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年初，任正非跟隨時任國家副主席的胡錦濤出訪歐洲。1月8日訪問結束，任正非身在伊朗，噩耗傳來：“母親被車撞了，傷勢嚴重，速歸！”

原來，當天上午，任正非母親程遠昭去買菜，被一輛車撞倒，司機逃逸。程遠昭被送入醫院，卻因沒帶身份證，兜裏隻有40多塊錢，又沒有家裏人可聯係，耽誤了搶救治療。任正非心急如焚，以最快的速度趕回家，卻隻看到母親最後一眼。

幾年前，父親任摩遜在昆明街頭的小攤上買了一瓶塑料包裝的軟飲料，喝後拉肚子，一直到全身器官衰竭去世。

人間慘痛，莫過於此。

任正非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他把自己關在屋子裏，很長時間沒有出門。

任正非的父母，都是很敬業的教育工作者。抗戰時期，任摩遜是愛國青年，大學未畢業便到廣州一家軍工廠做會計員，後隨工廠遷至貴州，並組織了一個“七七”讀書會，宣揚抗日愛國思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摩遜於1958年國家吸收一批高級知識分子入黨時入了黨。

梳理任正非的經曆，我們會發現一個字貫穿任正非當兵前的人生曆程——“餓”。

任正非也說：“我與父母相處的青少年時代，印象最深的就是度過三年自然災害的困難時期。今天想來還曆曆在目。”

饑餓，不光發生在任正非一家，這是一次遍及中國的巨大饑荒。

沒有經曆過那個年代的人，無法理解當時整個中國就是一張巨大的嗷嗷待哺的嘴，一刻不停地喊著“餓，餓，餓”。

大饑荒給那一代人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心理印記，那些僥幸存活下來的人，多年之後回憶起大饑荒，仍然掩飾不住內心深處的恐懼。

這之後，“四清”“文革”到來了，中國再次天翻地覆，信仰、理想、道德、法律、倫理都被顛覆了。

沒人能夠幸免。

任正非的父親也被打倒了。正是他在國民黨兵工廠這一段經曆，給他們一家帶來了說不清楚的麻煩，屢次遭到迫害。

任正非兄妹共7人，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資來生活，毫無其他來源。兩三個人合用一條被蓋，破舊的被單下麵鋪的是稻草。

迫不得已，任正非一家隻能實行嚴格的分飯製，保證人人都能活下來。不這樣的話，總會有一兩個孩子活不下來。家裏窮得連個上鎖的櫃子都沒有，糧食就用瓦罐裝著，任正非也不敢去抓一把偷吃，而是自己用米糠跟菜和一下，烙著吃。

任正非在華為多次高喊華為“活下去”，並把“活下去”作為華為的戰略，起源應該就在這裏。

經曆過大饑荒和“文革”的人，往往心理上會有巨大的幻滅感，內心深處藏著對“失去”的深深恐懼。他們有著極度的不安全感，即使“文革”已經結束，整個國家已經轉入改革開放，這種“不安全感”依然揮之不去，帶有創傷後應激障礙的某些特征。

過度的“折騰”，讓很多人對未來並沒有積極的期待，他們努力工作，實現個人價值，積累財富，隻是為了保護自己，讓自己未來免於遭受衝擊。

這是中國延續了幾千年的“饑餓的基因”的再次進化。他們通過奮鬥有了物質這層外殼做保護，但饑餓的恐慌早已深入骨髓，在潛意識裏對他們不斷發出信號：其實你們依然是食不果腹的一無所有者。

相當一部分人在災荒中沉淪了，破罐子破摔，有的變麻木了，隻有少數人走上了一條“破而後立”的路，叫作“創傷後成長”。

“創傷後成長"，是指一部分人在創傷後，個體發展出了比原先更高的適應水平、心理功能和生命意識。也就是說，不是所有經曆過創傷的人都會變成一攤爛泥，用餘生來反複體味創傷，無法自拔，有少數人是可以把創傷當作磨刀石，進而成長為“強人”的。所謂艱難困苦，玉汝於成，這樣的人在“文革”後漸漸成了社會的中流砥柱和代表人物。

而“創傷後成長”帶給任正非的，並不是簡簡單單的奮鬥和抗爭。他學會了如水一般，彈性地、靈活地麵對生活的挑戰，而不去做無用的抱怨，更不執著於那些準則和律條。他似乎在人生態度上得到了升華，但通透之後便是淡漠，很多事物對他來說不再重要，他也放棄了對美好生活的一些感受。

我們在任正非的多次講話中，都能看到他對於未來抱有謹慎的警惕態度。

他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和奮鬥者的結合體。在某些方麵，任正非很像古希臘的悲劇英雄，但超脫的是，這是一種悲壯的樂觀。

受父母的影響，任正非在孝道方麵是個非常傳統的人，而他的父母也是傳統的中國父母，恨不得把所有的愛都給予孩子，自己寧願吃苦也要先考慮孩子。這種傳統的愛在新時代可能發生了轉變，但我們能從中感受到親情的溫暖，這也是延續了幾千年的中國文化的紐帶。

父母對於任正非創辦華為有著很大的影響。

華為剛成立時，任正非問學過經濟學的父親，公司該怎麽辦。父親說，民國年間，大老板出投資，但是大掌櫃的和團隊要五五或四六分紅，這樣才可以攏得住人。

於是任正非就把絕大部分股權分散出去，人人持股，自己隻留下1.4%。傳統經商合作的思想，經曆了“文革”的摧殘，更顯珍貴。

父母離世，從今以後，人生奮鬥的意義何在？

父母勤勞本分一生，還是意外去世了，任正非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一身傷病。抑鬱症、癌症、手術、外部的壓力，讓任正非喘不過氣來，無力控製公司滑向崩潰的邊緣。

其實，不止任正非一個企業家這樣。

曾有人針對242位創業者進行調查，其中49%的創業者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占比最高的是抑鬱症，次之是注意缺陷障礙以及焦慮症。

陳天橋（瀕死）、李開複（淋巴癌）、徐小平（抑鬱症）、張朝陽（抑鬱症）、毛大慶（抑鬱症）、侯小強（抑鬱症）……這個名單可以列出長長的一大串。

這就是中國企業家要承受的壓力和付出的代價。外人隻看到了企業家的風光，卻看不到他們為之付出的代價和背後承受的壓力。

“人生要經曆一個不幸的抑鬱症的或自我崩潰的階段。在本質上，這是一個昏暗的收縮點，每一個文化創造者都要經曆這個轉折點。他要通過這一個關卡，才能到達安全的境地，從而相信自己，確信一個更內在、更高貴的生活。”黑格爾描述的這個關卡，頗像“費米悖論”中的“大過濾器假說”，是一個可以讓人脫胎換骨但又痛苦無比的階段。

無論如何，任正非挺過來了。他終究還是鐵打的任正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