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自帕斯卡的例子中得到的就是，在近代開端之際，老問題仍然還是個十足的難題，甚至在笛卡爾的《方法論》問世之後，近代思想依然在和同樣的難題作鬥爭。它被兩個完全不相容的解答所分裂。但與此同時一個緩慢的思想發展開始出現了，由此一來“人是什麽”這個問題發生了轉變，可以說提升到了一個更高的層麵。這裏最重要的事與其說是新事實的發現，不如說是新的思想工具的發現。這時候，現代意義上的科學精神首次進入了爭辯場。現在探索的是建立在經驗觀察和一般邏輯原則之上的一般人論。這種新的科學精神的首個前提就是，破除迄今為止將人類世界與自然的其餘部分隔開的一切界限。為了理解人類現象的秩序，我們需首先研究宇宙秩序。這個宇宙秩序現在呈現出全新的麵貌。新的宇宙學，即哥白尼著作中提出的日心說體係，是新人類學唯一可靠的科學基礎。
無論是古典的形而上學還是中世紀的宗教和神學，都不足以勝任這個任務。然而不管它們的方法和目標有多麽不同，它們的學說主體都基於一個共同本原。它們都視宇宙為一種等級秩序，在這個秩序中，人類處於最高位階。在斯多葛派哲學和基督教神學裏，人被描述為宇宙的終極實現。這兩個學說都深信，有一種普世天道主宰著世界以及人類命運。這個觀念是斯多葛派和基督教思想的基本預設之一。[18]而這一切忽然受到了新人類學的質疑，人自稱是宇宙中心的主張失去了其基礎。人被置於一個無限空間中，在那裏，他的存在逐漸變得越來越渺小，似乎是個形單影隻正在消失的點。他周圍是無聲的宇宙，是一個對他的宗教情感及最深沉的道德要求緘默不語的世界。
人們對這個新世界觀的第一反應一定是否認的，這是懷疑和恐懼的反應，是可以理解且實屬必然的，甚至最偉大的思想家也免不了會有這樣的感受。帕斯卡曾說：“這個無限宇宙的永恒沉默令我驚恐。”[19]哥白尼體係成了發展於十六世紀的哲學不可知論以及懷疑論的最有力工具之一。蒙田在對人類理性的批判中援引了古希臘懷疑論體係一切眾所周知的傳統論據，但他增添了一個新武器。在他的手中，這個新武器顯示出最強的威力以及至關重要的意義。能羞辱我們又能打碎人類理性之傲慢的，莫過於一個不偏不倚的物質宇宙觀。在其《為雷蒙德·塞朋德辯護》一節中有一段著名的話：
讓人用其理性力量來使我明白，他認為自己具有優於其他生靈的這些優越性，是建立在什麽基礎上的。誰令他相信，蒼穹那令人欽佩的運行，高高籠罩在他頭上的日月星辰的永恒之光，浩瀚大海奇妙而令人生畏的洶湧起伏，應當為他的需要及便利而存在，並且千百年來繼續為他存在下去。還能想象出比這更荒謬可笑的事嗎？這個悲慘的可憐蟲，連成為自己的主人都做不到，可又易受一切現象的侵襲，居然稱自己是世界之主、之帝，他連其一角都不能認識，更別提統領整個世界了。[20]
人總是以為他生活在其中的小圈子就是世界中心，總愛把他獨有的私人生活當作世界標準。但他必須摒棄這自命不凡的標榜，摒棄這種井底之蛙的思維和判斷方式。
村裏的葡萄藤遭霜凍了，教區牧師馬上就斷定：神向全人類發火了……看看我們的這些內戰，誰不會呐喊，天理都亂套了，審判日迫在眉睫！……然而無論是誰，若能在想象中呈現出，就像畫裏那樣，我們大自然母親的偉大形象，描繪出她全部的莊嚴和光輝；無論是誰，若能自她麵容上認識到如此普遍而又如此恒定的萬千氣象；無論是誰，若能在那個圖景裏觀察他自己，然而不要隻盯著他自己，而是看看整個自然王國，和這整個自然王國相比，他的存在還沒那最小的筆觸大，那麽人自己就能依照對萬物的真實評估及其宏偉而珍視它們。[21]
蒙田的一席話給我們提供了近代人論後續發展的全部線索。近代哲學和近代科學必須要接受這一席話裏所包含的挑戰。它們必須要證明，新宇宙論並非削弱或阻礙了人類理性的力量，而是會認可並證實這種力量。這就是十六及十七世紀形而上學體係共同努力的任務。這些體係的道路各不相同但都指向同一個目的：它們致力於將新宇宙論表麵上的詛咒，轉化為一種福祉。焦爾達諾·布魯諾（Giordano Bruno）是首位踏上這條路的思想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條路成了所有近代形而上學的路。布魯諾哲學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在他這裏“無限”這個詞的含義發生了變化。在希臘古典思想裏，無限是個否定概念：無限就是無邊際或不確定的，沒有邊界或沒有形式，因此它是人類理性所不能理解的，因為生活在形式領域的人類理性除了形式之外什麽也不能理解。在這個意義上，有限（peiros）與無限（apeiron）被柏拉圖在《斐利布斯篇》中宣稱為兩個必然互相對立的本原。而在布魯諾的學說裏，無限不再單純意指消極的或對人之能力的否定。相反，它意指實在（reality）〈6〉那無法估量、取之不盡的豐富性，以及人類智慧那不受限製的力量。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布魯諾理解並詮釋了哥白尼學說。布魯諾認為，哥白尼學說是人類走向自我解放的第一步，也是決定性的一步。人不再像囚徒一樣生活在世界上，被圈在一個有限的物質宇宙的狹窄圍城裏。他可以穿越雲霄，突破偽形而上學和偽宇宙論所設立的一切有關天球的假想邊界。[22]無限的宇宙不對人類理性設限；相反，它是對人類理性的重大激勵。人類智慧根據無限的宇宙來衡量自身的力量，從而意識到了自身的無限性。
在布魯諾的著作中，這一切都是以詩意的而非科學的語言來進行闡述的。近代科學的新世界，即關於自然的數學理論，對布魯諾來說仍是陌生的。因此，他不可能為自己的理念找出其邏輯結論。而經由十七世紀所有形而上學家及科學家的集體努力，哥白尼體係的發現帶來的思想危機才得以攻克。每位偉大的思想家，如伽利略、笛卡爾、萊布尼茨、斯賓諾莎，在解決這個思想危機中都有其獨特貢獻。伽利略斷言，人類在數學領域可達到一切可能知識的頂峰——這種知識並不亞於那神聖智慧的知識。當然那神聖智慧所知道並持有的數學真理，在數量上要比我們所掌握的數學真理多得簡直不計其數，但就客觀確定性而言，人類智慧所知的真理雖然不多，可人類對它們的認識，正如神對它們的認識一樣完美。[23]
笛卡爾首先提出了他的普遍懷疑論，這種普遍懷疑似乎要把人限製在他的意識範圍內，無法走出這個魔圈——沒有任何通向實在的途徑。但即使在這裏，“無限”這一理念也變成了唯一可推翻普遍懷疑的工具。僅憑借“無限”這個理念，我們就能證明神的真實存在性，並以間接方式證明物質世界的真實存在性。萊布尼茨將這個形而上學證明與一個新的科學證明結合起來。他發現了一個新的數學思想工具：無窮小微積分學。通過這種微積分的法則，物理宇宙變得可以被理解，自然規律被認為不過是普遍理性法則的特例。而斯賓諾莎則開創性地在關於世界以及關於人類心靈的這種數學理論中，邁出了決定性的最後一步。斯賓諾莎構建了一種新的倫理學，關於信仰和情感的理論，道德世界的一種數學理論。他堅信，僅靠這種理論我們就能實現我們的目標：建立一個“人的哲學”、一個人類學哲學的目標，它沒有純粹以人類為中心體係的錯誤和偏見。這就是主題，主旋律，它以各種形式滲透到十七世紀所有偉大的形而上學體係之中。它是對人是什麽這一問題的理性解答。數學理性是人與宇宙之間的紐帶，它使我們得以自由地在這兩者之間穿行，得以真正理解宇宙和道德秩序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