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際社會紛紛對我國施壓、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大背景下，逐步加大人民幣匯率彈性有助於避免授人口實。與此同時，收到的卻是根據我國經濟現狀改革匯率之實效，何樂不為呢？
人民幣匯率彈性是本該就有的，逐步增加這種彈性是大勢所趨。但與此同時它還有一項功能，那就是有助於避免在國際社會上授人口實。
尤其是這些年來，在多國聯盟紛紛對我國施加壓力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背景下，這種彈性就更是不可或缺，當然這並不一定就意味著這種增加彈性是迫於國際壓力的結果。
2003年，就在我國新一屆政府上任之際，國際上就出現了對我國經濟規模快速擴張、我國整體國力快速增強的某些擔憂，隨之而來的是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國際壓力一步步升溫，接下來一連出現了曆時7年的人民幣匯率“車輪戰”——外國政要來我國訪問，必不可少的一個話題就是人民幣匯率問題[注釋1]。
2003年2月，日本財務大臣鹽川正十郎在西方7國（G7）集團財政部長會議上提議，要求仿效1985年的日美“廣場協議”讓我國人民幣升值。
當年9月，美國財政部長約翰·斯諾（John W·Snow）訪問我國時提出了希望“中國政府放寬人民幣波動匯率”的要求，最好是讓市場自行決定人民幣匯率。
2004年10月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第一次應邀參加西方7國集團（G7）會議時，遭遇美國、日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要求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圍剿。
2005年4月23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海南博鼇亞洲論壇部長會議召開之際明確表示，我國將啟動人民幣匯率改革。不用說，這裏的啟動實際上就意味著人民幣升值。這是我國政府首次明確表態。時隔兩個月之後的7月21日，我國宣布啟動人民幣匯率改革。
在獲得短暫的掌聲之後，國際社會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輿論再次響起。
2006年12月12日，美國財政部長亨利·保爾森（Henry M.Paulson.Jr）訪問我國時表示，“我們鼓勵中國采取更具彈性的人民幣匯率機製”。
2009年1月16日，候任美國總統貝拉克·奧巴馬表示將“通過所有途徑”包括向世界貿易組織（WTO）投訴等方式向我國施加壓力，逼迫我國調高人民幣匯率[注釋2]。
2010年1月29日，美國總統貝拉克·奧巴馬發表國情谘文要求人民幣升值。一個多月後的3月12日又發表演講，再次呼籲我國要按照“市場需求”調整人民幣匯率。
與此同時，美國財政部長蒂莫西·蓋特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多米尼克·斯特勞斯·卡恩（法語Dominique Strauss-Kahn）等等也紛紛提出類似要求。更有美國130名眾議員聯名抗議我國在操縱人民幣匯率、14位參議員直接提議要求人民幣升值。最後美國財政部表示，將會在4月15日通過把我國列為“匯率操縱國”的調查結論。
至此，中美之間的匯率戰達到**，可謂黑雲壓城城欲摧。
然而峰回路轉的是，2010年4月3日美國財政部長蒂莫西·蓋特納突然宣布，美國政府將推遲原定於4月15日發布的主要貿易對象國經濟和匯率政策情況報告，這實際上就意味著推遲把我國列為“匯率操縱國”。
4月8日，美國財政部長蒂莫西·蓋特納結束了在印度的訪問後取道香港返回華盛頓，途中在北京首都機場作短暫逗留，與我國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會晤了75分鍾。雖然並沒有達成什麽實質性結果，但卻被外界認為雙方必定會談到人民幣匯率問題，並且很可能已經達成了某種意向；或者，雖然沒有達成某種意向，也離這個目標不遠了。
然而又讓人看不懂的是，4月14日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本·伯南克在美國國會作證時表示，“美國應該繼續就人民幣匯率問題向中國施壓”。
上述種種現象表明，我國作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如果依然把匯率釘住另外任何一種貨幣（如美元），就必然會限製自身貨幣的發展。因為這時候雖然很難判斷人民幣匯率是否被低估了，但如果要單靠不斷買進美元來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幾乎是不可能的。
換句話說就是，僅僅從這一點來看，人民幣匯率也應該采取更加靈活的政策，而不僅僅隻是死死釘住美元上來。當然，人民幣要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機製，我國首先必須加快經濟改革步伐、調整經濟結構。隻有具備了這樣的基礎，才能逐步過渡到“參考一籃子貨幣”的有管理的、浮動的匯率機製上來。
認清了這一點，就能很好地理解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2010年3月發表的如下觀點了：眼下人民幣實行的釘住美元的匯率機製，隻不過是我國政府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所采取的一攬子政策中的一部分，等到時機成熟了，將來是一定會退出這一機製的[注釋3]。
那麽，人民幣什麽時候會放棄釘住美元的政策、重新回到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機製上來呢？國際上通常認為可能性最大是2010年7月。
它們的理由是，從過去的經驗看，人民幣匯率過去的兩次改革都是在7月份發生的，第一次是2005年7月從固定匯率過渡到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機製，第二次是2008年7月發生的人民幣匯率重新與美元掛鉤[注釋4]。
但毫無疑問，這僅僅是一種猜測。事實上，現在這個時間點已經過去了，人民幣匯率並沒有升值。可見，人民幣匯率問題歸根到底是我國內政，下一步棋該怎麽走，我國政府自然會有自己的考慮，誰都不能機械地單純從時間點上來下結論。
必須指出的是，人民幣匯率一步步增加彈性離人民幣國際化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對此，國務院參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夏斌認為，人民幣在國際化道路上至少還需要做好以下幾件事[注釋5]：
一是做好國內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改革，盡快開展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並且在具備條件的省份首先全麵鋪開來。
二是要想方設法讓人民幣走出去，比如通過對一些國家采取人民幣貸款、人民幣投資、人民幣境外援助等方式，擴大人民幣影響力。
三是建立人民幣離岸市場，讓人民幣進行充分的自由交易。
四是著手為人民幣的投資和儲備功能開辟渠道，為了保險起見，可以在債券市場上先行一步。
雖然有關人民幣匯率的國際博弈還在繼續，並且也不知道誰能最終取勝，但無疑其實質是利益糾纏。正如19世紀英國首相亨利·約翰·坦普爾·帕麥斯頓（Henry John Temple Lord Palmerston，1784—1865）所說的那樣：“沒有永遠的朋友，隻有永遠的利益。”
如果我國既能從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中得到更多實惠，又能避免授人口實，那實在是一舉兩得的事了。
而從中國人民銀行新任命三名學者進入貨幣政策委員會的動向以及他們的觀點看，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不但具有現實性，而且具有緊迫性，不久以後將會很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注釋1]傅蘇穎：《人民幣匯率博弈七年路線圖，剖析背後國別利益之爭》，2010年4月20日證券日報。下同。
[注釋2]傅蘇穎：《人民幣匯率博弈七年路線圖，剖析背後國別利益之爭》，2010年4月20日證券日報。下同。
[注釋3]唐真龍、石貝貝：《人民幣匯率，專家激辯是否低估》，2010年4月9日中國證券報。
[注釋4]唐真龍、石貝貝：《人民幣匯率，專家激辯是否低估》，2010年4月9日中國證券報。
[注釋5]唐真龍、石貝貝：《人民幣匯率，專家激辯是否低估》，2010年4月9日中國證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