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城市曾成為神秘的基地之一。離城七八十公裏的山坡上，一片樹林子裏，一座沒有掛牌的樓房，架有鐵塔天線並有軍人守衛，是東南亞某國共產黨的一個廣播電台——這事多少年後才為公眾所知，樓房成了一個遊者出入的曆史遺跡。來自幾個東南亞國家的紅色幹部子弟，還有些烈士遺孤，安頓在遠郊一個學校。我們曾去那裏舉行過籃球友誼賽，向對方球友贈送像章。我的一位大齡同學，好像姓羅，記不太清楚了，還在那裏交上了一位女友，據說是菲共首腦的女兒。那女孩大眼睛，大酒窩，中國話學得很快，最喜歡打乒乓球。
羅同學帶這位女孩來到學校，說他不久前偷渡出境，去越南參戰抗美，不巧被解放軍的空防部隊抓住，押解回國，慘透了。不過，他說他還要去的，等到東南亞全解放，哥們可能混成一個旅長或師長，到時候一定邀我去旅遊，飽吃那裏的香蕉和木瓜。
一位偷渡同行者已死在美國B-52的狂炸之下，也是他說的。
我下鄉後還見過這位羅同學。他不知為何沒去越南，紅色公主似乎也沒下文。但他同我說起了馬濤，一個他無比崇拜卻無緣得見的思想大俠，江湖中名聲日盛的影子人物，曾任某派小報的主筆。
“你是說馬濤？我認識嗬。”
他圓睜雙眼，把我當恐龍上下打量，“吹吧，騙誰呢？”
“吹什麽？他妹將來說不定還是我的……那口子。”
他差一點眼球掉出了眼眶。
“你看你，至於嗎？我有什麽必要騙你？”
“你真的……認識他？”
“真的。”
“你是不是耍我？”
“懶得同你說。”
“親愛的，那你一定要帶我去認識一下。”他立刻拍打我身上的灰，買來一支冰棍遞給我。
他從抽屜裏搬出一本剪報，裏麵有不少馬濤的文章，化名“新共工”“潛伏哨”“小人物”一類，都是當初小報上的時論。他又掏出一個筆記本，裏麵密密麻麻有各種他抄錄和珍藏的格言：
革命就是看似凶手的外科醫生。
勝利的最大秘密，在於等待對手犯錯。
青春——與年齡無關的熱情。
……
你聽聽，說得太好了，太深刻了！也就是一個中學生，你說他腦子是怎麽長的？聽說他的數學，初中時就自學到高中，覺得物理課本沒意思，索性自己重新編寫了一套。有這事嗎？聽說他很多的文章都不用打草稿，直接往蠟紙上刻，有這事嗎？……他興衝衝向我打聽各種細節，又翻動紙頁，溫習下一句格言。
我無法證實傳說，也無法確定那些格言出自馬濤。我略感吃驚的是，濤哥什麽時候已如此深入人心了？也許是時間長了，接觸多了，見多不怪，加上馬楠這一層關係，我倒也沒覺得他神奇到哪裏去。他沒叼煙鬥，沒披風衣，沒戴花呢貝雷帽，沒敲擊打字機並且在壁掛地圖前踱來踱去，不像個來自巴黎或彼得堡的革命黨魁。“托洛次基同誌……”他沒這樣嘟囔過。“阿芙樂爾巡洋艦在哪裏？……”他沒這樣打過電話。雖說鼻梁高挺，眉骨淩厲，隱有一股英氣，但他挑擔的氣力夠大，戳在哪裏打鐵或夯地也合適，能否彪炳史冊，還真不好說。
他在民辦中學裏高中畢業生——當時很多家庭背景不好的學生，隻能去那種學校。那種學校隱在小巷裏，或舊祠堂裏，連操場都不一定有。
他似乎還有一點神經大條，雖對自己入迷的書過目不忘，能一字不漏的背出某一段，甚至能準確鎖定哪一頁；雖然講一個小說或電影裏的故事，也能風生水起和精確無誤，但他就是不大記人，是一個“大字先生”——農民們對粗心人的另一種說法。據說他下鄉後，總是把村裏的姓王的叫成姓劉的，把殺豬的叫成彈棉花的，把人家的三大姨叫成四姑娘，一再搞亂村裏人的輩分和姓氏，被旁人糾正了，下次還可能錯。
他在301國道邊一個知青戶住過兩天又吃又喝，還借走人家幾毛錢去搭乘汽車，但那位債權人日後見到他，他根本不記得，理都沒理，隻看了一眼，便倒在**讀書，把對方氣得臉紅脖子粗。什麽人呢？怎麽這樣白眼狼？“他去我們那裏，誰不是把他當祖宗供著？他擔過一次水麽？劈過一根柴麽？擺過一次筷子麽？”
呸，呸呸！
有人把這些悲憤萬分的話捎給馬濤。馬濤很奇怪，“有這事？我怎麽一點印象都沒有？”
天地良心，他可能真忘了，絕非故意賴賬。他身邊的人都知道，哪怕在他家裏，他也個瓶倒不扶、水開不灌的主。就是說，在很多時候，他的世界裏完全沒有掃帚、飯鍋這一類小事。
回城過春節，他與同行的知青想省錢，“打溜票”上火車。碰到乘務員查票，有的人鑽廁所，有的人藏椅下，有的人抓住停站一刻前車廂下後車廂上，還有的嗷嗷直叫裝聾啞人，拿一條圍巾蒙麵裝麻瘋病人，或聯手演一出失主追打小偷的苦肉計……總之花樣百出各顯神通，讓查票的顧此失彼。結果大家都紛紛過關了，唯有他這位大爺呆呆的坐等奇跡發生，坐等什麽人來把事情搞定，最終在座位上束手就擒，一開口就承認自己沒買票，承認自己也沒錢買票，對不起，確實是揩國家的油了。
他氣得夥伴們一個個痛不欲生。天下還有他這樣的豬腦袋？他就不會說車票被小偷偷走了？就不會說車票不小心丟了？就不會說老母病危在床……
“像他這樣的木瓜，抓進鬼子的憲兵隊，肯定第一個斃了！”有人對他的智商也大生懷疑。
他被乘警帶走，供認不諱，自證其罪，據說在終點車站外掛一個“流竄犯”的紙牌，與其他盜賊、騙子什麽的一起，麵對廣場示眾三日，算是折抵車資接受懲罰。
幾個夥伴去接他回家時，他不知在哪裏睡過，與一些什麽家夥親密過，頭發結成了塊，身上冒出一股濃濃的溲味，臉上好幾處紅包，大概是跳蚤的作品。但他不大在意，見到夥伴時興衝中的第一句話卻是：“告訴你們，我知道維特根斯坦錯在哪裏了。”
你說什麽？大家如同聽到火星語。
“何胖子根本沒讀懂，他對懷特海的解釋也純屬胡扯！”
他是不是被關出病來了？
他把包丟給夥伴，說自己這就去找何胖子。旁人問了半天，才知道他要與那位化工廠的鍋爐工就歐洲現代哲學一決勝負，不殺個人仰馬翻決不收兵。
“你先回家洗個澡吧？”馬楠急得要哭了，“你看你身上臭成什麽了，一身臭氣也不怕熏了別人？”
“我臭嗎？”
“你自己就沒鼻子？”
“哦，哦……”
他愣了一下，這才注意到，自己確實成了一顆毒氣彈，便沒再說什麽，心有不甘的隨妹妹回家。
多年後，他已遠在太平洋的那一邊，音信渺茫，相見時難，但還是不時闖入我的思念。馬濤同誌，我得感激他在我最陰暗的歲月，在我父母倒黴的那一段，也是很多熟人避開我的那一段，經常與我散步地頭，接納了這位倒黴的妹夫，兄長一樣的熱情鼓動，填補了我的空虛，給了我溫暖。我得感激他引我走上了知識之途——盡管他的不少說法後來也讓我生疑，盡管他後來對我耐心漸少，刻薄之語讓人受不了，動不動就疾言厲色，恨不能朝我屁股上猛踢一腳。“你豬腦子嗬？”“怎麽連這個都不懂？”“你怎麽還不去一頭撞死？……但我還得承認，他是第一個劃火柴的人，即便是一個冷血教官，也點燃了茫茫暗夜的一盞燈，照亮了我的整個青春。
書是一個好東西，至少能通向一個另外的世界，更大的世界，更多歡樂依據的世界，足以補償物質的匱乏。當一個人在曆史中隱身遨遊，在哲學中親曆探險，在鄉村一盞油燈下為作家們筆下的冉﹒阿讓或瑪絲洛娃傷心流淚，他就有了充實感，有了更多價值的收益，如同一個窮人另有隱秘的金礦，隱秘的提款權，隱秘的財產保險單，不會過於心慌。
這樣，從毛澤東的《實踐論》，到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從左派烈士格瓦拉，到右派好漢吉拉斯，我就是在馬濤的一根根火柴照亮下，一步步走過來了。借來的、抄來的、偷來的書塞了滿腦子以後，我甚至像圈子裏的各位學長，差不多長出了一張馬濤的嘴，動不動就“我以為”或“倘如此”（魯迅常用語），動不動就蹦一個“邏各斯”或摔一個“布爾喬亞”（“邏輯”或“資產階級”的舊譯），說話口氣回到手搖留聲機時代，回到繁體字和長布衫的時代，暗示自己的學養根底非常了得。
不好意思的那一次，就像大家嘲笑過的，一聽到馬濤推介《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我甚至立刻跑到書店，一進門就大喊：“買一本幼稚病”——顯然是自己未能記住長長的書名。
一位營業員愣了，“你看病？走錯門了吧？”
“不，我是要買書。”
“那你上二樓看看，治病的書在那裏。”
“幼稚病不是病，是左派。”
“左派？我們都是左派，革命左派。你從哪個螺螄殼裏拱出來，敢說我們……有病？”
我可能真是記錯了。那麽到底是左派的幼稚病，還是幼稚的左派病？是青年近衛軍的幼稚病，還是鐵道遊擊隊的左派病？……我把讀過的幾本小說裏撲騰好一陣，卻越想越亂。書店老頭取來的幾本幼兒書，當然也是離題萬裏。我隻得紅著臉悻悻地離去，讓幾位營業員在我身後麵麵相覷。
出門後居然遇到小安子。她是來買手風琴教材的，聽我說完忍不住大笑，伸出一個指頭在我眼前晃了晃，“喂，幾個指頭？”
“一個麽。”
她加上一個指頭，“這是幾？”
“你什麽意思？”
“我要看你是不是腦膜炎。”
“你才腦膜炎呢。”
“你不會說燕雀安知鴻鵠之誌吧？小菜瓜，告訴你，有些狂人就是飛蛾撲火，充其量是一點飛蛾之誌。你最好離他遠一點。”
她翻一個白眼，揚長而去。看來她是知道一點我們讀書小組情況的，也略知來來往往的馬濤是誰。但像大多數朋友一樣，她對此不以為然，而且嗅出了某種不祥。不幸的是，他們的嗅覺其實很準，很快就得到了應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