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直接關係到我國經濟的靈活，關係到我國經濟在全球的地位和發展方向。尤其是在歐洲債務危機、歐元兌美元匯率持續下跌的背景下，穩定是第一要務。

就在人民幣匯率問題被炒得沸沸揚揚中，時間不知不覺到了2010年6月，這時候麵對即將召開的20國集團（G20）峰會，西方國家逼迫人民幣升值的叫囂聲再次響起。

然而麵對這些噪音，我國政府高層的強硬回應顯示，原來大家一致看好的人民幣升值預期至少在近期的可能性已經**然無存。

究其原因在於，我國政府已經從各國對人民幣匯率問題的表態和神情中越來越清晰地感到，人民幣穩定對當前我國經濟的發展至關重要。如果缺少了這種穩定的環境，經濟前景前途未卜。

所以容易看到，當歐洲爆發了主權債務危機、進一步引發了國際市場動**，從而美元重新成為國際資金的避風港，購買美元的多了，美元兌全球主要貨幣就普遍升值。美元指數從2010年5月初的81.8270上漲到月末的86.6320，當月升值5.87%。而由於人民幣匯率是釘住美元的，所以國際清算銀行公布的數字表明，當月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環比升值了3.37%，是連續上升的第三個月[注釋1]。

需要指出的是，人民幣匯率的這種升值並不是在西方國家逼迫下造成的，也不是因為原來人民幣匯率過低而補漲的，實在是市場自發調節的結果，因而可以認為這種漲跌是完全“正常”的。

關於這一點，能夠從我國國內人民幣市場波瀾不驚、讀者幾乎沒有察覺中看得一清二楚。

相反，如果人民幣匯率不是這樣自由地跟隨市場變動，而是人為地加以升值尤其是大幅度升值，所造成的結果就決不會是現在這樣左右逢源、平穩發展，而會是大起大落，對我國經濟造成很大傷害。

這裏特別值得一提的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德國和日本都是“廣場協議”的受害者，可是由於德國很好地維持了馬克的穩定，從而緊緊抓住了匯率改革主動權，並且最終借用匯率改革而成功“解套”，走出了與日本深受日元大幅度升值之苦截然不同的一條道路，這條經驗就非常值得我國學習借鑒[注釋2]。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布雷頓森林會議確定了以美元為中心的世界貨幣體係藍圖。而當時的德國作為戰敗國別無選擇，隻好加入這個體係。由於美元與黃金掛鉤，所以當時的馬克與美元的匯率被固定在1：4的比率上。

然而沒想到的是，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迅速崛起，尤其是德國的製造業為德國賺取了大量外匯，“德國製造”全球著名。到了20世紀60年代，當時的德國政府經常賬戶盈餘數額龐大，而且還在不斷增加，外匯儲備大幅度飆升，德國貨幣馬克麵臨著被迫升值的重大壓力。當時國內外關於馬克匯率改革的爭論，與今天的人民幣匯率有得一拚。

由於德國經濟相對美國經濟走強，所以馬克兌美元的固定匯率確實不能反映這種經濟實力變化了，但為了維持這種固定匯率，德國隻好在市場上不斷購入美元，以維持巨額的外匯儲備。而這種大量購買美元必然會導致大量投放馬克，從而在德國國內市場引起流動性泛濫，房地產價格和工人工資等麵臨著與我國目前同樣的巨大壓力。

麵對國內外關於馬克要不要升值的激烈爭論，當時的德國總理庫爾特·基辛格表示：“隻要我在任，貨幣就不會升值。”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係的崩潰，瓦解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固定匯率製度，導致馬克兌美元也隻好進入自由浮動匯率時代。但這時候的德國旗幟鮮明地貫徹貨幣政策獨立性，不管外界壓力有多大，始終把穩定通貨膨脹放在第一位，把匯率問題放在第二位。

這就是說，德國並沒有為了緩解馬克升值壓力而犧牲國內的物價穩定，而是一貫以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作為貨幣發行的主要依據。與此同時，進行比較徹底的浮動匯率改革，不對匯率進行過多幹預。從此以後，德國雖然依舊保持著巨額貿易順差，卻沒有積累起巨額的外匯儲備，而是藏匯於民，實體經濟並沒有造成大的傷害。

在這種背景下，德國聯邦銀行在掌握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同時，從1973年開始在持續的貿易順差推動下開始了馬克的“主動、漸進”升值。到1990年時，馬克兌美元的匯率升值到了1：1.5，持續升值了2.7倍，與同期的日元升值幅度差不多。

但令人讚歎的是，這時候的德國出口依然非常穩定，貿易順差也在連年擴大。究其原因在於，德國的物價穩定，所以德國馬克在國際市場上升值的同時，在國內外市場上的購買力也在相對地升值！

由此造成的結果是，德國馬克逐步成為世界儲備貨幣，直到1999年發行歐元時馬克占國際總儲備貨幣的比重已經高達18%。並且，馬克的這種政策目標、發行機製、匯率管理、物價控製目標也很好地被新發行的歐元所繼承，為歐元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奠定了堅實基礎。

不用說，馬克在20世紀80年代簽訂“廣場協議”後，並沒有像日本那樣嚴格執行“廣場協議”、主動升值，而是對“廣場協議”消極抵製，不但不去主動幹預匯率，而且根本不以犧牲國內物價穩定為代價降低利率，最終走出了與日本完全不一樣的路徑，取得了完全不一樣的結局。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美國對德國的這種“不聽話”非常惱火，所以美國政府在1987年10月對德國發出了強硬威脅。有意思的是，這種緊張氣氛並沒嚇壞德國，卻首先導致紐約股市崩盤，美國道·瓊斯指數創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最大的單日跌幅，即著名的“黑色星期一”。

由此可見，美國等西方國家目前對人民幣匯率問題作出的恐嚇和威脅，其實也沒什麽大不了。

如果人民幣匯率形成機製改革能夠最終走到以穩定國內物價為首要目標，與此同時推進人民幣區域貨幣合作、不斷完善國際收支平衡表，維持貿易順差、減少外匯儲備，我國經濟就會左右逢源、遊刃有餘。

[注釋1]李丹丹：《海外“升值噪音”再起，人民幣“巍然不動”》，2010年6月17日中國證券網。

[注釋2]郇公弟：《匯率改革德國鏡鑒》，2010年3月26日財經國家周刊。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