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結構的本質與形成問題是曆史唯物主義研究中的重要問題。長期以來，人們主要是從社會發展縱向規律的維度上理解社會結構，將社會結構理解為社會發展的“橫截麵”，繼而將社會結構理解為政治國家與非政治國家之間的關係，或者將社會結構理解為經濟基礎、政治結構、社會領域和意識形態相互交織而組成的有機體，這種有機體結構是在社會發展的縱向過程中形成的。尤其是在傳統的結構功能主義的分析中，人們將社會結構理解為社會發展的特定產物和內在結構，繼而將社會結構機械化地理解為各個社會係統的整合。按照這種理解，社會結構充其量是具有不同功能屬性的社會領域的一種聯結方式，至於不同社會領域以何種方式聯結，則是由社會的縱向發展所決定的。這就意味著，這種對於社會結構的理解是用社會結構的組成要素分析代替了對於社會結構的本質屬性問題的進一步追問。事實上，這種以社會結構的要素分析代替社會結構的本質追問，顯然不符合馬克思哲學的基本精神。馬克思指出，“任何機體的有差別方麵，都處於由機體的本性所產生的必然的聯係之中”。[1]也就是說，社會結構作為一種機體，其中的“各個被劃分的方麵”，即社會結構的組成要素都不足以揭示出這種社會結構的“本性”。所以，如果僅從社會發展的縱向規律的單一維度出發，人們往往隻看到社會結構的階段性特征和組成要素，而無法把握到社會結構的本質性維度，從而隻能停留於社會結構與社會發展的一般性關係的抽象論說，因而無法揭示出社會發展與社會結構之間的具體而又複雜的互動關係，亦即無法深入解釋社會結構的形成機製。因此，要想揭示出社會結構的本質屬性，就不能僅僅依靠社會發展的縱向規律，同時要深入橫向發展的維度之中加以重新審視。
從人類社會橫向發展的規律來看，社會結構在本質上是人類交往關係的規範化產物。馬克思曾經對社會結構問題有過十分經典的論述，指出：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誌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製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2]
長期以來，人們總是從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互動角度理解馬克思所說的社會結構的變遷機製，並且把社會結構理解為經濟基礎、上層建築和社會意識三個組成部分。這種理解固然無可非議，但是值得追問的是，馬克思是在何種意義上把握經濟結構乃至社會結構的呢？
從馬克思上述這段話中可以看到，馬克思主要是從社會關係的基礎上把握社會結構，亦即將社會結構理解為交往關係的規範化。在馬克思看來，現代社會的物質生產絕不是像古典國民經濟學家所說的那樣，是在抽象的個體意義上的勞動基礎上發展而來的，而直接是一種社會化的生產，正是由於生產社會化程度的提高，古典國民經濟學家所虛構出來的“抽象的個體”才有了現實的可能性。因此，作為一種社會化生產的現代生產，必然是在一定的社會關係之中的生產。在人類改造自然而進行的物質生產活動之中，人類並不是以孤立的方式進行，而是在各個個體的共同活動的協同條件下進行的。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共同活動離不開個體之間的相互交往。正如馬克思所說：“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麽呢？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3]換言之，人類社會是人類交往關係的凝結，因此社會結構的本質屬性不能離開人類的交往關係而得以揭示。
一方麵，人類的社會生產不能離開社會關係的製約，另一方麵，社會關係也正是在這種現代生產之中而被不斷地再生產出來。比如，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正如馬克思所說：“如果我們從整體上來考察資產階級社會，那麽社會本身，即處於社會關係中的人本身，總是表現為社會生產過程的最終結果。”[4]馬克思進一步指出：“生產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結果，首先表現為資本和勞動的關係本身的，資本家和工人的關係本身的再生產和新生產。這種社會關係，生產關係，實際上是這個過程的比其物質結果更為重要的結果。”[5]正是由於社會關係在物質生產的具體過程中被不斷地再生產出來，同時這種社會關係不斷趨於穩定化和規範化，由此形成了人類社會的經濟結構乃至整個社會結構。正如有的學者所總結的那樣，
整個地說來，全部社會結構都是以物質生產活動為基礎而逐層整合為一個在總體上協調的社會結構。社會結構是人們之間交往關係製度化的產物，這種產物一旦形成又反過來成為人們進行交往活動所依據的規範，人們之間的交往活動都受到這種規範或製度的限定和調節。[6]
從人類社會的橫向發展規律來看社會結構，也就是從交往關係出發把握社會結構，因而社會結構即是人類交往關係的規範化形態。正是通過人們在經濟生活中的交往關係，形成了生產關係的總和，即形成了經濟結構；正是人們在政治和精神領域的交往關係，形成了包含政治和法律在內的政治結構和文化結構，最終整合成為社會結構。總之，由於交往關係與社會結構之間存在著密切的內在聯係，所以在全球化條件下對社會結構加以重新審視才有了理論上的可能性。
從交往的角度看，全球化在本質上即是人類普遍交往的結果和具體實現形式。在進入“世界曆史”之前，人類各個地區與國家之間的交往程度是較低的，各個國家和地區主要是在相對獨立和封閉的條件下實現社會發展。隨著曆史向世界曆史的轉變，人類交往得到了空前發展，交往關係成為一種普遍關係而在全球範圍內擴展。正是由於世界曆史即全球化的出現，深刻地改變了人們的交往關係。首先，從最為直觀的意義上，全球化的交往實踐在交往範圍和深度上得到了空前發展。在範圍上，從一個國家或地區內部的交往直接擴大到整個世界的交往，交往關係超越了民族國家的地理界線而成為一種普遍交往。在深度上，即使是在經濟交往內部，也從原來依靠貿易的商品交換逐步深化到了貨幣形態的交往和資本形態的普遍交往。其次，交往從原來的偶然行為變成了一種必然趨勢，原先有限的、間歇性的交往成為常態化的交往形態，以至於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都不能離開這種全球交往關係而孤立存在。再次，交往的領域得到了空前擴展，從原來的經濟交往而逐步深入到了政治交往、社會交往和精神交往，正如馬克思所說，“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麵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於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7]最後，從其發展的趨勢和效應來看，全球化的普遍交往取消了原來人們之間依靠血緣或地緣而形成的“人的依賴性”，逐步走向了“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這是全球普遍交往的階段性特征），並將最終實現“人的獨立性”（這是全球普遍交往的未來趨勢）。
既然交往在全球化條件下快速走向普遍化，那麽，普遍交往必然會深刻地影響各個國家的社會結構。在全球化時代，普遍交往對於社會結構的深刻影響主要體現為：
第一，全球化的普遍交往賦予每個國家的社會結構以鮮明的開放性特征。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在結構上的最大區別在於，前者的社會結構具有封閉性，後者的社會結構具有開放性。如果從社會發展的縱向演進來看，社會結構的開放性主要體現為構成社會結構的各個領域從原來的高度同化的狀態轉化為各自相對獨立的社會領域分化狀態。如果從社會發展的橫向聯係來看，社會結構的開放性則主要是指擺脫過去的封閉狀態而進入處於世界曆史的普遍聯係中的開放性結構。馬克思曾以亞細亞社會為例，指出傳統社會結構的封閉性主要體現為土地私有製的缺失、分散孤立而又自給自足的農村公社體係和高度集權的中央政府“三位一體”的結構。[8]這種“三位一體”的結構使前資本主義的東方社會形成了超穩定結構。隨著交往關係的深入發展，這種以自給自足和自我封閉為特征的傳統社會逐步解體，從而“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麵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麵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9]。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社會結構之所以能從封閉走向開放，取決於交往關係的普遍化。馬克思曾經從世界市場的開拓、貨幣關係的深入發展、資本邏輯的全球統治等維度揭示了這種交往關係普遍化的現實進程。在全球化時代，交往關係越是普遍化，那麽社會結構就越具有開放性。
第二，全球化的普遍交往使得各個國家的社會結構從垂直化轉向扁平化。各個國家社會結構從封閉走向開放的過程，同時也是從垂直化轉向扁平化的過程，社會結構的扁平化由此成為全球化時代社會結構的鮮明特征。以東方社會為例，馬克思指出，在東方社會中，高度集權的中央政府正是在社會機體未完全分化而又分散孤立的條件下才建立起了金字塔式的垂直結構。在這種垂直化的社會結構中，隻有共同體才是唯一的實體，相對於共同體而言，個體隻不過是附屬物。然而，隨著原來的共同體社會結構逐步瓦解，個體開始衝出傳統共同體關係的人身束縛而實現了相對的獨立性，“人的依賴紐帶、血統差別、教育差別等等事實上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10]從個體與共同體之間的關係演變中便可發現，社會結構的扁平化主要是指個體的獨立化，而個體的獨立化則離不開交往關係的普遍化。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那樣，現代生產的社會化程度越高，生產過程之中的分工越是純粹，抽象個體意義上的勞動才有現實的可能；同樣，正是由於交往關係的日益普遍化，世界曆史的實現程度越是充分，個體的獨立性越是純粹，社會結構才越是扁平化。與此同時，正是由於社會結構的扁平化，才使得社會結構內部要素的流動性日益加強，反過來進一步推動全球化普遍交往關係的深入發展。在全球化時代，社會結構的扁平化發展同時使得社會控製方式從原來的依靠人身依附關係而形成權力縱向統治的剛性方式，逐步轉變為以橫向的物質利益關係為基礎的多元主體平等治理的彈性方式。
第三，全球化的普遍交往使得不同國家的社會結構呈現出顯著的差異性特征。雖然全球化的普遍交往使得每個社會的結構都具有了與世界曆史相關聯的開放性，然而這種開放性僅僅是全球化時代的社會結構的一般特征。如果從各種社會結構的具體情況來看，全球化的普遍交往並沒有使得各種社會結構趨向同質化，而是呈現出差異性。這種差異性主要體現在兩方麵：對於先發國家而言，其社會結構無疑具有強勢的擴張性；對於後發國家而言，其社會結構的演進無疑具有被動的外生性。各個國家的社會結構之所以會呈現出差異性，其原因在於，當每個國家的社會結構同樣都是在從封閉走向開放的過程中，先發國家出於資本增殖的追求而主動地選擇了開放性道路，而有的國家的社會結構則是在全球資本關係的統治下以被動的方式走向開放。對於先發國家而言，其開放性的社會結構具有一定的擴張性，如在經濟上，“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於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聯係”[11]；在意識形態上，先發國家出於自身的資本自由流動的需求，而將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向全球推廣。這些現象都充分彰顯了先發國家社會結構的擴張性，其擴張性的根源就是資本追求價值增殖的內在本性。相反，對於後發展國家而言，其社會結構的開放性往往是由外部輸入的。馬克思曾專門分析過英國的殖民擴張對於印度傳統社會結構的衝擊現象，如果沒有英國的外部輸入，印度的社會結構仍然停留在傳統的未分化狀態，從而陷入停滯狀態。“從遙遠的古代直到19世紀最初十年，無論印度過去在政治上變化多麽大，它的社會狀況卻始終沒有改變。”[12]因此，馬克思在強烈譴責英國殖民者對印度的侵略和掠奪的強盜行徑的同時，也深刻地指出：“問題在於，如果亞洲的社會狀態沒有一個根本的革命，人類能不能實現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麽，英國不管犯下多少罪行，它造成這個革命畢竟是充當了曆史的不自覺的工具。”[13]對於後發展國家來說，如何在保持自身社會結構開放性的同時又能夠保持社會結構的主體性，這是能否在全球化中堅持自主發展的關鍵問題。正是由於先發國家社會結構的擴張性與後發國家社會結構的受動性同時並存，才構成了全球化普遍交往的複雜圖景。進而言之，各個國家社會結構的差異性並非是隨機分布和偶然形成的，而是在資本邏輯的支配下所構成的一個相互矛盾而又同時並存的總體性。所以，先發國家與後發國家社會結構之間的差異性既是全球化普遍交往的產物，更是全球化普遍交往的動力，如果各個國家的社會結構完全趨同，那麽在這種均質化的全球空間中，普遍交往也就走向了曆史的盡頭。
第四，全球化的普遍交往促使社會結構的各個領域都具有相對獨立的全球性特征。在全球化普遍交往的深入發展中，不僅各個國家不同的社會結構構成了社會結構的全球分布，同時社會結構的各個領域也形成了各自的普遍聯係，從而在不同領域中都形成了全球性秩序，分別構成全球性的經濟結構、政治結構、文化結構和社會結構等。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局麵，就是源於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這樣一個重要區別，即傳統社會是各個社會領域未分化的社會，而現代社會則是各個社會領域逐步分化的社會，在這種分化的過程中，各個社會領域分別獲得了屬於自身的相對自律性。這種自律性特征在全球化時代也在不斷發展，從而展開了不同領域的各自全球化過程。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各個國家的聯係日益緊密，全球化也從經濟全球化的單一形態深入發展到了各個社會領域的全球化，因而在社會結構的各個領域中都形成了全球性的新秩序：在經濟上，各個國家之間形成了以資本積累為基礎的全球經濟體係；在政治上，形成了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全球政治秩序；在社會上，形成了以全球問題為導向的全球公民社會；在文化上，則是形成了以多元交融為特征的全球文化格局。
第五，全球化的普遍交往同時也使社會結構各個領域之間的不平衡性更加突出。從全球範圍來看，雖然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等各個社會領域的全球化程度都在加深，但是各個領域的全球化程度並不相同，這就形成不同領域全球秩序之間的不平衡性。眾所周知，在各個領域的全球化實踐中，經濟全球化的實現程度最為充分，而政治全球化則由於民族國家和社會製度不同的存在，很難達到“一體化”的程度，這就形成了全球經濟與政治之間的不平衡性。相應地，以自由放任為核心的新自由主義與以宏觀調控為核心的國家幹預主義在世界範圍內仍將長期存在。再從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的關係來看，在全球化過程中，某些國家權力固然會因諸多限製而相對弱化，但全球公民社會的形成仍是一個艱難的過程，民族國家依然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著重大的作用，因而全球政治秩序與全球公民社會之間呈現出非對稱性的特征。社會結構中各個領域發展的不平衡性表明，原先的社會發展縱向規律中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等原理不能簡單地套用到全球層麵，而必須要在社會發展的橫向聯係中加以具體分析，隻有這樣，才能合理把握全球社會結構各個領域的內在矛盾和發展趨勢。
在全球化普遍交往的條件下，世界曆史與民族國家、社會機體與各個領域、協同整合與高度分化之間的種種矛盾始終貫穿於當今時代的社會結構之中，由此構成了全球化時代的社會結構複雜圖景。對於社會結構的複雜圖景，在社會發展縱向規律單一維度上的傳統社會結構理論已經無法予以有效解釋，而必須要在縱向發展與橫向聯係的雙重維度中加以把握，這正是在全球化時代重新審視社會結構問題的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