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群眾路線在不同曆史時期的命運及其原因

前麵說過，群眾路線始終是我們黨須臾不可離開的生命線。但是，在共產黨執政以前和執政以後，對群眾路線的貫徹落實卻有著不同的命運。在執政以前，共產黨處於奪取政權的年代，總起來說，那時候黨和人民群眾的關係，真正是同呼吸共命運的，群眾路線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與群眾保持密切聯係成為共產黨人最大的政治優勢。但是，在執政以後，這種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如果說聯係群眾在執政以前是我們黨很容易形成的最大政治優勢的話，那麽現在卻很容易走向脫離群眾了，而且脫離群眾成了我們黨的最大政治危險；而解決這個脫離群眾的問題，也就成了執政黨的最大難題。

中央幾屆領導同誌都曾經指出，對於我們這個執政的黨來說，最大的政治優勢，在於聯係群眾；最大的政治危險，在於脫離群眾。也就是說，執政黨與群眾之間的關係問題，即是密切聯係群眾還是嚴重脫離群眾的問題，既是我們最大的政治優勢所在，也是我們最大的政治危險所在。總之，無論如何，這個問題成了我們最大的問題。過去，作為革命黨的時候，密切聯係群眾是我們的最大優勢，而且相對比較容易做到；但是，成為執政黨以後，在新的曆史條件下，保持這個最大的優勢卻比較困難，而遭遇這個最大的危險卻很容易。因此，解決嚴重脫離群眾問題已經成為執政黨的最大難題。這個問題關係到黨的生命、政權的安危、江山的顏色、人民的福祉。既然如此，黨就要下最大決心、花最大力氣千方百計、不折不撓地去解決它。我們現在所進行的群眾路線實踐教育活動，就是其中一役。從這次教育實踐活動，大家可以看到我們黨解決這個問題的決心。

相關鏈接4

江澤民論最大危險

“我們黨的最大的政治優勢是密切聯係群眾，黨執政後的最大危險是脫離群眾。”（《江澤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73頁。）

為什麽這個問題成為執政黨最大的難題？這是有著深刻的背景原因的。讓我們先來看看十幾年前作者聽來的一段議論：

解放前

，人民軍隊、黨的幹部與群眾之間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那是需要使然。當時，我們是革命黨，是處在白色恐怖和艱苦環境中，生命、生存、發展、勝利都離不開群眾，一切係於群眾的保護、支援。總之，沒有群眾就沒有黨的存在和發展。正是這種需要，使得我們離不開群眾，與群眾不能不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但是，解放後，革命黨成了執政黨，地位變了，環境變了，需求也發生了變化。我們掌握著政權，生活不再發愁，生命沒有危險，生存更有保障。群眾對於我們不再那麽重要，就是說，對於密切聯係群眾的需求、需要減少了、淡化了。於是，我們從那時以來漸漸地疏遠、疏離、遠離了群眾。而且我們越發展，就越無聯係群眾的需要。毛澤東可能看到了這一點，於是有了“文革”之役，當然辦法不對。既而，我們增長了享樂思想和享樂追求。吃要列鼎，喝要瓊漿，穿要時尚，行要寶馬，境要高雅，樂要美女，物欲橫流，不一而足。而要這般享樂，顯然用不著群眾，而且往往需要遠離群眾才有可能。試想，在群眾的眼皮底下享樂，畢竟還不好意思。群眾看著我們做這些事，也畢竟要怒發衝冠，或者敢怒而不敢言，或者告我們一狀。因此，是這享樂思想和享樂追求使我們遠離了對群眾的需要，甚至相反，產生了我們遠離、脫離群眾的需要。因為，與人民群眾在一起，甚至離得近了，我們都不能享樂，都不會舒服。所以，與群眾的關係如何，不取決於我們主觀上倡導什麽，而取決於客觀需要如何。過去需要聯係群眾，那就聯係；現在需要遠離群眾，那就遠離。聯係與遠離，都是需要使然。在這種客觀需要麵前，主觀說教顯得蒼白無力。那麽，是否我們的幹部都在追求享樂呢？不講全體，不講絕大多數，恐怕是相當大的一個多數是這樣的。這裏有生活提高、經濟發展，人們不可能永遠當苦行僧的曆史趨勢使然，也有多數人自然傾向於追求好的生活乃至追求享樂使然。當然，多數人向往好的生活不會越過法律的界限，但卻也不願意在群眾之中去追求比群眾更好的生活，他們可以與群眾保持一個若即若離的關係。同樣當然的是，少數人追求享樂，勢必要越過法律的界限，那他們就非得躲開群眾不

可了。還是當然，我們隊伍中不管何時，總會有一些以天下為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高尚的人，他們是社會的棟梁、民族的脊梁，是人民的良心所在。他們沒有超高享樂的追求，有的隻是為群眾造福的理想，因而他們不怕群眾、需要群眾，如焦裕祿、孔繁森等，但這部分人畢竟太少，因而彌足珍貴。我們在研究幹群關係之曆史演變時，應當從這個角度研究一下，不能失之於空泛。

我想，這段話已經把這個問題的原因揭示得很深刻也很清楚了。我們再沿著這個思路做些分析。應該說，造成脫離群眾的原因是比較複雜的。我想，這裏有主觀原因，即是我們常說的幹部個人倫理修為、道德修養方麵的原因，包括個人思想墮落、生活腐化等等。我們不能否認這方麵因素的重要性。毛澤東當年分析的我們隊伍中可能出現被資產階級糖衣炮彈打中的意誌薄弱者，就應該屬於這一類人。但是，我覺得，這還不是造成脫離群眾的全部原因，就是說除了主觀方麵的原因以外還有客觀方麵的原因。所謂客觀原因，我認為主要的就是執政黨和革命黨地位不一樣而帶來的。執政黨比較革命黨而言，掌握了政權，掌握了物質文化生產和生活資料，黨和國家機關領導幹部在生活條件、生活標準方麵有了根本性的變化。按照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原理，個人生活方式也會決定個人意識的方式。就是說，這種變化，必然地會反映到人們的頭腦中來。按照這種存在和意識之間的規律性的關聯，這樣一種客觀變化，必然會使得領導幹部隊伍中的相當一部分意誌薄弱者（我們應該知道，意誌堅定者也不會太多），產生思想變化，導致諸如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奢靡之風等的發生、滋長甚至蔓延。這種東西蔓延起來，當然就不可避免地會脫離群眾，不但群眾討厭這種幹部，這種幹部也必然“自覺地”會遠離群眾，而且會漸行漸遠，越來越遠。我想，這種客觀原因可能是脫離群眾現象之所以大量存在的一種合理解釋。應該說，正是這種客觀原因與主觀原因的相互作用形成了脫離群眾的現象，造成了這個難以解決的最大難題。

那麽，解決這個難題的思路何在呢？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