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資本邏輯的作用下，社會時空結構在全球化時代發生了一係列的變化，從原先的同質性時空轉變為差異化時空，從原先的穩定性時空轉變為流動性時空。社會時空的全球流動與重新組合，使社會時空與社會發展的關係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社會時空相對穩定的條件下，社會時空是社會發展的外在背景，即社會發展總是在一定的社會時空中實現的；而在社會時空不斷重構的條件下，社會時空逐步成為社會發展的內在要素，從“時空中的發展”逐步轉向“發展中的時空”。換言之，在全球化時代，社會時空的流動與重組為社會發展提供了新的條件。因此，社會發展方式的深刻調整，離不開對社會時空當代特征的整體把握。
（一）時空失衡與社會發展的自主性
在全球化時代，社會發展的首要問題是如何處理好發展的自主性與依附性的關係。對於後發展國家而言，這更是一個重大而又緊迫的現實問題。與發達國家的內生型社會發展模式不同，後發國家的社會發展模式總體上具有外源性的特征，即以被動的方式進入全球體係之中，即“被動全球化”。後發國家的“被全球化”的過程可以分為舊殖民主義和新殖民主義兩個階段。在舊殖民主義時代，先發國家往往通過武力征服、直接統治的方式對殖民地或附屬國進行掠奪和奴役。對此，馬克思曾以荷蘭為例，勾勒出舊殖民主義的血腥圖景：“荷蘭——它是17世紀標準的資本主義國家——經營殖民地的曆史，‘展示出一副背信棄義、賄賂、殘殺和卑鄙行為的絕妙圖畫’。”[46]在新殖民主義階段，後發展國家往往在政治上已經相對獨立，所以作為帝國主義中心的國家不再采取直接掠奪的方式進行殖民統治，而是采取更為隱蔽的間接殖民方式，在經濟上利用國際經濟交往，通過經濟控製、不平等貿易、貨幣兌換和所謂“經濟合作”來實現對後發展國家的控製。正如有的學者指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殖民地國家爭取獨立是為了更好地發展，而重新掌握政治主權在理論上是這種發展的前提，但獨立之後的現實卻是不得不繼續向西方國家求助。這在拉美和東亞獨立後表現得十分明顯，不管是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大量外來資金，還是這些國家為滿足物質需求對西方消費品的依賴。而且，發展中國家的不發達狀態一直持續，形成了一種所謂依附性發展。”[47]後發展國家之所以陷入社會發展的依附困境，這是因為，政治獨立僅僅是後發展國家自主發展的形式上的條件，後發展國家要想真正實現自主發展，就必須要在政治獨立的基礎上進一步實現經濟自主和文化自覺。所以，鑒於新舊兩種殖民主義的不同策略，自主發展的主題相應地也發生了變化：如果說政治解放是後發展國家在舊殖民主義時代的奮鬥目標，那麽在新殖民主義時代，後發展國家自主發展的主題應當是經濟自主與文化自覺。
後發展國家的社會發展之所以麵臨自主性與依附性之間的深刻矛盾，這是由全球時空的失衡結構所決定的。在資本邏輯占據主導地位的全球化時代，全球時空結構必然會呈現出同質性與對抗性同時並存的特征，由此出現了時空失衡現象。這種時空失衡現象既是資本全球積累的產物，同時更是資本全球積累的動力。如果“世界是平的”，即世界是充滿同質性的均勻空間，那麽資本的流動就會停止，資本的全球積累也就無從談起。所以，資本在全球範圍內的不斷積累使得時空失衡現象不斷得以凸顯。
事實上，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過程中，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始終在關注時空失衡現象。早在列寧所處的壟斷資本主義時代，列寧就曾經指出，帝國主義在全球範圍內的擴張必然會產生發達國家內部的政治經濟不平衡的發展趨勢，這就是帝國主義時代的危機根源。而與列寧同時代的盧森堡也指出，資本主義社會對非資本主義社會進行經濟殖民之後，資本主義社會與非資本主義的矛盾在全球範圍會進一步加劇。
在列寧和盧森堡的帝國主義理論之後，多斯桑托斯等人提出了“依附理論”。在他們看來，
依附是這樣一種狀況，即一些國家的經濟受製於它所依附的另一國經濟的發展和擴張。兩個或更多國家的經濟之間以及這些國家與世界貿易之間存在著相互依賴關係，但是結果某些國家（統治國）能夠擴展和加強自己，而另一些國家（依附國）的擴展和自身則僅是前者擴展——對後者的近期發展可以產生積極的或消極的影響——的反映，這種相互依賴關係就呈現依附的形式。不管怎樣，依附狀態導致依附國處於落後和受統治國剝削這樣一種總局麵。[48]
依附理論雖然揭示出了後發展國家之所以“不發展”或“低度發展”的根源，但是依附理論沒有找到正確擺脫依附困境的出路，因為依附理論開出的藥方就是與資本主義經濟體係“脫鉤”，然而這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時代是難以實現的。所以，沃勒斯坦又在依附論的基礎上提出了世界體係論，他認為社會變遷並不是在一個抽象的社會中展開的，而是產生於一個特定的時空內，即世界體係中。他將世界視為一個整體，考察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的互動以及這種互動的曆史演變。他認為，世界體係在時間上從16世紀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經濟體係開始；在空間上，各個國家和區域形成了共同的分工關係。
受到沃勒斯坦的啟發，當代馬克思主義空間批判理論的代表人物哈維提出了“不平衡地理發展”理論。哈維注意到，全球化過程必然也是一個不平衡的地理發展過程。一方麵，各個區域的發展程度的不均衡是資本流動的前提條件，如果沒有這種發展程度上的落差，那麽資本就會均質化，全球空間陷入靜止狀態。由此，資本流動的具體表征就是發達國家不斷鞏固自身的金融霸權，同時通過去工業化來向第三世界國家進行產業轉移，將發達國家所淘汰的落後產能轉移到第三世界國家，發達國家又憑借自身的貨幣霸權和金融集權從而分享第三世界的工業化紅利。另一方麵，更為重要的是，資本為了自我增殖，會在各個空間內部進一步製造出不平衡的差異化空間，由此確保資本邏輯的統治地位。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不平衡地理發展也是資本積累的產物。資本邏輯所蘊含的對抗性矛盾由此在全球範圍內的各個層麵上的社會空間內部不斷布展。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時空失衡現象。
從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到依附理論和世界體係理論，再到哈維的不平衡地理發展理論，不同時期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分別從不同的角度闡釋了時空失衡現象的產生根源。值得追問的是，哈維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提出的“不平衡地理發展”與列寧、盧森堡等人在壟斷資本主義時期提出的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等理論有什麽差異呢？
由於資本主義社會的變遷，尤其是資本積累模式的變化，與列寧和盧森堡的相關理論相比，哈維的“不平衡地理發展”作為他對空間失衡現象的集中表述，其中的一個重要的理論特質在於，哈維的“不平衡地理發展”不僅是一種資本主義空間外部的不平衡，即資本主義與非資本主義兩個世界的不平衡發展，而且也已經內化為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不平衡。這具體表現在：
首先，在全球範圍內，時間與空間兩種維度出現不平衡發展，即馬克思所指出的“時間消滅空間”的加速運動。在全球化發展尚未深入的時代，時間與空間兩種維度保持著一定的均衡；但是在全球化時代的彈性積累中，時空壓縮和時空分延兩種現象同時並存，這就使得資本流動時間在不斷加速，同時空間也因此而被不斷壓縮和流動，這種時空重組的機製使得空間失衡現象日益加劇。
其次，在全球範圍內，勞動力與資本的關係也在日益不平衡。一般說來，在資本主義社會，由於雇傭勞動的存在，勞動力始終依附於一定的資本關係，雖然存在著資本對勞動力的剝削關係，但是二者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共存關係。然而，在全球化時代，資本作為天生的“國際派”可以到處流動，但是勞動者卻無法自由流動，總是與一定的領土空間相捆綁。資本和勞動力兩種要素在流動性上的差異，直接導致了二者之間的失衡發展，並且使得資本對勞動力的剝削進一步加劇和隱秘化。
最後，在全球範圍內，基於領土的權力擴張和基於資本的經濟擴張出現了失衡現象。在晚期資本主義時代，全球化與地方性的結構性矛盾依然存在，但是資本的經濟擴張速度遠遠超過了權力的領土擴張，由此產生了一係列的社會後果。在此期間，一方麵，基於民族國家體係的舊國際秩序正在消解，而新的全球治理體係又尚未成型，這就使得資本的自由流動擁有了前所未有的曆史機遇，開始逐步擺脫來自民族國家的限製。而民族國家在此時更像是資本的守夜人，這也正是新自由主義之所以能夠成為全球性意識形態的社會曆史根源。另一方麵，民族國家在資本流動中也不是一味的消極被動，當民族國家開始意識到資本的經濟擴張遠遠領先於權力的領土擴張後，發達國家開始進一步利用資本的經濟擴張來建構符合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全球統治秩序，這也就是哈特和奈格裏所提出的“新帝國”的根本動機。所以，哈維的“不平衡地理發展”所揭示的空間失衡現象，不僅在資本主義時空與非資本主義時空之間展開，同時也在各個時空內部展開，這就是時空失衡的內在化現象。究其根源，時空失衡在各個時空內部的內在化，從根本上是由晚期資本主義的彈性積累所決定的，因為資本的彈性積累模式所要求的時空秩序正是這樣一種充滿差異化的時空秩序，這種差異化不僅表現為全球分工體係上所處位置的差異，更重要的是在分享全球化超額利潤上的失衡。
正如哈維所揭示的那樣，由於時空失衡在全球化時代已經被不斷地內在化，所以試圖通過孤立於全球資本體係之外的方式實現自主發展是不可能的。在時空失衡內在化的前提條件下，社會發展的自主性不能演變成社會發展的孤立性，而是應當在融入全球化的過程中增強社會內部對於全球化體係的協調性，在此基礎上逐步建立起發展的自主性。這就意味著社會發展的自主性並非是一蹴而就、一勞永逸的過程，而是一個持續展開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就必須要深入時空失衡現象的內部，從而將社會內部的時空失衡狀態逐步扭轉為時空均衡狀態，進而利用全球化條件促進自身發展。所以，社會發展的自主性訴求，必然要求社會時空從失衡狀態轉向均衡狀態，而要實現這樣的轉變，就必須要進一步深入分析時空壓縮現象，從而實現社會發展的均衡性。隻有實現了社會發展的均衡性，才能實現社會發展的自主性。
（二）時空壓縮與社會發展的均衡性
上述分析已經指出，時空失衡現象在全球化時代不再是社會發展的外部因素，而是成為社會發展的內在因素，時空失衡的內在化對特定社會能否實現均衡發展提出了新的挑戰：在一個社會初步融入全球化的階段，該社會的非均衡性主要體現為社會內部總體時空與外部時空之間的發展的差異性，即社會時空的外在差異。這種社會內部與外部世界在發展階段上的差異性往往能給社會內部注入發展的活力，形成所謂“全球化紅利”。當一個社會以一種總體時空的形式並入全球體係中時，這種“全球化紅利”的釋放在短期內能夠快速實現社會發展的啟動。但是，特定社會在融入全球化之後，全球化的各項因素也在深入影響社會內部，由此形成了“時空壓縮”現象，即不同的發展階段同時並存於特定區域內部，由此開啟了時空失衡的內在化過程。換言之，時空壓縮現象在實質上是時空失衡現象內在化過程在全球化條件下進一步發展的必然結果。如果不能突破時空失衡和時空壓縮所帶來的“瓶頸”，那麽社會發展往往會在全球化的深入展開過程中陷入長期停滯的狀態，也就出現了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等發展停滯的現象。所以，在融入全球化的初始階段，社會發展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利用和釋放“全球化紅利”，即社會內部優勢與外部全球條件如何匹配和對接的問題；而在深度融合全球化的後續階段，社會發展的主要問題則轉變為如何應對社會內部的時空差異和壓縮現象，從而為社會發展提供持續穩定的動力。
基於時空失衡的內在化過程，社會發展的持續性必須建立在均衡性的基礎上。一般說來，社會發展的合理過程是不斷從非均衡性發展走向均衡發展的動態平衡過程。如果沒有非均衡性的起點，那麽社會發展的內在動力也就無從談起；同時，如果沒有相對均衡的動態實現，那麽社會發展的目標也就無法達成。所以，要想實現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必須始終在非均衡性與均衡性之間形成動態平衡過程，這既是社會發展的潛力所在，也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動力所在。值得注意的是，社會發展從非均衡性到均衡的動態過程在全球化條件下發生了重大的改變：在尚未融入全球化的階段，社會發展的非均衡性主要體現為社會內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互動過程，一國範圍內社會生產力的持續積累推動了生產關係的係統變革，由此實現社會發展；而在初始全球化階段，社會發展不僅受製於社會內部的縱向發展邏輯，同時受製於社會外部的橫向發展邏輯，這時候的非均衡性主要體現為社會內部與社會外部的生產力之間的發展差距，從而通過融入全球化的方式，在橫向發展的基礎上實現縱向發展的跨越式發展；最後，在深入全球化的階段，社會內部與外部的發展差距逐步內化為社會內部的發展差距，社會發展在該階段的非均衡性主要體現為社會內部各個區域的發展程度的差異，即各個地區之間發展不協調問題，因為時空失衡的內在化過程使得不同發展時間同時並存於一個特定空間內部，比如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同時並存於一個國家、自然經濟與知識經濟同時並存於一個社會，時空失衡的內在化過程也就是多重時空的壓縮化過程，最終形成了多重時空同時並存的現象。因此，在深度全球化階段，為了實現社會的均衡發展必須要合理應對時空壓縮現象。
客觀地說，時空壓縮現象對社會發展而言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麵，時空壓縮給社會發展帶來了極大的挑戰和風險，時空壓縮不僅是時空的物理壓縮過程，同時也是風險的社會壓縮過程，傳統的社會結構會因此出現斷裂的現象，尤其是當社會結構的製度彈性尚未形成的情形下，時空壓縮帶來的巨大的經濟社會壓力將會衝垮剛性僵化的社會結構，從而造成大規模的社會失範和動**現象；另一方麵，時空壓縮也為社會發展提供了新的動力。既然多重時空同時並存於社會內部，那麽多重時空之間就有可能形成合理的互動關係：首先，欠發達地區為發達地區提供廣闊的內需市場、充沛的資源要素和豐富的勞動力資源；進而，發達地區通過產業結構的梯度轉移發揮反哺效應，帶動欠發達地區的共同發展；最後，發達地區的不斷進步和欠發達地區的迅速趕超共同構成了社會發展的持續活力。總之，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之間的辯證發展過程是時空壓縮與社會發展之間辯證關係的具體體現。鑒於時空壓縮對社會發展的雙重效應，要想實現社會發展的動態平衡和持續進步，關鍵在於如何應對時空壓縮現象。如果對時空壓縮現象采取消極無為的態度，那麽時空壓縮現象就會固化為社會發展的結構性矛盾，最終導致社會發展的活力喪失殆盡，更為嚴重的是，這種結構性矛盾一旦固化，必然會反噬原有的發展成果，從而出現顛覆性錯誤。如果積極應對時空壓縮，用發展的方式解決多重時空的不平衡性問題，那麽時空壓縮就能為社會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
對當代中國的社會發展而言，要把時空壓縮轉變為發展動力，應當注意以下問題：首先，我國必須將“大國規模”轉化為“大國優勢”。眾所周知，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各地的發展水平尚未平衡，城鄉二元體製仍然是困擾中國經濟的結構性矛盾，但是，欠發達地區和廣大農村地區的發展需求奠定了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巨大內需，因此中國必須要通過不同產業之間的梯度轉移和城鄉戶籍體製的身份解放激活巨大的需求，從而將“大國規模”轉化為“大國優勢”。
其次，我國必須要在發達地區深入推進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我國的發達地區要想對欠發達地區充分釋放反哺功能，關鍵在於發達地區自身的發展進步。如果發達地區始終依賴欠發達地區和農村地區的剩餘勞動力的廉價優勢，在產業結構上始終停留在以勞動力密集為特征的低端製造業，那麽發達地區就無法成為引領欠發達地區的龍頭。所以，發達地區隻有在技術創新的支撐下不斷實現產業升級，才能對欠發達地區實行產業的梯度轉移。
最後，我國的欠發達地區應當找準“比較優勢”，實現“彎道超速”。我國的欠發達地區要想從根本上擺脫低度發展的困境，不能簡單地停留在對發達地區的一味模仿，而必須要把亦步亦趨的跟蹤式發展路徑轉變為“彎道超速”的發展路徑，這其中的關鍵就在於找準自身的比較優勢。比較優勢是一個相對概念，對於我國的欠發達地區，比較優勢的定位具有雙重尺度：一重尺度是與我國發達地區相比較而言的自身優勢，另一重尺度則是與全球社會相比較而言的自身優勢。在前一重尺度的比較優勢上，我國的中部地區可以在城市化進程中走“在地城鎮化”的道路，而不是一味模仿發達地區的城市化道路。發達地區的城市化道路是在東部沿海城市發展成為世界級城市之後再輻射周邊農村，而中部地區在不具備這樣的前提條件時，可以通過農村人口向城鎮人口的轉變實現“在地城鎮化”，既釋放了農村的內需，又避免了大城市的各種城市病。在後一重尺度的比較優勢上，欠發達地區也要麵向國際社會進行開放，在全球產業布局中發揮自身的區域優勢。在這方麵，重慶的迅速崛起提供了鮮明例證。重慶之所以能夠吸引全世界製造業的集中，一方麵依托於自身的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優勢，另一方麵也是通過打通“渝新歐”國際大通道，極大降低了物流成本，從而成功地融入全球生產體係。在此意義上，我國的廣大西部欠發達地區應當通過“一帶一路”的戰略布局，爭取成為我國向西開放的橋頭堡，從而使欠發達地區整合進入全球體係，從而加速自身發展。
總之，隻要我國內部的多重發展時空齊頭並進，實現共享式的協調發展，那麽我國社會發展就能在應對時空壓縮的現實挑戰時順勢而為、趨利避害，從而進一步實現我國社會均衡發展的良好局麵，使我國的社會發展在全球化深入展開的過程中不斷實現創新升級。
（三）時空轉化與社會發展的合理性
如果說社會發展的自主性和均衡性體現了社會發展的合規律性，那麽社會發展的合理性主要體現的是社會發展的合目的性。根據馬克思的社會發展理論，社會發展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實現人的全麵而自由的發展，人的發展在此意義上成為衡量社會發展是否合理的價值尺度。對於當代中國而言，人的發展與社會發展的結合程度日益緊密，人的發展不僅是社會發展的價值尺度，同時也是社會發展的推動力量。所以，社會發展的合理與否，關鍵要看人的發展程度，而人的發展在某種程度上也離不開社會時空為其提供必要的條件。
對於人的發展與社會時空之間的關係，馬克思曾經提出過一個極富啟發意義的命題。他曾說：“時間實際上是人的積極存在，它不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發展空間。”[49]在馬克思看來，如果從社會時空的視角審視人的發展，那麽人的發展即是自由時間轉化為發展空間的過程，亦即時空轉化問題。需要說明的是，這裏的“發展空間”不是物理學意義上的物質空間，而是指現實的人朝向全麵而自由的發展這一目標的提升空間。所以，這種時空轉化不同於物理學意義上的時空轉換，而是人學意義上的時空轉化。正如有的學者指出：
在社會領域，時間和空間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相互轉化的。社會的快速發展，使社會成員可自由發配的時間日益增加，這就使知識進步、科技創新的進程不斷加快，從而為發展生產力、發展先進文明開辟了更為廣闊的空間。反過來，社會活動領域的開放與擴展，又可以促進個人、群體、民族和國家之間各方麵的交往、交流，從而通過相互學習、借鑒，加快社會發展的步伐，縮短發展所需要的時間。社會時間和空間就是這樣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相互轉化和相互促進的，這就是時間的空間化和空間的時間化。[50]
事實上，時空兩種維度不僅可以在社會發展領域內相互轉化，同樣也可以在人的發展領域中實現相互轉化。
單純從時間維度看，人的發展的時間基礎是自由時間。馬克思區分了兩種時間，一種是為了滿足生存需要的必要勞動時間，另一種則是自由時間。值得注意的是，自由時間與勞動時間之間的區別不是量上的區別，而是質上的區別。有一種觀點，勞動時間之外的時間都是自由時間，這種將自由時間等同於閑暇時間的錯誤觀點實質上沒有看到兩種時間的實質性區別，從而將兩種時間等量齊觀。在馬克思看來，勞動時間與自由時間的區分其實也是必然王國與自由王國之間的區別。
事實上，自由王國隻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規定要做的勞動終止的地方才開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來說，它存在於真正物質生產領域的彼岸。……在這個必然王國的彼岸，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揮，真正的自由王國，就開始了。但是，這個自由王國隻有建立在必然王國的基礎上，才能繁榮起來。工作日的縮短是根本條件。[51]
從馬克思的這段話可以看出，自由時間之所以不同於勞動時間，是因為勞動時間是受製於生存需求的必然性的物質生產時間，而自由時間是為了實現自身全麵而自由發展這一內在目標的時間。雖然自由時間與勞動時間存在著質上的區別，但二者也存在著有機聯係：自由時間的增加必須要建立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節約基礎之上。在此意義上，人的發展過程表現為勞動時間不斷縮短、自由時間不斷增加的過程，實質上是人的需求從物質生存需求向自由發展需求的進步過程。如果離開了自由時間，那麽人就無法擺脫物化狀態，人的發展也就無從談起，正如馬克思所說：“時間是人類發展的空間。一個人如果沒有自己處置的自由時間，一生中除睡眠飲食等純生理上必需的間斷以外，都是替資本家服務，那麽，他就不如一頭役畜。他不過是一架為別人生產財富的機器，身體垮了，心智也變得如野獸一般。”[52]所以，馬克思格外重視自由時間的重要意義。
從時空轉換的角度看，勞動時間的節約和自由時間的增加，在空間上表現為人的交往空間的不斷增加，從而為人的發展奠定空間基礎。馬克思高度重視人的交往空間擴展對於人的發展的重要意義，他曾經指出，“每一個單個人的解放的程度是與曆史完全轉變為世界曆史的程度一致的”。[53]曆史向世界曆史的轉變過程也就是人的交往空間的擴大過程，從特定的區域擴大到整個全球範圍。為什麽人的解放離不開交往空間的擴大呢？對此，馬克思回答道：“隻有這樣，單個人才能擺脫種種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個世界的生產（也同精神的生產）發生實際聯係，才能獲得利用全球的這種全麵的生產（人們的創造）的能力。”[54]也就是說，交往空間的逐漸擴展不僅是指人的活動空間的開拓，同時也是人的社會關係的不斷豐富和全麵能力的不斷提升。更為重要的是，交往空間的擴展離不開勞動時間的節約和流通時間的縮短。正如馬克思所說：“資本一方麵要力求摧毀交往即交換的一切地方限製，征服整個地球作為它的市場，另一方麵，它又力求用時間去消滅空間，就是說，把商品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所花費的時間縮減到最低限度。資本越發展，從而資本借以流通的市場，構成資本流通空間道路的市場越擴大，資本同時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間上更加擴大市場，力求用時間去更多地消滅空間。”[55]與其說是“時間消滅空間”，毋寧說是“時間解放空間”。自由時間正是通過勞動時間的節約和流通時間的壓縮這兩種方式轉化為不斷擴大的交往空間，從而“摧毀一切阻礙發展生產力、擴大需要、使生產多樣化、利用和交換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製”[56]，進而實現人的發展。
自由時間的增加與交往空間的擴展表明，社會時空對於人的發展具有不容忽視的積極意義。與此同時，人們還應看到，要想實現社會時空對於人的發展的積極作用，不能簡單地停留在理論上的邏輯推演，同時必須借助社會經濟各項具體條件的客觀支持。在當代中國，首先要大力推進科技創新，從而實現勞動時間的節約；其次，當自由時間隨著科技創新而不斷增加的同時，還必須要構建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和消費觀念，否則自由時間不會自動轉化為人的發展空間。最後，我國還要通過城鄉一體化等一係列建設，積極推進空間正義的實現，為人的發展消除相互隔離的空間障礙的同時，也為人的發展生產出更多的公共性空間，最終在“自由人的聯合體”的共同體中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麵的發展，推進我國社會的合理發展。
[1] 包亞明主編：《後現代性與地理學的政治》，19～28頁，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2] 包亞明主編：《後現代性與地理學的政治》，58頁，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3] 包亞明主編：《後現代性與地理學的政治》，58頁，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4]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282～28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2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2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 [英]約翰斯頓主編：《人文地理學詞典》，678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8] 包亞明主編：《現代性與空間的生產》，377頁，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9]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5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 仰海峰：《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邏輯》，288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11] [美]戴維·哈維：《後現代的狀況——對文化變遷之緣起的探究》，226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12] [美]戴維·哈維：《後現代的狀況——對文化變遷之緣起的探究》，286～291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13] David Harvey，The Limits of Capital，Blackwell，1982.
[1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257～25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5]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8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6] 汪民安：《空間生產的政治經濟學》，《國外理論動態》，2006（1）。
[17] 任平：《論空間生產與馬克思主義的出場路徑》，《江海學刊》，27～31頁，2007（2）。
[18] [美]戴維·哈維：《後現代的狀況——對文化變遷之緣起的探究》，300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19]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16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0] 包亞明主編：《現代性與空間的生產》，388～389頁，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21] [英]安東尼·吉登斯：《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複興》，33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
[22] [美]戴維·哈維：《後現代的狀況——對文化變遷之緣起的探究》，370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23]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35～3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4]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36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5]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36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6]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35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7]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36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8]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36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9]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58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0]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36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1]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58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2]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3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3]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3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4]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19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5]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996～99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6]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16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7] 包亞明主編：《現代性與空間的生產》，48頁，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38] See Henri Lefebvre，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Reproduction of the Relation of Production，Allison & Busy，1976.
[39] 包亞明主編：《現代性與空間的生產》，44～45頁，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40]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94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1]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20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2]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10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3]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8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4] 豐子義：《走向現實的社會曆史哲學》，396頁，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
[45] Terrence K.Hopkins，Immanuel Wallenstein and Associate，World-system Analysis：Theory and Methodology.Sage Publications，1982，p.14.
[46]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861～86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7] 陳堯：《新權威主義政權的民主轉型》，67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8] [巴西]特奧托尼奧·多斯桑托斯：《帝國主義與依附》，310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
[49]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53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0] 楊耕等：《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理論研究》，351頁，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51]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928～92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2]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7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3]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4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4]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41～54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5]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16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6]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9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