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對日語一竅不通，本來沒有想過能在日本逛舊書店，而且還逛得津津有味。今年三月去東京參加一次學術會議，會後有一些時間，承蒙在該校攻讀博士學位的一位上海朋友的好意陪同，在參觀了靖國神社附設的“遊就館”之後，去附近的“靖國通”兩邊不少書店看看。結果，原來打算去東京一些旅遊景點觀光的時間，全部花在書店裏了。街上的新書店不少，但能帶來更大樂趣的往往是折價書和舊書。半天下來，收獲不小，其中包括兩本德國新康德主義哲學家李凱爾特的著作。盡管價格不菲，但拿著這兩個1921年圖賓根出版的本子，感覺挺好，加上本學期為研究生授課還會用到，於是就毫不猶豫地買了下來。真沒有想到，這個東亞島國的首都，居然有那麽多英文、德文和其他歐洲語言的專業著作默默地陳列在書架上供人挑選。

由此我想起上海的外文圖書市場。說起來，上海的書店不算少，外文圖書更是無以計數，幾乎每家書店都把外語圖書和計算機圖書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就像時下人們談起“素質”，無不把外語和計算機列在首位一樣。但問題也恰恰在這裏。這些所謂的“外語圖書”，其實絕大多數是供人學習外語（尤其是英語）的圖書。外語似乎僅僅成了麵對麵的交流、為了實用目的的交流的工具。要買一些外文的經典著作、學術著作，上海沒有任何一家書店能滿足這方麵的需要。當然，中國圖書進出口公司是一條途徑，但那主要是為單位客戶服務的，而且不僅選擇餘地小、購書時間長，而且完全無法提供讀書人在書籍包圍之中慢慢品書、挑書的那種樂趣。外文舊書那就更不用說了。幾年前曾經偶然在一家大學門口的“外文書店”中買到一本1938年出版的林語堂的英文著作（中譯本書名好像是《生活的藝術》），告訴那所大學的一位著名的西學教授，使他羨慕不已，而我本人，在那以後也幾乎是每次經過那家書店門口都必定進去瀏覽一番。但是，在經曆多次無功而返之後，就下決心再也不去這種隻出售外語教材和外語工具書的外文書店了。

與圖書相比，上海的其他商品市場的國際化程度要高多了。吃、穿、用、行，在這些方麵可以說上海的市場已經相當接近歐美大都市的水平了。這幾年海外學子回國探親，常常嘲笑自己是從發達國家回來的鄉巴佬。不僅上海的店鋪，而且上海的高樓、道路、綠地，確確實實在逼近“國際大都市”的目標了。但是，根據本人在包括東京在內的一些公認的國際大都市的“淘書”經曆，我覺得我們應該清醒地意識到，我們這座城市離建成國際大都市的目標還相差很遠呢。主要有以下幾方麵的理由。

首先，圖書是一種商品，一種高層次的文化商品，而外文圖書市場的開放程度，也就是文化商品市場、尤其是高層次的文化商品市場的開放程度。根據目前的規定，我國可以經營國外出版社出版的圖書的隻有一家，那就是中國圖書進出口公司，而在該公司訂購圖書，還要在它所提供的書目當中挑選。我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後，對出版物的進口放寬了限製，但從目前的外文圖書市場來看，這種放寬還是很有限的。

其次，即使國外學術著作能比較暢通地進入我國大陸，還有一個是否有足夠的購買者的問題。需要購買外文學術著作的，第一要有閱讀外文學術著作的語言能力，第二要有閱讀外文學術著作的專業需要，第三要有買得起進口圖書的經濟能力。就語言能力而言，盡管我們的外語教育、尤其是英語教育近幾年來如火如荼；盡管根據我的印象在馬路上找到懂幾句英語的行人，在上海要比在東京或許容易一些，但真正達到能夠閱讀英語專業刊物和學術著作程度的，大概不會太多。其證據之一，是國內出版的許多外文學術著作的中譯本，常常給人不忍卒讀或不知所雲的感覺，而這樣的譯本居然還常常相當旺銷。近來教育部門提倡大學、甚至中小學進行所謂“雙語教育”（據說還有提倡語文課的雙語教學的，那是近乎搞笑了，我不願信其為真），但根據本人的經驗，那往往不是對教師的英語水平估計過高，就是對學生的英語水平估計過高，或者幹脆就是新的形式主義。比較有實際意義的是鼓勵使用外語教材和參考書，這有可能成為我國外文學術著作市場的一個很大的發展契機。就專業需要而言，上海雖然冠以“大學”之名的高校為數不少，但真正意義上的“大學”，也就是學科眾多、社會—人文學科在其中占據重要地位的高校，以這座城市的人口來衡量，為數實在不多。此外，我國高校學科的分類和設置，也有不利於我們建設真正“麵向世界”的社會主義文化的地方。以哲學為例，其中的二級學科的劃分，有的是以學術傳統來劃分的（如馬克思主義哲學），有的是以所研究的問題來劃分的（如邏輯學、倫理學），有的則是以國家和地區來劃分的（如中國哲學、外國哲學）。在這樣的學科格局之下，對外國哲學文本的研究，似乎就成了專門從事“外國哲學”這個二級學科研究的那一小部分人的工作，而其他哲學工作者，則好像沒有太大的必要與國際哲學界發生聯係、進行對話。這樣一來，全上海屬於“外國哲學”學科的教師、研究生和科研人員加起來也不多，當然就無力支撐外文圖書市場中的哲學部分。而就這批人而言，購買二三十美元一本的外文學術著作的經濟能力又是一個大問題。這很顯然也是我國、本市高校教師的總體收入水平的一個體現。一座名副其實的“國際大都市”中高校教師的月收入該有多少，我沒有一個權威的數字，但肯定不能是隻相當於購買十來本書的水平。

最後，即使前麵兩個問題都解決，還需要有一批有能力、有興趣從事外文學術著作（包括舊書）的采購和銷售的人員。我到過的東京那幾家外文舊書商店，店鋪並不豪華，設施並不先進，但陳列的圖書包括各個主要語種，其中的職員都能講流利的英語，他們還定期發布分類書單，把每本書的書名、作者、出版社、版次、價格、新書的參考價都列得清清楚楚。許多舊書都是本地采購的，這可以作為我們了解東京或整個日本的西學傳統和力量的一個向導。據說有許多外文舊書是派人去歐美專程采購的，這可以作為我們了解外文學術舊書這一行業在日本的專業化程度的一個向導。總起來說，這些都可以作為我們了解這座城市在文化、學術方麵的國際化程度的一個向導。

對我們來說，重要的是要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在建設國際大都市的過程中，應該把文化和學術方麵的國際化程度，放在一個什麽樣的地位。上海申辦2010年世博會的口號是“城市，讓生活更美好”。這裏講的“生活”，應該不僅包括物質生活，也包括精神生活。“讓生活更美好”，理所當然地意味著“讓精神生活更美好”。精神生活有不同的性質、不同的層次、不同的境界。繼承全人類文明發展的成果，其中包括歐洲文藝複興和啟蒙運動以來的人文學術成果，是培育和塑造高尚的精神生活的重要途徑。幸虧有東京靖國通舊書店裏的這些圖書，有這些圖書所代表的文明成果，有熱衷於這些圖書的人們的那種價值觀念和精神追求。不然的話，不遠處的靖國神社所代表的那段野蠻的曆史，還會死灰複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