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N?AIS
2.5億使用者
8000萬人以法語為母語，主要分布在法國、加拿大、比利時、瑞士和加勒比海地區。以法語為第二語言的人數是其母語使用者的兩倍，分布於非洲前法屬殖民地和歐洲。前者人數在增加，而後者則銳減。
10 法語
區別至死
法國是一個美味多元化的國家。它誇口自己擁有大約400種奶酪、300多種不同原產地的紅酒，以及至少12種地區烹飪風格的美食。法國多樣性的國家風光，則通過一年一度的“走遍法國”活動（巧妙偽裝成為期3周的環法自行車賽），向全世界傳播。這個國家的語言多樣性也不容小覷：它的6500萬人口至少說12種法國方言，還有另外大約8種其他地區性語言，外加幾十種移民語言——這還不包括歐洲以外的法屬領地。
法國人有理由為這種多樣性感到自豪。僅在巴黎，就有100多家販售來自各地區各種奶酪的專賣店。一家令人敬畏的“全國管理局”（institut national），為各種酒類執行“法定產區控製”（appellations contr?lées）。說到好、較好和最好的美食，《米其林指南》代表最高權威。
可對於語言，情況大不一樣——語言多樣性讓許多法國人焦慮不安。臭氣熏天的奶酪，仍然可以被視為美食。散發著焦油和甘草氣息的葡萄酒，可以叫人讚不絕口。端上牛腦或海膽，客人們會舔舔嘴唇。可要是一個新出生的寶寶起了阿拉伯語或者布列塔尼語名字，那就會觸發截然不同的反應了。
20世紀90年代，在法國普羅旺斯地區，我認識的一對法國家長，給自己剛出生的女兒起名叫奈瑪（Na?ma，這個名字起源於阿拉伯語和希伯來語），當地的登記員拒絕為之登記。結果，這個女孩兒如今隻能頂著恰如其分的法國名字席琳（Céline，至少，她的護照上是用這個名字）過一輩子了。遲至2017年，來自坎佩爾的一對父母，還因為給兒子起名“Fa?ch”並登記，而遭到起訴（Fa?ch是布列塔尼的一個常見名字）。但法官也不能強迫他們把自己的小家夥叫作弗朗索瓦（Fran?ois）——這在1966年以前一直是慣例。即便如此，他裁定，波浪符號必須去掉，所以名字變成了Fanch。為什麽呢？因為接受波浪符號“相當於違背了我們在不分血統的條件下維護國家統一平等的法律意願”，法官宣稱。但他的決定對國家的團結統一並沒起到多大的作用。人們對此感到難以置信和憤怒，表明他這19世紀的古板看法並未得到全法國的認同，隨後他的裁決也遭到推翻。即便是在法國的鄉村腹地（其實，直到今天，這些地方的孩子仍然起著朱爾和讓娜一類典型的法國名字），也很少有人關注這樣的語言原教旨主義。
那麽，什麽人認同這位法官的觀點呢？是以巴黎人和其他權力中心為基礎的高度集權體製的保守多數派，以及向往成為其中一員的人。他們是法國乃至法語世界語言文化背後的主導力量，他們的態度，反映在教育、嚴肅媒體和政府政策當中。
自由放任和自由言說
體製人士對民族語言的著迷，遠遠晚於法國語言多樣性的誕生。公元前若幹世紀，當今法國地區的主要語言是屬於凱爾特語族的高盧語。但在西南部的大片地區，人們說著一種類似巴斯克語的語言，在南部海岸，人們說希臘方言，而這些人，跟在法國土地上種下第一代葡萄藤的人是同一批。與此同時，科西嘉島是語言大雜燴，使用著腓尼基語、伊特魯裏亞語、希臘語，興許還存在其他一些已經消失在曆史中的語言。這種局麵持續到公元前3世紀的羅馬化開始。
公元一、二世紀，高盧逐漸成為羅馬的一個省，拉丁語征服了高盧社會，高盧奶酪征服了拉丁美食。羅馬帝國覆滅後（傳統上可以追溯為公元476年），法蘭克國王在東北部建立了權力根據地並逐漸擴張，但他們的日耳曼語，仍然注定要遭到（高盧）拉丁語的征服。在西北部，來自英格蘭的凱爾特難民引入了布列塔尼語。
貫穿整個中世紀，地區多樣性迅速提升。食物和飲品亦然——布裏幹酪從查理曼大帝時代開始生產，洛克福羊乳幹酪緊隨其後，各地的葡萄酒類型也可追溯到這一時代——至於拉丁語，也分化成了各種方言。直到很久以後，它們才又匯聚成了法語、奧克語、科西嘉語、加泰羅尼亞語和弗朗哥-普羅旺斯語。巴斯克語和布列塔尼語同樣在周圍盤桓，居住在王國邊境的人說日耳曼方言（如今它們叫作德語和荷蘭語）。
在這鍋大雜燴裏，有一種方言受到了命運的垂青，它通行於巴黎周邊的法蘭西島（?le de France）。公元6世紀，法蘭克國王在這裏建立了首都，跟歐洲其他若幹國家一樣，宮廷方言為標準語言奠定了基礎。這個過程延續了數百年，直到1539年，拉丁語一直是法國的官方書麵語言。同年，國王弗朗索瓦一世將《維萊-科特雷條例》（Ordinance of Villers-Cotterêts）簽署為法律。自此以後，所有的官方文件都必須用“en langage maternel fran?ois”（法語母語）書寫。不過，把它闡釋成“法國母語之一”也是合理的，也就是說，如果巴斯克人想用巴斯克語書寫（或者說話），普羅旺斯人喜歡用普羅旺斯語，隨他們去好了。反正，隻要不是拉丁語就行。隻要寫給巴黎的信件用的是類似法語的東西，大臣們就能夠抓住要旨。
找出文盲
這種從拉丁語到本國語言的轉變並非法國所獨有，而是一種從南到北擴散的世俗潮流，最初始於西班牙和意大利。不過，到了17、18世紀，法語卻變得特殊起來。從1610年—1792年，國王路易十三到十六都以絕對的“朕即國家”態度統治著這個國家。他們獨攬大權，是王國的輻射中心，是一切事物（不管是禮儀還是建築，不管是高級烹飪還是高級時裝，不管是聚會還是詩歌）良好品位的標準。當然，他們也是正確使用法國語言的標準。
但一如不是每一個法國公民都接受宮廷禮儀，國王的法語也並未傳播到全國六方（法國人把自己的國家疆域輪廓想成是一個六角形）。2000萬人口裏，或許有100萬的朝臣、貴族、富裕的資產階級、學者和文人，知道怎樣按照規範（la Norme）說話。農村的農民和手工業者幾乎完全不懂得這類東西。他們的語言，往往會被貼上“patois”的標簽，這個詞可翻譯為“方言”，但帶有“落後”的言外之意。
隨著宮廷法語成為法國版圖的官方語言，它受到了越來越嚴格的規則束縛。這是西歐的另一股趨勢，但法國比其他任何鄰國都更加熱情和堅定地接受了它。或者，更準確地說，中央集權統治集團一握住語言的控製權，就再也不肯鬆手。1635年，法蘭西學術院（Académie Fran?aise）成立，並以將法語改造成“純正而雄辯的語言”“現代化的拉丁語”為己任——換句話說，要讓法語成為一門經過良好規範的國際精英語言。
從那以後，法語的標準化就跟克洛德·法弗爾·德·沃熱拉（Claude Favre de Vaugelas）產生了不可分割的關係。作為法蘭西學術院的創始成員，他承擔了編撰第一部官方詞典的艱巨工作。盡管詞典直到他去世後44年（也即1694年）才正式完成，但沃熱拉通過他的文風指南《法語評論》（Remarques sur la langue fran?aise）對這門語言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一如《法語評論》所示，沃熱拉全心全意地熱愛規範監管。
舉個例子，他認為，詞典隻應該收錄適合在宮廷和文學沙龍裏交談的單詞。這樣，隻有2.4萬個單詞滿足條件，1.5萬多個單詞都不合格。在被拒絕收入的單詞裏，許多據說太過專業化，收錄在單獨的出版物裏；另一些則太通俗，如éPINGLE（別針）和POITRINE（特指“女性胸部”這一詞義，如用它指普通的胸膛或動物的胸部，則沒問題）；還有一些有過時感，比如IMMENSE（巨大的）和ANGOISSE（痛苦的），但今天拿出來說，也並不顯得特別老派。
監管者：法蘭西學術院的克洛德·法弗爾·德·沃熱拉，第一本法語詞典的作者。
在沃熱拉去世已近一代人、字典編撰工作成功在望的時候，法蘭西學術院突然冒出了要為拚寫創造秩序的念頭——當時，拚寫順序還處在一種快活的無政府狀態。接下這樁任務的人，對堅守詞源學有著強烈的信念，對還原當代發音則三心二意——這對今天的小學生們是件特別遺憾的事情。一位學者大言不慚地宣稱，基於拉丁語和希臘語的拚寫，有助於“區分‘文盲’和‘無知的女人’”——換句話說，也就是區分精英與落魄漢子及女性。對死掉語言的病態迷戀，讓法語背負上了大量不發音的輔音，如CORPS（身體）、TEMPS（時間，天氣）、POULMONS（肺）、PTISANE（花草茶）、TESTE（頭）等，不計其數。有些單詞後來得到了簡化（TISANE， TêTE），但大多數沒有（有些甚至變得更難了，GENS和IGNORANS現在分別拚寫為GENIS和IGNORANTS，末尾的“T”不發音）。由此而來的一個結果是，法語的拚寫，如今跟英語一樣飄忽不定。
法蘭西學術院還致力強化正確的發音。但一如它規定的拚寫方式隨著時代不停變化，推薦發音也一樣。舉例來說，l和r應該發音還是不發音？有一段時間，權威建議完全無視實際情況，隨意搖擺不定，留下了很混亂的結果：FINIR（結束）、MINEUR（次要的）和BEL（美麗的）中的最後一個輔音要發音，MANGER（吃）、MONSIEUR（先生）和OUTIL（工具）中的最後一個輔音則不發音。尤其是如今大多數講法語的人相信，自“太陽王”路易十四時代以來，他們的語言一直是穩定的典範。這種錯覺完全是靠著小心維持下來的：每當拚寫改革開始實施，出版商們就會往書店裏堆放拚寫經過修改的新版經典作品。
不過，有一件事法蘭西學術院忘了做，那就是編纂法語語法。[1]1660年的《皇家港語法》（Grammaire de Port-Royal）填補了空白，它的名稱得自兩位作者居住過的、位於巴黎附近的一家修道院。它的全名是“經清晰自然方式解釋的通用合理語法，包含說話藝術的基礎”（Grammaire générale et raisonnée contenant les fondemens de l’art de parler, expliqués d’une manière claire et naturelle）。和拚寫一樣，法語語法自那時起就成了雷區。在寄給著名語法學家多米尼克·鮑赫斯（Dominique Bouhours）的信件中，某劇作家引述了其新劇中的一段台詞：“我求你了，尊敬的神父，費心讀讀它，標出我犯下的錯——畢竟，您是這門語言最優秀的大師。”寫信人是讓·拉辛（Jean Racine），當時最偉大的作家之一（雖說寫信時他才嶄露頭角）。
可以說，隻有法國人才是恰如其分地在說話
作為歐洲最強大、人口最多的國家的首都，17世紀的巴黎——以及它的凡爾賽飛地——是歐洲大部分地區宮廷、貴族、資產階級、學術界和文學界無可匹敵的文化典範。法國標準語言擴展到布魯塞爾、阿姆斯特丹、哥本哈根、斯德哥爾摩、柏林、維也納和莫斯科，它還成為歐洲乃至全球外交的首選語言。
聲望高的語言，常被人們誤以為是優越的語言，特別豐富、和諧，甚至神聖。希臘語、漢語、梵語、拉丁語和英語的許多使用者和寫作者，都落入了這個圈套，而說法語的人，也沒有想過要怎麽避開它（似乎也沒在這方麵做過什麽努力）。一方麵，法國精英們熱愛他們眼裏視之為法語出眾之美的東西。1671年，拉辛的語法“楷模”鮑赫斯寫道：“在所有語言裏，法語的發音最自然、最流暢。中國人和幾乎所有亞洲人都在唱歌，德國人嘟噥，西班牙人呼嚕，意大利人歎哀，英國人抽涼氣。可以說，隻有法國人才是恰如其分地在說話。”即便到了今天，“la belle langue”（美麗的語言）和“la langue de Molière”（莫裏哀的語言）一樣，仍然是“法語”的同義詞。
法國精英們還把另一個特點歸功於他們的語言。在啟蒙運動時期，人們認為法語的這個特點，比莊嚴優美還有價值：邏輯性強。安托萬·德·裏瓦羅爾（Antoine de Rivarol， 1753—1801）為這一主張進行過最著名的辯護，可惜理論的基礎既不合乎邏輯，又存在明顯錯誤。他認為，法語的語序（主語第一，動詞其次，賓語再次）既獨特，也比其他任何語序都更有邏輯性。但這種語序，不光在包括英語在內的世界語言中極為普遍，法語本身也經常反其道而行之——這不過是一些最顯而易見的反對意見。盡管很傻，但“法語是邏輯的頂峰”概念，卻成了另一種“idée re?ue”（“刻板印象”）。我父母所用的《法語詞典》——出版於20世紀50年代，而且並不來自法國本土——的封麵上稱，法語“在承載思想方麵，是一種無與倫比的創造”。
鏟除方言
法國大革命期間，最後一位國王路易十六和他輝煌的語言迎來了截然不同的命運：一位上了斷頭台，一位登上了寶座。按照當時的思潮，國王是舊日的遺跡，除掉最好；標準法語則是對共和國未來至關重要的東西。一種全新意識形態——民族主義——浮出水麵，它將從前最多算是存在鬆散關聯的現象——國家、民族和語言——緊密地凝聚到了一起。“在一個自由的民族裏，語言必須統一，對所有人都一樣。”大革命期間的激進派貝爾特朗·巴雷爾（Bertrand Barère）斷言。鄉下人的“野蠻抱怨”和“粗魯方言”隻為“狂熱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服務”。
新的統治者著手解決語言上“落後的封建殘餘”。革命派的國民大會議員亨利·格雷戈瓦（Henri Grégoire）主持了一項調查，發現在全國83個省裏，法語僅為15個省的平民日常用語；隻有1/8的公民能說法語，另外1/4勉強能夠理解。格雷高利認為，這種情況必須改變，因為隻有這樣，“所有的公民……才能不受阻礙地互相交流思想”。他覺得在農村，地區語言延續著舊政權對農民的奴役。因為“對法語的無知會危害社會幸福，破壞平等”[2]，所以必須“消滅”方言。從未有人提到公民既能說法語也能說當地語言的情況——這非常奇怪，因為這在代表法國各個地區的國民大會議員中肯定司空見慣。
1794年7月20日，格雷戈瓦的調查結果發表大約6個星期後，為實現語言統一，新的法律規定和製裁措施出台了。從此以後，所有的官方文件——合同、記錄、規章，所有你能想象到的文書——都必須用法語書寫。不服從命令的官員可能遭到解雇、入獄6個月。但這一即將逼近的“terreur linguistique”（語言恐怖）未能成為現實，因為僅僅一個星期後，實施雅各賓專政恐怖統治的領導人羅伯斯庇爾（Maximilien Robespierre）就被推翻並被砍掉了腦袋。
從娃娃抓起。20世紀初，布列塔尼地區的小學生不允許說任何一個母語單詞。要不然，就會把鉛筆塞進他們的耳朵裏。
在隨後幾年的混亂中，語言政策並不是施政者最優先考慮的事項。在拿破侖的統治下，法國把精力轉移到歐洲各地的戰爭上，隻要士兵們服從用法語發出的命令，民眾就可以隨心所欲地說方言。然而，“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種語言”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延續下來，它注定要傳向遠方，在19世紀征服歐洲，在20世紀征服世界。它幾乎肯定屬於你價值觀的一部分（哪怕相比而言更為溫和），尤其是如果你生活在一個有著悠久曆史的國家。
說法語，講衛生
當然，從長遠來看，標準的法語終將占據上風。1872年開始的征兵製度，把來自全國各地的小夥子們聚集在一起，這些原本除了家鄉話什麽都不會說的年輕人再也沒法保持老樣子了。1882年，法國開始實施義務教育，其明確的目標之一，就是向每一個公民教授法語。大眾傳媒強化了在學校和軍隊裏學到的東西。
歐洲其他國家也發生過類似情況，但法國仍是例外。和英國、意大利和德國的當權者不同，法國官方強烈反對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非法語出版物會被官方貼上“外語”標簽，經常遭到禁止或查封。100多年來，阿爾及利亞都是法蘭西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跟布列塔尼或科西嘉一樣），可阿拉伯語仍然是“外語”，不受歡迎。學校不允許學生在課堂或操場上講方言。在布列塔尼，課堂規定“禁止說布列塔尼語，不得隨地吐痰”。在其他地方，有橫幅告誡孩子們“說法語，講衛生”（Parlez francais, soyez propre）。
今天的法國人對自己語言的態度，大概已經失去了部分銳利的鋒芒，但從一個並不說法語的人的視角來看，他們的態度仍然耐人尋味。以法語為母語的人普遍認為，自己的法語水平蹩腳極了。
這看似矛盾的現象（母語人士反倒覺得自己語言水平低劣）很容易解釋。人們的日常用語不符合嚴格的傳統語法規則，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在歐洲的其他地方，要是實踐和規定發生衝突，傳統主義者會奮力捍衛規定，但新一代的人會漠不關心地徑直往前走，讓前者的戰鬥失去陣地。在21世紀的英語裏，很少有人會為“Who have you met?”或是聽到有人問“Will you?”而回答以“Yes,I will”一類的做法大動幹戈，雖說有人會寫信給報紙編輯，堅持前一句用“Whom”後一句用“Shall”才是正宗用法。（毫無疑問，我自己最討厭的用法，比如單數的“media”，也最終將遭遇這樣的命運。）但法國的傳統主義者們嚴厲得多。如果說，它的官方語法自從法國大革命以來有所改變，那麽，我沒能找到相關的證據。然而，語法恒定，並不能阻止日常語言的演變。故此，言說和寫作就從那時開始有了實質上的分歧。
文明使命：將法語傳遍殖民地。照片攝於阿爾及利亞，1860年。
這裏有幾個例子可以說明這道深淵有多麽深和寬。標準法語會區分大量關係代詞：QUE、QUI、Où、DONT和四種形式的LEQUEL。法語口語通常使用前三個詞，尤其喜歡用的是QUE。
標準法語通過倒裝，將陳述句（Elle est contente，“She is happy”，意思是“她很高興”）變成疑問句，也即改變主語和謂語的順序：Est-elle contente?（“Is she happy?”“她高興嗎？”）跟英語在某些情況下一樣。但在非正式對話裏，這已經過時。標準法語的捍衛者，如果寬宏大量的話，會勉強允許使用以est-ce que這一短語來作為問號：Est-ce qu’elle est contente（“Is she happy?”“她高興嗎？”）這種用法在日常生活中的確常見，但更常見的說法是：“Elle est heureuse?”這裏的疑問用升調來表達，如果把這個口語句子寫出來，直接加上問號就行。但標準語法對此從不提及。再舉最後一個例子：法語的否定句通常需要兩個元素，一般否定的NE，以及更具體的否定，如PAS（not）、PERSONNE（nobody）或者NULLE PART（nowhere）。日常用語會省略掉不少NE，把否定任務完全交給另一個元素。然而，正式的法語語法拒絕接受這種省略，這帶來了一個有趣的局麵：英語的雙重否定被斥為“不合邏輯”，而法語的雙重否定則成了不可或缺的東西。
上層的激進主義
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許多國家的語言圖景發生了很大變化。不管是在私人之間還是媒體上，我們的口語和寫作越來越不正式了。對地方口音的忌諱逐漸消失。少數族裔的語言出現顯著的複興，說威爾士語、蘇格蘭語、加泰羅尼亞語、低地德語或弗裏斯蘭語，不再是恥辱，而是自豪的來源和身份認同的象征。
法國社會也並未對此類變化免疫。人們已經見證了巴斯克語、布列塔尼語、加泰羅尼亞語、科西嘉語、阿爾薩斯語和奧克西坦語的複興，在地方當局的允許下，甚至一些學校都可使用和教授它們。全國性電台和電視中都可聽到地方口音，尤其是在體育新聞、天氣預報和流行節目中。
盡管如此，法國仍然存在語言守護者，他們繼續不懈地傳道、糾查和建議。法語仍然是中央集權體製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政治和文化上都占據強有力的支配地位。法語的文化影響力也不僅限於法國本土，它擴展到周邊的“半國”（比利時部分地區、瑞士部分地區、當時盧森堡的部分地區）和從前的殖民地——這多虧了相當於英聯邦的“法語國家組織”（La Francophonie）。
英語、德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和荷蘭語已經成為多中心語言（pluricentric languages），也就是說，在不同的國家，它們接受略有不同的標準，但整個法語世界，在語言指導上，都唯法國馬首是瞻；而整個法國，唯巴黎馬首是瞻。說話有口音、不太符合標準的人，可以當上體育評論員或遊戲節目主持人，但不能成為電台和電視的新聞播報員或記者。一位來自南法塔恩省的年輕人想要學習廣播新聞學，招生委員會的一名委員問他：“你真的相信自己能靠那樣的口音在這個行業裏功成名就嗎？”魁北克記者薩布麗娜·邁耶（Sabrina Myre）在巴黎學習期間下了苦功夫掩飾自己的口音，獲準在法國國家電台報道新聞，但僅限於播報來自加拿大的新聞。遺憾的是，她被派駐到了耶路撒冷，法國電台便拒絕了她——“原產地”不正確。
在某些方麵，保守的中央集權體製最近幾十年變得十分激進。首先，他們把對地方語言的傳統排斥寫進了法律。1992年的憲法第一次宣布法語是“共和國的語言”。第二條裏的這些話，聽起來似乎像是在陳述事實，但法官們卻隻從十分局限的角度去加以闡釋。希拉克總統簽署了《歐洲區域和少數民族語言憲章》之後，法國憲法法院禁止政府批準該憲章。法官們認為，承認並支持其他語言會削弱法語的地位。讓我們換個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大約3%的人口說一種既不是法語，也不是法語方言的（非移民）語言。
2008年修訂憲法時，法國參議院接受地方語言是“法國遺產的一部分”，但拒絕將其納入憲法第二條；第75條對它們來說就足夠了。2015年，更偏向自由主義的新一屆政府為了修正《憲章》而推動另一項修正案，參議院的右翼多數派投了反對票，並一直宣稱他們“支持區域語言”。沒人上當。
其次，法國語言文化中一個相對較新的元素是對英語的厭惡，恨它奪走了法語在全球的卓然地位。法國和加拿大魁北克地區的政府和學術院盡了最大努力清理法語中的英語詞匯，以及公共空間張貼的英語告示牌。由於同樣的英語恐懼症，自1994年以來，法律要求電台在40%的時間裏播放法語歌曲。如果你曾在法國高速公路上開過幾個小時的車，你大概已經注意到了——而且，你說不定並不怎麽高興。你不是唯一一個這麽想的人：限額製度在聽眾（如今已經轉向了流媒體）和電台裏都不怎麽受歡迎。但，嘿，他們無非是些普通人。他們無法決定法國的文化、語言，或者其他方麵應該是什麽樣的。
[1] 幾乎3個世紀之後的1932年，法蘭西學術院才出版了一本語法書。它成了顆啞彈。評論家們放棄了對學術院的敬意，痛斥這本書是一場可悲的失敗。學術院再也沒敢嚐試。——作者注
[2] 戴高樂總統似乎認為，一切多樣性（不光是語言上的多樣性）都是有效治理的障礙。“一個人怎麽可能統治有著246種奶酪的國家呢？”1962年，他打趣說。——作者注〈/AnnotationA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