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全球普遍交往的深入發展，各個國家內部社會結構中的各個領域都程度不同地介入全球化的曆史進程之中，從而逐漸形成了具有全球性特征的社會總體結構。而這種全球性社會結構形成之後，又會反過來深刻地影響各個國家內部的社會結構的整合與轉型。因此，要探討在全球化條件下如何建構合理的社會結構，需要辨析和明確社會結構的全球性特征。
然而，這在全球化語境中並非易事。人們注意到，“二十一世紀的社會世界既是一個單一體係的世界，也是一個碎片化的世界。全球化體現了一種張力，一方麵是全球經濟和技術的相互依賴及社會的相互聯係，另一方麵是文化的碎片化和政治分工”。[14]從全球尺度審視社會結構，全球社會結構既具有緊密的聯係，又存在著高度的碎片化，既有集中，又有離散，這就為人們從總體上把握全球性社會結構帶來了較大的困難。這種複雜圖景的出現，並不意味著社會結構不存在全球總體性，恰恰相反，這是資本邏輯在全球布展過程中不斷作用下的必然結果。問題的症結在於，社會結構的全球總體性不能通過直觀的方式加以把握，即簡單地從“全球資本生產—全球市民社會—全球統一政府”這種線性方式來把握，因為這樣推論出來的“總體性”與其說是一種現實，毋寧說是一種空想，因而是一種虛假的總體性。要真正把握社會結構的全球總體性，應當分別進入社會結構中的不同領域，揭示出不同領域的全球性特征，進而發現不同領域全球性特征之間的內在聯係。在此過程中，支配全球化進程的資本邏輯以一種辯證運動的方式將各個社會領域重新組合為一個有機聯係的整體，社會結構的全球總體性由此得到凸顯。
從總體上看，各個國家的社會結構在全球化中逐漸被整合為全球性社會結構，主要體現在：在經濟方麵，出現了以資本邏輯為基礎的全球性經濟領域；在政治方麵，形成了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全球性政治領域；在社會方麵，出現了以全球問題為導向的全球性社會領域。
（一）以資本邏輯為基礎的全球經濟體係
全球化作為一種世界性發展浪潮，表現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個領域，但經濟領域的全球化在其中具有基礎性地位。在經濟領域中，資本邏輯的全球布展使世界經濟領域具有一定的結構性特征。所謂資本邏輯，“就是資本運動的內在規律和必然趨勢，它以一種必然如此的方式貫穿於資本的發展過程之中，並通過一係列經濟環節及其相互作用而得以具體體現的”[15]。按照馬克思的觀點，作為觀照當今時代的“普照的光”，資本邏輯已經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內在邏輯。
資本邏輯之所以能夠成為全球經濟領域的內在邏輯，是同現代社會大工業生產緊密聯係在一起的。馬克思、恩格斯曾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詳細勾勒了資本形態與生產方式相互關係的發展過程，並將這一過程看作“曆史轉向世界曆史”的過程。這一過程大致可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中世紀後期商人階層的出現，這標誌著“同鄰近地區以外的地區建立貿易聯係的可能性”[16]。商人階層的出場，是商業資本對於等級資本的曆史性超越。在馬克思看來，所謂“等級資本”是“自然形成的資本”，而非現代資本。商人階層的崛起和商業資本的流動，則突破了這種狹隘封閉的地區格局，擴大了商業流通的交往空間。正是在此意義上，馬克思說：“越過自然形成的等級資本而向前邁出的第一步，是由商人的出現而促成的，商人的資本一開始就是活動的，如果針對當時的情況來講，可以說是現代意義上的資本。”[17]
第二個階段開始於17世紀中葉至18世紀末的工場手工業的深入發展。如果說商人階層的流動是商業資本驅動工業生產，那麽工場手工業的出現就意味著工業生產驅動了商品交換市場的擴大。工場手工業的發展推動了國外市場的開辟。但是，工場手工業的深入發展並不是世界市場的最終完成形態，因為“雖然資本的運動已大大加速了，但相對來說總還是緩慢的。世界市場分割成各個部分，其中每一部分都由單獨一個國家來經營；各國之間的競爭的消除；生產本身的不靈活以及剛從最初階段發展起來的貨幣製度——所有這一切都嚴重地妨礙了流通”。[18]要想真正地建立起世界市場，就必須要從工場手工業的生產形態轉向機器大工業的生產形態。
第三個階段就是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階段。不同於工場手工業，大工業的特征是“把自然力用於工業目的，采用機器生產以及實行最廣泛的分工”[19]。大工業的出現，“消滅了各民族的特殊性”[20]，而建立起了一種基於生產和交往關係上的“普遍性”。這種普遍性體現為四個層麵：首先是需求關係的普遍性，“它使每個文明國家以及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個人的需要的滿足都依賴於整個世界，因為它消滅了各國以往自然形成的閉關自守的狀態”[21]。其次是貨幣關係的普遍性，“它還把所有自然形成的關係變成貨幣的關係”[22]，貨幣關係的普遍性也就意味著交換價值的抽象化的普遍性，這是交往關係的普遍性的前提條件。再次是交往關係的普遍性，即大工業“使競爭普遍化了”[23]。對於大工業發達的國家而言，“大工業通過普遍的競爭迫使所有個人的全部精力處於高度緊張狀態”[24]；對於非工業性質的國家而言，“大工業發達的國家也影響著或多或少是非工業性質的國家，因為那些國家由於世界交往而被卷入普遍競爭的鬥爭中”[25]。最後是階級關係的普遍性，“大工業到處造成了社會各階級間相同的關係”，即實現了雇傭勞動關係的普遍化，其結果是“大工業不僅使工人對資本家的關係，而且使勞動本身都成為工人不堪忍受的東西”[26]。正是在上述多重普遍性的基礎上，大工業才開創了世界曆史：“大工業創造了交通工具和現代的世界市場，控製了商業，把所有資本都變為工業資本，從而使流通加速（貨幣製度得到發展）、資本集中。”[27]也就是說，大工業使得商業資本完全服從於工業資本，建立在雇傭勞動基礎上的工業資本才確立了統治地位，由此實現了交往關係的普遍化，亦即世界市場的出現。
從馬克思從大工業角度把握世界曆史的過程中可以看出，從工場手工業到機器大工業生產方式的躍遷過程，同時也就是資本形態的轉變過程，即從等級資本到商業資本再到工業資本的發展過程。資本形態的演變和生產方式的發展是內在結合在一起的。正是隨著資本形態的轉變，曆史才開始轉變為世界曆史。也隻有到了機器大工業階段，資本邏輯才得以最終確立，因為其生產力基礎是社會化大生產，其影響是人類交往關係的普遍化，即資本關係的全球布展。正如馬克思所說：“創造世界市場的趨勢已經直接包含在資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現為必須克服的限製。”[28]
在全球化語境中，資本不斷突破原有民族國家領土的地理界線，在全球範圍內自由流動並加以投資，從而將資本生產和消費的各個環節在全球範圍內全麵鋪展。這一過程同時也是資本關係的全球植入與統治，進而形成國際分工體係和資本增殖鏈條，再通過貨幣、能源等關係到經濟命脈的重要物質資源的資本化，最終在全球範圍內形成“資本霸權”。資本邏輯之所以能夠成為當今時代全球經濟領域的主導邏輯，是通過如下環節逐步得以實現的：
首先，資本邏輯通過資本對經濟發展全過程的支配而獲取主導地位。正如馬克思所說：“資本一方麵要力求摧毀交往即交換的一切地方限製，征服整個地球作為它的市場，另一方麵，它又力求用時間去消滅空間，就是說，把商品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所花費的時間縮減到最低限度。”[29]世界市場的形成，無疑為全球性的資本積累提供了重要條件，其原因在於：“第一，要求在量上擴大現有的消費；第二，要求把現有的消費推廣到更大的範圍來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產出新的需要，發現和創造出新的使用價值。”[30]也就是說，在資本邏輯的統治下，人們的消費已經不再是僅僅滿足人自身的需要，而是為了使資本獲取更大的利潤，消費成了資本增殖的工具。資本邏輯正是在生產、交換、消費、分配等各種環節上全麵主宰，由此形成了“資本權力”。
其次，資本邏輯通過從經濟控製到社會全麵控製來鞏固自身的統治。在資本邏輯的統治下，全球化的發展趨勢正如馬克思所說，“各自獨立的、幾乎隻有同盟關係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關稅的各個地區，現在已經結合為一個擁有統一的政府、統一的法律、統一的民族階級利益和統一的關稅的統一的民族”。[31]為何要形成這麽多的“統一”？究其原因，乃是“資產者為了在國內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財產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種組織形式”[32]，這是資本邏輯作為一種經濟性權力在政治領域的深度整合。與此同時，資本權力要想轉化為資本霸權，就必須要在保有經濟支配地位並操縱政治權力的同時進行文化控製。這突出地表現為意識形態的全球布展，資本將有利於自己自由流動的新自由主義在全世界範圍內加以推銷，從而為自己的暢行無阻提供理論上的保駕護航。新自由主義在全球推行的同時也是新殖民主義的塑造過程，對於資本流出國而言，新自由主義是資本擴張的通行證；而對落後國家而言，新殖民主義則是外來資本在本土加以統治的“護照”。與傳統的殖民主義不同，新殖民主義不是通過軍事和政治壓力得以完成，而是通過經濟、文化輸出而得以建構。這也是全球化時代資本霸權的突出表現。正是通過資本權力在經濟領域、政治領域和文化領域的全麵布展，形成了資本邏輯的總體布局。
最後，資本邏輯通過從民族統治到世界統治而深入影響全球化。“資本按照自己的這種趨勢，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現象，克服流傳下來的、在一定界限內閉關自守地滿足於現有需要和重複舊生活方式的狀況，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見。資本破壞這一切並使之不斷革命化，摧毀一切阻礙發展生產力、擴大需要、使生產多樣化、利用和交換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製。”[33]資本對世界的統治，最後導致的後果就是“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34]。隨著國際分工和跨國公司的發展以及世界金融投機的加劇，資本對世界的控製日益增強，原有的資本積累方式逐漸被新的“剝奪式積累”所代替，以致形成了所謂“新帝國主義”[35]。
通過上述三個環節的作用，資本邏輯在全球經濟領域內確立了自身的統治地位，同時也賦予了全球經濟以一定的結構性特征，即同質性與對抗性同時並存的結構性特征。正如有的學者所說，資本邏輯具有雙重維度：“由資本的規定和本性必然會產生出資本的雙重邏輯：一種是借助於物的力量而產生的創造文明的邏輯；另一種是從社會關係中產生的追求價值增殖的邏輯。全球化就是在這兩種邏輯的支配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36]其中，資本創造文明的邏輯使得全球化的資本積累具有同質性擴張的特征，而資本追求價值增殖的邏輯則賦予全球化資本積累以對抗性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對抗性關係既是資本邏輯的內在需要，同時也揭示了資本邏輯的內在矛盾。這種對抗性之所以是資本邏輯的內在需要，是因為資本的全球積累需要以這種不平衡的對抗性關係為其支撐。如果全球經濟領域都已經高度同質化，亦即所謂“世界是平的”，那麽資本的流動就會停止。所以，在馬克思所處的自由競爭資本主義階段結束之後，列寧所處的壟斷資本主義就把整個世界分成帝國主義核心區與殖民地兩種對抗性空間，這直接影響了後來的依附理論和世界體係理論。而當資本主義進入以彈性積累為特征的晚期資本主義之後，外在於資本邏輯的空間逐步被納入資本全球體係之中，所以在資本全球體係中內部不斷生產出對抗性關係。在此階段，對抗性關係並沒有消失，而是以一種更為隱匿、更富有彈性的方式被不斷地再生產，並且嵌入社會的各個領域之中。
（二）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全球政治秩序
從政治視角看，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使得跨國公司、非政府組織等各種非民族國家主體日益勃興，成為全球化的活動主體，甚至深刻地影響著民族國家的地位和運行方式。在此情況下，如何把握全球政治領域的結構性特點呢？有的學者認為，“隨著一個全球社會的出現，民族國家成了一種不合時宜的政治單位。不僅在商業和貿易中，而且人們之間的文化接觸和思想交流活動都已變得更加便捷。……在一段時間內，民族國家會勉力支撐，苟延殘喘。……將會出現一個超級政府，我們可以稱之為‘區域國家’，但區域國家隻是一個過渡，將會最終導向‘世界國家’。”[37]還有的學者認為，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並不會使民族國家輕易地告別曆史舞台，恰恰相反，全球化的深入發展會進一步引起民族國家的強化，各地頻頻出現的民族主義就是明證。無論是民族國家消亡論，抑或民族國家強化論，這些意見看似對立，其實都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一個現實，即民族國家仍然是全球政治領域的基本單位。正如馬克思所說：“市民社會包括各個人在生產力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的一切物質交往。它包括該階段的整個商業生活和工業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國家和民族的範圍，盡管另一方麵它對外仍必須作為民族起作用，對內仍必須組成為國家。”[38]就此意義來看，雖然全球交往關係突破了民族國家的地理界線，但是民族國家仍然是把握全球政治領域的基本坐標。
民族國家之所以仍然是全球政治領域的基本單位，這是由資本邏輯的發展所決定的。在資本邏輯的不同發展階段，民族國家所扮演的角色和功能也在不斷變化。在19世紀的自由競爭資本主義階段，資產階級國家一方麵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另一方麵又扮演了市場經濟中的“守夜人”角色。這說明當時的國家主要具有兩種職能，一是階級統治的職能，二是社會管理的職能。隨著資本邏輯的深入發展，國家的社會管理職能日益凸顯，階級統治的職能日益隱匿，正如恩格斯所說，“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隻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39]。到了20世紀，隨著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國家開始以“總資本家”的身份出場。尤其是在羅斯福新政之後，國家開始放棄了所謂“守夜人”角色，積極介入經濟活動，擴大社會供給，調節社會生產。如哈貝馬斯所說，“與自由資本主義不同，（晚期資本主義階段）的國家機器不再隻是一般的生產保障條件，……而是積極地介入在生產過程當中”[40]。在20世紀90年代之後，隨著全球普遍聯係的日益緊密，國家的角色和功能又發生了一定的轉變，這就是出現了這樣的現象：“經濟全球化對國家權力結構與權力過程的影響，除了表現為一般意義上國家管製的放鬆以及‘民主赤字’的現象之外，還表現為政治權力結構層次在垂直方向上的向上和向下運動。權力結構層次的向上運動指的是原來在國家水平上行使的權力轉移到國際組織和機構手裏；而權力結構層次的向下運動則表現為原來在國家水平上行使的權力向下轉移到地方政府以及國內其他非政府組織手裏。”[41]不論國家權力是向上轉移還是向下轉移，全球化所改變的隻是國家的職能和權限，但並沒有取消國家本身。恰恰相反，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國家的作用更需要加強。正如德裏克所指出的那樣，“除了最天真幼稚的人外，再無人想指出民族國家已成為過去的事件，或者它再也無法在抵消全球化的影響方麵起任何作用了。”[42]
從全球化的發展實踐來看，僅僅指出民族國家仍然是全球政治領域的基本單位是不夠的，還應當看到，構成全球政治領域的國家形態呈現出了多元化的格局，即不同形態的民族國家同時並存，共同構成了一種新的世界政治秩序。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敏銳地意識到，隨著全球化的發展，世界政治秩序已經不再是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亞體係”的傳統主權觀念基礎上的“國際社會”，而是日漸一體化的“世界秩序”。所謂“威斯特伐利亞體係”，是指在承認每個民族國家主權的基礎上，並且在國家與國家之間主權界限非常清晰的情況下共同構建的國與國之間的國際體係。從表麵上看，威斯特伐利亞體係似乎是一個國際性的體係，但是這種體係中的國家是主權高度自主而且邊界清晰的單位，在這一體係中國家與國家僅僅存在著互相承認主權的外交關係，還尚未形成政治交往上的深層次互動。正如基辛格所說，“它以一個獨立國家組成的體係為基礎，各國不幹涉彼此的內部事務，並通過大體上的均勢遏製各自的野心”[43]。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這種主權國家相互締結的國際秩序開始發生深刻的變化。由於民族國家在全球化中所處的位置不同，其地位和能力各有差異，所以民族國家的形態開始分化，出現了四種民族國家形態：第一種國家形態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超國家形態”。這種形態仍然是以民族國家為基礎，但其勢力範圍已經涵蓋全世界，在全球社會中扮演著“超級警察”的角色，是一種具有帝國特質的民族國家形態。第二種國家形態是以歐盟為代表的“後國家形態”。歐洲大陸上的國家通過區域一體化而彼此讓渡部分主權的方式，重新締結為一個歐洲國家共同體，即歐盟。歐盟這種區域政治體係是在一定程度上揚棄了民族國家主權觀念之後的政治共同體，因而被視為一種“後國家形態”。第三種國家形態是以中國和俄羅斯為代表的“強國家形態”。中國和俄羅斯在當今世界發展中仍然堅守民族國家的本位，並以強國為目標，力圖通過國家能力的增強而立足於世界政治舞台。第四種國家形態是以“伊斯蘭國”為代表的“反國家形態”。他們在觀念上信奉伊斯蘭教的政教合一體製，因而敵視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因為現代民族國家正是在完成了政教分離之後才得以建立；在實踐上，他們采取各種恐怖襲擊行為，衝擊民族國家的邊界。所以，這種政治形態可以被視為“反國家形態”。這四種國家形態之間的彼此關係也就構成了當前全球政治領域的基本結構或基本格局。這四種國家形態的共存與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也衝擊著傳統的威斯特伐利亞國際體係，從而使全球政治秩序呈現出新的結構性特征。
值得深思的是，為什麽全球政治領域會出現這四種不同的國家形態呢？事實上，這些國家形態的出現，並非是隨意設定的，而是由各個國家在全球化中所處的不同地位決定的。美國作為全球體係的核心國家，其利益範圍已經遠遠超出了它的地理邊界，一旦離開了對全球秩序的掌控，所喪失的不僅僅是政治上的霸主地位，更是經濟上的物質基礎。因此，美國以超國家形態的形式采取帝國主義策略，通過製定並維護有利於自己的國際秩序來維護其霸權地位。而歐洲之所以采取“後國家形態”，並不是出於他們對於世界大同的向往，而是因為他們深刻地認識到，隻有以歐洲價值觀為基礎的共同體才能在力量上實現整合，一方麵可以抵抗美國霸權的過度幹預，另一方麵又可以繼續坐享資本全球化的紅利。而中俄之所以堅守“強國家形態”，這也不是因為中俄兩國的“大國情結”，而是因為中俄兩國既不能淪為全球資本主義體係的附庸，又不能脫離全球化而孤立發展，隻有在全球化過程中有所作為，才能實現自身國力的強大和民族的振興。相比之下，以“伊斯蘭國”為代表的“反國家形態”則是因為他們在資本全球化的過程中已經淪為西方的石油能源殖民地，在國際舞台上日益被邊緣化，所以采取了“反國家形態”的極端形式。由此可以看出，這四種國家形態與其說是國家形態上的差別，毋寧說是不同國家在全球化過程中的結構性差異。
上述國家形態的差異和衝突，事實上就構成了當前全球政治領域的主要矛盾。因為這些國家形態不僅是國家觀上的差異，更是世界秩序觀上的差異，每一種國家形態都有對世界秩序的想象或安排。比如伊斯蘭地區認為世界秩序觀應當是“世界上隻能有一個帝國，一種信仰，一個世界主權”[44]，位居世界秩序中心的權力隻能是“一統天下、消除戰亂的單一的神授政權”[45]；而美國人則認為，“一旦其他民族像美國人一樣獲得了自治權，和平與均勢就會自然降臨，昔日的宿敵也會捐棄前嫌。因此，外交政策的任務不是追求美國特有的利益，而是培育共同的原則”[46]。每一種國家形態都想將以自我為中心的世界秩序觀上升並實現為一種普遍化的政治原則，這就是當前全球政治領域之所以矛盾頻發的根源所在。這些國家形態及其政治秩序觀的矛盾既揭露了美國的帝國主義傾向，也戳穿了伊斯蘭地區的極端民族主義傾向。
這些國家形態及其世界秩序觀實質上是全球化過程中利益分化在政治領域的必然反映。它們既是全球化的產物，又撕裂著全球化的密切聯係，因而充分暴露了以資本邏輯為基礎的全球化的內在矛盾。要想從根本上解決上述國家形態及其政治秩序觀的衝突，必須揚棄資本邏輯的全球布局。
（三）以全球問題為導向的全球公共領域
在全球社會結構中，不僅存在著全球經濟體係和全球政治秩序，同時還存在著全球公共領域。“全球公共領域”的興起，無疑是20世紀晚期以來全球化實踐中興起的新生事物。對於新興的“全球公共領域”，不同的學者從不同的角度給出了不同的界定。有的學者從活動主體的角度把握全球公共領域，認為“所謂全球公民社會是指公民們為了個人或集體的目的而在國家和市場活動範圍之外進行跨國結社或活動的社會領域，它包括國家非政府組織和非政府聯盟、全球公民網絡、跨國社會運動、全球公共領域等”。[47]按照這種界定，全球公共領域是由各種跨國社會組織和公民等組成的活動空間。有的學者從活動領域的角度把握全球公共領域，認為“全球市民社會是指存在於家庭、國家和市場之間，在超越於國家的社會、政治和經濟限製之外運作的思想、價值、製度、組織、網絡和個人的領域”。[48]也有的學者從“全球意識”的觀念角度把握全球公共領域，認為“隨著越來越多的具有全球身份認同感和全球意識的人們在一個相對獨立於國家而又跨越國家邊界的領域裏從事追求公共目標的社會運動，結成越來越廣泛的非政府組織，一個全球市民社會逐漸形成了”[49]。
對全球公共領域的理解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人們把握全球公共領域的方式不同：有的是從全球主義的立場出發，有的是從公共領域的全球化發展視角出發，還有的是從公共領域的相關論說出發。這些把握方式盡管不同，但都無一例外地是超越國家與市民社會二元分析框架來把握全球公共領域，民族國家不再是重要範疇。事實上，從全球公共領域的形成過程來看，全球公共領域是以全球問題為導向而形成的跨國活動領域，在這一活動領域中，民族國家並不是外在於全球公共領域的他者，而是參與全球問題共同治理的主體之一，隻不過不再是唯一主體。如果一味地用全球公共領域排斥國家的參與，那麽全球問題的公共治理則很難付諸實踐。
從實際情況來看，推動全球公共領域產生和發展的動因並不是所謂“全球意識”，也不是什麽非政府組織、非政府聯盟和全球公民網絡等，而是全球問題的凸顯及其治理的客觀要求。正是因為全球性治理問題的不斷凸顯，才使得全球公共領域得以出場。在全球化過程中，真正具有全球性危機和風險的主要是生態危機、能源危機、金融危機、難民危機等。這些危機和風險或許是由某個國家或地區造成的，但是在全球化的條件下，這些危機和風險會迅速擴散，以致形成全球性的“蝴蝶效應”。在此意義上，衡量一種危機或風險是否是一個具有公共性的全球問題，主要是看這些危機和風險在效應上是否能夠影響到全球。
既然全球問題具有跨國性和公共性，而各個國家的應對能力和全球問題的跨國效應之間又難免會產生一種非對稱性，這就凸顯了全球公共領域作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正如有的學者所說，“傳統的主權國家之內的國家與社會關係中，國家與社會具有對應性，即是說，國家為公民社會提供保護，公民社會服從國家主權權威管轄；與之相對應，公民社會為國家提供合法性基礎，國家必須遵從公民社會的契約法治。但是在全球層麵的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中，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這種相對應性斷裂了。國家麵對新興起的全球公民社會並沒有管轄權，全球公民社會也不服從任何主權權威”[50]。全球公共領域之所以會與民族國家之間發生這樣的斷裂，在根源上還是因為單靠某一個民族國家的力量已經無法解決全球問題，全球問題的解決需要各個民族國家和其他社會主體的共同參與。這種參與治理的實踐，便是全球公共領域的形成。
全球問題的公共性和全球公共領域的出現，“顛倒”了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的傳統關係。在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傳統關係中，市民社會決定著政治國家的形成和具體建構，就如馬克思所說，“‘市民社會’這一用語是在18世紀產生的，當時財產關係已經擺脫了古典古代的和中世紀的共同體。真正的市民社會隻是隨同資產階級發展起來的；但是市民社會這一名稱始終標誌著直接從生產和交往中發展起來的社會組織，這種社會組織在一切時代都構成國家的基礎以及任何其他的觀念的上層建築的基礎。”[51]而在全球化語境中，這種狀況有所改變，“全球層麵上的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是一種顛倒的國內‘公—私’關係。在民族國家內，國家代表公域的範疇，而公民社會則屬於私域；但在國際領域中，全球公民社會作為‘全球公共利益的代表’登場，它又是一種模擬的‘公域’，從而使得全球層麵上的國家與公民社會之間的‘公—私’關係被顛倒了過來。”[52]
以全球問題為導向的全球公共領域出現後，給全球社會結構帶來了深刻的影響。在實踐上，全球公共領域要求采取合作的方式。全球問題的公共性決定了全球治理的協調性。在日益嚴峻的全球挑戰麵前，人類有其一定的共同利益，各個國家隻有相互協調、合作，才能治理全球問題，才能實現人類社會的合理發展。沒有各個國家以及各種社會組織之間的密切合作，全球化的和諧發展也就無從談起。因此，全球公民社會要求人們必須麵對共同的挑戰，放棄對抗的方式，在尋求共同利益的最大公約數的基礎上，以對話和協調的方式實現雙贏乃至共贏。與此同時，在觀念上，全球公共領域強烈呼喚真正的全球意識。因為真正的全球意識並非是將各自的特殊利益上升為普遍利益的話語包裝，而是采取一種全局的、整體的觀點，在麵對人類共同的問題上自覺樹立起“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意識，根據各個國家自身的能力有所區分地承擔起治理責任，共同致力於全球問題的合理解決。
從總體上看，以資本邏輯為基礎的全球經濟體係、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全球政治秩序和以全球問題為導向的全球公共領域共同構成了全球性社會結構的總體圖景。在這種總體結構中，以資本邏輯為基礎的全球經濟體係無疑是其經濟基礎，資本邏輯的雙重效應決定了全球社會結構必然存在著同質化與差異化、趨同化與對抗化、全球化與地域化之間的深刻矛盾。而這些矛盾反映到政治領域，則形成了強國家形態、超國家形態、後國家形態和反國家形態四種國家形態相互交織的政治秩序，這種政治秩序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化的內在矛盾，加劇了全球化中的分化趨勢。與此同時，全球問題和全球公共領域的凸顯又為人類的重新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機。正如有學者指出，“當代全球化特別突出的一點是，社會交往的所有關鍵領域中的全球化趨勢交匯在一起。因此，政治、軍事、經濟、人口遷移、文化以及生態等領域中的發展不僅出現了特有的交匯，而且相互間產生了複合的互動關係，這使當代全球化的獨特形態和動力不斷重現。”[53]因此，全球社會結構的三個組成部分既彼此聯係，又相互製約，深刻地改變了當今時代的社會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