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üRK?E
9000萬人使用
以土耳其語為母語的人，大約有7800萬，另有1200萬人將其作為第二語言。土耳其和北塞浦路斯是土耳其語通行的主要地區；這兩個地區都包括了大量以之為第二語言的人。巴爾幹半島，以及西歐，特別是德國、法國和荷蘭，都生活著數量可觀的說土耳其語的少數族裔。
17 土耳其語
無法挽回的改良
數百年來，奧斯曼帝國的精英們會說會寫一種特殊的語言。它表麵上叫土耳其語，但實質上不然。一個土耳其人有可能在伊斯坦布爾或者安卡拉生活了一輩子，但從不曾掌握它，甚至根本不怎麽了解它。掌握它需要接受學校教育。到了20世紀上半葉，奧斯曼土耳其語在各個方麵成了一種死掉的語言，並且被什麽替代了呢？方言嗎？並非如此。土耳其共和國設計出一種全新的標準語言，跟奧斯曼語和傳統的土耳其口語都截然不同。在我們考察這頭奇怪野獸的性質之前，還是先來看看它所取代的帝國混血兒的曆史吧！
I：從古土耳語到奧斯曼語
奧斯曼土耳其語的詞匯大多從波斯語和阿拉伯語借用而來，語法也明顯受到兩者的影響，它反映了中東過去一千多年的曆史。我們要在短短幾頁篇幅裏講述整個這一時期——所以，請做好心理準備。
直到公元7世紀初，土耳其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彼此之間才有了值得注意的接觸。接著，公元632年（即穆罕默德辭世那一年），阿拉伯人與波斯帝國開戰。在當今的觀察家看來，這顯然是一個令人困惑的事件轉折點：若幹形跡可疑的沙漠部落，在一種新宗教的激發下，跟一個在方方麵麵都更為成熟的強大帝國展開了較量——可前者卻打贏了一場又一場的戰爭。公元643年，任務完成：波斯陷落（埃及也淪陷）。
但是征服一個成熟的敵人，並非全無風險。你還沒來得及了解這個敵人，你就變得跟他們相似了——在阿拉伯開始四方征伐之前的幾百年前，日耳曼部落就已拿下了意大利、法國、西班牙、北非和（又一次）意大利，去問問他們變成了什麽樣。
誠然，從文雅的角度來說，阿拉伯人比粗鄙的日耳曼部落略好一些，但即便如此，擊敗波斯人之後，阿拉伯人想讓他們皈依伊斯蘭教，將之阿拉伯化，仍是徒勞。波斯人的確借用了一些阿拉伯語詞匯，但也就到此為止了，他們的語言和文化仍然是徹徹底底的波斯味。
公元750年，在波斯人的支持下，一個新的阿拉伯哈裏發王朝在伊斯蘭世界掌權。從那以後，波斯人的文化影響力開始增長，並把持了許多重要的職位，民眾越來越欣賞波斯的語言和作家。說阿拉伯語的大馬士革失去了帝國首都的位置，取而代之的是一座位於底格裏斯河上的新城市。而這座新城市，建立在波斯村莊的舊址之上，它起了阿拉伯名字（叫MADīNAT AS-SALāM，意思是“和平之城”），隻是從未流行起來。哪怕到了今天，世人仍然隻知道它從前作為波斯村莊的舊名字巴格達（BAGHDAD），或者“上帝所賜”。
阿拉伯語，是《古蘭經》所用的語言，仍然是第一語言，但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波斯語繼續在伊斯蘭世界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尤其是在中東和南亞。因此，不再隻有波斯語從阿拉伯語中借用單詞，反過來的情況也很多，盡管程度較輕。這些彼此借用的詞匯有許多沿用至今。阿拉伯語的“冠”和“杯”（TāJ、FINJāN）都起源於波斯語，而波斯語裏的“神學”和“貿易”（EL?HI?T、TEJ?RAT）則源於阿拉伯語。
土耳其人並不生活在中東，而是在更北邊的亞洲大草原上。公元8世紀，一支叫作“烏古斯”的土耳其部落定居在裏海東部，也就是現在的土庫曼斯坦，他們跟波斯人建立了友好的鄰裏關係。如果說，早前時期，阿拉伯沙漠部落在文化修養方麵無法跟波斯人匹敵，那麽，對生活在土耳其草原上的居民來說，情況就更是如此，而且後者也敏銳地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們效法並采納了所有能用得上的波斯文明元素：最初是新的食物和城市便利設施，接著是伊斯蘭信仰。由於他們的語言顯然沒辦法為所有這些新鮮事物起名字，所以，在引入概念時，他們也順便引入了波斯語的詞匯。這些外來語中有一些是阿拉伯語，所以，少數阿拉伯語很早就通過波斯語進入了土耳其語。在這一時期，土耳其人還用阿拉伯文字取代了自己古老的突厥文字。總之，在公元9世紀到11世紀，混合的土耳其-波斯文化逐漸出現。
公元11世紀，一些土耳其人在波斯躋身權力階層，有效地接管了帝國。不過，他們並沒有宣布以土耳其語為新的行政語言——他們不可能指望所有的波斯官員都學習一種截然不同的全新語言。不過，波斯語的確吸收了數量可觀的土耳其語詞匯，它們大多與政府和戰爭有關。在文化方麵，土耳其和波斯傳統融合得更加緊密，並摻雜了阿拉伯元素。但要進入本章開頭提到的奧斯曼土耳其語，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11世紀，安納托利亞（大致相當於現代土耳其的大部分地區）也開始了緩慢的土耳其化進程。然而，我們必須意識到，在數百年裏，安納托利亞仍然是一個種族和語言的混合地帶，土耳其人、希臘人、亞美尼亞人、猶太人、庫爾德人、羅姆人、亞述人等，全都生活在一起。
現在，我們將跳過一個“肮髒的時期”——也就是成吉思汗和其他蒙古人將死亡和破壞傳播到整個中東及更遠的地區，建立了曆史上最龐大的地理相連的帝國[1]。我們從1359年把線索接上，此時，從土耳其西北部的一個地方王子奧斯曼一世開始，一連串繼任領導人以驚人的速度向四麵八方擴張疆土。300年後，他們的奧斯曼帝國不光控製了安納托利亞和巴爾幹半島，還幾乎控製了整個阿拉伯世界。很快，奧斯曼的蘇丹就被視為新的哈裏發，並於1517年正式獲得了哈裏發頭銜。“哈裏發”（caliph）一詞的字麵意思是“繼任者”，按照通常的闡釋，它指的是“穆罕默德的繼任者”。從伊斯蘭的角度看，土耳其人現在拿下了大獎。但這一次，他們仍然沒有把自己的語言和文化強加給帝國的其他民族。實際情況恰恰相反：多虧了阿拉伯語的強大影響，奧斯曼土耳其語（也就是帝國精英和文化人所用的語言）實現了最充分的混血之美。10個世紀的進程也已完成。
到目前為止，在我的敘述裏，奧斯曼土耳其語似乎隻借用了波斯語和阿拉伯語詞匯，但情況遠非如此。希臘語、拉丁語、意大利語、亞美尼亞語和其他詞匯也相繼匯入。到了19世紀，當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搖搖欲墜、虛弱不堪，想要實現國家的現代化時，這門語言裏突然湧入了來自當時歐洲最主要語言——法語的大量詞匯。
奧斯曼帝國的語言是人造的，其書法高度藝術化。這幅手稿中描繪的是曆史學家塔利克紮德·梅米德（Talikizade Mehmed，左）正在做口述。
奧斯曼土耳其語基本上是一種精英語言，在這個多民族的大帝國裏，隻有文化和政治上層人士才用它說和寫。就連精英階層在成長過程中也說的是其他語言：阿拉伯語或波斯語（盡管波斯語在幾個世紀前已經解體）、希臘語、保加利亞語、庫爾德語、亞拉姆語、亞美尼亞語、阿爾巴尼亞語——或者，土耳其語。沒錯，的確包括土耳其語，因為除了奧斯曼語的分支之外，還有一種地方語言，指的是“粗糙版土耳其語”。它同樣大量借鑒了其他語言，但並未達到奧斯曼語那麽極端的程度，而且，從語法上來說，它更忠實於自己。
在這一漫長的曆史進程裏，有一點值得注意：這麽多個世紀裏，土耳其人對自己的語言和文化十分謙虛。他們似乎尊敬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一如古代羅馬人尊敬希臘人。直到1923年土耳其共和國成立，土耳其人才擺脫了自卑情結，為純正土耳其的一切感到自豪。並且，他們這麽做的時候，還帶著報複的心理。
II：從奧斯曼語到現代土耳其語
1927年，總統穆斯塔法·凱末爾（Mustafa Kemal，現今也稱為阿塔圖克）在國會上連續6天發表了總計長達36個小時的演講。這是一場意義深遠的演講，直至今天，土耳其人提到它也隻需用NUTUK（“講演”）就可以了。如果是21世紀的土耳其政治家發表演講，人們將不再稱之為NUTUK，而是用S?YLEV一詞來代替。這並不是因為他們決定用另一個詞來形容凱末爾的長篇大論，而是S?YLEV已經成為“講演”的日常詞匯。
這是為什麽呢？我們會很自然地以為這是一種隨機的變化，它在每一種語言裏都不斷發生。但就這個例子而言，事情不是這樣。從阿拉伯外來語NUTUK過渡到S?YLEV（它有著突厥語詞根，但1927年還壓根兒不存在）反映了大致發生在20世紀中間50年裏土耳其語的一種根本性變化。
到1963年，凱末爾所說的奧斯曼土耳其語文本中充滿了新一代無法理解、必須翻譯成現代土耳其語才行的詞匯。譯本中又包含了一些從沒流行起來過的新造詞匯，所以到了1986年又需要再出版一個新譯本。對今天的土耳其年輕人來說，凱末爾1927年的講演稿，聽起來就像是說英語的年輕人聽到17世紀的學術小冊子那麽陌生。短短兩代人的時間裏，土耳其語經曆了相當於英語400年間的演變。
演變？不，更像是革命。土耳其自己稱之為D?L DEVR?M?，按照字麵意思，指的是“語言的顛覆”，用“革命”來形容的確也更恰當。按照字典的解釋，DEVR?M?指的是一種“迅速、激烈的質的變化”，在我聽來很像是革命了。但出於某種原因，英語將這一過程稱作“語言改革”，顯得沒什麽血腥味。
書麵土耳其語迫切需要改變。19世紀中期，所有書籍和報刊仍然使用混合了阿拉伯語、波斯語和作為“真正”土耳其語的奧斯曼土耳其語，這種語言是在數百年間的密切文化接觸中形成的。普通土耳其人要是想閱讀報紙（這裏假設他們識字，但可能性不大），會發現它們簡直無法理解——就像我們大多數人閱讀法律文件一樣。到19世紀末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若幹年裏，這種情況逐漸有所改善。作家和記者在作品裏加入了更多常用的土耳其語詞匯。而且，他們開始減少使用源自阿拉伯語和波斯語的語法結構。
這裏舉一個關於後者的例子，使用奧斯曼語的作者會把“自然科學”一詞寫成“UL?M-? TAB??YE”[2]。UL?M（“科學”）是阿拉伯語複數，它的單數形式應該是?L?M。TAB??YE同樣是來自阿拉伯語的陰性形容詞，而土耳其語本身的詞匯並不分陰性/陽性。UL?M後的-i是所謂的“耶紮菲”（izafet，意思是“附加、補充”），這是一種源自波斯語的語法工具，用來把形容詞和它前麵的名詞連接起來。然而，在真正的土耳其語裏，名詞跟在形容詞後麵，不需要使用耶紮菲。說UL?M-? TAB??YE是土耳其語，就像假裝sciences naturelles（即英語natural sciences，自然科學）不光是法語還是英語一樣，哪怕英語很少把形容詞放在名詞後麵，也從不因為名詞的詞性或數量而改變其形態。
20世紀初，許多作家不再使用UL?M-? TAB??YE，改用了TAB?? ?L?MLER。從語法上說，它是純粹的土耳其語了：形容詞在前，複數後綴為-LER，沒有了阿拉伯語的詞語性別，也沒有了波斯語的耶紮菲。伊斯坦布爾的街頭小販有機會談論“自然科學”，他無疑會選擇TAB?? ?L?MLER。沒錯，這些詞本身仍然借用自阿拉伯語，但那又怎麽樣呢？畢竟，英語裏的“natural”和“sciences”也是外來語，分別來自法語和拉丁語。有人反對嗎？
1914年至1923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土耳其的國家命運岌岌可危，語言問題逐漸淡出人們的視線，但共和國成立沒多久，它卻出人意料地走上了舞台中央。激進的第一步是1928年的HARF DEVR?M?，也即“字母革命”。幾乎在一夜之間，凱末爾用一種專門設計的拉丁字母取代了阿拉伯文字，從此所有公共和官方文書必須使用拉丁字母。這標誌著這個國家的文化立場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從中東轉向了西方。次年，學校課程裏刪除了阿拉伯語和波斯語，以歐洲語言取而代之，進一步鬆開了土耳其和中東其他國家之間的文化紐帶。盡管土耳其保守人士至今仍在感歎此舉的影響，但他們並不否認，改用拉丁字母極大地便利了書寫和閱讀。
凱末爾在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爾）教授羅馬字母表。
文字固定了下來，書麵語言也在緩緩地朝著正常的伊斯坦布爾口語方向發展。凱末爾本可以就此罷手，但他不是一個會善罷甘休的人——語言自然更不能，因為語言是他的一種愛好。凱末爾對土耳其語的現狀怨念頗深，因為即使是地位低下的農民、工廠工人和小店老板所說的口語裏也充斥著波斯語和阿拉伯語外來詞。“土耳其民族必須把自己的語言從外國語言的枷鎖中解放出來。”1930年，他這樣寫道。1932年7月，土耳其語言學會（TDK， T?rk Dil Kurumu）成立，同年晚些時候，它發起了“文字收集動員”。該學會中央委員會向全國各地的軍官、政府官員、學校教師和醫生發放了一本小冊子，解釋怎樣收集典型地區詞匯，並使用附贈的紙條記錄下來。一年之內，全國收集了3.5萬個不同的詞條。而且，在古老的教材和其他緊密相關的語言字典中（如阿塞拜疆語和土庫曼語）還找到了近9萬個其他詞語。經過相當草率的檢查，這兩套詞條（外加另一些詞條較少的來源）合並成一套，統稱為“Tarama Dergisi”，充當專家們創造新詞匯時的資料。但熱情的純粹主義者們把它當成了參考工具書，進一步擴展發揮。在這個過程中，土耳其陷入了語言大動亂。“有一陣子，簡直就像是巴別塔倒了一般。”土耳其語言政策的知名權威傑弗裏·劉易斯（Geoffrey Lewis）說。
這個過程中也不乏鬧劇元素，比如新出現了一種叫作“替手”的就業機會：這些人是專業的文字編輯，他們唯一的任務就是用Tarama Dergisi中列出的本土替代詞來代替每一個原本用得好好的外來語。但由於Tarama Dergisi裏常常會建議若幹（有時候甚至多達數十個）可選詞匯，每一名替手都可以從中自由選擇，可憐的讀者唯一能指望的便是替手選擇的詞語自己能夠懂——這裏的“懂”往往指的是能把“新話”又翻譯回最初被替代的阿拉伯語、波斯語或法語單詞。正是在這個動**的時期，出現了一件經常被人提起的趣事（可能出自杜撰，也可能不是）：有人問某個土耳其作家會說多少種語言。“我隻能勉強理解土耳其語。”據說他這麽回答。
這種無政府狀態並不是凱末爾在宣布土耳其語應當“像土耳其民族那樣自由與獨立”時所想到的那種自由。此外，他並不怎麽喜歡由此產生的新語言，也即所謂的āzt?rk?e。在1934年底舉辦的一場宴會上，他發表了一次講演。一位特別熱心的替手把所有的外來詞都清除掉，隻保留了5個，結果那篇講演稿聽起來簡直像是外國話。據在場的人說，凱末爾當時很尷尬。（讓我們再想想現場的可憐翻譯，為了讓宴會上瑞典王室貴賓們聽得懂，他不得不翻譯總統的話。）很明顯，語言這件事已經失控。但怎樣才能不丟麵子地找個台階下呢？
1935年，凱末爾收到了一篇來自維也納的未發表文章，用蹩腳的法語寫成，作者是東方學家赫曼·菲奧多·奎吉克（Hermann Feodor Kvergi?）。這篇長達41頁的文章無疑是天賜的禮物。奎吉克是布拉迪斯拉發（斯洛伐克一城市）出生的塞爾維亞人，認為土耳其語是所有人類語言的母親。請別管他的主張建立在什麽基礎上，因為它荒謬得壓根兒靠不住（據說是史前人類看到太陽發出了讚美聲，這聲音成為人類發出的第一個音節，故此奎吉克的理論叫作：“太陽語言論”）。這裏的要點在於，如果所有語言的單詞都源自土耳其語，那就沒必要清除土耳其語裏的外來元素了。據土耳其語言學會一名成員說，凱末爾立刻看出了這種理論的潛力，他讀完文件馬上就說：“就是它了！我找到了我想要的東西！”
凱末爾是真的相信這套理論，還是僅僅把它視為控製失控局麵的權宜之計，曆史學家們對此意見不一。我們有可靠的消息說，他鼓勵自己的語言幕僚去給當時認為是來自阿拉伯語、波斯語、法語或希臘語的單詞想出突厥語詞源。比方說，他們“證明”ELEKTR?K一詞有突厥語詞根：在維吾爾語這一突厥語言裏，YALTRIK的意思是“閃閃發光的、善良的”。如果說法語裏也有éLECTRIQUE一詞，那一定是因為它借用自土耳其語！再舉一個例子：POLIGON（多邊形）源自BOL，意思是“豐富的”， GENI?的意思是“寬的”，故此polygon的意思是一種有著“多重寬度”的東西。當然，這一切都是瞎編的。我們完全沒有理由懷疑ELEKTR?K和POL?GON的傳統詞源，因為它們的希臘語詞根很明顯，也很容易證明。“修改”它們的詞源是一種沒有事實依據的政治行為，除了土耳其人，幾乎沒什麽人把它當回事。
就一般性用語而言，這套理論的短暫統治的確暫時阻擋了純粹主義者的熱情。然而，在科學術語領域，凱末爾繼續支持改革，理由也很充分。不管是數學、醫學、地理還是物理，大多數專業術語都是阿拉伯語。誠然，阿拉伯語也是突厥語的後代，至少太陽語言論的信徒是這麽認為的，但在實踐上，這並不能讓這些科學術語變得更容易學習。此外，許多詞匯仍然是明顯的奧斯曼土耳其語，使用阿拉伯語的詞序和波斯語的耶紮菲（見前文UL?M-i TABiiYE一詞的例子），年輕人們已不再熟悉。
凱末爾認為，這種情況必須改變，於是他自己帶頭寫了一本名為《幾何學》（Geometri）的書，1937年匿名出版，用純粹的土耳其語，有時也用歐洲詞匯（從書名本身可以看出）代替了幾何術語。其中許多已經流行起來。還是用之前用過的例子：“polygon”（多邊形）過去叫作“KESIRLADL?”，凱末爾沒有叫它“POLiGON”（畢竟這隻是用法語-希臘語外來詞代替阿拉伯語外來詞），而是選擇了“?OKGEN”。這是一個複合詞，其中?OK的意思是“多個”， GEN的意思是……呃，正式說來，GEN源自“寬”的土耳其語，但如我們剛才所見，它跟“GON”（如POL?GON一詞中）的相似性好像並非巧合。
再一次，一如1928年，一種穩健的方法似乎占了上風。純粹主義應用到了有用的領域，而自由放任政策允許日常語言自然而然地逐漸發展。但鼓吹激進純粹主義的人仍伺機而動，隻要出現機會就興風作浪。等到1938年，凱末爾去世，他們抓住了時機。他們一邊說自己隻想繼續推進偉人的工作，一邊著手淨化之前仿佛從來沒淨化過的語言。他們引進新單詞的速度或許比混亂的20世紀30年代中期慢一些，但這一回他們努力的時間足夠長（包括40年代的大部分時段，並在60年代又來了一回），彌補了速度慢的“缺點”。對報紙用詞的統計分析證明，語言純粹主義運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純正”土耳其詞匯的比例從1931年的35%提升到了1965年的61%。阿拉伯語、波斯語和“奧斯曼”語單詞的總比例從59%降至31%。“其他”來源（主要是法語、希臘語和晚近的英語）的詞匯排在最後，在4%～8%之間波動。這些數字所掩蓋的事實是，許多土耳其語詞匯改變了（有時是暫時的改變，有時則改變了不止一次）原來的意思。
土耳其語的這種轉變，也讓很多土耳其人感到不滿。一些人是保守主義者，認為奧斯曼帝國的黃金時代遭到了玷汙。更多的人是因為他們的語言敏感性受到傷害，而且這很容易引起共鳴。不可否認，純粹主義者大幅超越了他們最初的目標，即最大限度地縮小書麵語言和口頭語言之間的差異。如果他們做得足夠專業和優雅，哪怕做到一半也能夠為人接受，可惜他們並沒有。誰能指望幾年前胡編亂造虛假詞源的人（或者，就像傑弗裏·劉易斯所說的“能在公開場合毫不臉紅地說這些胡話的人”）具備專業知識和優雅風度呢？
當然，並不是所有新生事物都存在缺陷。有不少新生詞匯都造得很棒，比如用birdlore（“鳥類知識”）來代替“ornithology”（鳥類學），用foreword來代替“preface”（前言），它們都來自19世紀的英語純粹主義者，隻不過，birdlore沒能流行開來，而foreword卻成功了。[3]另一些新詞並不是新造出來的，而是本來已經遭到淘汰的詞語的複興。在一定程度上，英語也出現過同樣的情況：單詞sibling（兄弟姐妹）在消失了幾個世紀之後，於1903年重新出現（作為德語單詞GESCHWISTER的趁手翻譯）；它原來的意思是“親戚”“親屬”。今天，沒有人反對使用foreword和sibling，說土耳其語的人，也並不反對使用自己語言裏類似的例子。
但新的土耳其語詞匯，有大量是隨意形成的。土耳其語喜歡後綴，所以，並沒有人反對使用後綴來創造新詞匯。但這麽說吧，要是後綴的使用能保持一定程度的一致性，那就更好了。在英語裏，我們一般認為，如果給一個動詞加上-er或-or的後綴，那麽新構成的詞語指的是某人或某物執行了該動詞所表示的動作。在本章前麵部分，我用了“substitutor”（也即“替手”）一詞，你知道這個人的活動是將某物替換為另一種東西。如果把這個人叫作 a substitute、a substitution或者a substituting，你會感到困惑。再舉個例子，如果某物rehydratable（“可補充水分”或“再水化”），你立刻就能明白它是可以rehydrated的。可如果我用的是rehydratesome、rehydratory、rehydratesque，甚至rehydratal，你一定會指責我對你心愛的語言進行了生搬硬造。
然而，後者卻正是土耳其語裏發生的情況。舉個例子：由於詞根YAZ的意思是“寫”，任何人都很清楚YAZIM、YAZIN和YAZIT必然有著語義相關性，可我們無法判斷它們分別指的是“拚寫”“文獻”還是“銘文”，後綴用得太隨意。這些，以及更多的例子，就是為什麽傑弗裏·劉易斯就土耳其語言改革寫了一本書，並把副標題叫作《災難性的成功：改革嚴重損害了土耳其語》的主要原因。當然，伴隨它成長起來的新一代把這些新詞視為理所當然，直到他們回過頭去看舊日文獻時才意識到這些詞都是新造的。但是，任何在改革進行得如火如荼期間學習並熱愛土耳其語的人，都經曆過長時間的困惑和折磨。
語言的阻力
本章的前半部分講述的是奧斯曼土耳其語是怎樣成為一個美麗的混血兒的，這個過程，許多語言都多多少少經曆過，英語也不例外。但後半部分卻更為特殊：很少有語言純粹主義者能像20世紀的土耳其做得那麽成功（更罕見的是，他們的工作做得如此草率）。這是一個驚心動魄的故事，它提出了語言受幹預到底有多大可行性的有趣問題。
如果語法學究、對語義發音吹毛求疵的人，以及其他秉持理想主義的語言愛好者抗議說，語言學家沒有盡心盡力地阻止英語、德語、法語或任何其他語言的“退化”，語言學家會下意識地回答說：他們不可能蓄意地把語言引向任何方向。學者們一般認為，“科學探究的是：事物是怎麽回事，而非事物應該是怎樣”；但語言學家做得更徹底，他們主張，幹涉的企圖全無意義。他們說，言說者群體有自主性，不會跟風。
土耳其的經曆似乎和“阻擋語言徒勞無功”的觀點相矛盾。今天的土耳其人或許並不會完全按照該國語言學會希望的方式說話，但無可否認，這一好管閑事的官方機構已產生巨大的影響。尤其是在詞匯領域，不管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土耳其語言學會的影響巨大而持久。
對這種矛盾局麵，我能給出兩種解釋。
當新生的共和國建立在多民族多語言的奧斯曼帝國的廢墟之上，一種新的土耳其民族主義必須設計出來。而這個國家建設項目的關鍵元素之一，就是要使用一種外來詞匯更少、更為“純粹的土耳其人”的語言。換句話說，對語言改革，這個新生國家一開始就懷有極大的熱情。在20世紀操持英語、法語、德語等語言的人看來，這似乎顯得很奇怪，但實際上，他們的語言在幾個世紀前也經曆過類似的階段。英國人、法國人或德國人，在本質上或許並不總是純粹主義者，但他們所用的語言，必然具備一定的純粹規範。東歐的許多語言直到19世紀才經曆這一階段，這些地方的人或許更容易理解土耳其的情況。
另一種不夠全麵的解釋可能是，從誕生之初，土耳其共和國就相當專製。在成立的最初25年裏，它沒舉行過多黨選舉，還發生了好幾次軍事政變。多年來，政府一直控製著電台和後來出現的電視台，所有的教科書都要經官方批準。在這樣的環境下對語言施加權威力量，很可能比在一個市場力量至上、極少有政客敢於跟選民喜好對著幹的社會裏更為可行。事實上，在土耳其語言漫長的“純化”過程中，2017年5月，總統埃爾多安做了自己的首次嚐試：他下令體育部長，將全國所有足球場的稱呼從拉丁語的arena改為使用stadyon，因為arena是古羅馬角鬥士互相廝殺的地方，詞語本身就讓人感覺道德敗壞。
西方語言學家可能是對的：他們沒有辦法控製語言的進程。但它隻適用於特定的時間和地點，不是普遍真理。
[1] 這裏是跟日後的英帝國相對照，英帝國采用殖民地形式運作，其管轄的地區在地理上大多是不相連的。
[2] 這裏使用現代土耳其語謄寫，所以大寫字母?上才有一點。——作者注
[3] “ornithology”和“preface”都源自拉丁語，而birdlore和foreword則是由純粹的簡單英語詞匯疊加創造，故作者這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