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蜜家庭
1908年，33歲的丘吉爾雙喜臨門，不但順利地成為了內閣大臣，而且還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伴侶——克萊門蒂娜·霍齊婭。
對一名貴族子弟來說，33歲才結婚未免有點晚。可能是由於丘吉爾孤僻內向的性格和對政治的強烈興趣，他在很長時間內極少與女**往。但克萊門蒂娜也並非丘吉爾的初戀。在印度服役時，丘吉爾認識並喜歡上了一位名叫帕梅拉·普洛登的姑娘。她是一位英國駐海德拉巴的官員的女兒，既漂亮又文雅，是有名的社交美女。丘吉爾與帕梅拉兩情相悅，但因為丘吉爾到南非參加戰鬥，兩人的書信聯係漸漸少了，感情也疏遠了。偏巧在這時，帕梅拉有了另一位更熱烈的求婚者——印度總督的兒子利頓伯爵維克托。於是兩年以後，她嫁給了利頓伯爵。丘吉爾非常傷心懊惱，但還是很有風度地祝福帕梅拉。後來他和帕梅拉成了朋友，並且一直保持聯係。丘吉爾一共給帕梅拉寫了37封信，而這37封信時間跨度長達63年。
1908年8月15日的倫敦《泰晤士報》上出人意料地刊登了一則丘吉爾訂婚的消息。新娘名叫克萊門蒂娜·霍齊婭，她的父親亨利·霍齊婭爵士曾當過軍人和戰地記者，剛於1907年逝世。新娘的母親布朗希·霍齊婭夫人是艾利伯爵的女兒，也是貴族家庭出身。克萊門蒂娜·霍齊婭是家中的長女，長得非常漂亮，能說一口流利的法語，是一位有學問的姑娘，她明智、幽默，並對政治有濃厚的興趣。
丘吉爾與克萊門蒂娜·霍齊婭的結合頗富戲劇性。其實早在1904年，丘吉爾就曾在社交場合見過克萊門蒂娜，不過那時雙方並無來往。是一個偶然的事件才使兩人走到了一起。1908年夏天，丘吉爾和表兄弗雷迪·格斯特上尉一同去拉特蘭度假，他們住在一家出租公寓裏。一天深夜，公寓突然起了火，在消防隊趕來之前。丘吉爾就已經行動起來了，他戴上消防隊員帽盔，奮勇衝進火海中，指揮搶救物資的工作。他冒著生命危險從噴著火焰和彌漫著嗆人黑煙的房屋裏往外搬東西。丘吉爾在救火時表現出來的英勇，讓人驚歎不已。當地的報紙報道說：“他奇跡般地從房中逃出，在他雙手抱著兩個半身雕像跑出來的一刹那，屋頂坍塌了下來，如果再晚一秒鍾，他就會葬身在瓦礫堆中。”
這條大臣英勇救火奮不顧身的新聞很快傳開了，它深深打動了克萊門蒂娜·霍齊婭的芳心，她隨後便給丘吉爾發了一封表示敬仰和愛慕的電報。丘吉爾回電說：“大火是非常有趣的，我們都充分地享受到它的樂趣。”此後不久，丘吉爾特意邀請克萊門蒂娜到布倫海姆宮做客。雙方來往一段時問後，丘吉爾覺得這個年輕女孩聰明可愛，便向克萊門蒂娜提出求婚，克萊門蒂娜當即答應了他的要求。
作為內閣大臣，丘吉爾的婚禮既盛大義引人注目。婚禮於9月12日在威斯敏斯特的聖瑪格麗特教堂舉行，大約有1400名賓客應邀出席了婚禮，教堂四周街道上還擠滿了大批圍觀者。兩位主教（其中一位是原哈羅公學校長威爾登）主持婚禮，丘吉爾的好友勞合·喬治當證婚人，男儐相是丘吉爾在保守黨“胡裏幹”小組時的老朋友休·塞西爾勳爵。新婚夫婦還收到了許多珍貴的禮物，其中包括國王贈送的、帶有馬爾巴羅家族族徽的鑲金馬六甲手杖。
結婚典禮結束後，年輕夫婦立即出發去蜜月旅行。他們先回到布倫海姆拜訪馬爾巴羅公爵和一些親戚，隨後又去瑞士和意大利。但即使是在這樣的時刻，丘吉爾也沒有放下他熱衷的政治。婚禮儀式剛剛結束，還沒從教堂走出來，丘吉爾就開始同勞合·喬治談論政治問題；在布倫海姆期間，新郎也沒能放下書稿，天天堅持寫作《我的非洲之行》的最後章節；當兩人旅行到博文諾後，丘吉爾也沒忘記給同事寫幾封長信，討論當前需要處理的公務要事。克萊門蒂娜現在才看出，以後要麵對的是怎樣的婚姻生活了。
丘吉爾性格固執倔強，缺少浪漫情調，他不喜愛上流社會的生活方式，把大部分時間都用於讀書寫作和從事政治活動。這樣的丈夫不是一般女人能夠接受的，幸好他娶到的女人是克萊門蒂娜。克萊門蒂娜性格外柔內剛，既有良好的教養，又有豐富的學識。在她的精心布置和安排下，家裏被收拾得井井有條，裝飾得優雅精致。尤為難得的是，克萊門蒂娜也很喜歡政治，因此從不會抱怨丘吉爾把太多時間用在政治活動上。她甚至能夠為丘吉爾出謀劃策，提出好的建議，使丘吉爾避免因衝動或草率而采取不明智的行動。
丘吉爾的私人秘書約翰·科爾維爾在《丘吉爾及其密友》一書中寫道：“盡管溫斯頓·丘吉爾忠實、親切，但嫁給他的女人不會感到生活是很輕鬆的。他所選擇的那個女人不僅有花容月貌，年紀大了仍是風韻猶存，受過良好的教育，嫻雅溫存；而且她還十分自信，能夠對付他的要求和癖性。她通常滿足了他經常是過分的要求，有時是異想天開的怪念頭，同時她也能使他冷靜下來采取現實的和理智的態度，從而使家庭井然有序。”丘吉爾和克萊門蒂娜的婚姻長達56年之久，是少見的美滿姻緣。克萊門蒂娜為丘吉爾創造了一個穩定和安謐的家庭環境，而丘吉爾則保證使他們的生活沒有一時一刻是單調乏味的。
他們婚後共生育了五個孩子，四女一男。其中第四個孩子，也就是第三個女兒，不幸夭折。唯一的兒子倫道夫排行第二，生於1911年。丘吉爾對倫道夫十分寵愛，他對兒子寄予了厚望，希望他將來也能成為出色的政治家。因此當倫道夫還是小學生時，他就急切地讓兒子參與自己的一些政治活動，同自己的政治朋友結交。在兒子隻有十幾歲的時候，丘吉爾就讓他同勞合·喬治大臣或比弗·布魯克勳爵等著名政治家一道進餐，他要求倫道夫認真聽這些大人物談話，而且還鼓勵他同他們爭辯。
但是丘吉爾的苦心都白費了。倫道夫從小好高騖遠，狂妄自大，驕橫暴躁。有一次他甚至大言不慚地對丘吉爾的一位同事說：“我相信我21歲就應該進入下院，23歲就擔任要職。要是有人不同意我這個信念，我不願同他爭辯，因為我認為這是肯定無疑的。”倫道夫雖當過議員和記者，也頗有才華，但最終不成大器。
丘吉爾後來對倫道夫極為失望，幸好他在三個女兒身上找到了一點安慰。三個女兒依次是黛安娜、莎拉和瑪麗。他的長女黛安娜嫁給了富有才智的鄧肯·桑茲，桑茲在外交界工作幾年後成為議員。莎拉和瑪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分別參加了皇家空軍和陸軍婦女輔助工作隊的攝影、測繪工作，以行動來支持父親。
一般說來，英國政界人物的婚姻很少有美滿幸福的，但是傳記作家們都認為丘吉爾的婚姻是美滿的。盡管丘吉爾幾經宦海沉浮，但卻始終都能從家庭中得到支持和安慰，丘吉爾確實很幸運。
鐵腕鎮壓
1910年末和1911年期間，身為內政大臣的丘吉爾麵臨著對付空前嚴重的“勞工**”問題，盡管他之前一直以同情工人的形象出現，但這一次，出於政治需要，他對群眾政治鬥爭采取了暴力鎮壓。
1910年11月，丘吉爾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對工人罷工首次動用軍隊鎮壓。此舉後來成了保守黨人攻擊他的把柄，說他喜歡使用軍隊動用暴力。此事的導火索是南威爾士的一次礦工大罷工。糾紛源於勞資雙方的矛盾，煤礦公司方無視工人加工資的合理要求，並且無理解雇工人。憤怒的工人開始了罷工抗議，結果這次大罷工造成了托尼潘迪鎮的騷亂，大量工人湧上街頭，以至於連本地的警察也無力控製這一混亂局麵。在這種情況下，丘吉爾立刻決定從南部軍隊抽調麥克裏迪將軍的部隊，又從倫敦抽調了部分警察，一同前往托尼潘迪鎮壓工人罷工。這個決定盡管讓丘吉爾遭受了很多指責，但它確實有效地平息了騷亂。托尼潘迪鎮的許多商店被搗毀，但穿著防水膠布服裝的警察使小鎮的秩序得到了恢複，而且也沒有發生流血事件。麥克裏迪將軍非常佩服丘吉爾辦事果斷、迅速出擊的決策能力和工作作風：“這完全是丘吉爾先生到倫敦東區西德尼街現場視察一場暴力犯罪，深謀遠慮的結果，他直接派卷入到了所謂的“西德尼街的殺戮”事件。遣首都十分強大的警察力量鎮壓，再加上對這一山穀地區的事態了如指掌，因而避免了流血。”事後，丘吉爾堅定地告訴礦工聯合會，如果他們堅持那樣做，再出現類似情況，他還會毫不猶豫地授權動用軍隊。
幾乎就在托尼潘迪鎮爆**亂的同時，倫敦婦女界也組織了遊行示威活動。1910年11月18日，婦女參政運動的擁護者在倫敦一家禮堂舉行集會，然後組織一支300人的隊伍向議會大廈前進，準備向首相遞交要求婦女普選權的請願書。丘吉爾如臨大敵，他派出1200餘名警察包圍了隻有300餘人的集會隊伍。結果雙方發生激烈衝突，扭打在一起。以前對付遊行示威者，隻是抓起來關幾天，現在警察競改用殘暴的毆打，人們深信幕後指使者是內政大臣丘吉爾。這次衝突雖然沒有重大傷亡，但是作為主管此事的內閣大臣丘吉爾卻在聲譽上嚴重受損，倫敦市大部分市民都對他的粗暴感到憤慨。
丘吉爾的麻煩並沒有就此結束，到了1911年1月份，丘吉爾又被卷入到了“西德尼街的殺戮”中，這是一次讓人哭笑不得的事件。
1月3日，警方報告說一夥東歐革命黨人的殘餘分子，帶著火力很強的自動手槍，搶劫了一家珠寶店時，還開槍打死了3名警察，然後逃走。後來有人在倫敦東區西德尼街的一所房子裏發現了他們。為了抓捕犯人，丘吉爾這次親自出馬了。因為報告稱搶劫犯持有槍械，並且不時朝警察開槍，看來房子裏罪犯不少，而且彈藥貯備充足。警方因此請求派裝備有步槍的軍隊支援，丘吉爾當即同意了這一請求。當他趕到現場時，他感到非常吃驚，因為他發現大炮也拖到了現場，而事實上，這種增援並不是他所要求的。但丘吉爾很明智，對在現場負責指揮的高級警官所作出的部署，他不願意指手畫腳地加以幹預，相反，他支持這位警官對這幢房子所作的決定。當炮彈把逃犯扼守的房子打著了火之後，由於相信罪犯人數眾多，丘吉爾阻止消防隊員救火，直到房子被燒為灰燼為止。但事後搜查時，警方發現，屋內其實隻有兩具燒焦的屍體。如此興師動眾，所對付的僅僅隻有兩個人而已，一場鬧劇就這樣收場了。
這件事情被迅速傳開，新聞界和保守黨都對丘吉爾冷嘲熱諷，說他用牛刀殺雞，還送了他一個外號——“西德尼街上的拿破侖”。
1911年對丘吉爾來說是一個黑色年份。此後幾個月中，英國發生了一係列的罷工事件，丘吉爾仍然毫無顧忌地持強硬態度，他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到一連串的指責辱罵。這種情況讓丘吉爾也感到痛苦，他曾向朋友說過，內政大臣是他所擔任過的職務中最讓他討厭的一項工作。但是對內政大臣來說，作為法律和秩序的監護人，要想避開勞工領袖們的厭憎，那必定是件很困難的事。1911年8月，英國海員和碼頭工人罷工，倫敦港口管理局求援。丘吉爾立即與陸軍大臣商定，派出25。00名士兵前往鎮壓，消息傳開後，工人憤怒至極卻毫不退縮，碼頭工人的領導警告政府，如果軍隊膽敢動一下船塢，就會發生武裝衝突，造成流血事件。眼看一場流血事件即將發生，緊急關頭多虧勞合·喬治說服首相出麵幹預，才把丘吉爾控製住。
偏偏就在這時，鐵路工人為爭取運輸公司承認他們的工會，同時為了聲援海員和碼頭工人也宣布總罷工，這一下局勢變得更為嚴重。英國在此之前從未爆發過這樣大規模的鐵路罷工，它使部隊不能調動，又斷絕了食品與其他必需品的供應。英國一些政府官員甚至認為一場革命正在興起，英王也持同樣的看法，他敦促丘吉爾采取更強有力措施鎮壓，必要時甚至不惜動用軍隊。這位內政大臣冷靜地回答：“政府部署的兵力足以保障法律的支配地位。困難不在於維持秩序，而在於維護秩序的同時，又不使生命受到損失。”於是，丘吉爾不等地方當局求援，就派遣50000名士兵，每人配20發子彈，開赴鐵路沿線“維持運輸秩序”。
這次行動中發生了流血事件。一列火車由於罷工者的行動而停止運行，一批人開始向火車投擲石塊，趕到現場的士兵開了槍，打死兩個人，其中有一個還是無辜的圍觀者，因為湊熱鬧就莫名其妙地送了命。盡管這一流血事件使丘吉爾備受批評，但丘吉爾卻認為，他個人對此不負任何責任。同時，他收到英王拍來的電報，電文說“令人信服的是，你所采取的果敢行動使國家不同地區避免了生命財產的損失”，這使丘吉爾很高興。
這次罷工最後經調解得以平息，但丘吉爾所采取的粗暴手段卻引起了眾怒。換句話說，盡管他得到首相和內閣的支持，但在議會外，他的所作所為卻受到了嚴厲譴責。工黨領袖拉姆齊·麥克唐納於1911年8月在下院對丘吉爾提出了嚴厲批評，他說：“如果內政大臣能夠很好地了解在危機時期應當如何對待群眾，很好了解公民自由是怎麽回事，較好地使用他內政大臣所擁有的權力，那麽我們的困難就會比近四五天來少得多。”許多年來，在新聞界一直是支持丘吉爾的《曼徹斯特衛報》，也指責他在鎮壓工人罷工時手段殘暴讓人反感。
丘吉爾在工人階級心中的形象雖然一落千丈，但英國內閣卻把他看成是一個在複雜情況下善於采取果斷行動的人，一個富有堅強毅力、決心和組織才能的人，這樣一來他在內閣的影響力也大大增加了。
內政外交
作為內政大臣，丘吉爾相信自己對國內局勢的安定和國家的安全都負有重要責任，因此他在處理好內政事務外，還關注著英國國內和國際上各種事態的發展。
在國內事務上，他關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打破同上院在憲法問題上出現的僵局。1910年大選後，自由黨內閣在處理與上院對峙問題上仍無任何明確的計劃，英王也未提出任何有效的解決兩院矛盾的辦法。為了打破僵局，丘吉爾開始向首相阿斯奎斯建言，力促對上院實行改革。內閣經過激烈辯論，決定采取限製上院否決權這一策略。即請求英國國王作出保證，必要時增封足夠數量的支持自由黨的新貴族，以使上院不能行使否決權。這項政策得到了自由黨人和愛爾蘭人的廣泛支持，對上院形成了巨大的壓力，因此財政預算再次轉到上院時，上院不得已表示了接受。
1910年5月，英王愛德華七世突然去世，他的兒子喬治五世成為了英國的新君主。鑒於喬治五世在政治上毫無經驗，自由黨與保守黨都同意舉行一次憲政會議，看看能否在不涉及王權的情況下，就兩黨之間存在的難題達成一項妥協性的解決辦法。
丘吉爾和勞合·喬治是兩黨和解的熱心倡導者和主要推動者。勞合·喬治起草了一份備忘錄，以指導兩黨聯合的基礎性工作。丘吉爾則擬訂了一套關於聯合條件方麵的草案，草案內容翔實，考慮周密，並盡可能均衡地照顧到了兩黨的利益。首相阿斯奎斯對丘吉爾擬定的草案感到十分滿意。
丘吉爾還主動同保守黨領袖人物巴爾費進行了接觸，巴爾費的態度是開明的，為了顧全大局他表示願意接受和解。但這項一直進行得很順利的和解工作，最終還是失敗了。因為大多數保守黨人不主張聯合。巴爾費隻不過是代表了一小部分人的意見，他意識到如果強行和解隻會造成保守黨的分裂，因此，巴爾費最終隻得拒絕與自由黨聯合。丘吉爾與勞合·喬治竭盡全力為之努力的兩黨合作就此夭折。但是，他們這次嚐試具有不可低估的重大意義，這次和解雖未成功，但卻為以後兩黨聯合奠定了基礎。
1910年底，憲政會議失敗後，首相阿斯奎斯無可奈何地再次解散了議會。接著，為了對上院進行改革，又進行了新一輪的選舉，競選運動和投票均在1910年聖誕節前進行。丘吉爾又有了用武之地，此時他已經是自由黨最出色的演說家之一，他開始深入全國各地發表演說，既為自己的競選造勢，也給自由黨增光添彩。
競選活動中，丘吉爾的演說成了對保守黨最具殺傷力的武器。他的演講具有一種寓文采於情感之中，寓嘲諷於詼諧之內的剛柔相濟的風格，無論是支持他或反對他的選民，都會被他精彩的演講所感染。他在謝菲爾德所發表的攻擊保守黨關稅改革失敗的演說就頗具代表性：“一個大黨的路線竟然表現得如此可笑，可憐!總退卻的命令發出後，狂熱地請求寬恕與憐憫的喊聲是那樣驚天動地；在保守黨俱樂部，在許多貴族院府和很多公共建築上都豎起了白旗。五顏六色的旗幟、帳篷、行李和彈藥，所有這些都散落在潰敗的路上。……在英國還未見過這種景象。我們在這條潰敗之路的前頭看見了什麽呢?看到了領袖巴爾費先生的白帽子，就像‘查理大嬸’頭上戴的一模一樣，在奔跑中擺動著。”
丘吉爾毫無意外地在丹迪市的選舉中勝出。讓人感興趣的是，丘吉爾的妻子克萊門蒂娜在競選活動中一直陪在丈夫身邊，她還在她的家鄉丹迪市選區發表了一篇支持丈夫的演說。夫唱婦隨的小插曲，也為丘吉爾的競選活動增色不少。
1910年12月大選的結果幾乎與上次大選的結果完全一樣：從整體情況看，保守黨人丟了一個席位，自由黨丟了三個，這些席位則為工黨和愛爾蘭民族主義者所得。自由黨仍然是執政黨，從某種意義上這可以看做是選民們對現任內閣的肯定和支持。因此自由黨內閣終於在下院通過了一項把上院的否決權降格為推遲權的議案。
兩院之爭剛剛落幕，1911年英國政府又要麵對一場嚴重的國際危機。這場危機是由於德國為維護其在摩洛哥的權益，派遣軍艦駛抵阿加迪爾觸發的。1911年7月，德國皇帝威廉二世乘坐“豹子號”軍艦駛抵摩洛哥港口阿加迪爾，表明了德國不甘於法國和英國在歐洲擴張，企圖在摩洛哥分占一片勢力。威廉二世還狂妄地自稱為“大西洋的海軍統帥”，炫耀德國軍隊所向無敵，可以隨時出擊任何對手。他公然對法國和俄國表示蔑視，隻是對英國還略有尊重，那是因為他自己有一半英國血統。威廉二世的母親原是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的長女維多利亞公主。
阿加迪爾危機出現後，丘吉爾和勞合·喬治立刻作出了慢烈的反應。內閣大臣勞合·喬治警告德國說：“如果德國人迫使英國作戰，英國定將戰鬥下去。”同時，丘吉爾也對德國駐英大使麥德爾·尼赫伯爵說：“德國不應企圖同英國在海上開戰。如有必要，德國建成一艘軍艦，我們將建造兩艘……激進派與保守派無論怎樣相互指責，但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是一致的。”
這兩位內閣大臣的態度讓人有些吃驚，兩人此前一直反對增加軍費預算，因此被認為是熱心於避免同外國列強發生衝突的兩位大臣。但是他們卻在受到德國挑釁後，迅速得出英德戰爭不可避免的結論，成為未雨綢繆的積極備戰派。作為內政大臣，丘吉爾把對付英德戰爭作為頭等大事，他寫道：“七年之內，我不會考慮其他任何事情。”為此他做了大量的工作。他與陸軍部聯係，要求他們保護海軍大炮所用的無煙線狀火藥的儲備。這類火藥都保存在倫敦地區的火藥庫裏。他說服陸軍部立即派出士兵對軍火庫進行警衛。他頻頻地走訪外交部和陸軍部，花費很多時間了解英國同歐洲各國關係和英國戰備情況，查閱國防委員會會議紀錄，向將軍們詢問軍事形勢，他的注意力完全超出了內政部的職責範圍。根據他的了解，他認為海軍部並無應付戰爭的計劃，同時也無應付危機的準備。丘吉爾在給阿斯奎斯首相報告中說，海軍部“眼下好像人人都在休假。”
1911年8月13日丘吉爾根據自己搜集到的材料，寫出了一份詳盡的《本大陸軍事行動問題》備忘錄，並把它上報首相阿斯奎斯。他拋棄了以前關於英國主要應依靠海軍作戰的設想，預測未來戰爭主要戰役將在法德兩國領土上進行，英國應向法國派遣13個師的遠征軍援助法國，加上輔助部隊共計30萬人。他還提出德國人將會在第20天跨過繆士河，而戰爭形勢將在第40天左右發生轉折。
丘吉爾這份備忘錄寫得很成功，受到內閣和帝國國防委員會的稱讚。英國內閣和國防委員會批準了丘吉爾的報告，按他提出的建議全麵備戰。更讓人驚訝的是，丘吉爾所作的一些預測，在三年以後爆發的大戰中都應驗了。
這份備忘錄充分顯示了丘吉爾豐富的想象力和天才的軍事思想，它使得首相阿斯奎斯對丘吉爾刮目相看。當歐洲局勢越來越緊張後，首相把海軍大臣這一重要職位交給了丘吉爾。
海軍大臣
由於看到了爆發戰爭的危險，首相阿斯奎斯決定更換海軍大臣，加強海軍部。鑒於丘吉爾在擔任內閣大臣時展現出的堅決果斷，在研究軍事問題方麵顯露的聰明才智，阿斯奎斯和其他主要閣員都相信丘吉爾會是海軍大臣最合適的人選。
1911年9月間，阿斯奎斯首相到蘇格蘭度假，他邀請丘吉爾與他一同去打高爾夫。在那裏阿斯奎斯提出讓丘吉爾擔任海軍大臣，幾年前丘吉爾曾拒絕過這個提議，不過現在時間和條件都發生了變化，對丘吉爾來說這是一個讓他求之不得的建議。戰爭的腳步越來越近，這時的海軍部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部門，可以讓丘吉爾在軍事方麵大有作為，同時又可以調離那個讓丘吉爾不得不時常同工人發生衝突的內政部，於是丘吉爾立即答應下來。
本來丘吉爾要擔任這個職務是有些障礙的，因為陸軍大臣霍爾丹也想要擔任海軍大臣，而且霍爾丹無論是在年齡還是經驗方麵，出任這個職務的條件都比丘吉爾要強一些。但是就在幾個月前，霍爾丹接受了貴族爵位的冊封，這成為了阻礙他轉任海軍部職務的一個理由。正如阿斯奎斯幾天後給克魯勳爵的信中寫道：“大臣應該身處下院，海軍部也不應照搬陸軍部的一套。總的說來，我滿意地看到，丘吉爾是合適的人選，況且他本人也願意去。”
海軍大臣在英國政府的官階排列次序上沒有內政大臣高，但對丘吉爾來說到海軍部可以一展軍事才能，是一件讓他非常高興的事。1911年10月25日，新任海軍大臣丘吉爾到職，他立即雷厲風行、大刀闊斧地改革海軍，海軍部的風氣很快為之一變。
丘吉爾到了海軍部後，埃迪·馬什作為其私人秘書再次跟隨著他，擔負同以前一樣的職責。結果，馬什上任一個月後，就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哀歎：溫斯頓每天至少工作八小時……，甚至連星期天也不能由我自己支配，在最近這四天中，我有三天時間是在“魔女號”上度過的。我們已經規定了新的戒律，“第七天是海軍大臣的安息日，而在這一天我等卻要做各種各樣的工作”。
馬什給朋友的信沒有任何誇張，丘吉爾確實是以丁作狂的麵目出現在海軍部的。他的大部分時間都在海軍快艇“魔女號”上度過，他視察了所有的海軍基地，走訪了幾乎所有的軍艦和造船廠。他還竭盡全力在海軍部機關製造一種德軍進攻迫在眉睫的臨戰氣氛，他相信這樣做對提高海軍部的工作效率有幫助。丘吉爾建立了參謀人員日夜值班製度，以便一有情況就發出緊急警報，這讓那些閑散慣了的參謀人員叫苦不迭。他還把北海大地圖掛在自己辦公室寫字台後麵牆上，用小紙旗在地圖上逐目標出德國艦隊部署和活動，就像在戰時那樣。
丘吉爾到任後幾個星期內就對海軍部進行了大膽的人事變動。丘吉爾請資深海軍上將約翰·費希爾爵士擔任自己的非正式顧問；海軍上將阿瑟·威爾遜爵士作為一名海軍人員有著極高的聲望，但丘吉爾認為他“太多地留戀過時的海軍技術，而不能充分地接受新思想”，因此丘吉爾任命海軍上將弗朗西斯·布裏奇曼爵士為第一海務大臣，取代了年齡幾乎比自己大一倍的阿瑟·威爾遜爵士；任命巴滕貝格的路易斯親王為第二海務大臣，後來又令其取代布裏奇曼爵士成為第一海務大臣；又任命海軍中最年輕的將官、40歲的海軍少將戴維·貝蒂為自己的私人海軍事務秘書。
丘吉爾同海軍部高級軍官的關係並不融洽，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麵的。首先丘吉爾改變了海軍部傳統的工作方式，引起一些將領的不滿。海軍部的行政事務，按慣例是由四位海務大臣協同海軍大臣共同處理的，海務大臣們握有較大的實際行政權力。但丘吉爾上任後卻拒絕了這種共同決策的工作方式，直接向他們發出強製性指令，要求他們服從海軍大臣的權威。
另外一些高級軍官對丘吉爾在視察中的舉動感到很反感。他們覺得新任海軍大臣態度傲慢、脾氣急躁、秉性頑固、情緒激動。更糟糕的是他竟然允許低級軍官和士兵發表意見，甚至批評長官。被下級批評的指揮官覺得自己的自尊受到了損傷，他們常常就此向更高當局提出申訴。一次，諾爾基地司令理查德·普爾爵士就這樣幹了。丘吉爾也立刻作出了反應，他提出要解除這位海軍上將的指揮權，隻是由於第二、第三、第四海務大臣聯名提出辭呈相要挾，才阻止了丘吉爾這樣做。
盡管高級軍官對丘吉爾印象不佳，但下層軍官和士兵卻普遍對丘吉爾抱有好感。這是因為丘吉爾促成了提高士兵薪餉的工作。英國海軍自19世紀中期以來，士兵的薪餉幾乎從未動過。現在丘吉爾卻提高了他們的薪餉，除此之外丘吉爾還打破傳統，給下層官兵提供了一條升遷的渠道。他規定，凡優秀的士兵，可以被委任為軍官。在丘吉爾任職一年後，作為海軍下級軍官與士兵喉舌的《艦隊》月刊編輯撰文說：“在海軍曆史上，對處理下級軍官與士兵的各種待遇，還沒有一位海軍大臣能比溫斯頓·丘吉爾具有更為實際的同情心。”
年輕的海軍大臣還非常熱衷於海軍的技術革新。在他任職期間作出的最重要的決定之一，是批準戰艦用石油作為燃料，因為用石油無疑比用煤作軍艦燃料更有效率。丘吉爾也力主迅速實行技術改造。在他任職期間，海軍部冒著風險裝配了15英寸大炮，作為最新型軍艦的主力火炮，替代那種雖經考驗但口徑卻小得多的135英寸的火炮。除此之外，丘吉爾還盡一切可能鼓勵皇家海軍航空兵部隊使用飛機和水上飛機，並在一定限度內使用飛艇進行試驗。
但是丘吉爾的這些技術革新也使得海軍的費用大幅度增加，1914年的軍費預算成了問題。丘吉爾不得不一反以往在內閣中竭力主張限製軍費的態度，轉而大聲呼籲為海軍建設增撥經費。勞合·喬治很長時間以來一直是丘吉爾最親密的同事和朋友，但這一次他也覺得丘吉爾提出的軍事預算太過於龐大了。1914年1月，勞合·喬治、丘吉爾以及阿斯奎斯首相三人進行了磋商，相互作出妥協。最後，丘吉爾幾乎得到了他在1914年度所要求的一切，但他也不得不同意，編製1915——1916年度預算時要厲行節約。建造巡洋艦和魚雷艇的計劃被削減了，但丘吉爾想要建造戰列艦的計劃卻取得了一致讚同。
丘吉爾的工作使得海軍的實力與效率迅速提高，丘吉爾在1915年離開海軍部時，曾經與丘吉爾有嫌隙的陸軍大臣基奇納對丘吉爾說，“您永遠可以引以自豪的是，你已使我們的艦隊作好了（迎接戰爭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