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馬楠的關係，我認識了她哥馬濤，也是郭又軍的老相識。他們兩位在下鄉前算是學生組織的同一派，有點戰友交情。馬濤的父親被抓走和批鬥，是軍哥帶著介紹信去交涉，把老人家要回來的。馬濤說妹妹有關節炎，不合適下水田，也是軍哥去公社和縣裏跑手續，把馬楠從外縣遷來白馬湖茶場。
與妹妹不同，馬濤倒是特別能言善辯。據說，當年在學校就是王牌辯手，隻要他一出馬，要格言有格言，要論據有論據，要諷刺有諷刺，要詩情有詩情，口水總是淹得對方招架不住。同學們一高興，齊聲歡呼“馬克濤”，就是馬克思第二的意思。
他曾來白馬湖看望過妹妹。正值搶收早稻的季節，我們沒法請假陪他，他便同我們一起出工，幹得渾身泥水，在烈日下烤出一臉黑，腿上也有好幾處螞蟥叮出的血痕。軍哥在扳手腕時贏了他，讓他不服氣，於是提議比酒量，把村裏款待支援者的穀酒一口氣連喝五大碗，喝得軍哥自愧不如。接下來又提議比挑擔，他挑起滿滿四籮水淋淋的稻穀，踉踉蹌蹌，東偏西倒，在眾人的驚呼聲中一口氣挑到曬穀場，嚇得大家都倒抽一口冷氣。二比一，濤哥臉上這才有了笑容。
但他在象棋盤上很少贏過又軍，下不了軍哥擅長的盲棋，去湖邊洗澡和跳水，二比一的記錄更出現動搖。
來一個吧？怎麽樣？飛燕式還是魚躍式？要不來個最簡單的，倒插一根“冰棍”總可以吧？軍哥衝著他一臉笑裏藏刀。
馬濤笑一笑，搓洗自己的衣，算是支吾過去了。但這天夜裏，他忍不了老相識的笑臉，既不歇涼，也不早睡，一個人再次去了湖邊堤壩，在那裏發出嗵一下又嗵一下的入水聲音，顯然是非要練出點什麽不可。直到子夜，北鬥已偏轉，我們聊過了大蜂窩，聊過了岔路鬼，聊過二次大戰時美國最好的步槍“大八粒”……不知何時，覺得有點什麽不對勁。細想一下，原來堤壩那邊太安靜了。
我們沒見馬濤回來，忙去堤壩邊尋找，用手電一照，不禁失聲驚呼——他躺在岸邊，半身還在水裏，一手捂住額頭，從指縫中流出的血蓋滿全臉，隻有兩隻眼睛偶爾翻一下，顯示出那還是一個活物。
天啦！
你受傷了？
快來人嗬——
他已無力回應我們的任何問話。後來才知道，堤壩兩端有涵管，還有堵漏的一些木樁。他不熟悉這裏的水情，選擇落差最大的地段跳水，沒料到一頭紮下去，砸中了隱伏水中一根木樁，頓時失去了知覺，所幸最後得以蘇醒，堅持遊回了岸邊。
第二天，他頭上纏著白紗布離開茶場，登車時突然想起什麽，交代送行的馬楠，“你們去告訴又軍，我的難度係數肯定超過了他。”
他說什麽呢？什麽叫難度係數？馬楠愣了一下，好一陣才恍然大悟：原來他還惦記跳水，原來他剛才應酬一些送行者，實際上一直心不在焉，腦子裏隻有二比一。
他額上的那塊傷疤，好幾年才慢慢平複。他後來一旦摸不到這個疤，就完全忘了那一段，從不記得什麽跳水，更不相信他腦袋差點開瓢一類無稽之談。相比之下，他隻記得勝利，更樂意談一談打水漂、紮飛鏢、乒乓球、下圍棋、打橋牌、解數學題、哲學中的這一派那一派……他在那些事情上何時屈居人後？說俗事當然也無妨，連洗衣做飯也可以談——隻是一談就得談他洗衣的成就，談他做飯的示範，談出深度和高度。別人若跟不上，他便不來電，無精打采，興味索然，揉一揉指頭，走開去撈一張報紙看看。
不能不承認，他走到哪裏都是百獸之王，都是鎮山之虎，是各種朋友圈的主心骨，永遠不乏我這樣的崇拜者。特別是在那年代，誰都想當英雄，誰都想追隨英雄，如果沒遇上戰爭，那就革命吧。革命就是年輕人尊嚴、**、崇高、傳奇人生的最後機會。這樣，知青中也會有這樣一些少男少女三五成群，神色凝重，嚼一點炒蠶豆或冷鍋巴，一張嘴，一放言，就是麵對中國和世界，麵對今後三十年乃至一百年。
他們說一說東南亞應該怎麽辦，說一說歐洲與非洲應該怎樣變，說一說領袖們的“重上井岡山”和“一切權利歸蘇維埃”，說一說第三國際、北約和華約、中國的鋼鐵產量和軍隊動向。這種拔劍四顧和欄杆拍遍和的豪情，這種一個個即將成為廣場上偉大塑像的勁頭，能不讓人熱血沸騰？
革命是一杯什麽人都能醉一把的美酒——不管他們是來自貧困，還是來自失戀，還是來自忤逆，還是來自無聊，還是來自讀書後的想入非非。革命的某種形式感，諸如緊緊握手、吟詩贈別、嚴肅論爭、還有在河邊或山頭的沉思狀，已足以讓人心醉。何況，對於有些人來說，這還是社交的有效通行證，就像馬克思說過的，在廣闊的大地上，任何人憑借一首《國際歌》，都可以在任何一個角落找到同誌。那麽對於我們這些革命同誌來說，當然還意味著找到一頓充饑的飽飯，幾支劣質香煙，一雙他人慷慨相贈的舊膠鞋——這些《國際歌》的兌換品和增加值總是一再溫暖旅途。
一個人進門時舉起右拳：“消滅法西斯！”
其他人舉起右拳回應：“自由屬於人民！”
這樣一些禮儀都是從電影裏學來的。
坦白地說，如果沒有這種革命，我的青春會苦悶得多，在白馬湖根本待不下去。人是很奇怪的動物，一旦有了候任銅像或石像的勁頭，再苦的日子都會變得無足輕重，甚至還能熠熠生輝——在日後的我看來，宗教其實不也就是這樣嗎？在宗教退場的地方，商業不也能這樣嗎？眼下那些娛樂的、體育的、促銷的明星，引千萬追星族要死要活，鬧到自賤、自廢、自殘的程度，其實也沒什麽新鮮，不過是人類**一次次失控性的自燃。
我曾重新看待腳上的一道道割痕。作為格瓦拉的崇拜者，我當然不再自憐，倒有一種把傷痕當作勳章的驕傲，走過那些衣冠楚楚的上等人身邊，甚至忍不住亮出勳章，讓寄生蟲們一邊去吧。
我也開始重新打量崎嶇山道。作為甘地的崇拜者，我當然不再歎息，倒有一種把艱辛當作資曆和業績的興奮。我相信一個人的體魄和意誌，隻有在這樣的山道上，在汗如雨下兩腿哆嗦的長途，才能真正百煉成鋼。
我突然覺得都市沒什麽了不起，城市戶口算什麽呢？一個鄉下人，心裏裝著馬克思和巴黎公社，哪還有工夫自卑？哪還有工夫羨慕和嫉妒？哪還有興趣婆婆媽媽的上街淘貨？眼下的大事都忙不過來呢。想想看，可能有那麽一天，反動派拒絕下台。那麽，街壘戰鬥太有可能在這一片城區打響。紅旗應該在這幢樓上飄揚，機槍應該在那幢樓上布設，當硝煙和坦克的機廢氣隱約可聞，起義者就應該在這裏阻擊，應該從那一條街增援，應該提前割斷電話線，應該在百貨大樓或南華山建立指揮所，應該有車載高音喇叭隨防線推進……這一切豈能不預先有所規劃？更重要的，路上一個白發乞丐，應該好好接濟。街旁一個病婦，也應該出手攙扶。因為人民大眾是革命的堅強後盾，這些大爺和大嫂，說不定就是將來可貴的向導，是最要緊的線人，到時候能助我方突出重圍絕處逢生——人民萬歲！
突然，一片鞭炮般的炸響，我感到了背部和屁股連遭痛擊，整個身體散了架，在空中高高騰飛，又重重砸在地上。我定下神，翻過身來，拍了拍腦袋，看清了天上的星星，看清了路邊黑色的樹影，伸出兩手摸索，才發現自己坐在一條路邊的水溝裏，並不在貨廂裏的竹竿上。到這時我才大致明白，一定是拖拉機廂板掛鉤在顛簸中脫落，半車竹竿嘩啦啦滾下車，躺在上麵的我自由落體無法幸免。
“喂，停車——”
我把呼叫拋出去，扔入一大堆鋼鐵撞擊聲以及竹竿顛簸聲裏，連自己也不大能聽見。但拖拉機絕塵而去，一晃一晃的尾燈越來越遠，最終被無邊的黑暗淹沒。
“丁師傅——”我幾乎欲哭無淚。
車後尾燈更加遠了。
我這才想起來，自己剛才是躺在拖拉機貨廂上，懷揣一封來自馬濤的信。信中關於國內革命形勢的分析讓我無法入眠，再一次神馳萬裏。眼望著一座座向車後退去的暗色山峰，聽滿車竹子顛簸的嘩嘩聲，我根本不知道危險正在步步逼近。
荒山野嶺杳無人跡，好在還有一條沙石大路。我撅著屁股，以一根樹枝為杖，一拐一拐的上路，走到老井坊那裏，向路邊農戶討了一點草紙，燒成草灰，湊著油燈，給腿上的傷口止血。謝天謝地，我重新上路的時候，總算聽到熟悉的聲音，看見遠處的兩道光柱。後來才知道，機手一直把拖拉機開到茶場，發現車上沒剩下幾根竹子，車上人也無蹤影，這才急忙開車回頭來找。車上的兩個後生是他找來幫忙搬竹子的，不是來參加白馬湖革命的。
“你聾了嗎？我要你慢點開，慢點開。那個破車廂不散架才怪呢。”我忍不住罵起來。
“這能怪我嗎？我要你坐到前麵來，你偏要睡在上麵，吹你那一身痱子。我又沒長後眼睛。”機手也很冒火，壓根兒沒把我當作未來的起義領袖。
同來的後生也怨我：“李師傅不是為了趕任務嗎？你自己沒坐穩，怪誰？”
“顛簸得那樣厲害，他怎麽開車的？草菅人命嗬？”
“路不好，你有錢來修？”
我們爭著吵著。我覺得他們好無道理，明明知道我破皮流血了，知道我已走得很累，還要我幫忙搬竹子。他們就不知道我的事有多麽重要嗎？不知道我暫時不能說的事，將要做的事，對國家和人民將何其珍貴？我很想啟發一下對方，不要鼠目寸光，不要門縫裏看人，不要以為我隻是一個撅著屁股的家夥。伏契克說過：人嗬，我是愛你們的！但你們也許並不需要知道這一點。
直到從機手那裏接下兩個煮紅薯，我才確認遠水不解近渴，此時的此時，紅薯還是比革命更能消除我眼下的頭暈目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