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茲和瓜塔裏對那種陷入對個體主義、所有權的關注的文化的蔑視是顯而易見的，這不僅表現在他們對寵物的評價中：“個體化的動物，家庭寵物，多愁善感的、具有戀母情結的動物，每一隻都有它們自己微小的曆史，‘我的’貓，‘我的’狗。這些動物使我們倒退，且它們是精神分析唯一能夠理解的動物種類。”①在急於描畫本質是斯賓諾莎意義上的前人力的自然力量的世界時，他們顯然通過剝離出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最可靠的居民，來給本來舒服的日常生活世界擲下挑戰，使之變得不那麽舒服。他們傾向於一種更為狂野的動物性，這種動物性既令人害怕，又充滿創造力。這一路徑可能會引起人們強烈的共鳴，然而同時，也可能會帶來來自經驗性的(在非常正常的狀況下被貓抓傷)或是人類學的(人類曆史上的許多文明在與西方所有權式的個體主義完全不同的情況下飼養寵物),或是倫理性的(需要從動物身上尋找陪伴的人一定是非常可怕的嗎?)巨大疑問。
在電動動物的製造中也存在同樣的張力。這到底是一種什麽樣的文化呢?一個狂野的剝離了人類特征但卻貫穿著各種情感的電動圖像，一種填滿信息生活的每個方麵很匆忙的生態學，一種充斥著待售的、陪伴人類玩耍的、可被輕易拋棄的伴侶的消費場所，還是一個溫柔的嗬護其各種情感需要的福利體係?
本章我試圖表明的是，受生物學假設的模型所推動的軟件的興起是一個重要事件，通過為日常生活增添一種新的共生形式，它具有對日常生活進行決定性改變的潛能。尤其是，它帶來一係列在伴侶動物這裏顯然還沒有得到解決的新的倫理困境。
然而，有人可能會認為，在某種程度上，電動動物的問題更加突出，因為這些實體有能力以更精確更嚴格的方式對行為進行規訓。①它們正受到整個社會的操控，然而相反，它們也能夠成為綜合規訓和教會方式的某種中間社會操控形式。因為，通過賦予它們以有生命力的程序，這些動物顯然可以變得不同程度得活躍和凶猛——這不僅表現在它們的監督能力上(這是根本性的),而且表現在它們對不友好行為的傳遞和教授上麵(比如，各種各樣的公司規定)。因此，我們要追求一種積極的種間倫理對策，它能夠確保被帶入生活中的新的變種關係不具危害性——或乏味的——而且能夠通過聯合和互利協作而非控製來解決問題②。
當然，這些構想在很多年前就已經是科幻作品的基本來源，但是，這並不必然意味著它們就失去有效性了。相反，未來的趨勢不是變成某種閃耀的現代性，而是被過度使用和磨損的各種機器所占有，我們對此的主要態度是灰暗的，並且沒有發現與我們相似的見解。然而，在此時，這個假設可能是危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