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的發展既需要社會結構各個領域的分化，又需要社會結構各個領域的整合。一般說來，沒有經過領域分化的社會是僵化、停滯的社會，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分化程度越高，社會結構就越合理。如果沒有社會結構的整合，那麽日益分化的社會結構將會陷入低效乃至無序的狀態之中。如果說以資本邏輯為基礎的全球經濟體係、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全球政治秩序和以全球問題為導向的全球公共領域分別揭示了全球社會結構中三個不同領域的分化現象，那麽對於各個國家而言，社會結構在全球化語境中如何重新整合則成為必須麵對的嚴峻課題。由於在全球化條件下社會結構的各個領域都受到全球社會結構的深刻影響，因而社會結構的重新整合顯得困難重重。不少國家和地區先後陷入社會整合的困境，造成社會結構的脫節與斷裂，影響了社會發展。
為什麽社會結構的整合在全球化條件下會日益困難呢？這是因為，全球化的普遍交往使得任何一個國家的社會結構都呈現出一定的離散化特征。在“世界曆史”形成之前，由於各國的社會發展相對孤立，所以各國的社會結構大體上是協調統一的，具有相對的穩定性。一般而言，有什麽樣的經濟結構，就會形成與之相應的政治結構和社會結構。但是，在全球化時代，情況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由於全球社會結構各個領域發展的不平衡，導致了本國社會結構的離散化趨勢。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領域的全球秩序的形成，意味著每一國家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等領域都被嵌入全球化的資本生產體係、全球政治秩序以及全球公民社會之中，原先一國範圍內的社會結構各領域分別體現出了全球性的新特征。不僅如此，由於社會結構各領域的全球化程度不一，一個國家原先相對協調統一的社會結構也呈現出了離散化的特點。尤其是當全球化因素不僅作為一國發展的外部背景，同時作為一國發展的內在要素之時，社會結構各領域的離散化更是對本國的社會整合提出了不容忽視的挑戰。眾所周知，一個社會的良性發展不僅需要社會領域的高度分化，更需要在社會分化的前提下進行有效的社會整合。而在全球化條件下，如果社會各領域的離散化程度日益發展而無法得到有效整合，那麽整個社會結構就會陷入自我分裂的碎片化狀態，這就必然會阻礙社會發展的合理推進，同時會中斷這個國家的全球化進程。所以，社會結構的全球性特征越是明顯，社會結構的重新整合越是必要。
要在全球化條件下加強社會結構的重新整合，關鍵是要有合理的整合方式。毋庸置疑，同樣是社會結構的整合，相對於封閉的環境，在全球化的開放環境中加以整合，無疑會困難得多。因為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中進行結構整合，隻需要遵循社會發展的內在邏輯，從構建市場經濟與統一國家開始，逐步理順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係，並不斷完善上層建築適應其經濟發展，就能較為順利地實現社會結構的整合。而在全球化條件下，社會結構不可能再按照封閉條件下的線性方式來加以整合了，必須采取新的整合方式。正如馬克思所說，“各民族之間的相互關係取決於每一個民族的生產力、分工和內部交往的發展程度。這個原理是公認的。然而不僅一個民族與其他民族的關係，而且這個民族本身的整個內部結構也取決於自己的生產以及自己內部和外部的交往的發展程度”[54]。既然一個民族本身的整個內部結構也取決於自己的生產以及自己內部和外部的交往的發展程度，那就必須用適應全球化的整合方式來推進社會結構的重新整合。
要在全球化條件下實現社會結構的有效整合，應當處理好如下關係：
第一，自發與自主的關係。不同的國家由於在全球化體係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因而其社會結構的整合方式也會不同。有些先發國家是資本全球化的策源地，往往占據著全球化中的有利地位，從而具有一定的先發優勢。對於這些國家而言，其社會結構的整合往往具有自發性，即按照現代社會發展的一般順序和常規加以整合即可。以英美等發達國家為例，這些國家的社會結構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經過了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分化，已經建構了高度統一的現代國家和相對發達的市民社會，這為他們的社會結構整合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所以，這些先發國家的社會結構隻要根據市場經濟和現代社會發展的需要，先是通過交往媒介的發展使得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的互動和聯係不斷順暢，繼而通過法律、製度等手段使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係加以規範化，最終再通過文化認同的構建，使社會結構的各個領域之間形成精神紐帶，就可以實現社會結構的有效整合。與先發國家社會整合的自發性特征相比，許多後發國家由於是以被動的方式進入全球化進程的，所以他們的結構整合往往具有一定的被動性，主要體現在：在經濟上，這些國家隻能提供資源和勞動力等，而更多的經濟方麵則依附於西方經濟體係；在政治上，這些國家雖然經過民族解放運動實現了民族獨立，但有些國家並未獲得完整的主權而屈從於一定的區域霸權，真正的獨立性並未完全確立起來；在文化上，這些國家的文化傳統與西方強勢文化相比，明顯處於劣勢地位，有的國家甚至已經喪失了文化自覺。總體來看，這些後發國家在每個社會領域都基本上受製於全球性的社會結構，因而很難順利地、成功地整合本國的社會結構。在此情況下，後發國家要實現結構整合，必須首先解決自主性問題。這就是在融入全球化的同時，要在關鍵領域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善於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和需要，有選擇地利用全球化的成果和經驗，提升結構重組的自主性程度。
第二，集中與離散的關係。在全球化的衝擊之下，後發國家的社會結構從總體上呈現出離散性的趨勢。美國學者德裏克指出：
第二世界社會主義的衰落以及20世紀60年代以來新的資本中心的形成最終攪亂了整潔勻稱的地理空間化，同時也提出了這樣的一個問題，即國家還能否再作為可行的經濟、政治或文化分析單位。所謂的全球化實際是在不同的空間規模上發生的各種現象的混合體，從全球到地區、國家、國內，直至地方。加上早先那些已經持續存在的空間劃分，比如之前敘述過的殖民空間，以及土著空間等，這種空間劃分將變得更為盤根錯節。第三世界中存在著第一世界（如上海），第一世界中同樣也存在著第三世界（如新奧爾良）。[55]
這種不同性質的空間同時並存於一個國家和社會的現象已經成為全球化中的“新常態”。這種現象表明，在全球化發展過程中，社會結構的各個組成部分不僅高度離散，而且高速流動，從而形成了不同空間相互交織的複雜圖景。在社會結構的離散化趨勢不斷增強的情況下，社會結構的整合主體必須要高度集中，否則整合也就無從談起。對於後發國家而言，麵對社會結構的離散化趨勢，首先應當將社會結構的整合主體集中於國家，使國家真正成為結構整合的主體。對此，馬克思在《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一文中曾指出：“使印度達到比從前在大莫臥兒人統治下更加牢固和更加擴大的政治統一，是重建印度的首要條件。”[56]恩格斯也多次分析過統一國家對於社會發展的進步作用，在《論封建製度的瓦解和民族國家的產生》中明確強調，“王權在混亂中代表著秩序，代表著正在形成的民族而與分裂成叛亂的各附庸國的狀態對抗”[57]，因而王權是推動社會發展的進步因素。從這些論述中可以看出，後發國家要想獲得整合社會結構的自主權，必須要先形成統一國家，並以此作為整合主體。
第三，均衡與失衡的關係。社會結構之所以需要在全球化條件下重新整合，其目的是為了推動社會結構內部各個領域的協調發展，即達到相對均衡。後發國家在深度融入全球化的過程中，往往會出現不同社會領域之間的失衡現象。比如，有些國家在經濟上已經嵌入全球生產分工的產業鏈之中，全球化程度明顯增強，而在此過程中，如果不注意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一味追求經濟增長，忽視社會公平，雖然在短期內能夠迅速提升經濟實力，但這樣的發展將會擴大貧富差距，引發社會不滿情緒。再加上社會建設的缺位，會導致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之間的斷裂。一旦經濟上受到全球經濟危機的波動，極易陷入動**。事實上，經濟增長與社會建設的失衡已經成為好多國家的普遍現象。從根源上看，這種現象源於資本邏輯的全球布局，因為資本邏輯的全球擴張在促進財富生產的同時也在製造著貧困，而且這種貧困往往轉移給後發國家，形成了一種“經濟收益集中在發達國家而社會風險集中在後發國家”、“資本收益集中在發達國家而勞動力成本分攤在後發國家”、“福利待遇普施於發達國家而發展代價轉移到後發國家”的全球不平衡狀況。因此，後發國家要順利推進發展，必須重視社會結構的內在協調與和諧。需要指出的是，社會結構的協調發展並不意味所有領域都要齊頭並進，而是要恰當處理好社會結構均衡性與非均衡性的關係，既要發揮非均衡性的動力和活力作用，又要防止發展過程中的過度失衡，力求保持社會協調而穩定地發展。
第四，漸進與突變的關係。在全球化條件下，社會結構的整合不可能是在靜止的狀態中完成的，而是在與全球化的互動過程中進行的。尤其是對於後發國家而言，社會結構的重新整合往往伴隨著社會結構的現代轉換。社會結構能否完成現代轉換，是傳統社會能否邁向現代社會的關鍵所在。從馬克思對亞細亞社會的結構剖析中可以看出，亞細亞社會之所以陷入長期停滯的狀態，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亞細亞社會的傳統結構決定的，即村社製度、土地公有製和中央集權三位一體，這種社會結構對內高度專製而缺乏活力，對外長期封閉而缺乏適應性，所以這種社會結構隻能使亞細亞社會不斷地以同一形式生產出來，而始終無法進入現代社會。由於沒有完成社會領域的分化，自然也就沒有社會結構再度整合的必要。所以，社會結構的重新整合必然是在社會結構現代轉型之後才出現的問題。也就是說，整合社會結構的前提是社會結構必須完成現代轉換，即從傳統的垂直結構轉向扁平的網絡結構，從封閉結構轉向開放結構。值得注意的是，社會結構的現代轉換往往通過兩種方式來實現，一種是漸進方式，另一種則是突變方式。許多先發國家由於先行進入現代社會，所以其社會結構轉換大多采取的是漸進方式。與此相反，後發國家社會結構的轉換往往采取的是突變方式。如馬克思高度重視外力對於傳統社會的衝擊作用，就是突變方式的一種表現。在對英國統治印度的分析中，馬克思曾指出：“問題在於，如果亞洲的社會狀態沒有一個根本的革命，人類能不能實現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麽，英國不管犯下多少罪行，它造成這個革命畢竟是充當了曆史的不自覺的工具。”[58]這就說明，英國對印度的野蠻入侵固然是卑鄙的行為，但它在客觀上通過外力的作用而實現了印度社會的“突變”，從而推進了現代轉型。在全球化條件下，一個國家的社會結構越來越受到外力的影響，而這種外力作用下的突變機製往往是後發國家完成社會結構轉換和整合的契機。當然，在轉換社會結構的過程中，這種突變方式能否奏效，關鍵要看這種突變是否有效利用了全球化的有利形勢。如果不能審時度勢而盲目突變，那麽社會結構的轉換和整合不僅不能實現，反而會引發更大的危機。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和東歐國家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中采取了“休克療法”這種突變方式，對外沒有抓住全球化產業轉移的機遇，對內沒有符合這些國家的實際情況，結果這種突變不僅徒勞無功，反而使社會發展陷入停滯狀態。
第五，學習與模仿的關係。在全球化時代，人們不僅可以在物質生活和社會生活層麵上進行廣泛的交往，而且還可以在觀念領域中進行充分的交流。就社會結構的整合而言，不同國家的經驗都可以吸取和借鑒。在借鑒其他國家社會結構整合經驗的過程中，後發國家尤其應當妥善處理好學習和模仿的關係。有些後發國家在此過程中不顧本國的實際情況，一味地模仿先發國家的整合方式，結果陷入“畫虎不成反類犬”的尷尬境地。在這方麵，部分拉美國家亦步亦趨地模仿發達國家而最終導致失敗的教訓十分深刻。這些國家的教訓表明，在借鑒他國經驗的過程中，一定要注意區分學習和模仿，而區分的關鍵在於增強自己的主體性。在堅持自身主體性的基礎上借鑒他國經驗，為我所用，這種態度就是學習的態度，它可以有效規避不必要的風險。與之相反，如果沒有主體自覺，那麽這樣的借鑒就隻能是簡單的模仿，最終貽誤發展的機遇。需要注意的是，學習和借鑒的內容也應當是全麵的，即不光是經驗，同時也包括教訓。在現實發展過程中，後發國家往往比較重視其他國家的成功經驗，而忽視其他國家的失敗教訓。事實上，成功經驗的借鑒固然是學習，而對於失敗教訓的汲取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更為重要的學習。後發國家應當高度重視那些整合失敗的深刻教訓，以此作為“鏡鑒”，這對於實現社會結構有效整合大有裨益。
對於後發國家而言，如果能夠妥善處理以上這些關係，那麽社會結構重組的進程就會順利推進。一旦社會結構得以重組，後發國家的社會生活就能建立起新的內在聯係，由此形成與全球化發展要求相適應的社會有機體。這樣的機體不僅能夠靈活地有效應對和利用全球化，而且能夠有效處理社會發展中各種矛盾與問題，從而加快現代化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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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679～68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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