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率的運行有著自身規律，並不是誰說要調整就能調整、就應該調整的。尤其是美國，一直不肯承認我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又有什麽理由要求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呢？
就在西方國家頻頻向我國施加壓力、要求人民幣升值的時候，被稱為“金磚四國”[注釋1]（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中的巴西和印度也紛紛加入這個施壓陣營，以為通過這種方式就能達到目的。
而其實呢，一個國家的匯率運行有著它的自身規律，並不是誰想要它升值或貶值就能如願以償的。素有“金磚（四國）之父”之稱的美國高盛投資集團首席經濟學家吉姆·奧尼爾2010年4月表示：“對於巴西、俄羅斯和印度這三個‘金磚四國’成員國來說，施壓中國讓人民幣升值的做法是沒有好處的。”並且他從宏觀經濟角度考察說，選擇這個時候作為“對人民幣施壓的時機再糟糕不過。”[注釋2]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姚洋則在英國《金融時報》上撰文認為，“單是調整匯率，解決不了中美之間的貿易失衡。值得擔心的是一些更為根本的問題，如就業市場靈活性以及兩個經濟體的活力。我們應把注意力放在這些問題上，把匯率當作一個可協商的問題，而不是敵視辱罵中的一個政治標簽。”[注釋3]
那麽從人民幣匯率角度看，它又有著怎樣的自身運行規律呢？根據馬克思的國際價值理論，匯率作為貨幣的國際價格，應當會圍繞其價值（價值基礎是基於有效勞動基礎上的購買力平價）上下波動。人民幣匯率作為貿易品和非貿易品的相對價格，必定會引導資源進行合理配置。可以這樣說，一切開放性的經濟問題最終都會表現為匯率問題[注釋4]。
從人民幣匯率安排看，從1994年開始，我國就告別了官方匯率，邁出了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步伐，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製度。從此，美元匯率的變動就對人民幣匯率變動起著主導作用。
但之後的實踐證明，人民幣匯率製度改革雖然刻不容緩，但是在短期內實現完全自由浮動匯率製度的條件並不成熟，比較可行的途徑是人民幣從釘住單一美元向釘住一籃子貨幣過渡，其中以釘住美元、歐元、日元組成的一籃子貨幣為最優選擇。這樣，一方麵可以讓人民幣匯率浮動起來，另一方麵也能更好地反映人民幣的有效匯率和貿易競爭力。
從人民幣匯率形成機製看，它包括企業結售匯、國家外匯管理局外匯頭寸限額管理、中央銀行外匯市場幹預組成的三位一體框架，同時又表現為外匯指定銀行與企業和私人間的結售匯市場、外匯指定銀行與中央銀行共同參與的銀行間外匯市場兩大塊。
從中容易看出，人民幣外匯市場並不是具有現代市場概念的金融性外匯市場，而隻是與現行外貿外匯體製相適應的本外幣頭寸轉換市場。換句話說，人民幣匯率隻是市場交易主體限製下的局部均衡[注釋5]。
從人民幣外匯管理製度看，人民幣在釋放升值壓力方麵具有相當大的潛力。自從2005年7月21日人民幣匯率形成機製改革後，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每天可以圍繞中心匯率上下浮動0.3%，2007年5月以後這個浮動範圍又進一步擴大到0.5%。
不用說，中心匯率屬於市場匯率，而市場匯率是有可能出現單向變動的。這就意味著，在這樣的外匯管理體製下，人民幣匯率有可能出現緩慢而持久的升值或貶值。
從發展方向看，我國未來會借鑒我國台灣和韓國的做法，先是逐步擴大匯率浮動區間，最終必然是取消這個區間，實行完全的自由浮動匯率製（我國香港目前仍然實行的是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製）[注釋6]，但這個過程可能會很長。
一般認為，人民幣匯率製度的內容就包括上述人民幣匯率安排、人民幣匯率形成機製、人民幣外匯管理製度三方麵，它們共同構成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而不是一句“人民幣匯率過低”就能改變得了的。
[注釋1]2001年高盛集團經濟學家吉姆·奧尼爾領銜撰寫了一份名為“打造更好的全球經濟金磚”的報告，把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這4個主要新興經濟體稱為構建未來全球經濟大廈的“金磚”，“金磚四國”由此得名。
[注釋2]王宙潔：《“金磚之父”稱不應就匯率問題施壓中國》，2010年4月16日上海證券報。
[注釋3]王宙潔：《“金磚之父”稱不應就匯率問題施壓中國》，2010年4月16日上海證券報。
[注釋4]孫茂輝：《人民幣自然均衡匯率研究》，學林出版社，2007年6月第一版第55頁。
[注釋5]孫茂輝：《人民幣自然均衡匯率研究》，學林出版社，2007年6月第一版第55頁。
[注釋6]周宇：《人民幣匯率機製》，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7年9月第一版第26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