工廠勞工和100萬礦工的勞動條件、健康條件和安全負責，對所有人在警察管轄下擁有的個人權利負責，對維護公開秩序負責，並對警方的拘留所和監獄中的陰暗角落負責。當然，有時內政大臣也不得不處理與民眾生活相關的瑣事。例如，意大利製作冰淇淋工人移居英國的條件；皇家劇院演出劇目的審查；關於保護獵禽的建議；對汽車擋風玻璃的有關規定等等。除了處理這些雜七雜八的事情外，內政大臣也享有一些讓人羨慕的特權，比如可以向國王建議赦免罪犯。此外，新國王登基典禮，王子與公主的誕辰慶典，王位繼承人的宣布等，都要由內政大臣主持。
丘吉爾上任伊始，就把目光投向了社會改革，比如對警察當局的監督，對監獄製度的審查，以及對工廠法的貫徹等等。這既是內政大臣的分內之事，也是他的興趣所在。
丘吉爾著手的第一項工作是監獄改革。當時英國違法犯罪事件不斷上升，政治犯人急劇增加，公眾輿論強烈要求對犯人實行寬大政策。丘吉爾的主張是，對不同罪行性質的罪犯分別囚禁在不同的監獄，對慣犯、凶犯要嚴厲，而對無力償還債務的債戶不必拘禁。他原則上並不反對死刑，但主張要極端慎重，力求公正處理。
桑赫斯特軍事學院不久，丘吉爾在助手的幫助下，從監獄眾多的犯人中劃分出一種“特等犯人”。即凡在被捕之前行為端正，未曾犯有欺詐、殘暴、猥褻或暴力罪行的罪犯，都屬於“特等犯人”，對這類犯人要有所禮遇，給予其較好的待遇。丘吉爾還在1910年3月給下院的報告中提出了這個草案。
此外，經過認真調查丘吉爾了解到，1903年至1905年這三年間，在所有服過長期徒刑獲釋之後的犯人中，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又第二次進牢房。這說明當時監獄在監禁的製度、法則以及教育方法和指導思想方麵，在有效改造犯人和製止重新犯罪方麵，都存在著重大的缺陷，因此必須深入改革，而且必須馬上開始行動。
丘吉爾在給首相阿斯奎斯的備忘錄中說：“我們要嚴格按照前任於1905年通過的罪犯緩刑法所作出的規定，對年輕犯人尤其要實行‘懲戒性緩刑’；我們還要逐步廢除因欠債而被判刑的規定；此外，償還罰款的時間可以適當延長一點；再就是施行分類製度，即對罪犯劃分類別；然後按類別實行不同形式的監禁。”
丘吉爾還在議會下院的發言中再次強調了這一改革方案的重要性。首相和下院議員都對這一方案給予了肯定，然而這方麵的改革也必須經過複雜的立法手續，所以丘吉爾在任內並未能將他上述想法和主張全部實現。
就在丘吉爾擔任內政大臣期間，英國發生了兩起重大的礦難事故。一起在肯伯蘭的懷特黑文，死了132名礦工；另一起發生在蘭開夏的波爾頓，死了300多名礦工，這也是是英國采礦史上最嚴重的一次事故。這些礦難的發生使丘吉爾大為震怒，因為嚴格說起來，他這個內政大臣失職了。為了加強對礦山安全生產的管理，1910年丘吉爾主持製定了礦山法草案。這一法案製訂得非常細致，它對礦井的通風、電氣與炸藥的使用、拖運及其機械係統都明確加以規範，並強行規定必須建立救護和搶救設施，大大加強了檢查人員的職權，以確保有關規定的實施。法案甚至還提出內政大臣為改善安全條例有權發布指令，這增加了內政大臣的權限。
丘吉爾應對礦山安全的工作贏得了很多好評。工黨領袖拉姆齊·麥克唐納稱礦山法為“我們采礦界的福音”。礦工出身的老資格下院議員查爾斯·勞維克則說：“全國上下以極滿意的心情為之歡呼。”雖然丘吉爾修定的礦山法因為涉及到許多具體問題，丘吉爾主持內政部期間該法案未能通過。然而，由於各項規定周密合理，這個議案雖然被延期處理，但最終還是在議會通過，被稱為“礦山法”。
丘吉爾還提出了一項商店法案來限定商店營業員的工作時間。其實，在1910年時，丘吉爾的前任就曾提出過一項與此類似的議案，但由於議會解散而未能進行審議。這一次，丘吉爾的目標是把商店營業員每周工作時間，除用餐時間外，限製在60個小時以內；此外還要保證店員有足夠的進餐時間，以及每周有半天的固定工休。但由於店主們的激烈反對，最終丘吉爾隻為店員們爭取到了每周半天的固定工休。
丘吉爾把商店法案最終采納的措施看做是“一項純粹是救助蒙難者的措施”，但他還是為自己的工作成績驕傲，因為在此期間他還想方設法提出一項他認為極為重要的措施——國民保險法。國民保險法通過後，他曾充滿自豪地說：從此以後，“工人將用國家組織這塊巨大的盾牌和現代科學這把鋒利無比、銀光閃閃的寶劍，把自己武裝起來，來對付（失業與疾病）這兩個不受歡迎的來客。”
作為內政大臣，丘吉爾確實做出了一些成績，而且也在維護工人權益方麵做了不少工作，不過麵對越來越尖銳的群眾政治鬥爭時，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丘吉爾還是選擇了鐵腕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