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的政黨政治既沒有製度上的基礎，也恰逢經濟連續處在低迷狀態，勉強維持了十多年時間，便為軍部政治所取代。
1918年立憲政友會總裁原敬成為首相，出身岩手縣的原敬，既不是藩閥政治家，也沒有爵位，是第一位出任首相的眾議員，不僅是政黨政治的開端，而且作為“平民首相”也得到普通民眾的歡迎。雖然原敬采取了充實教育設施、交通機構、振興產業與國防、降低選舉權財產資格等積極措施，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第二年，日本對外貿易轉為入超，歐洲產品對日本重化工業給予沉重打擊，1920年股票市場暴跌，棉紗、生絲等價格下降一半。出兵西伯利亞也未得到利益，反而損失許多金錢，股票持有者紛紛拋售，原敬內閣未能出台有效對策，產業界對其不滿，政友會所屬政治家又不斷卷入政治資金醜聞，1921年11月，背叛了平民的“平民首相”原敬被暗殺在東京站頭。
其後高橋是清作為政友會的第四任總裁成為首相，參加華盛頓會議，實施協調外交，但經濟仍然沒有起色，外貿赤字不斷增加，反映了日本產業技術的落後。該屆內閣在1922年6月倒台，其後是加藤友三郎內閣、第二屆山本權兵衛內閣。此時關東大地震再次嚴重打擊日本經濟，許多銀行不能兌現持有的票據，日本銀行向那些擁有“震災票據”的銀行融資4.3億日元，但此時不能償還債務的銀行到1927年金融危機時仍然留有2億日元的“震災票據”借款。山本內閣全力處理震災問題，但發生攝政皇太子遇刺事件，被迫辭職。
1924年1月，貴族院的清浦奎吾非政黨內閣成立，6月為“護憲三派”憲政會、立憲政友會、革新俱樂部的加藤高明內閣所取代，並在1925年實現了成年男子均有選舉權，此後直到1932年首相均由政黨領袖擔任。表麵上看日本的民主化取得較大進展，但因經濟危機，掌握金融與流通的財界壟斷產業，農產品價格下降導致地主階層衰退。正因如此，1926年1月成立的第一屆若槻禮次郎內閣繼續為解決“震災票據”債務努力，但1927年3月14日下午三點片岡直溫大藏大臣在議會答辯時的一句話引起金融危機。為強調自己工作的辛苦，一不小心泄露天機：“今天中午渡邊銀行破產，存款3700萬日元，大藏省必須救濟那些儲戶。另外為取代現在的經營者，急需尋找繼承其財產與債務者。”
渡邊銀行是批發海產品的大地主渡邊家族經營，在東京為二流銀行。得知大藏大臣的發言後，貼出從15日開始停止營業的啟事。盡管後來得知渡邊銀行當時尚未破產，但中下銀行危險的流言迅速傳播開來，引發取款風潮，不少銀行為此閉店。3月底危機似乎已過，但其後台灣銀行停業，鈴木商店倒閉，若槻內閣為此辭職。4月21日，全日本再次出現取款風潮，結果五大銀行之一的十五銀行倒閉。在此次金融危機中，共有37家銀行停業，28家銀行倒閉。同年7月24日，36歲的芥川龍之介服大量睡眠藥自殺，留給菊池寬等人的遺書說是因為“對未來的模糊不安”。有人認為是共產主義的登場，例如當時還是東京大學學生的戰後日本共產黨領導人宮本顯治就撰寫了評論“敗北的時代”。盡管如此，恐怕仍然是金融危機引起的不安吧。
出身長州的田中義一本為陸軍大將，因捐獻政治資金而在1925年成為政友會總裁，1927年4月成為首相，邀請曾擔任首相的高橋是清擔任大藏大臣。高橋頒布三個星期之內不能取款的銀行停業令，同時印刷大量紙幣分發各銀行，平息金融危機。大財閥們希望到中國大陸賺錢，軍人們希望到中國大陸發揮自己的作用，於是田中首相對中國采取強硬態度，三次出兵山東阻止國民政府統一中國。同時召開著名的“東方會議”，用武力維護進而擴大日本在大陸的權益。
因在炸死張作霖事件上前後意見不一，引起年少氣盛的昭和天皇不滿，1929年7月，民政黨總裁濱口雄幸取代田中成為首相。為從“失去的十年”擺脫出來，大藏大臣井上準之助采取財政緊縮政策，實施產業合理化，提高日本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但減少雇員、降低工資的產業合理化政策遭到工人的反對，特別是同年10月爆發的紐約股市大暴跌引發了世界性經濟危機，日本出現嚴重的通貨緊縮。與此同時，圍繞簽訂倫敦海軍裁軍協議引發的統帥權獨立問題，軍部激烈攻擊政府，1930年11月14日，濱口首相在東京站的月台上遭右翼青年的槍擊身負重傷，第二年8月去世。期間住在東京大學附屬醫院做開腹手術，報紙的新聞每天以首相是否放屁為中心，記者再三追問醫生“放屁了嗎”，據說濱口自己也不斷地祈禱“快點放屁”，以證明腸胃功能正常。手術後30小時，醫院的走廊裏一片歡呼聲，報紙上也出現大幅標題：“期待已久的臭氣排出。”
在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代理了一段首相後，1931年4月，民政黨的若槻禮次郎再次組織內閣。在國內充滿右翼論調、移民滿洲的氣氛中，繼續推行協調外交的政府不受歡迎。關東軍擅自發動、擴大“滿洲事件”，政府的不擴大方針也遭到軍部及社會的抵製，隻好下台。同年12月，與陸軍關係密切的政友會總裁犬養毅組織內閣。犬養毅首相任命反對緊縮財政的高橋是清擔任大藏大臣、軍部激進派荒木貞夫為陸軍大臣。高橋大臣發行赤字國債，增加軍費開支，產業合理化也出現效果，推動了出口，特別是重化學工業得到迅速發展，終於從長期的經濟危機中擺脫出來。
盡管如此，右翼、軍部仍然對政府不滿。1931年底，右翼組織“血盟團”首領井上日召與海軍軍官古賀清誌等人會談，約定先由民間右翼“一人殺一人”，然後由海軍軍官組成聯合軍隊進行第二次破壞。長期的經濟危機使農村青年對政界、財界人士產生仇恨，他們在井上的指導下，懷有“一殺多生”的理念，計劃暗殺20名著名人物。1932年2月9日和3月5日，前大藏大臣井上準之助、三井財閥首腦團琢磨被“血盟團”成員暗殺。井上藏身右翼最重要人物頭山滿之子的天行會道場，警察不敢入內，隻能等待其悠然自首。
1932年5月15日，星期天，晴空萬裏。犬養毅正在首相官邸修剪盆栽，組閣半年的78歲老人顯然有些疲倦。接待來客後正在日式食堂休息，門衛報告有凶犯闖入，勸首相躲避遭拒絕。許多凶犯逐一搜查房間，闖入食堂的是數名海軍軍人。其中一人對準首相扣動手槍扳機，隻有撞擊聲，未有子彈飛出。犬養訓斥道：“等一下，到那邊談談”，並起身走進日式房間。首相坐在布團上，欲同叛亂者會談，“交談的話就可以明白”，但其中一人大喊道：“問答無用，射擊。”數發槍聲後軍人們逃走，躺在血泊中的首相仍喃喃自語：“將那些家夥們帶來，聽我解釋。”首相說服叛軍的失敗，集中體現了“對話方式”的政黨政治轉為“問答無用”的軍部政治的曆史瞬間。
經濟蕭條結束了，政黨政治也結束了，前者如同不祥的幽靈一樣，伴隨後者走過十多年的時間。
恐怖事件引起特權階層的極大恐慌，卻得到普通民眾的歡迎，“血盟團事件”的凶手受審時，大量要求減刑的請願書從日本各地寄到法院，“五一五事件”時更是如此。參加事件的海軍士官在橫須賀海軍軍事法庭、陸軍士官學校候補生在陸軍軍事法庭、民間人士在東京地方法院受審。陸軍軍事法庭總共開庭8次，海軍軍事法庭總共開庭20次，全部公開，被告人在旁聽者前可以自由陳述。
在陸軍軍事法庭上，20歲左右的陸軍士官候補生們聲情並茂地陳述統治者違背一君萬民的大義、農村的凋弊、國民精神的頹廢，強調自己以死報國的信念。結果，旁聽者、新聞記者、法官、檢察員均感動得淚流滿麵。報紙大肆報道，全日本進入歇斯底裏狀態，陸軍軍事法庭和海軍軍事法庭共收到100多萬封要求減刑的請願書，還有將手指頭泡在馬爾福林中寄到法院，到處飄**著“不是這些青年惡，是政治惡”的氣氛。
海軍軍事法庭求刑8年，判處全部犯人4年徒刑。陸軍軍事法庭判處首犯10—15年的徒刑，1940年紀念建國2600年時實施大赦，全部釋放。所以有人認為，比起“二二六事件”來，“五一五事件”的影響要大得多，因為它改變了日本近代曆史的發展方向。
經濟蕭條結束了，政黨政治也結束了，前者如同不祥的幽靈一樣，伴隨後者走過十多年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