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中，美國總統特朗普成了反複無常的川劇“變臉”大師。
特朗普何以敢挑起中美貿易爭端，乃至於向全世界開戰？
美國新經濟隻是富了華爾街，實惠並沒有落到美國民眾頭上，相反，他們的生活水平反而有所下降，工廠外遷導致大批人失業。特朗普競選時，表示要“雇美國人，用美國貨”，讓“製造業回流”，給美國人帶來工作機會，以此吸引到了大批選票，成功入主白宮。特朗普給美國人民吹出了巨大的肥皂泡願望，希望讓製造業和資本回到美國，其實是在與大勢作對，要喝令江河倒流。
製造摩托車的哈雷公司想把工廠從堪薩斯城轉移到泰國，特朗普就非常憤怒，表示“這將會是末日的開始”，恐嚇哈雷公司“會被征收前所未有的高額重稅”。
前總統奧巴馬就很清醒：“那些（已經離開美國本土的）工作，再也不會回來了。”（Those jobs aren't coming back.）就如同前幾年大量外資工廠和中國企業遷往東南亞，不會再流回中國一樣。
資本和企業家天生逐利，絕不會受製於政治的脅迫和大眾的乞求，特朗普隻好另辟蹊徑。
“美國優先”，令貿易保護主義正在全球蔓延。在中美貿易長期逆差的背景下，以貿易保護為特色的保守主義將成為美國較長時期裏的貿易政策，中國與美國的貿易爭端也將繼續存在下去。華為的民營企業性質，並不會讓進入美國的難度降低多少。華為要進入美國，注定前路坎坷，但隻要能進入，美國迎來的必將是鋪天蓋地的衝擊。
中興事件給中國製造業敲響了警鍾。沒有核心技術，隨時會受到上遊公司的威脅，就沒有底氣跟美國公司叫板，隻能乖乖地服從人家的判罰。
小時候艱苦日子的教訓、代理交換機被卡的經曆，讓任正非始終存著“別人有不如自己有”的想法，所以，市場要有，營業額要有，利潤要有，管理要有，核心技術也要有，不然睡不安穩。所以麵對中美貿易戰，華為雖然也受影響，也著急，但任正非不慌，他相信“內外合規”的華為一定可以邁過這道坎。
“總有一天我們會反攻進入美國的，什麽叫瀟灑走一回？光榮走進美國。”盡管屢遭阻截，2013年，任正非對於進入美國市場依舊信心滿滿，豪情萬丈。
自信來自實力，也來自任正非早有預感，早早做好了準備。
2014年，任正非在IP交付保障團隊座談會上講：“我們要清醒認識到，未來一定會有一場知識產權大戰，我們要構築強大的知識產權能力，來保護自己不被消滅，但我們永遠不會利用知識產權去謀求霸權。當我們想從這裏謀取利益，實際就開始走向死亡。”
兩年後，任正非的預感更加強烈，他在市場年中會議上給全體華為人提出要小心“黑天鵝”：“未來三至五年，公司存在很大風險，華為公司必須遵紀守法，以法律遵從的確定性，應對國際政治的不確定性。整個世界風雲變幻，但是我們能確定自己遵紀守法，在世界各國都不要違反法律。”“子公司董事要敢於暴露問題，管理好內外合規邊界。不要觸犯規矩，不要行賄，不受賄，內部不要滋生腐敗，對外不要觸犯當事國法律、聯合國法律，在敏感地區不要觸犯美國法律。”
果然，2018年，危機到來了。
4月，任正非麵對記者的提問，非常淡然：“影響是必然存在的，作為企業要慢慢去克服。這幾十年來我們不僅遵守各國法律、聯合國決議，也尊重美國的域外管轄權。市場不買我們的產品，這是客戶的選擇，很正常。如果說我們威脅到美國國家安全，理由是什麽？事實是什麽？證據是什麽？美國是個法治國家，處理問題也最終會講事實和證據的。我們沒有錯誤，如果隻是謠傳或誤解，不那麽客觀，我們也不會太在意。”中美貿易戰爆發後，有些人呼籲拒用高通芯片，以此反擊美國。
“平等的基礎是力量。”任正非顯然更了解實際情況，不會意氣用事。“我們要正視美國的強大，看到差距，堅定地向美國學習，永遠不要讓反美情緒主導我們的工作。在社會上不要支持民粹主義，在內部不允許出現民粹，至少不允許它有言論的機會。全體員工要有危機感，不能盲目樂觀，不能有狹隘的民族主義。”“我們與美國之間的差距，估計未來20～30年，甚至50～60年還不能消除，美國領先世界的能力還很強。但是，我們要將差距縮小到‘我們要能活下來’。以前這是最低綱領，現在這是我們的最高綱領。”
成立於1985年的高通，隻比華為大兩歲，憑借其專利技術，成為今天市場上難以逾越的壁壘。目前階段，中國本土芯片的需求和供應存在巨大缺口，中國企業不用高通芯片是不現實的。
2018年，華為計劃購買高通5000萬套芯片：“我們永遠不會走向對立的，我們都是為人類在創造。我們與英特爾、博通、蘋果、三星、微軟、穀歌、高通……會永遠是朋友的。”
不為外物所動謂靜，不為外物所實謂虛。有底氣的任正非並沒有被中美貿易戰打亂陣腳。
華為的“達芬奇計劃”正按部就班地進行，之後注定要在AI服務器芯片領域挑戰英偉達的王者地位。這就是任正非，有著長遠的目標，卻毫無驕橫和急功近利之心，有“烏龜精神”的緊守內心，持續努力，又有狼群的堅忍不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