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仍然沒有人說清楚近代日本為什麽能夠成功，主要原因是如何評價幕末時期變革所需的各種條件，到底是哪種因素起到主導性作用實在令人困惑，有學者為此發明“複雜係統理論”，即沒有原因的變化。實際上，武士階層的特性以及日本的民族性格或許是認識問題的關鍵，也就是以武力解決問題的野性與吸收先進技術的韌性。
“尊攘”是指“尊王攘夷”，最早出自水戶藩的《弘道館記》，即內尊重王室，外驅逐夷狄。“誌士”是指“有誌之士”，具有以天下為任的意識，幾乎絕大多數是下級武士，多出身長州、水戶、薩摩、土佐等藩，並脫離藩籍自由行動，因而也稱“草莽誌士”。例如1862年集中在京都的脫藩誌士（多稱為“浪人”，即四處流浪的武士），其出身分別為薩摩藩2000人，長州藩1200人，土佐藩5人，肥前藩6人。用現在的話講，這些人大多是“憤青”或者稍微年長的“老憤青”，例如1862年“尊王攘夷”**時的年齡：高杉晉作25歲、伊藤博文23歲、久阪玄瑞24歲、井上馨29歲、木戶孝允31歲、西鄉隆盛37歲、大久保利通34歲、阪本龍馬29歲等。由於進行地下活動，所以用假名較多，伊藤博文就曾用過伊藤俊輔、花山春輔、林守一、越智斧太郎等化名。
實際上，這些尊攘誌士開始時並沒有明確的目標，反正在傳統的幕藩體製下不僅難以維持生活，而且也閑來無事，倒不如外出施展逐漸荒廢的武藝。恰好對外開國、洋人橫行、官民怨恨、社會動亂提供了大好機會，再說還可以獲得資金、揚名立萬。也就是說，誌士們的主要經費來自各藩的機密費。雖然為開脫大名的責任，誌士多為脫藩浪人，但藩主暗地裏支持他們。薩摩藩誌士較多，也是因為該藩通過琉球從事對外貿易，可以提供充裕的資金。有的誌士自己籌措資金，例如阪本龍馬組織海援隊從事海上貿易，安政大獄遭鎮壓的梅田雲濱也是在各地經商賺錢。也有從豪商處獲得資助，例如下關的商人白石正一，為高杉晉作的奇兵隊提供大量資金，後來幹脆自己也參加到奇兵隊中。
直到今天仍然沒有人說清楚近代日本為什麽能夠成功，武士階層的特性以及日本的民族性格或許是認識問題的關鍵，也就是以武力解決問題的野性與吸收先進技術的韌性。
誌士們最初的行為是趕走外國人（攘夷），並暗殺那些允許外國人來日本並鎮壓反對派的幕府重要官員，以及幫助幕府的朝廷貴族。首先在1859年8月，在橫濱上岸購買糧食的兩名俄國水手被殺；同年10月，在法國領事館工作的中國雇員因穿西服上街而被殺；1860年2月，英國公使館日本籍資深翻譯在使館附近被殺；1861年1月，美國公使館荷蘭籍翻譯在回館途中被殺；同年7月，十幾名誌士襲擊東禪寺的英國公使館，在格鬥中2名使館人員被殺，20名幕府士兵死傷；1962年6月，警衛英國公使館的鬆本藩武士與英國兵發生衝突，在殺傷數名對手後自殺；1963年1月，長州藩武士高杉晉作、伊藤博文、久阪玄瑞等深夜潛入英國公使館建築工地，將正在建設中的公使館焚燒。這些盲目的攘夷一方麵是看著外國人不順眼，另一方麵也是給幕府添亂。每次夷人被殺後都是幕府出麵賠禮道歉、出錢平息，即使1862年薩摩武士殺死亂闖“參覲交代”隊伍英國商人的生麥事件，最後的巨額賠款也是幕府埋的單。
與此同時，誌士們暗殺那些主張開國的幕府高級官員及支持幕府的朝廷貴族，名為“天誅”（替天行道），其中水戶藩出身的誌士一馬當先。作為可以繼承將軍的“禦三家”之一水戶藩，“尊王論”當然是“尊王佐幕論”，但因各種原因，卻與幕府處在對抗的立場。水戶第九代藩主德川齊昭算是個明白人，不僅修建了日本三大名園之一的偕樂園（偕眾同樂），也開設了培養人才的藩校弘道館，在推行藩政改革的同時，上書將軍建議改革幕政，結果遭到隱居的處分。1853年“黑船來航”後，重新參加幕政，1858年任幕府大老的彥根藩主井伊直弼不僅強行開國，與德川齊昭的攘夷論對立，而且在將軍繼承問題上也反對齊昭的兒子德川慶喜，結果在“安政大獄”中處分齊昭“永遠隱居”。
1860年3月3日，18名誌士（17名水戶藩出身、1名薩摩藩出身）襲擊了正在登城的大老隊伍，60名護衛來不及反應，井伊的頭已經割掉。襲擊者薩摩誌士有村治左衛門提著其頭逃走過程中身負重傷自殺，井伊的腦袋被人送回，與身體縫在一起。參加襲擊的誌士中1人當場死亡，逃脫中死亡7人，被捕後處死7人，1人逃亡兩年後自殺。另外1人參加了水戶天狗黨起義，明治維新後做過警察，其後成為神社的主持，還有1人不斷逃亡、隱名埋姓活到1881年。
暗殺井伊的“櫻田門之變”嚴重打擊了幕府的強硬派，老中安藤信正隻好通過天皇與將軍聯姻的“公武合體”維持幕府統治。這一行為也引起攘夷誌士的強烈不滿，1862年1月15日，在其進入江戶城阪下門時受到6名浪人的襲擊，50年護衛行動迅速，刺客全部瞬間畢命。但背後受傷的安藤顯然是逃跑時被刺，有失武士的風度，結果遭到罷免，此後幕府主導的政局終結。
接下來誌士們對京都的貴族們進行“天誅”，首先是九條的家臣島田左進在1862年成為3名薩摩藩浪人的刀下鬼，其後文吉等幕府的官吏被殺，均是“安政大獄”時鎮壓誌士的劊子手。1863年1月，儒學家池內大學被殺，該人本來是尊王論者，逃脫“安政大獄”的鎮壓，後向幕府自首，受到流放處分，誌士懷疑其出賣同誌，不僅將其殺死，而且將兩隻耳朵分別丟到支持公武合體的貴族中山忠能和三條實美家中，並附上恐嚇信，兩人嚇得趕緊辭去公職。與此同時，公卿千種有文的家臣賀川肇被殺，兩隻手分別送到推動天皇與將軍連姻的千種和岩倉具視家中，也附上恐嚇信。
麵對攘夷誌士的無節製暗殺，幕府在1863年組成殺手集團“新撰組”，以暴製暴，同時邀請薩摩藩主島津久光參與將攘夷誌士趕出京都的“八一八政變”，因為島津前一年帶兵進京都時曾鎮壓了該藩出身的攘夷誌士（寺田屋事件）。以長州藩為首的誌士暫時受挫，但後來又陸續回到京都，計劃再次掀起暗殺風暴。1864年6月，新撰組將聚集在池田屋旅館的誌士一網打盡。不僅長州藩的浪人誌士情緒激昂，本來就與幕府不和的藩政權也派兵攻打京都，甚至炮轟皇宮，將後來的明治天皇震暈。但寡不敵眾，包括久阪玄瑞在內的多數誌士戰死。
亂砍亂殺的誌士中也有明白人——土佐藩出身的阪本龍馬。本來也是愣頭青的阪本計劃暗殺幕府開明派官員勝海舟，但聽了其一席話後轉向積極開國，不僅促成了薩摩藩和長州藩的和解並結盟共同對付幕府（兩藩誌士經曆了“薩英戰爭”和“下關戰爭”後認識到外國的船堅炮利，“攘夷”不得，從而轉向倒幕，但至於幕府倒台後的情形仍是一筆糊塗賬），而且也提出了建設未來國家的“船中八策”。但就這樣一個有頭腦的誌士在明治政府成立前夕被暗殺，掌握國家政權的下級武士們最終明白該幹些什麽，是1871年岩倉使節團公費到歐美轉了一圈之後。
但武士們亂砍亂殺的作風直到明治政府成立後還在持續。1868年1月，鳥羽伏見之戰剛剛結束，400名岡山藩兵通過神戶時與法國水兵發生衝突，英法兩國出動軍隊和艦隊，迫使明治政府派人到各國公使團聲明確保外國人的安全，並嚴厲處置責任者。1個月後，在神戶永福寺，岡山藩兵隊長在外國人的眼前剖腹，此為“神戶事件”。同年2月，土佐藩兵在堺市與法國水兵發生衝突，法方有11人死亡。法國公使提出土佐藩兵加害者處死刑、賠償15萬美元、政府與土佐藩謝罪等要求。最後政府將包括隊長在內的20人判死刑，應當事人的要求允許其剖腹。一周後的堺市妙國寺，在法國艦長的親自監督下，20人順次剖腹，其慘烈情形讓外國人看得目瞪口呆。在第11人結束後，實在看不下去的法國艦長要求停止處刑，剩餘的9人流放土佐。此為“堺事件”。
雖然西鄉隆盛企圖將武士亂砍亂殺的野性與能量通過“征韓”得到釋放的計劃暫時受到壓製，但明治政府成立6年後的“遠征台灣”以及7年後的“江華島事件”仍然延續了西鄉的方針。概括地說，明治維新就是從下級武士小範圍的無政府式“亂砍亂殺”——“尊王攘夷”轉化為整個民族的有組織性“亂砍亂殺”——對外侵略擴張的過程（其實也在很大程度上符合近代條約體製下弱肉強食的殖民主義世界潮流），隻不過需要必要的經濟基礎與文明外衣——工業化與法製化，日本近代曆史的發展脈絡就是如此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