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公元前319年，在楚國富麗堂皇的宮廷裏，兩位盛裝的男子正在促膝交談，宮廷侍從在遠遠的地方垂首侍立。密談的兩位男子，其中一位年紀約莫40歲，微微有些發福但是身材依然稱得上強壯。他身著黃色寬袍，頭戴莊嚴的禮帽，額頭前垂下的九串珠玉分明顯示出他尊貴的地位——戰國時候，隻有天子的王冠才能用12根玉串——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旒”，而諸侯王則用9根旒裝飾帽簷。從這位中年男子的衣冠冕旒可以判斷，這正是當時楚國的統治者——楚懷王熊槐。
在懷王對麵席地而坐的是一位20歲出頭的青年公子，和楚懷王衣著略顯單調的土黃色相比，這位青年公子峨冠博帶，衣飾鮮豔華美，越發襯托出他麵容俊美，氣宇軒昂。青年公子正在侃侃而談，看得出他胸有成竹，雖然麵對的是威嚴的楚王，但他沒有流露出絲毫的膽怯，說到激動的地方，他還會“霍”地站起來，修長的身材一覽無遺。很顯然，他的言談已經深深吸引了楚懷王，懷王時而專心地傾聽，情不自禁地點點頭表示讚許；時而打斷青年的話頭，提出一兩個問題，絲毫不介意青年因為激動偶爾出現的失態和失禮。
這位**四溢的青年公子，正是楚懷王當時最信任的臣子之一——左徒屈原。屈原雖然年紀很輕，卻早已是楚國朝野聞名的青年詩人，無論是在楚國的宮廷，還是在民間，他創作的詩歌早已經是家喻戶曉。尤其是那些美麗動人的愛情詩，更是為他贏得了無數癡迷的崇拜者和追隨者，他儼然是楚國的“文壇領袖”了。
然而，屈原正式的身份可不是一位詩人，他是楚國政壇的新秀，20歲出頭的他，官居左徒，在官職上已經是僅次於令尹的“二把手”了。
作為楚國年青一代的政治家，屈原雖然年紀不大，對戰國的形勢卻了然於胸。他最大的願望，是楚國能夠富國強兵，重振雄風，在勝則稱霸、敗則滅亡的戰國天下能夠牢牢地站穩腳跟，成為真正的天下霸主。
他的這個願望，當然也是雄心勃勃的楚懷王的願望，楚國在數次爭霸戰中獲勝，一度被視為統一中原的“頭號種子選手”。因此，他們這一對君臣，才會因為共同的目標結成如此親密的朋友。
楚懷王很欣賞屈原的才華，他尤其喜歡讀屈原的詩，例如屈原為國家祭祀大典譜寫的《九歌》。像《湘夫人》中“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就是懷王特別喜歡吟唱的句子。
楚國人都將“湘夫人”看成是湘江之神、天帝之女，和“湘君”一起，是守護湘水的配偶之神。“帝子”，天帝之女，在這裏也就是指的湘夫人了。《湘君》和《湘夫人》是《九歌》組詩中特別優美的兩首情歌。
“帝子降兮北渚”，當湘君焦急地等待著湘夫人的降臨，他的目光久久地凝視著遠方，雲霧朦朧中，他仿佛看到了湘夫人沿著湘江順流漂到了洞庭湖心的小島上。此時此刻，嫋嫋的秋風吹拂起她的飄帶，浩淼的洞庭湖泛起微微的漣漪，金黃的樹葉順風飄落，在湖麵的波濤上悠然起伏，遠看好像是一葉葉金黃的小船……
屈原筆下這位美麗動人又向往愛情的“湘夫人”據說是有曆史原型的。楚國一直流傳著一個動人的愛情故事：傳說舜帝在巡視南方的時候去世，安葬在今天湖南的九嶷山。他的妻子娥皇、女英長久得不到丈夫的音訊，於是循著舜帝南巡的路線一路追蹤。當她們來到洞庭湖的時候，才聽說舜帝已經去世，娥皇、女英悲痛欲絕，投水殉情而死。在今天湖南嶽陽洞庭湖中的君山島上，還有一種特別的竹子，竹節上布滿斑點，楚人都說那是舜帝的兩位妃子痛哭時滴下來的淚斑。這些淚跡斑斑的竹子被楚人稱為斑竹，也叫湘妃竹。
這個淒美動人的愛情故事在楚地流傳了一代又一代，楚地的先民都願意將舜帝和兩位妃子當成是湘水的守護神。屈原的《湘君》和《湘夫人》雖然並未明確是吟詠舜帝和湘妃的故事，但他塑造“湘君”和“湘夫人”這對配偶神的人物形象，很可能是受到了楚地傳說的影響，並且他還賦予了他們對美好愛情的理想與追求，也讓他們感受著愛情所帶來的幽怨與憂傷。
湘江、洞庭湖，那都是楚國的領域，是楚懷王統治的天下，這裏土地肥沃，物產豐富，風景優美，還有無數像湘妃這樣悠久動人的傳說故事。《九歌》也是楚地長期流傳的歌謠，隻不過經屈原的妙筆改寫，原本樸素甚至還顯得有些粗糙的文辭變得美麗纏綿起來。屈原的《九歌》一出，受歡迎的程度大大超過了原來民間流傳的楚歌，連老百姓都很喜歡吟唱屈原編寫的歌詞，原來的歌詞反倒逐漸失傳了。
每當懷王高聲吟唱起屈原這些美麗的詩句，他那作為一國之君的雄心也一次次被激發起來。他是這塊美麗土地的守護者，因此，他有更大的責任要讓這塊土地永遠屬於自己，不被任何人所侵犯，同時，他更希望讓中原那些目中無人的傲慢家夥都知道：楚國，不是一個可以讓人隨便藐視的國家！
楚懷王有這種誌向可不是毫無理由的。畢竟在春秋戰國時期，楚國一度被中原諸侯國看成是“蠻夷”，是還沒開化的“野蠻民族”。就比如說穿衣服，中原各諸侯國都是很講究顏色搭配的。那時候的人都認為上天賦予一個國家的德性體現在金木水火土這五行上，而五行又分別對應不同的顏色。比如魏國崇尚火德，所以魏國的服飾就以紅色為主色，魏國的旗幟也是紅色；韓國崇尚木德，所以旗幟、服飾以綠色為主；趙國是火木德，以紅、藍為主色調；戰國時候的齊國自命“火德為主，金德為輔”，崇尚火金德，服飾以紫色為主；燕國則是水德，崇尚大海一般的藍色。
戰國七雄中，秦國和楚國都屬於“異類”，在中原諸侯國看來，他們都是邊緣民族。秦國沒有宣布自己崇尚的五行之德，但是秦國上至王侯將相，下至平民百姓都以黑色為美，這種舉國尚黑的“異類”行為，讓自認文明的中原各諸侯國好一番嘲笑。不過，秦國也從來不將中原人的審美標準放在眼裏，依然我行我素，打著黑色的大旗威震天下。
楚國也很特立獨行。當初周天子周成王大舉分封周文王、武王時候的功臣，卻隻給楚國的先祖熊繹封了個小小的子爵，賜姓羋，“羋”的發音是模仿羊叫的聲音“咩”，其鄙視之意可以想見。楚國的封地也在遠離中原的蠻荒之地，以丹陽為立國之始。[26]在周成王時代，楚君熊繹地位低，諸侯會盟的時候便很被人看不起，楚國被看成是“蠻夷”之國。熊繹自尊心深受打擊，於是率領群臣百姓“篳路藍縷，以啟山林”[27]，坐著破破爛爛的柴車，穿著破破爛爛的衣服，去開荒墾地，不僅讓國家逐漸富裕起來，也受到了當地老百姓的擁戴。
可能正是出於這種“爭一口氣”的心態，楚國人曆來不肯低眉順眼地巴結周天子和中原諸侯國。到了周夷王的時代，楚君熊渠幹脆宣稱：“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意思就是：你們不是說我們是蠻夷嗎？我就偏偏當個“蠻夷”給你們看，我們的稱號也要和你們中原之國不同，並且還將他的幾個兒子全部都封了王。後來，正是這個被中原看不起的楚國，反而成了諸侯國中最早自立為“王”的國家。[28]
正是這種與中原“不合作”的態度，使得楚國的文化與文明的發展充分保留了自己獨特的個性和魅力，楚國的服飾顏色也不像中原諸侯國那樣講究德性，而是長期以來五顏六色，自己覺得怎麽漂亮就怎麽穿，用現在時髦的話來說就是“混搭”。就算中原人嘲笑他們“亂穿亂戴亂德性”，楚國人也絲毫不以為意，仍然我行我素。直到戰國以後，楚國自稱是炎帝後裔，與黃帝同德，才推演出以土黃色為服色基調。
楚王先祖這段艱苦創業的曆史，楚懷王當然是了如指掌的。原本被中原人藐視的蠻荒之地，交到楚懷王手裏的時候，楚國早就不是什麽未開化的“蠻夷”，而是與秦國、齊國三足鼎立的赫赫強國了。楚國，有秀麗的江南水鄉，有壯美的雲夢澤，有綿延不斷的崇山峻嶺，這樣遼闊、富庶的土地，有哪個中原的諸侯國能夠比得上呢？
此時的懷王，正是身穿象征炎黃後裔的土黃色王服。而他麵前的屈原，顯然還保留著楚國人那種浪漫不羈的個性，連穿著打扮都顯得鶴立雞群。他喜歡華美豔麗的衣服，喜歡荷花的裝飾，喜歡佩戴散發著淡淡幽香的蘭花或者杜衡，任何時候他都會把自己收拾得整潔、幹淨、清爽。他這一點“潔癖”，楚懷王也是很欣賞的，因為他知道，屈原外表的一塵不染，反映出來的是骨子裏堅持的精神上的“潔癖”。在精神上堅持幹淨的人，那一定是值得一國之君信賴的人。
當然，更重要的是，屈原並不隻是一個外表英俊、文采華美的才子，他還是一個極有思想有膽識的人，這才是懷王特別賞識他的主要原因。懷王繼位已經十年了，國內的政局還算穩定，在外交上也已經是一言九鼎的強國，任何國家都不敢藐視他。但懷王並不是一個昏君，他知道，他所統治的楚國麵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局麵，可以說是內憂外患。
一方麵，朝廷中拉幫結派，貴族的利益一邊倒，貪汙納賄、欺壓百姓的各種腐敗現象嚴重，如果不好好整治，一旦發生什麽變化，表麵穩定的政局很可能一擊即潰。
另一方麵，從當時的國際形勢來看，秦、楚、齊三強鼎立的局麵並不穩定：秦國躍躍欲試要統一中原的“狼子野心”那是昭然若揭；齊國遠在海邊，秦國暫時還奈何不了他，齊、秦之間互相的威脅還不那麽明顯；而楚國西北與秦國接壤，東北又與齊國毗鄰，在三國之中，跟秦國、齊國的利害關係最大。楚國要維持目前政局的穩定，對外就必須要維護這三強之間的勢力平衡。
正是基於對內和對外的雙重憂患意識，楚懷王才會召來屈原和他密談，他希望這位有遠見有戰略眼光的年輕臣子能給他一些啟發。
這一年，官居左徒的屈原還隻有二十三歲。
那麽，屈原到底是何等人物，能夠讓楚懷王如此信任他，在隻有二十出頭的年紀就委任他左徒這樣重要的官職呢？楚懷王和屈原的這次密談的主要內容是什麽呢？
可以推測，屈原之所以特別受到楚懷王的信任和重用，是因為楚懷王對屈氏家族的信任。在血脈關係上，楚懷王本是和屈原同宗同姓。
關於這個問題，屈原自己給過一個明確的回答。他在代表作《離騷》第一句中便陳述了自己的家世：“帝高陽之苗裔”。
“高陽”是上古顓頊帝的稱號，根據《史記》的記載，楚國的先祖正是出自顓頊帝高陽，高陽是黃帝的孫子，因此，楚王也是正宗的黃帝後裔。高陽的曾孫重黎被帝嚳高辛氏用為火正，相當於火官，掌管使用火種等事宜，因為功勞很大，被帝嚳命名為“祝融”。後來重黎的弟弟吳回也當了火正的官，仍號“祝融”。直到今天，楚人還將“祝融”當成火神來祭拜。五嶽之一的南嶽衡山最高峰就叫作祝融峰，有祭祀火神祝融的“祝融殿”。
祝融的後代有八姓，其中之一姓羋，羋姓的季連一支是祝融一脈最有出息的傳人。一直到周文王的時候，季連的後代鬻熊開始和周王朝的關係密切，鬻熊的後代才開始以“熊”為氏。楚國作為諸侯國最開始受封創業的君主是熊繹，屈原的始祖正是楚武王熊通的兒子[29]，名為瑕，因為受封的封地叫“屈”，所以楚王的這一支後代就都以“屈”為氏了。[30]
現代人一般姓氏不分，但在古人那裏，姓和氏不是一回事，“氏”其實是姓的支脈，“氏”的來源可能是祖先的名，也可能是封邑之名等等。[31]例如鬻熊的後代以“熊”為氏，是“以名為氏”的例子；而屈原的祖先屈瑕則是以“以邑為氏”的代表。因此，嚴格來講，屈原的“屈”，楚懷王熊槐的“熊”都不是姓，而是“氏”，他們的姓都應該是“羋”。隻是到了漢代以後，人們才往往將姓氏混同使用了。
這樣看來，屈原和楚懷王其實都是楚國王室後代，是同姓的宗親關係。類似屈原和楚王的這類同姓關係的，在當時的楚國，還有昭、景兩大姓氏。屈、昭、景三大家族被視為“王族三姓”，是當時楚國最為顯赫的王室宗親。例如當時楚國最高官職令尹就是由昭陽來擔任的。昭陽為令尹，屈原為僅次於令尹的左徒，也可見楚懷王對同姓宗親的高度信任。
僅看屈氏這一脈。屈氏先祖屈瑕地位就極其尊貴，當時號“屈侯”，楚武王時官居“莫敖”，屢立戰功。例如公元前701年，屈瑕率領楚軍打敗鄖師，破壞了諸侯國聯合伐楚的圖謀。據學者考證推斷，屈瑕那個時候還沒有設置“令尹”這個官職，“莫敖”就是最高官了，地位相當於丞相。[32]
屈氏後代也是人才輩出，無論是在軍事上還是在外交方麵，都屢屢為楚國立下汗馬功勞。例如公元前656年，齊桓公率諸侯盟軍攻伐楚國，楚國又一次麵臨危局。怎麽辦？楚成王委派大夫屈完一麵率軍布陣，展示楚軍實力足以與盟軍對抗；一麵屈完又以楚國使臣的身份去會見齊桓公，在盛氣淩人的齊桓公麵前侃侃而談，羅列了盟軍武力不可能戰勝楚國的種種理由。這樣，文、武兩種手段雙管齊下，屈完最後與諸侯結盟而歸，這就是外交曆史上有名的“盟召陵”的故事。[33]
在屈氏家族中，像屈瑕、屈完這樣出將入相的功臣還有很多，一直到楚懷王時期，還有屈匄（屈丐）做過大將軍，率領楚軍與秦軍對陣。
屈氏家族不僅在楚國世代都有擔任要職的人物，屈家還有一個傳統：那就是為了楚國的安危和榮譽，可以不顧惜個人生命。例如屈瑕雖然位極人臣，而且率領楚軍打過多次大勝仗，但是在伐羅的時候，因為屢打勝仗而產生了輕敵的驕傲情緒，結果被羅與盧戎夾攻而敗。其實以屈瑕擔任莫敖多年來的功勞，楚武王並不見得會因為這一次失敗而歸罪於屈瑕，但屈瑕仍然自認為有愧於楚國和父親武王，在荒穀中自縊謝罪。後來的事實也證明，楚武王談到這次失敗時說：“孤之罪也！”認為這次失敗的主要責任者是自己，而赦免了諸位將帥，沒有降罪下來。[34]
再比如，楚惠王的時候，楚國白公勝叛亂（前479），囚禁了楚惠王，準備殺掉惠王熊章，自立為楚王。惠王的隨從屈固冒著生命危險背出惠王，逃到惠王母親——昭王夫人的宮殿隱藏起來。白公勝自立為楚王後不久，惠王的部下屈固等人和來救助楚國的葉公一起，殺掉白公勝，恢複了惠王的王位。
這些屈氏先祖的事跡、祖輩們強烈的榮辱感和使命感、屈氏家族對楚國的深厚情義，屈原一定是從小就聽過無數遍的，它們深刻地影響到了他的人生信念。
“帝高陽之苗裔”，屈原自陳是黃帝後裔，是楚王後代，當然絕不僅僅是為了說明自己身份尊貴，更重要的是，他一開始就將自己的命運和楚國的命運緊緊地維係在了一起。他認為他和楚王一樣，對楚國的一切安危榮辱都負有完全的責任。楚國是楚王的楚國，同樣也是屈原和所有楚國人的楚國。在屈原看來，屈氏、楚王和楚國，這三者的命運是完全合而為一的。
此外，楚懷王對屈原的信任，很大程度上還基於屈原本人表現出來的政治才幹了。屈氏雖然是王室宗親，出身顯貴，但傳到屈原這一脈的時候，家道已經衰落，屈氏的勢力和昭氏、景氏相比明顯要弱小很多。屈原在《離騷》開篇時提到“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從遠祖說到了近祖。後世一般認為伯庸是屈原的父親或者是祖輩，因為按照古禮，父死曰考，“皇考”則應是對亡父的尊稱。先秦時候，“朕”這個詞就是“我”的意思，秦朝以後“朕”才成為皇帝的專稱。因此，盡管屈氏的遠祖地位很尊貴，但在現存的史書上卻基本找不到“伯庸”的事跡，也許伯庸的爵位和官職並不那麽顯赫，而屈原的出身大概也隻能是趨於沒落的楚國貴族家庭了。
漢代的東方朔曾在他的《七諫》詩中歎道：“平生於國兮，長於原野。”東方朔生活的年代距離屈原不過百餘年，屈原的事跡和作品流傳應該還比較多。因此東方朔說屈原是出生在楚國的都城郢，但是很可能出生以後卻隨親人遷居“原野”。具體生活的地方，有可能就是今天普遍認為的屈原故裏——湖北宜昌的秭歸，屈原在那裏度過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時代。
可見，屈原出生以後，其實是以沒落貴族的身份生活在楚王宮廷以外的地方，並非一出生就一帆風順的“官二代”。他自己也曾經在詩篇中提到這一點：“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惜誦》）大意是說：誰還會像我一樣對君王念念不忘、如此赤膽忠心的呢？我甚至忘了自己貧賤卑微的身份，一心隻想為君王竭忠盡智。
當然，“身之賤貧”也許隻是屈原的自謙，或者是相對於君王的尊貴而言。但屈原的父親在史傳上默默無聞，漢代人在回憶屈原的生平時也曾說他“長於原野”，由此可見，屈原的幼年、童年時代大概也是經過艱苦磨礪，是憑借自己的真才實學而不是顯赫門第來博取楚王重用的。
楚懷王這次秘密召見屈原並且長時間的促膝交談，就多少可以說明屈原的政治才幹。因為他們這次密談的內容，牽涉了楚國的內政和外交。
在外交政策上，屈原是堅定不移的親齊派。因此這次密談的主要內容之一是要確定楚國的外交策略。
當時的國際形勢比較複雜，諸侯國雖然很多，但號稱強國的隻有所謂的“戰國七雄”：中原的魏國、趙國、韓國，東部的齊國，北方的燕國，西部的秦國和南方的楚國。七雄當中，韓、趙、魏受到秦國的打壓，國力已經大為衰弱；燕國地處偏遠的北方，本來跟中原各國的往來就比較少，文化也相對落後，雖然在燕昭王時代，通過樂毅等人的勵精圖治，曾經大敗齊國，躋身於強國之列，但實際勢力對中原各國並不構成威脅。
因此，“戰國七雄”中真正的強國隻有秦、楚、齊三家，而楚國，夾在齊國和秦國之間，與兩大強國都是利益攸關。楚國和秦國、齊國的關係如何，事實上將決定著三強之間的勢力走向。這麽一來，楚國既是秦國和齊國要結盟拉攏的對象，又往往成為兩國軍事打壓的對象。國與國之間，“沒有永恒的朋友，隻有永恒的利益”！那麽，夾在秦國和齊國這兩大鄰國之中，楚國到底該和誰結為盟友，才對自己最有利呢？
楚國朝廷內部就這個問題也分成了兩派，一派認為秦國越來越強大，如果和秦國的關係鬧僵，恐怕首先遭殃的就是楚國，這一派是典型的親秦派。楚懷王時候，親秦派的代表人物中就有懷王特別寵愛的小兒子子蘭。
另一派則認為隻有緊密聯合齊國，兩國的力量整合起來，才能對秦國構成威脅，使秦國不敢輕舉妄動。否則的話，沒有齊國的力量作為後盾，秦國的擴張將有恃無恐，一定會首先危及楚國。因為楚國土地的富庶與遼闊可以為秦國征服天下提供強大的保障，秦國對楚國也是覬覦已久。戰國時候已經流傳有這樣的說法：“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此其勢不兩立。”[35]因此，楚國必須與齊國聯手，確保自己的安全和強大，才能抑製強秦往東邊的擴張。這一派可以稱為親齊派，代表人物是左徒屈原。
正因為楚國與秦國、齊國都有如此密切的利害關係，親秦派和親齊派之間的觀點也針鋒相對，所以熊槐繼位當上楚王以來，一直在親齊和親秦這兩大政策之間徘徊，一會兒覺得兒子子蘭的話有點道理，一會兒又覺得屈原他們一心為公，他們的主張值得重視。正因為懷王的舉棋不定，才導致了他在外交策略上對齊國和秦國的忽冷忽熱。
比方說，懷王六年的時候，昭陽曾經率領楚軍攻打魏國，大敗魏軍攻取八座城池後，又移師攻打齊國。昭陽當時任楚國的令尹，已經是最高行政長官，同時又是楚國的大將軍，領上柱國，又是最高軍事長官。此時昭陽兵臨城下，齊威王很是憂慮，派了一位叫陳軫的使者去見昭陽。陳軫拜見昭陽後就對他說：“按照楚國的法律，‘覆軍殺將’，消滅敵軍，殺死敵軍將領，立下戰功，能夠獲得什麽樣的官爵呢？”昭陽回答說：“官職是上柱國，爵位是上執珪。”當時在楚國，將“珪”這種上圓下方的玉器賜給功臣，這種官爵就叫執珪。
陳軫又問：“還有沒有比這個更尊貴的職位呢？”昭陽說：“那就隻有令尹了。”於是陳軫就說了：“令尹已經是最尊貴的官爵了，楚國總不可能有兩個令尹吧？我給您打個比方吧，楚國有個祭祀的人，祭祀結束後賜給他的手下一卮酒。他的手下商量說：‘這卮酒一個人喝太多了，幾個人喝又不夠，不如我們都在地上畫蛇，誰先畫完誰就可以喝這壺酒。’有一個人很快畫好了，拿過酒壺一看，別人還差得遠，於是他得意洋洋地說：‘我還有時間給蛇畫上腳呢。’結果，蛇腳還沒畫完，另外一個人的蛇也畫好了，一把奪過他的酒說：‘蛇是沒有腳的，你怎麽能給蛇添上腳呢？’您聽這個故事，替蛇添上腳的人終於失去了本應該屬於他的酒。現在您幫楚國攻打魏國，破軍殺將，得了八座城池，自己的兵力還沒有受損。現在您又要攻打齊國，齊王很害怕您，你的名氣已經足夠響亮了，您的官銜也已經是楚國的最高官銜了，就算您打勝了也不可能有更高爵位的獎賞了。可是如果您還不知足的話，萬一吃了敗仗，恐怕將來會自取滅亡，您的尊貴爵位也要讓給別人了，這不就和畫蛇添足一樣了嗎？”[36]
“畫蛇添足”的故事就是這樣來的。昭陽聽了這個故事覺得陳軫說得很有道理，於是撤軍，與齊國結盟而去。
從這個故事看來，貌似昭陽是因為個人的加官晉爵而放棄了攻打齊國，但他作為一國之將領，僅因陳軫的三寸不爛之舌就放棄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較量，這個理由顯然是不充分的。真正充分的理由應該是昭陽外交觀念的轉變，是因為昭陽意識到了聯齊抗秦的重要性。
在楚國的這一段時期，昭陽為令尹，既是國相又統領軍隊，掌管了楚國的內政；作為後起之秀的屈原為左徒，官位僅次於昭陽，主管了楚國的法令和外交。如果這兩個人的主張能得到懷王的支持，那麽楚國的朝政可以說是相當穩固了。
因此，楚懷王與左徒屈原的這一次密談，屈原的重點在於重申聯齊抗秦的重要性，將左右搖擺的懷王爭取到堅定的合縱抗秦路線上來，明確縱橫政策對楚國的利弊。
所謂縱橫，就是合縱和連橫。當時秦國爭霸天下的雄心世人皆知，秦國地處西方，其他六國地處秦國東方，南北向為“縱”，六大諸侯國為了保存自身，聯盟抗秦的策略就稱為“合縱”；東西方向為“橫”，秦國的策略則是通過分別與東邊各個諸侯國的結盟來瓦解六國的“合縱”，然後各個擊破，這就是所謂的“連橫”。戰國時期，張儀是連橫的代表人物，蘇秦是合縱的主張者。[37]
在屈原的啟發下，懷王想起了父親威王定下的抗秦政策。楚威王熊商曾說過：“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定下了合縱抗秦的基本國策。楚威王與其父楚宣王熊良夫在位的時候，正是號稱楚國的“宣威盛世”；再往先祖輩追溯的話，楚莊王問鼎中原的英雄氣概，楚康王禮賢下士的容人之量，楚悼王任用吳起變法強國的魄力……祖輩這種種的文治武功當然是懷王十分仰慕並且渴望效仿的。在屈原的一番慷慨陳詞後，楚懷王也情不自禁地拍案而起：“屈卿，你說得對。現在楚國的當務之急是要將秦國勢力控製在函穀關以內，為楚國贏得寶貴的發展時機。屈卿，以後楚國的外交，寡人就交付給你了。”
看到懷王的決心如此之大，屈原不由得欣慰地長揖在地：“我王既有此決心，臣敢不鞠躬盡瘁！”
其次，在楚國內政上，屈原是堅定不移的變法派。因此，懷王與屈原密談的第二大主要內容就是確定變法是否可行。
戰國時期各國基本形成了一個共識：國與國之間的戰爭考驗的是雙方的實力，而國家的實力是否雄厚往往取決於這個國家是否實行變法。各國的變法經驗一再證明：誰變法誰就強大，誰因循守舊誰就會衰落。
屈原從小就關心曆史和政治，各個諸侯國的興衰史在他的頭腦中就是一本清清楚楚的賬。而在各國的變法曆史中，對屈原影響最大的有兩家：一是秦國商鞅的變法；一是本國，也就是楚國吳起的變法。
商鞅，姓公孫，叫公孫鞅，因為他是衛國人，又稱衛鞅，是法家的代表人物。秦孝公用衛鞅為相，在秦國實行變法，並封之於商地，號為“商君”。[38]
秦孝公在位期間，放手讓商鞅治理秦國，對商鞅的為人為政均深信不疑。由於秦孝公對商鞅知己般的信任，商鞅得以在秦國盡情施展自己的智慧。他主持變法約二十年，“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秦孝公的太子犯法，為太子求情者眾多，商鞅卻說：“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處罰了太子傅——公子虔，又對太子的老師公孫賈施以割鼻之刑。經過商鞅變法，原本被中原人認為是蠻荒落後的秦國被治理得“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強，諸侯畏懼”[39]，秦國一躍為公認的頭號強國。以至於秦孝公臨終的時候，還希望傳位給商鞅，以確保秦國的強大，商鞅卻堅辭不受。
秦孝公之後的幾代君王，一直到始皇帝嬴政，都沿用商鞅的法製治理秦國。嚴刑峻法雖然為秦國帶來了“虎狼之秦”的名號，但秦國軍事力量的強大、老百姓的富足守法卻是有目共睹的。
當然，在各國此起彼伏的變法運動中，對屈原影響最直接的當屬吳起在楚國的變法。
吳起原本也是衛國人，曾先後在魯國和魏國為將，善於帶兵打仗，被視為兵家的代表人物。他在魯國的時候曾率軍擊退過齊國的進攻，在魏國又屢次擊敗秦國，成就了魏文侯的霸業，後來因被人嫉妒陷害而逃到楚國。
楚悼王早就聽說吳起的賢名，他一來便委任他為相，厲行變法。吳起變法的首要目的也在於強兵富國，因此，他限製貴族的利益，強力整頓吏治。吳起相楚期間，楚國迅速強大起來，南邊平定了百越，向北兼並了陳國、蔡國，控製了韓國、趙國、魏國的勢力範圍，還向西征伐了秦國，對諸侯各國具有無比的震懾力。吳起變法為後來的“宣威盛世”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吳起生活的時代距離屈原不過四十來年的時間。屈原出生、成長的楚宣王、威王時代，也正是楚國在戰國的黃金時期。目睹了“宣威盛世”，屈原深深理解變法為楚國帶來的巨大利益。他從小除了學習文學，也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學習法家、兵家思想，研究商鞅、吳起等人的著作——商鞅留下了《商君書》，吳起著有《吳子》，這都是屈原孜孜不倦研讀的經典。屈原曾經在詩篇中這樣表達他的理想：“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惜往日》），他希望能夠繼承先祖明君賢臣的功德，立法執法，明確國家法規法令當中所有的疑難和模糊不清的問題，讓臣民百姓都能懂得依法辦事。
吳起變法，楚國富強；商鞅變法，秦國崛起。這些遠的、近的曆史經驗，都讓屈原形成了鮮明的政治態度：治理國家除了要有正確的外交政策，更重要的是內政清明，明法審令，重用賢臣、能臣。如果君臣關係都能像秦孝公和商鞅、楚悼王和吳起那樣如同知己，君王用人不疑，臣子竭忠盡智，那國家就沒有不富強的道理了。
屈原對秦國、楚國變法曆史的慷慨陳述，一時間讓懷王熱血沸騰。的確，祖先將偌大一個楚國交到他手裏，他是渴望做一代霸主的。要知道，春秋戰國時期的楚國，先後滅掉了51個諸侯國，“周之子孫對於江漢之間者，楚盡滅之”，“漢陽諸姬，楚實盡之”，連靠近長江流域的姬姓諸侯，幾乎都被楚國殲滅。那時的楚國，是何等的強大！
比如說吧，他的先祖楚莊王就是一個稱霸天下的光輝榜樣。
想當年，楚莊王熊侶即位三年，成天醉心於遊樂，貪圖聲色，不理國事，後來因為大臣伍舉的勸諫，痛改前非，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成為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楚莊王八年的時候，熊侶甚至帶兵跑到了周天子腳下——洛陽郊外。周定王膽戰心驚地派使臣犒勞楚軍，熊侶還耀武揚威地問：“天子的鼎有多重啊？”他那意思明白得很：象征著周天子權力的九個鼎現在該換個主人了！隻有我熊侶才配得上那九個鼎啊。
很顯然，楚莊王的言外之意是：真正的天下霸主早就不是你這個名存實亡的周天子了，應該是我熊侶才對！所以，我要把洛陽的九個鼎搬到咱楚國去！你要是不讓我搬，以我楚國的雄厚實力，再打造九個鼎那還不是舉手之勞？！
想當初那楚莊王“問鼎中原”的氣魄何其雄大！楚懷王每每想起先王的那份功業和氣勢，自己也會忍不住激動起來。再現先王問鼎中原的氣魄，那可是他最大的夢想。
可是，如今的楚國比起楚莊王的時代，氣魄明顯弱得多了。從國內形勢來看，吳起變法已經過去了幾十年，當時他在楚國主持變法的很多內容，因為遭到楚國舊貴族的激烈反對而沒有堅持下來。這些舊貴族結成了一個強大的勢力集團，他們考慮的是自己家族的私有利益，而不是楚國的國家利益。因此，要繼續推行變法，恐怕障礙多多，困難重重啊！
懷王毫不保留地說出了自己的顧慮。
屈原麵色凝重，再一次長揖在地，對懷王說：“隻要我王能夠下定決心，臣願意擔此重任。臣這就回去著手草擬新法，請我王放心。”
懷王拍拍屈原的肩膀，親切地說：“屈卿，我信得過你。新法之事就全權交給你來處理了。”
屈原再拜了一拜，還想再說點什麽，卻又沒有開口。
懷王注意到了屈原的遲疑，問道：“屈卿，你還有什麽疑問嗎？”
屈原頓了一頓，說：“臣還有一個不情之請。”
“屈卿請說。”
“變法之事事關重大，恐怕涉及麵太廣，阻撓的人會很多。如果新法中途夭折，那我們就會前功盡棄啊。”
“哈哈哈，屈卿所慮甚是。”懷王也是個聰明人，很快就聽出了屈原話中有話。他馬上給屈原打了一針“強心針”：“屈卿隻管放心去做，新法在經過我審定頒行之前，隻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屈卿也要注意事關機密，慎勿泄露給任何人！”
屈原這才長籲一口氣，拜別了懷王，回到自己府中。
這次與懷王的密室會談，是屈原一生中最為溫暖也最為激動的時刻，也成為他一生最難忘的記憶。他曾經在詩中充滿感慨地歎息道：“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娭。秘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惜往日》）
國家要富強，法令要嚴明，這樣的國家大事，懷王都毫無保留地托付給了他。“屬貞臣而日娭”，“日娭”是日夜遊玩娛樂的意思。這一句實際上是說：有屈原這樣能幹、正直而忠實的“貞臣”，君王就可以不用為國事而日夜操心了，可以放心去遊樂了。
“秘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那些不能公開的國家機密，深藏在懷王和屈原君臣二人的心中。即使屈原年輕氣盛，偶然犯一點小的過錯，懷王也不會加以追究。
密談之後的這個夜晚，對屈原來說注定是個不眠之夜。懷王對自己的信任，他們之間如同知己般的暢談，讓屈原內心充滿了溫暖，也充滿了希望。
楚懷王與屈原，會不會像秦孝公與商鞅，楚悼王與吳起那樣，都將成為曆史上君臣知己的佳話呢？
當然，在躊躇滿誌的同時，屈原也清醒地意識到了他所麵臨的困難。外交上，他要麵對以子蘭為首的親秦派的打壓；內政上，他更要麵對幾乎所有舊貴族的集體抵抗，他的前途注定不可能一帆風順。
今天和懷王的密談，他談到了商鞅變法，也談到了吳起變法對國家富強的意義，但他有意回避了商鞅和吳起個人的結局。要知道，商鞅和吳起為國家變法圖強，個人命運的結局卻都很慘烈。
就說商鞅吧。秦孝公去世，秦惠王繼位之後，公子虔、公孫賈等人對商鞅記恨在心，再加上商鞅變法損害了很多老貴族的既得利益，於是這些舊貴族在惠王麵前挑撥說：“現在秦國老百姓上上下下都隻記得商君的法，沒有人說起大王的法。這樣一來，豈不是商君變成了秦國的君王，而大王您卻成了他的臣子了嗎？何況商鞅本來就是大王您的仇人，大王您要三思啊！”
惠王本來就對商鞅以前懲罰自己心懷不滿，也害怕商鞅功高震主，於是下令逮捕商鞅，將他處以車裂、滅族之刑。
吳起在楚國的命運也不比商鞅好到哪裏去。楚悼王去世之後，那些被變法損害了私人利益的宗室大臣群起而攻之，必欲置吳起於死地而後快。吳起眼看快要逃不掉了，他很聰明，趕緊逃到楚悼王的屍體旁邊，伏在悼王的屍體上。因為他知道，這些作亂的人如果要射殺他，就不可能不傷及悼王的身體，那就是犯上作亂的弑君之罪。但是那些追殺他的人恨之入骨，還是亂箭射死了他，自然也射中了悼王的身體。楚肅王即位之後，將那些射中悼王屍體的人全部處死。
商鞅和吳起都為國家帶來了巨大的改變，也為自己帶來了悲劇的結局。現在屈原想效仿他們實施變法，個人前途又會怎麽樣呢？
這個問題，屈原也不止一次地問過自己。他要以一人之力對抗整個舊貴族和親秦派的勢力，壓力和危險是可想而知的。但他現在很有信心，他所有的信心源自懷王對他的信任和支持。隻要懷王堅定不移地站在他這一邊，那變法就可以推行下去，楚國的未來就有希望。
至於自己的命運，屈原也做好了最壞的準備，就像他在《離騷》中宣告的那樣：“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隻要是他認為是對的、是好的事情，他就會堅持到底，哪怕要他為之付出生命的代價，他都無怨無悔。
盡管曆史似乎已經證明，要變法就會有流血犧牲。但是屈原不怕，他在《離騷》中反複表明過他的這種決心：“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餘心之可懲。”
即便是像商鞅那樣最後落得個粉身碎骨的結局，他也決不會因此而改變信念，這份心誌不會因為受到任何阻撓甚至懲罰而停止。
“國富強而法立”，這是屈原在政治上的追求；“秘密事之載心”，這是屈原感受到懷王非同尋常的信任。對於一個臣子來說，沒有什麽比這兩者合二為一更令人珍惜的了。君臣之間親密無間的信任，對國家富強的共同期待，也真正開啟了屈原令人激動的政治生涯。
然而，屈原麵前的道路真的就從此灑滿陽光嗎？他的政治生涯中到底有哪些激動人心的成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