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話，大學畢業的人們都不陌生，那就是畢業生們在畢業典禮上常常用來向母校表達的心願：今天我們為母校而自豪，明天母校為我們而自豪。我想套用這句話來概括我今天演講的主題：我們不僅要為中國而自豪，也要讓中國為我們而自豪。
我們要為中國而自豪，因為中國是一個有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國。
我們為中國而自豪，因為中國曾經為人類作出過許多重大貢獻。
我們為中國自豪，還因為在近代以來深重的苦難和屈辱麵前，中國並沒有被壓垮，而如鳳凰涅槃一般站立起來了。
我們為中國自豪，也因為中國最近幾十年以來的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我們的GDP躍居世界第七位，進出口貿易總量排名全球第三，城鄉居民家庭恩格爾係數（食品支出總額占家庭消費支出總額的比例）從1978年分別為57.5%和67.7％下降到2004年分別為37.7%和47.2%，這三個數字，實現了多少中國人多少年的夢想：溫飽、小康的生活。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署最近（8月31日）發表的報告中，號召發展中國家學習中國的發展模式。不管我們是否願意，“中國崛起”，至少是“中國即將崛起”，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
但有人會說，中國還有那麽多問題呢！在好多方麵我們並不能揚眉吐氣！
確實，我們的國家還存在著好多問題。我們的人均收入還不高（1740美元，排名全球128位），特別是在中西部地區、在沿海城市的邊緣地區，還生活著那麽多收入水平低、教育水平低、社會保障水平更低的人們；在環境保護、資源利用、社會公共政策、文化遺產保護等方麵，還有那麽多問題有待解決。在科學研究、技術創新，藝術創作、甚至體育運動領域，我們的排名還落在許多比我們小得多的民族之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有理由為中國自豪嗎？
我的回答是：有，當然有。我們在前麵列舉了中國讓我們作為中國人感到自豪的許多理由，但沒有包括最重要的一條理由，那就是：我們是中國人，我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對於每一個民族的成員來說，他或她所在的那個民族，都是值得自豪的。我們每個人的血管裏都流淌著中國人的血，為中國自豪就是為自己自豪。不僅中國人有理由為自己而自豪，任何民族的成員，都有理由為自己感到自豪。一個民族的成員為自己的民族而自豪，就是這個民族值得它的成員為之自豪的最重要理由。一個母親，不管她處於什麽樣的處境，隻要她有一個為她感到自豪的兒子，她就是一個值得自豪的母親。一個值得自豪的母親，難道不也是一個值得她兒子為之自豪的母親嗎？
因此，我們前麵說的兩句話，“我們不僅要為中國而自豪，也要讓中國為我們而自豪”，其中的前一句話看來是用不著論證的了。需要論證的不是我們為什麽要為中國而自豪，而是我們為什麽要讓中國為我們而自豪。更確切些說，需要論證的並不是我們為什麽要讓中國為我們而自豪，而是我們該如何讓中國為我們而自豪，如何通過自己的行動來為自己的民族和國家增光添彩。這是我們今天要講的主要內容。
這個問題展開來講，可以包括許許多多內容。我想著重講其中最重要的兩個方麵：一方麵，作為中國公民，我們要為祖國的繁榮富強和團結文明作出更大的貢獻；另一方麵，作為中國公民，我們要為祖國的民族尊嚴和國際形象作出更大的貢獻。
我們在座的朋友們，有各種各樣身份：家庭裏的身份如父親、母親、兒子、女兒；單位裏的身份如工人、職員、管理者、被管理者；我們也可能是某個社區的居民，某所學校的學生，也可能是黨員、團員，或者是某個民主黨派的成員，等等。除了這些身份以外，我們大家還有一個共同的身份，那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
什麽是公民呢？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在著名的小說題材的著作《愛彌爾》中有這樣的描述：
“斯巴達人佩達勒特，提出他自己要參加三百人會議，他遭到拒絕；然而，鑒於斯巴達有三百個勝過他的人，他也就高高興興地回去了。我認為，這種表現是真誠的，我們有理由相信它是真誠的：這樣的人就是公民。”
“有一個斯巴達婦女的五個兒子都在軍隊裏，她等待著戰事的消息。一個奴隸來了，她戰栗地問他。‘你的五個兒子都戰死了。’‘賤奴，誰問你這個？’‘我們已經勝利了！’於是，這位母親便跑到廟中去感謝神靈了。這樣的人就是公民。”
盧梭心目中的“公民”，不再把自己看做是一個獨立的人，“而隻看做共同體的一部分”，認為自己的價值就在於與共同體或國家的聯係之中。這樣的理解當然有些片麵，因為一個好的共同體，它本身就是尊重其成員的個性和尊嚴的。但盧梭強調國家對於公民的重要性，強調公民願意為國家作出犧牲，強調公民自覺以國家的榮譽為榮譽，確實是道出了“公民”與“臣民”和“奴隸”的一個根本區別。美國每個普通的小鎮都會在廣場、市中心樹立兩麵旗幟，一麵是美國國旗，一麵是紀念無名英雄的旗幟；學校每天早晨孩子們都在國旗下宣誓：“I pledge allegiance to the flag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o the republic for which it stands，one Nation under God，indivisible，with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all.”這些做法，都是為了讓孩子們從小就知道、為了居民們時時不忘記：“這樣的人就是公民。”
因此，隻要符合條件，公民就都有服兵役的義務。在座的男青年們，想想你們當兵入伍的準備，在座有男孩子的家長們，想想你們有沒有送自己孩子當兵入伍的準備，就知道自己的公民意識強不強了。
因此，隻要收入達到一定水平，公民就都有納稅的義務。在座的達到這個收入標準的朋友，想想你們是否照章納稅，是否主動照章納稅，就知道自己的公民意識強不強了。
公民不僅有遵紀守法的義務，而且有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一個好的公民，不僅嚴格履行公民義務，而且積極行使公民權利。
比方說，公民有參加民主選舉的權利。這段時期，上海各個區的人大正在進行換屆選舉。在座的年滿十八周歲的朋友們，想想你們是否自覺參加選舉、認真行使民主權利，就知道自己的公民意識強不強了。
又比方說，公民有為政府出主意、提建議的權利。2010年上海將舉行世博會，市政府以各種形式征集市民和各方麵人士對世博理念的詮釋、對辦好世博的建議。在座的參與過這些活動的朋友們，我想用你們作為例子告訴人們說：“這樣的人就是公民。”
許多活動，不僅是公民的權利，而且是公民的義務；是否積極主動地參與這些活動，往往體現了人們是否具有良好的公民素質。
比方說，以誌願者的身份參與公益活動，是現代國家公民身份的最美好的體現。今年10月上海舉行了特奧會國際邀請賽，明年10月，上海將舉行第12屆世界夏季特殊奧運會，屆時將有170個國家和地區的一萬多名智障運動員與教練員，兩萬多名運動員家長和各國嘉賓匯聚上海。已經報名或準備報名參加誌願者活動的朋友們，我想用你們作為例子告訴別人：“這樣的人就是公民。”
又比方說，以自己的辛勤勞動為國家創造財富、以自己的創新勞動推動科技進步，這是一個公民在和平時期為國爭光的最高境界。
1964年10月16日，羅布泊上空一聲巨響、一團巨大的蘑菇狀雲，宣告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兩彈元勳鄧稼先的同學楊振寧先生次日從美國的報紙得知消息，激動萬分。但他聽說，美國原子彈之父費米的一名學生叫寒春1948年去了中國，他可能參與了中國的原子彈研製工作。1971年楊振寧第一次回國訪問，在北京的10天裏，他與鄧稼先多次見麵，一直想解開心中的這個結，卻不便深問。在離開北京快上飛機的時候，他終於忍不住問前來為他送行的鄧稼先：中國的原子彈是不是完全由中國製造的？鄧稼先想了想說，據他所知是中國人自己製造的，但請讓他再去核實一下。第二天，在上海市領導宴請楊振寧的席間，一封北京來的專信送到了楊先生的手裏。信是由鄧稼先親筆寫給他的。信中證實中國的原子彈研製沒有外國人參加，楊振寧讀了竟一時熱淚盈眶，不得不起身去洗手間……
2004年3月29日，世界糧食基金會在華盛頓宣布我國工程院院士袁隆平教授和非洲水稻專家蒙蒂·瓊斯博士共同被授予2004年度世界糧食獎。2004年5月9日，以色列總統卡察夫在以色列國會大廈舉行隆重頒獎儀式，向中國“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等10位世界頂尖科學家、藝術家頒發有“猶太人諾貝爾獎”之稱的“沃爾夫”獎。袁隆平對新華社記者說，“站在領獎台上，我感到這不僅僅是我個人的光榮，這是一個國家的榮譽，也是世界對中國雜交水稻研究的高度肯定”。
確實，袁隆平和鄧稼先都沒有得過諾貝爾獎。但有人說，鄧稼先讓中國人不再受到恐嚇，袁隆平讓中國人不再挨餓。朋友們，還有什麽比這更高的榮譽嗎？
麵對著他們，我要說：“這樣的人就是公民！”
在為中華民族有這樣的兒子而感到自豪的同時，我們也要直麵正視存在著的差距——與發達國家相比的差距，與中國輝煌曆史相比的差距，與中國13億人口相比的差距。溫家寶總理前幾個月對歐洲進行了訪問，其間他多次呼籲，要求歐盟解除對華武器禁運。為什麽要這樣呼籲？因為我們的武器還不夠先進，我們用來支撐國力的科學技術還不夠先進。
為此，我們要急起直追，加快發展科學技術事業、努力建設創新型國家，力爭到2020年，我國的整體科技水平進入中等發達國家的行列。
但我們要格外當心，在為了這個目標而奮鬥的過程中，我們一些同胞和同事的行為，卻非但沒有為國爭光，反而可以說自取其辱。交大的“漢芯事件”非常嚴重，但畢竟還是特例。更令人擔憂的是雖然從單個事例來說性質沒有那麽嚴重，但因為綜合起來數量巨大的低質量研究、甚至低水平重複的現象。據報載，我國SCI（科學引文索引）論文的數量已居世界第五，但1994年至2004年十年間每篇文章的平均索引率卻排在第120位之後。甚至有人士指出，每年國家統計的數萬項科研“成果”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無實際價值，形成了大量的“科技泡沫”。
這種令人擔心的情況不僅發生在自然科學領域，而且也發生在社會科學領域。杜撰調查數據、拚湊研究論著、抄襲他人或自我抄襲的情況，可以說屢見不鮮。
18世紀的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說“中國人……是地球上最會騙人的民族”；19世紀的德國思想家黑格爾說中國人“以撒謊著名，他們隨時隨地都能撒謊”。我們難道真的讓這些可惡的歐洲中心論者說著了？
有一位美國傳教士，英文名字叫A.H.Smith，中文名字叫明恩溥，寫過一本題為《中國人的素質》的書，其中對中國人的素質進行了相當消極的評價。我隻要念一下這本書的目錄，你們就可以知道其中的內容了：麵子要緊，省吃儉用，辛勤勞作，恪守禮節，漠視時間，漠視精確，天性誤解，拐彎抹角，柔順固執，心智混亂，麻木不仁，輕蔑外國人，缺乏公共精神，因循守舊，漠視舒適方便，生命活力，遇事忍耐，知足常樂，孝行當先，仁慈行善，缺乏同情，社會風暴，共擔責任與尊重律法，互相猜疑，言而無信，多神論、泛神論、無神論，中國的現實與需要。第二十五章“言而無信”引用了另一位傳教士的話：“如果選擇這個美德作為一種民族特質，不僅是為了在實踐上蔑視它，而且也為了與現存的處世方式形成一種對比，那麽，就沒有比‘信’更合適的了。中國人在公開或私下場合的表現，與誠信如此背離，因而他們的敵人會抓住這一點，來諷刺他們的表裏不一。虛情假意、表裏不一、口是心非和奴顏婢膝，才是突出的民族特點。”明恩溥認為，這位傳教士的說法完全正確。
我們聽了這些話，自然很不高興，甚至有些憤怒：這個明恩溥，一定是個帝國主義者！
但是，事情並不那麽簡單。《環球時報》在今年八月公布了該報請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些學者做的一項調查，確定“影響近現代中國的50個外國人”，按照時間順序排列，剛才我引用的盧梭排在第1，馬克思第7，比爾·蓋茨第49，喬丹第50，明恩溥第16。中國最早的社會學家李景漢對明恩溥有這樣一段介紹，說他1845年出生，1872年來華，1892年出版《中國人的素質》，1906年返美募捐並“為中國做了一件大事”。什麽大事呢，就是說服當時的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把兩千萬庚子賠款用在於中國有益的事業，特別是供給中國的學生到美國來留學，也包括創辦清華大學。
對這樣一位美國人的意見，我們不宜一罵了之。我們要學學魯迅。魯迅多次提到明恩溥的這本書，他讀的是此書的日譯本《支那人氣質》。1936年10月5日，也就是魯迅10月19日去世前兩周，他還寫下了這樣一段文字：
“我至今還在希望有人譯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氣質》來。看了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幾點說得對，變革，掙紮，自做工夫，卻不求別人的原諒和稱讚，來證明究竟怎樣的是中國人。”
也就是說，真要捍衛中國人的榮譽，最重要的是向世人顯示一個真正具有榮譽感的中國人所應該具有的行為和品質。
由此我聯想到去年春天的涉日遊行。參加那幾天遊行的人們，我想大多數都是以熱愛祖國為榮，以危害祖國為恥的。但是，遊行時出現的有些非理性言行、低素質表現，恐怕是有悖為國爭光、為民族爭氣的初衷的。
由此我又聯想到8月15日《文匯報》上的一篇文章，題目叫“差異”。什麽差異呢？一位日本司機和一位在日本生活了15年的中國導遊的差異。這位日本司機，“早上我們出賓館上車，他已把行李倉打開，並蹲在裏麵，等我們遞過去。第三天在京都時，中午我吃好飯，提前出去，他遠遠看到，快跑過來，馬上打開車門。下午一同行要從自己的行李箱中拿雨傘，司機幾乎把整個行李倉的行李箱全翻了出來，才找到這位同行的行李。當他把所有箱子全部歸位鑽出行李倉時，滿頭是汗，卻依舊笑著”。可那位“中國老鄉”呢？“他也許在日本學會了規範、嚴謹——嚴格執行預先的旅遊路線，旅遊計劃，不容更改——但是，真正的敬業，他可能還沒學會。比起日本司機來，見不到絲毫的熱情與周到。嚴謹的日本司機可以說，沒到集中上車時間不開車門，也可以在沒到下行李地點不費那麽多精力去翻行李。”
這裏講的是在日本的中國導遊。說實在的，與那些和商店聯手斬客的導遊相比，這位中國導遊的行為還不算太糟糕的。但與那位日本司機相比，確實有令人遺憾的差異或差距。更令人遺憾的，是媒體報道的一些在日本的中國遊客的行為舉止。例如，《亞洲時報》去年2月有一則報道，說：“中國近年經濟急速增長，部分中國人富起來，外遊的人也愈來愈多，日本也開始看準中國的市場，吸引中國遊客到訪日本。然而，有日本官員坦言，外來遊客的犯罪個案之中，中國大陸的遊客占了一半，在開放日本與維持治安兩者之間如何取得平衡，東京方麵可謂是絞盡腦汁。”
2010年中國要舉行上海世博會了，把上海世博會辦得不亞於、甚至更優於2005年日本在愛知縣舉辦的世博會，是我們作為中國公民、上海市民應非常嚴肅思考的問題。
在2005年的愛知縣，從3月25日至9月25日，有兩千多萬觀眾參觀了世博會。但在“整個世博會會場，人們看不到一處痰跡，一處口香糖沾黏的痕跡，也看不到碎紙和煙頭。幹淨優美的環境讓人心情舒暢，可讓人充分體驗人與自然共生的樂趣”。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160多天中，據估計將吸納7000萬名觀眾，平均每天有40萬名觀眾進入場館，高峰期間則人數更多。這7000萬名觀眾中，中國觀眾將占絕大部分。我們每一位珍惜祖國榮譽的同胞，每一位痛恨日本軍國主義的同胞，包括那些參與和同情涉日遊行的同胞，應該在上海世博會期間以更加文明的舉止來向世人證明、包括向日本人證明——用魯迅的話來說——“究竟怎樣的是中國人”。
從目前的情況看來，這個任務相當艱巨。今年8月8日，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印發了關於《提升中國公民旅遊文明素質行動計劃》的通知，認為一些公民在旅遊活動中表現出來的“不修邊幅、不講衛生、不懂禮儀、不守秩序、不遵法規、不愛護環境和公共設施、喧嘩吵鬧”等不文明行為，損害了中國“禮儀之邦”的形象，引起了海內外輿論的關注和批評，群眾反應強烈。
2005年我國公民出國（境）旅遊人數達3100萬人次，居亞洲第一位。世界旅遊組織預測，到2010年將達到5000萬人次，2020年將達到1億人次。據歐洲旅遊機構的統計材料，去年有40萬中國人到歐洲旅遊，隨著今年9月1日歐洲22國對中國遊客開放旅遊，今年的數字將會至少翻一番，未來的數字還將繼續大幅攀升。
在這個背景之下，《德國之聲》報道說：
“德國旅遊業也高呼：‘中國人來了！’但這不是興高采烈的呼聲。中國人的一些行為舉止使德國人感到異常。導遊不斷聽到抱怨的聲音，埋怨一些遊客隨地吐痰、在自助餐餐台前咂嘴或打飽嗝。”
一篇我們自己的記者寫的報道，這樣描述他在法蘭克福看到的我國遊客：
“在德國法蘭克福市中心的廣場上，來自各國的遊客們正在參觀。一個二三十人的中國團也在其中。記者開始注意他們。不過幾分鍾，旅遊團裏就有一個男子隨地吐了一口痰。在接下來的十多分鍾裏，隨地吐痰者又有幾人。其中一個人吐痰的時候，被一個德國人看見，記者看見德國人臉上分明露出了鄙夷。記者跟他們攀談後得知，他們是北京某大型國有企業單位的考察團。在考察之餘，他們也安排了一些旅遊項目。他們接下來還要到巴黎、布魯塞爾等歐洲其他城市。可以想到，他們將在各地留下痰跡。”
明鏡周刊文章說這些情況都是“文化的撞擊”。難道我們中國文化就是這樣的文化？
國外是這樣，國內就更沒有顧忌了。每年幾個長假以後，媒體上都會曝光一些遊客不文明的舉止，對此在座的一定都非常熟悉。這，是否也要歸咎於中國的文化？
其實，即便是文化在起作用，它也是能改變的。我曾經親眼見到鄉下農民在自己家裏也隨地吐痰的，但那些有出國能力的人們，恐怕一般不會在家裏隨地吐痰。有能力出國旅遊的人們，往往是經濟條件比較好的。今天的中國，經濟條件比較好的家庭，往往住宅裝修很體麵，家庭衛生很講究。那麽，為什麽這些人到了街上、到了國外，就會隨地吐痰呢？
一個根本原因，是我們的不少同胞還沒有真正樹立現代公民應該具有的公共意識。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說起過，“中國鄉下老最大的毛病是‘私’”。他接著解釋道：
“說起私，我們就會想到‘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屋上霜’的俗語。誰也不敢否認這俗語多少是中國人的信條。其實抱有這種態度的並不隻是鄉下人，就是所謂城裏人，何嚐不是如此。掃清自己門前雪的還算是了不起的有公德的人，普通人家把垃圾在門口的街道上一倒，就完事了。蘇州人家後門常通一條河，聽起來是很美麗，在文人筆墨裏是中國的威尼斯，可是我想天下沒有比蘇州城裏的水道更髒的了。什麽東西可以向這種出路本來不太暢通的小河溝裏一倒，有不少人家根本就不必有廁所。明知人家在這河裏洗衣洗菜，毫不覺得有什麽需要自製的地方。為什麽呢？——這種小河是公家的。”
“一說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說大家可以占一點便宜的意思，有權利而沒有義務了。小到兩三家合住的院子，公共的走廊上照例是塵灰堆積，滿院生了荒草，誰也不想去拔拔清楚，更難以插足的自然是廁所。沒有一家願意去管‘閑事’，誰看不慣，誰就得白服侍人，半聲謝意都得不到。”
費孝通先生這些話寫於1948年，遺憾的是，將近六十年以後，這些話現在我們讀起來仍然覺得非常熟悉，這確實非常令人遺憾。
但是，今天的中國，在許多方麵已經與1948年的中國根本不同了。中國已經從一個積貧積弱的東方古國變為一個社會主義大國，在經濟、政治領域發揮越來越大的國際影響，並且越來越深入地卷入全球化過程之中，對全世界和全人類承擔起越來越大的責任。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更要把民族自豪感落實在我們的日常行為中，把我們的公民意識落實在沒有熟人監督的陌生人社會裏。
現代社會，尤其是全球社會，我們作為個人往往是處於匿名狀態。那些外出旅遊的人之所以有那麽多毛病，多半與他們覺得周圍沒有多少熟人有關。但是，盡管我們作為個人是匿名的，我們所屬的民族，甚至我們所屬的城市，則通過我們的膚色、語言、習慣等，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網絡世界是最匿名的世界。但即使在網絡世界，我們作為中國人也並不是匿名的。在網上發一個匿名的帖子，隻要是用中文寫的，人家就知道你是中國人。如果你的帖子不文明，人家就說中國人不文明。哪怕你是英文發的帖子，但隻要你的英文多少有些破綻，如果你寫的東西不文明，人家就會認為是中國人寫的東西不文明。你的中文，你的中文式的英文，甚至你的IP地址，都在告訴別人，“究竟怎樣的是中國人”。
誠然，作為個人，我們在沒有熟人在場的環境中犯個過錯，通常不會損失多少東西。那些在法蘭克福市中心廣場隨地吐痰的主任、書記、父親、老師們，回國以後仍然行使他們的權力、享受他們的薪水，接受下屬、小輩和學生們的尊敬。但說到底，榮辱觀與公民意識的關係，並不是一個關於我們擁有什麽的問題，而是一個關於我們是什麽樣的人的問題。我們擁有多少權力、金錢甚至名聲、尊重固然重要，但擁有這些東西的人是怎樣的人，則更加重要。如果我們滿腦子都隻想著多擁有一些東西、要多占一些便宜，我們很可能忘記了最重要的問題：我們要做一個什麽樣的人，我們要做一個什麽樣的中國人——也就是說，我們如何“來證明究竟怎樣的是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