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找到阿裏阿德涅之線來引導我們走出人類言語那錯綜複雜的迷宮，我們可采取兩種方式。我們可以嚐試去找到一種邏輯及係統的有序性，或年代學及發生學的有序性。在第二種情況下，我們可去將不同方言及各種語言類型追溯到先前的一種相對簡單且未定形的階段。這種嚐試是十九世紀的語言學家們經常做的。彼時流行的觀點認為，人類言語在達到其現存形式之前，必定要經過沒有明確句法或詞法形式的狀態，因為語言最初是由單音節詞根這樣的簡單要素組成的。浪漫主義曆史語言學家讚成這種觀點。施萊格爾（A. W. Schlegel）就提出一種理論，根據這種理論的觀點，語言是自先前無組織的未定形狀態發展而來的。它從這種狀態以固定順序過渡到其他更高級階段：從孤立語階段、黏著語階段過渡到屈折語階段。根據施萊格爾的觀點，屈折語是這種演變的最後一步，它們是真正的有機語言。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透徹縝密的描述性分析已經使這些理論所依據的證據失去了其有效性。就拿漢語來說，它通常作為例子被引證為是由單音節詞根所組成的語言，而它似乎就可以證明，它在到達現在的孤立語階段之前可能經過的是屈折語階段，而非施萊格爾所說的那種固定順序。[26]我們所知道的語言中，沒有一種語言不具備形式或結構要素，雖然形式關係的表現，如主語與賓語之間的區別、定語與謂語之間的區別，因語言的不同而有著巨大區別。但倘若沒有形式，語言就不僅僅是一種很可疑的曆史構念，還是一種自相矛盾的構念。即使是文明程度最低的民族，其語言也絕非沒有形式；相反，它們在大多數情況下表現出非常複雜的結構。對世界上的語言有著淵博知識的現代語言學家梅耶（A. Meillet）聲稱，任何特定方言都不能讓我們對原始語言的具體情況有絲毫的了解。所有形式的人類語言都是完美無缺的，因為它們以清晰且適當的方式成功地表達了人類的情感和思想。所謂的原始語言，其與原始文明條件及原始心智總傾向之間的契合，絲毫不亞於我們的語言與我們先進複雜的文化要實現的目的之間的那種契合。例如在班圖語支的語言中，每個實詞都屬於一個確定的詞類，而每個類都有其特殊的前綴。這些前綴不但出現在名詞本身上，而且根據一個在語法範疇內一致並相稱的複雜係統，在句子中關係到該名詞的其他所有成分中都要重複出現這些前綴。[27]
對於各種方言的多樣性及語言類型的異質性，從哲學角度或從科學角度來看，會產生截然不同的理解。語言學家很喜歡這樣的多樣性，他躍入人類言語的海洋中，卻不是為了探測它的真正深度。而在所有時代中哲學的探索方向都恰恰相反。萊布尼茨（Leibniz）就曾強調過，若沒有一種普遍的語言形式，我們就永遠找不到一種普遍科學，即真邏輯。現代符號邏輯也遵循著同樣的傾向。但是即使實現了這一任務，人類文化哲學仍然必須要麵對這同樣的問題：在對人類文化進行分析時，我們必須要接受事實的具體形態，接受它們所有的多樣化以及差異性。語言哲學在這裏也麵對著在每種符號形式研究中都出現過的同樣困境。所有這些符號形式最高的，確實也是唯一的任務，就是將人們統一起來。但任何一種形式都不可能在不對人們進行劃分或區分的情況下實現這種統一。因此，那些旨在確保文化和諧的努力，反倒變成了最深的衝突與分歧之根源。這就是宗教生活的巨大矛盾，是宗教生活的對立統一。〈6〉同樣的對立統一也出現在人類言語中。沒有言語就沒有人們的共同體，然而對這種共同體來說，沒有比言語的多樣性更嚴重的障礙了。神話及宗教不願將這種多樣性視為必然且不可避免的事實。它們將其歸咎於人之錯或人之罪，而不是人的本性和萬物的本性。在許多神話中，我們都發現了與聖經裏的“巴別塔”〈7〉故事有著驚人相似之處的描繪。即使在現代，人也一直深切地向往著人類還擁有統一語言的那種黃金時代。他回顧他的原始狀態，就像回顧一個失落的天堂。而對亞當語（Lingua Adamica）的古老向往，對人類最早祖先那“真正”語言的古老向往，對那種僅由約定的記號組成並且也表達了萬物特有本性和本質的語言的古老向往，即使在哲學領域也未完全消失。關於這種建立亞當語的問題，繼續受到了十七世紀哲學思想家和神秘主義者的嚴肅討論。[28]
然而，語言真正的統一性——若存在這種統一性的話——就不可能是實體的統一性，而是必須被定義為功能的統一性。這樣的統一性並不以質料統一性或形式統一性為前提。兩種不同的語言就其語音係統和詞類係統而言，也許代表兩種相對的極端，但這並不妨礙它們在言語群體生活中實現同樣的任務。在這方麵最重要的不是手段的多樣性，而是它們在目的上的合適性及一致性。我們也許認為，這種共同目的在一種語言類型中要比在另一種語言類型中實現得更加完美。甚至通常不願對特定方言進行價值評判的洪堡，也依然認為屈折語是語言的優秀典範和榜樣。對他來說，屈折語形式是唯一有規律的形式，是唯一完全一致並恪守規則的形式。[29]但現代語言學家警告過我們要提防這種評判。他們告訴我們，沒有共同且獨一無二的標準可以評估各語言類型的價值。在比較語言類型的時候，可能會出現此類型要比彼類型更具優勢的現象，但進一步的分析通常使我們確信，我們所稱的某種類型的缺陷，可能會被此類型的其他優點補償並抵消。薩丕爾聲稱，若我們想要認識語言，就必須驅除我們思想中的首選價值觀，並使自己習慣於以相同的興趣及冷靜又中立的態度來看待英語和霍頓屯語。[30]
若人類言語的任務就是去複製模仿事物的既定或現成秩序，我們就很難保持這種中立態度。我們會不可避免地得出這樣的結論，認為兩種不同仿本中一定有一種更好，一定有一種更接近原型，而另一種則和原型相距甚遠。然而，若我們認為言語具有創造性及建設性的功能，而不單單是複製功能，我們就會作出完全不同的判斷。在這種情況下，最重要的就不是語言的“功用”（work），而是語言的“活力”（energy）。為了測量這種活力，我們必須要去研究語言過程本身，而不是僅分析它的成果、它的產物以及最終效果。
心理學家一致強調，若不洞察人類言語的真正本性，我們對人類心智發展的認識就會是膚淺而不充分的。然而言語心理學的研究方法仍然存在相當大的不確定性。無論我們是在心理學實驗室還是語音實驗室，或僅依靠內省法去研究這些言語現象，我們總會得到同樣的印象：這些現象是如此稍縱即逝且飄忽不定，簡直無法保持其穩定性。那麽，不會說話的生靈——比如一個還未學會說話之前的人或一隻動物——所具有的心智狀態，與已完全掌握其母語的成年人所具有的心智狀態相比，他們之間的根本區別是什麽呢？
奇妙的是，根據言語異常發展的實例來回答這個問題則更容易些。我們對海倫·凱勒及勞拉·布裏奇曼的事例所做的研究表明，隨著對言語符號係統的初步認識，兒童生活中就發生了一場真正的革命。〈8〉從那一刻起，他的整個個人生活及智**都呈現出了全新的麵貌。大致說來，這種變化可以這樣來描述：兒童從較主觀的狀態轉變到客觀狀態，從單純的感性態度轉變到理論性態度。在每個健全兒童的生活中都可以注意到這樣的變化，隻不過它不像海倫及勞拉的變化那樣轟動。兒童自己就清楚地意識到，符號係統這一新工具對他的心智發展的重要意義。他不滿足於以純粹被動的接受方式得到教育，而是會積極地參與到言語過程中，而這同時也是個漸進的客觀化過程。海倫·凱勒和勞拉·布裏奇曼的老師告訴我們，這兩個孩子一旦理解了名稱的用處，就表現出急不可待的熱切，總是喜歡問起他們環境中所有東西的特定名稱。〈9〉這也是言語正常發展的一個普遍特征。大衛·梅傑（D. R. Major）說：“從第二十三個月開始，兒童就表現出喜歡叫出事物名稱的狂熱興趣，就好像是要告訴別人它們的名，或讓我們注意到他正在好奇的東西。他會看著、用手去指或把手放在一個東西上，說出它的名，然後再看著他的陪護人。”[31]如果不是因為名稱在兒童心智發育中有一種重要的作用，這種態度就是不能理解的。如果一個正在學習說話的兒童必須要學習某些詞匯，必須要在心裏和記憶裏印存下大量人為的和隨意的聲音，這就會是個純粹的機械性過程。那麽，要兒童沒有絲毫的不情願去做這個機械性過程，一定會很費力而且很無聊，並且也一定需要極大自覺性，因為他被期望去做的和實際的生理需求完全無關。然而在某一年齡段出現在每個健全兒童身上，並且被所有兒童心理學研究者都描述過[32]的“對名稱的渴望”卻證明了事實並非如此。這種現象告訴我們，我們在這裏所麵對的是個完全不同的認知問題。通過學會給事物命名，兒童並不隻是在把一係列人為的記號添加到他先前的有關現成經驗對象的知識中；他更多的是在學習去形成有關這些對象的概念，學習去接受客觀世界。此後，兒童就立足於更加“實在”的地麵上了。他朦朧模糊、飄忽不定的知覺以及懵懂隱約的感覺開始呈現出新的形態。那些知覺和感覺可被稱作是圍繞著以名稱為固定中心和思維焦點而進行的具體化過程。沒有名稱的幫助，在客觀化過程中所取得的每個認知進步，都有可能在下一刻再次失去。兒童有意識地所使用的那些最早學會的名稱，可被比作是協助盲人摸索自己道路的拐杖。而語言作為一個整體，就成了通往新世界的途徑。所有認知發展在此開辟了新的視角，拓寬豐富了我們的具體經驗。積極熱情地去說話並不僅僅源於學習或使用名稱的渴望，而是標誌著去探索和征服客觀世界的渴望。[33]
我們在學習一門外語的時候，仍然會體驗到與兒童學說話類似的經曆。在這裏僅僅掌握新詞匯或使自己熟悉一套抽象的語法規則是不夠的。雖然這一切都是必要的，但這僅是第一步且也是不那麽重要的一步。如果我們不去學習用這種新語言去思考，我們所有的努力都不會開花結果。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發現，實現這一要求極其困難。語言學家及心理學家經常提出的問題就是，兒童如何通過他自己的努力去實現了一項成人根本無法以同樣方式完成或完成得一樣好的任務。回顧我們前麵的分析，我們也許能回答這個令人困惑的問題。在我們意識生活較晚及較高級的狀態中，我們永遠不可能重複那種引領我們首次進入人類言語世界的過程。在單純無知、靈敏且可塑性極強的早期兒童時代，這一過程有著全然不同的意義。但矛盾的是，學習新語言時，真正的困難不在於學這門新語言而在於忘掉舊語言。兒童初識客觀世界並形成其概念時的那種心智狀態，在我們身上已經不複存在。對成年人來說，客觀世界作為言語活動的結果已經具有了明確的形狀，這在某種意義上塑造了我們的其他一切活動。我們的知覺、直觀和概念已經與我們母語的語詞及言語形式契合起來。而試圖去解除語詞與事物之間的聯結，是極其艱難的。然而當我們開始學新語言時，我們必須得作出這樣的努力，去將語詞和事物之間的母語紐帶分開。克服這一困難總是標誌著在語言學習路上所跨出的新的重要一步。抓住一門外語的“靈魂”時，我們總會有種進入了一個新世界的感覺，一個擁有它自己的思維結構的世界。這就像是一場異國他鄉的發現之旅，而這場旅程中最大收獲就在於，我們對自己的母語有了新的認識。歌德曾說過：“懂門外語，才能懂自己的母語。”[34]要是我們不懂一門外語，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其實就是對自己的語言一無所知，因為我們沒有認識到它的特定結構及顯著的特征。對不同語言所作出的比較表明，完全貼切的同義詞是不存在的。兩種語言中相對應的語詞很少能指謂相同的對象或活動。兩種語言涵蓋了不同的領域，這些領域相互滲透並為我們的經驗提供了多彩的視野以及多元化的視角。
如果我們考量不同語言，尤其是那些差異極大的語言類型中所使用的分類方法，這一點就變得格外明顯。分類是人類言語最基本的特征之一，而“命名”這一行為即是取決於一個分類過程。給一個對象或活動命名就是要把它歸入於某類概念之下。如果這種歸類是根據事物的本性一勞永逸地去規定的話，那麽它就是獨一無二和始終如一的。然而人類言語中出現的名稱卻不能以這種一成不變的方式來解釋。它們並不是專門用來去指稱實體性事物，即本身就存在的獨立實體，而是由人類的興趣和目的所決定的。但這些興趣也不是固定不變的，而且人類言語中存在的分類也不是任意作出的。分類所基於的是我們感官經驗中某些恒定且反複出現的成分，沒有這樣的反複出現，我們的語言概念就沒有立足點、支撐點。但知覺材料的組合或分離取決於對參照標準的自由選擇，並不存在一種預製好的、不可變更的參照標準，可讓我們根據它一勞永逸地做出分類與亞分類。即使在有著親屬關係且其一般結構也一致的語言裏，也不存在相同名稱。正如洪堡所指出的那樣，“月亮”一詞在希臘語和拉丁語中雖然指的是同一個對象，但並不表達相同的意向或概念。希臘語的月亮（mēn）表示的是月亮“測量”時間的功能；而拉丁語的月亮（luna, lu-na）表示的是月亮的皎潔或明亮。所以，我們明顯注意到並提取出的是月亮的兩種截然不同的特征。但這種行為本身，這種將特征濃縮凝煉成概念的過程是一樣的。客觀對象的名稱並不自稱是對象的本性；名稱本身不是為了意指“唯實的存在”，不是為了給我們指出事物的真實性。名稱的功能總是僅限於強調事物的某種特殊方麵，而這種限定和界定正是名稱的價值所在。一個名稱的功能不是去詳盡無遺地指代具體情況，而僅僅是挑出並細述某個方麵。提取分離出這一方麵並不是一個消極行為，而是一個積極行為。因為在命名行為中，我們自我們那些雜多且分散的感覺材料中挑出了某些固定的知覺中心。這些中心和邏輯思維或科學思維裏的中心不同。普通言語的語詞是不能用我們表達科學概念時的那種標準去衡量的。與科學專門用語相比，普通言語的語詞總是表現出一定的含糊性，它們幾乎無一例外的都是如此的模糊不明確，根本就經不起邏輯分析的檢驗。但盡管存在這種不可避免的固有缺陷，我們的普通語詞及名稱卻是通往科學概念之路上的路標；就是在這些語詞裏，我們得到了我們第一個關於世界的客觀性或理論性認識。這樣的認識不是簡單的“付予”，而是建設性的智性努力的結果。而這種努力離開了語言不間斷的幫助就不可能實現它的目的。
然而這一目的的實現不是一蹴而就的。使認識上升到更高的抽象概念層麵，上升到更一般及更廣泛的名稱及理念層麵，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對語言的分析則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材料，可用來研究最終使這一任務得以實現的心智過程。人類言語是從最初比較具體的狀態演化到了更抽象的狀態。我們最初所擁有的名稱是具體的名稱，它們都依附於人類對特定事實或活動的領悟。我們在具體經驗中發現的千差萬別和細微變化都被描述得纖毫畢現，但它們並不隸屬於共同的種屬。哈默——普爾戈什塔裏（Hammer-Purgstall）就寫過一篇論文，他在文中用阿拉伯語列舉了關於駱駝的各種名稱。這些用來描述駱駝的語詞不下五六千個，但沒有一個能夠告訴我們關於一般生物學意義上的駱駝概念。這些語詞都表達了和駱駝的形狀、大小、顏色、年齡及步態有關的具體細節。[35]雖然這些分類仍與任何科學或係統的分類相距甚遠，但它們卻能服務於各種不同的目的。在美洲原住民部落的許多語言中我們都發現，關於某種特定活動——比如走或打——有著多到令人咋舌的語詞。這些語詞之間可以說是一種並列關係而非從屬關係。用拳打不能采用與用手掌打一樣的語詞來描述，而用武器打的表達和鞭打或棒打的表達又不一樣。[36]施泰嫩在描述巴西中部某印第安部落的方言Bakairi語時說，每一種鸚鵡和棕櫚樹都有自己獨自的名稱，卻沒有名稱來表達“鸚鵡屬”或“棕櫚屬”。他聲稱：“Bakairi人把心都放在了龐雜紛呈的特殊概念上了，可以說他們對共同特征不感興趣。他們都被豐富充裕的材料淹沒了，無法集約地、合理地運用它們。這就好像他們隻有一分一分的硬幣，但就數量之多而言，必須要說他們是極富有而不是極貧窮的。”[37]事實上，某種特定方言是豐富還是貧瘠並不存在統一的衡量標準。每種分類都是由特殊需要所支配並決定的，並且很顯然，這些需要依人類社會及文化生活條件的不同而異。在原始文明中，對事物那些具體且獨特的方麵的興趣必然要占上風。人類言語始終要符合人類生活的某些形式並與其相稱。對印第安部落來說，僅僅對普遍性“共相”（universals）感興趣既不可能也沒必要。根據某些看得見摸得著的特征來區分客觀對象就足夠了，而且這也更為重要。在許多語言中，對圓物的處理和對正方物或長方物的處理是不同的，因為它們屬於不同的“性”，而這些性的區分所依賴的是特殊的語言手段，比如使用前綴。在班圖諸語言中我們發現了不下二十種名詞性類。在美國原住民諸語言比如阿爾岡昆語中，有些東西屬於有生命的性類，有些則屬於無生命的性類。從原始心智的角度來看的話，我們很容易理解為何這種區分對他們來說一定具有特別的興趣並且極其重要。這種區分確實比我們抽象邏輯的類別名稱所表達的區分更有特色，更突出。從具體名稱過渡到抽象名稱的那種同樣緩慢的過程，也可以在對事物的性質進行命名的過程中加以研究。每種特定顏色之各個相異的色度都有其專門名稱，卻沒有如我們的紅色、藍色、綠色等顏色的一般名稱。顏色的名稱因對象本性的不同而異。比如，一個詞可用來指羊毛或鵝的灰，有的詞專指馬的灰，而另有詞專指牛的灰，也有詞專指人頭發的灰，或專指某些動物毛的灰。[38]同樣的原則也適用於數的範疇：指稱不同的對象類別時需要不同的數詞。[39]在人類言語發展中，進化到普遍概念和範疇的過程極其緩慢，但進化過程中的每次新進展都會促使我們對我們的知覺世界作出更綜合的概述、更好的定位以及組織。
〈1〉參見本書第七章。
〈2〉邏各斯的希臘文原義是話語（word）的意思，但它除了指語言，還包含多層含義，說明、比例和尺度等，所以也含有“理性”這層意思。根據赫拉克利特的觀點，邏各斯是一種隱秘的智慧，是世間萬物變化的一切微妙尺度和準則，它提供了理性話語和宇宙理性結構的聯結紐帶。——譯者注
〈3〉參見本書第三章第38頁所引的科勒和雷韋茲的觀點。
〈4〉就我所知，印歐語係諸語言中，音調或重音有著明確語義功能的語言隻有瑞典語。在某些瑞典語詞語中，它們的意義可因音調的高低輕重不同而完全改變。
〈5〉薩丕爾：《語言》（Language），第220頁。關於“語音學”和“音位學”的區別，參見特魯別茨科伊的“今日音位學”（La phonologie actuelle），載《心理學期刊》，巴黎，1933年，第30卷。根據特魯別茨科伊的觀點，語音學的任務就是研究人類言語中的物質因素，研究與說話者的不同聲音或發音運動相對應的氣流振動。音位學則不研究物理的聲音，而是研究“音位”。也就是說，研究語言意義的構成成分。從音位學角度來看，聲音隻是“音位的物質符號”。音位本身是“非物質”的，因為意義不可能根據物理學或生理學來描述。
〈6〉參見本書第七章。
〈7〉巴別塔：也譯為巴比倫塔或通天塔，是《聖經·舊約·創世紀》中記載的一個故事。據說在諾亞時代的大洪水之後，天下人都說一種語言，而這種共同語言被稱為“亞當語”。後來的人們在古巴比倫附近定居下來，但有人擔心會再有大洪水，於是大家決定齊心建起一座通天塔，以免人類全部分散在地上。因為語言相通，彼此明白，塔建得又快又高。這種不信神的舉措被神看見，於是它就把人類的語言打亂，並把人類分散到了世界各地，讓他們再也不能明白彼此的意思，無法溝通交流，從而也不能互相配合建塔了。——譯者注
〈8〉參見本書第三章。
〈9〉參見本書第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