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機遇，目的是為了引導和促進社會發展。而要引導和促進社會發展，有關機遇與社會發展的基本關係還是需要加以深入的探討和揭示。
首先應當看到，機遇的出現有賴於社會發展。機遇作為一種社會曆史現象，它是和社會發展的狀況密切聯係在一起的。機遇的出現主要與這兩種狀況直接相關：一是社會發展的快慢程度。雖說有人類社會就有機遇的出現，但在人類社會發展的不同時期，機遇產生的情況大不一樣。在傳統社會，由於整個社會發展緩慢，人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基本上沒有太大的變化，社會製度和社會結構也比較穩定，因而機遇出現的概率非常之小，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也正因此，在傳統社會，很少談論機遇，機遇也並沒有在實際社會發展中產生多大的影響。而在現代社會，情況則發生了重大變化。經濟上的快速發展，社會生活的重大變革，各種關係的全麵調整，都為社會發展提供了大量的機遇。社會發展的速度越快，機遇的出現也就越多。尤其是隨著現代化的快速推進和科技革命的不斷興起，機遇的出現越來越頻繁，機遇問題也日益引起各方麵的高度關注。不僅社會科學將機遇問題納入自己的研究視野，就是自然科學也將其作為重要的研究課題。像20世紀以來量子力學、分子生物學、係統科學等，均把機遇問題推向研究的前沿，給予極大重視。如係統哲學家本格就指出：“那種認為存在客觀的機遇或偶然性的論點，是一種較為現代的觀點”，“無論如何，過去通常被認為隻是掩飾人們無知的機遇，現在作為一種發生的模式已經獲得了相當重要的本體論地位”[7]。二是社會發展的交往程度。機遇一般產生於交往過程之中。正是交往的發展，使得參與其中的各個主體有可能發現有利於自己發展的機遇；交往發展的程度直接決定著機遇出現的狀況。在封閉的社會裏，交往的範圍非常小，與國外的聯係非常少，信息流通不暢，反映能力低下，所有這一切，都使機遇的產生極為困難，更無從談及機遇的利用。而在開放的社會，這一切限製均被打破了，交往的普遍發展使得各個國家、民族有了更多交流和交互作用的機會，因而有可能在其作用過程中形成適於自己發展的機遇。在實際發展過程中，機遇一般表現為各種關係與矛盾鏈條上的某一特殊環節，這一特殊環節既可能是國際複雜矛盾交織而成的，也可能是在國際關係重組和調整時形成的。不管何種情況，機遇的產生和發展都離不開“關係”或交往。交往越密切，機遇也就越多。
由社會發展形成的曆史機遇是多種多樣的，但大致有這樣幾種類型：一類是在曆史轉折關頭所形成的機遇。一旦發生重大變革，進入轉折關頭，原有的秩序和規則就會被打破，各種社會關係麵臨新的調整，這就非常有利於曆史機遇的出現。像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就是抓住當時俄國“二月革命”後國內外形勢重大變革所形成的機遇，及時進行武裝起義奪取了社會主義政權。又如，美國在20世紀40年代中期之後得到快速發展，就是抓住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為美國所提供的重大機遇，從而在戰後初期在資本主義世界取得了政治上、軍事上和經濟上的絕對優勢。另一類是在較長一段時間內存在的機遇期，即戰略機遇期。之所以稱為戰略機遇期，主要不是針對個別事件、個別情況變動而言的，而是針對特定時期內國內外總體發展局勢來講的。在一定曆史時期內，隻要國內外局勢從總體上是有利於發展的，是有價值可利用的，那麽，這樣的時期便可稱為戰略機遇期。這種戰略機遇期主要突出兩大特點：一是戰略的考慮，非一時一事的戰術考慮；二是時間的考慮，不是以事件而是以時間作為機遇單位。戰略機遇期利用得好壞，直接影響到一個國家、民族發展的進程乃至前途命運。中國在改革開放30多年的時間裏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就是牢牢抓住了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這樣一個戰略機遇期，通過各方麵的共同努力而建設和發展起來的。還有一類是存在時間很短的機遇。這種機遇因其時間短，稍縱即逝，因而更需要決策者當機立斷。抓住了機遇，可能使處境大為改觀，將不利條件轉化為有利條件；否則，明顯的優勢也會化為劣勢。這種情況在戰爭、政治活動中尤為明顯。如1918年布列斯特和約的簽訂，就是蘇維埃政權在生死存亡關頭，緊緊抓住和平喘息的時機，挽救了革命成果的一個範例。
機遇既依賴於社會發展，同時又對社會發展有其重大影響。按照以往通行的解釋，機遇作為一種偶然性，在事物發展過程中居於從屬的地位，它隻能對事物發展起著加速或延緩以及使之帶有這樣或那樣特點的影響作用。換言之，機遇對事物發展的作用不是實質性的，隻是枝節性、輔助性的。其實，機遇的作用絕非這樣簡單。它不僅能改變事物發展的速度，影響到事物發展的快慢，而且在一定條件下能夠改變事物發展的方向，使之在多種可能性中實現某一種可能性。在人類社會發展中常常會出現一些重大的曆史機遇，這些機遇往往會改變一個國家、民族的命運。[8]可以說，機遇對社會發展的作用並非是無足輕重的。
機遇對於社會發展的影響主要是通過這些方麵體現出來的：一是形成新的轉機。在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陷入嚴重困境時，一個重要的曆史機遇就可能使之起死回生。從“山窮水盡”到“柳暗花明”，一條可能的路徑就是發現和利用機遇，獲得了新的轉機。這種情況在經濟活動中屢見不鮮，一個商機可以救活一個企業，錯失了商機，也可能釀成大禍。二是形成發展的突破口。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而麵臨新的發展出路時，一個重要機遇的出現，可能成為發展的突破口。如在19世紀下半葉，西歐一些國家的工業化已發展到比較成熟的形態，英國在這方麵占有絕對的優勢，而德國在1871年實現國家統一後，緊緊抓住化工技術的新發現，大力發展化學工業，這為德國突破原有工業化格局、實現經濟振興提供了重要的機遇。正是借助這種機遇，德國後來居上，跨入了世界強國的行列。三是形成新的經濟生長點。在一個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能不能找到新的生長點，對於經濟發展至關重要。這種新的生長點，既是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主動設計和規劃出來的，也可能是通過機遇的發現而尋找出來的。如經常提到的亞洲“四小龍”的發展情況就是如此。這些國家、地區在20世紀60年代初在世界上還是比較落後，它們既無資源優勢，又無市場優勢，基礎條件也不優越。但它們抓住了當時西方產業結構調整和轉移的機會，大力引進外資和先進技術，將外國的資本和先進技術與自己的優秀人力資源相結合，著力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先是發展出口導向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而後在大量積累資本的基礎上又開始發展高科技產業，由此促進了經濟快速起飛，創造了“東亞奇跡”。四是形成發展的牽引力。一個機遇的出現，往往會激活某些因素和某些領域，然後通過這些因素和領域的發展又帶動其他因素和領域的發展，以致推動整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機遇在這裏起了龍頭的作用。隨著發展的深入，新的機遇又可能產生，從而出現新的龍頭。機遇和發展就是在這種相互作用中不斷向前推進的。值得注意的是，機遇的牽引作用在跨越發展中體現得尤為明顯。抓住了機遇，可以打破常規性的發展，帶動經濟、技術跨越某些發展階段，直接與世界先進經濟技術相對接。在科學技術快速發展的今天，這種跨越現象日趨普遍。
機遇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是重大的，但機遇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又往往不是以純粹的形式表現出來的，除了個別情況外，一般是同社會發展的風險、危機、挑戰等聯係在一起的，並通過這些現象反映出來。因此，研究機遇與社會發展的關係問題，必須對機遇與這些現象的基本關係予以合理把握。
第一，機遇與風險。機遇不同於風險，但機遇又總是同風險相伴而生的。風險最主要的特點是不確定性，正是這種不確定性，既有可能給社會發展帶來危害，也有可能給社會發展提供某種機遇。機遇常常隱藏於風險之中，並隨著風險的變化而不斷改變其性質與作用。伴隨社會的快速發展，風險日益增強。僅就世紀之交以來的情況來看就非常觸目驚心：從東南亞金融危機、“9·11”事件，到伊拉克戰爭、SARS危機；從日本、中國的地震到美國金融危機的暴發等，都顯示出發展過程中的巨大風險。人們就置身於風險叢林之中，“除了冒險別無選擇”，因而現代社會被德國社會學家烏爾裏希·貝克稱為“風險社會”[9]。貝克認為，馬克思和韋伯意義上的“工業社會”或“階級社會”圍繞的一個中心論題是：在一個匱乏社會中，“社會性地生產出來的財富是怎樣以一種社會性地不平等但同時也是‘合法’的方式被分配的”。而“風險社會”則是建立在對如下這一問題的解決基礎之上：“作為現代化一部分的係統性地生產出來的風險和危害怎樣才能被避免、最小化或引導？”目前，風險社會正在呈現出這樣一些景觀：一是風險源不斷擴大。氣候變暖、環境惡化、資源緊缺、疾病流行、恐怖主義盛行等問題嚴重威脅著人類的生存和發展，能源、糧食、人口、貧困和兩極分化等難題交織在一起，也成為風險的重要源頭。二是風險性質和作用發生變化。同傳統社會的風險相比，現代社會風險的表現形式更為複雜，影響範圍更為廣泛，影響程度更為嚴重。它可以跨越國界，穿越各種社會屏障，對全球的每一國家、地區都會產生嚴重衝擊，甚至帶來災難性、毀滅性的後果。三是風險控製的難度增大。由於風險日益具有全球性，風險本身的技術含量越來越高，因而控製的成本和難度也在加大。一種風險控製不力，還有可能引發其他新的風險，使發展的不確定性大為增加。既然風險已成為當代社會的顯著特征，這就客觀上要求我們必須正確地認識和對待風險。風險並非惡魔，其本身也具有兩麵性：危害與收益並存。對於風險不應隻是消極地對待，同時還應有意識地將風險作為一種機遇，一種積極的甚至難得的機遇，學會從風險中收益。風險不僅本身隱匿著機遇，而且是創造機遇的動力。在一個社會裏，風險往往意味著活動的自由、個性的張揚。一味地消除發展中的不確定性，隻能壓抑人們冒險的行為與動機，從而真正錯失良機，造成經濟、社會發展的緩慢停滯。因此，在機遇和發展問題上，應當敢於直麵風險、接納包容風險、善於利用風險，學會和風險共處，適應與風險共存。這絕非是鼓勵冒險，而是要求我們積極應對風險，在風險的恰當治理中推進社會健康發展。
第二，機遇與危機。危機是發展過程中經常遇到的一種社會現象，其具有否定性和破壞性的影響，因而又是我們力求避免的對象。但是，對於危機也不能簡單、消極地對待。正如人們所經常所說的那樣，“危”與“機”是同時存在的，而且是相互滲透、相互包容的，即危機中有機遇，機遇中有危機。在實際發展過程中，危機的爆發一般是顯性的，所產生的影響是能夠直接感受到的，而機遇的產生則往往是隱性的，是潛藏於危機之中的，其影響和作用也並不是那麽直接的。要使危機化為機遇，必須加以發現、尋找。從危機所暴露出來的問題來發現機遇，正是這樣一種尋找方式。在某種情況下，可能問題本身就是機遇，抓住了問題就等於抓住了機遇。隨著現代社會的快速發展，各種矛盾、問題日益複雜，爆發危機的可能性也在增大，這就要求我們密切關注各種危機問題，善於從問題中來發現有利於自己發展的機遇。如近些年國際金融危機的暴發，就其本質來說肯定不是好事，但危機所造成的問題也給我們提供了機遇。如危機的出現正好是我們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實現發展方式轉換的機遇。將危機帶來的損失降到最低限度，進而將危機轉化為新的發展機遇，這正是我們應對危機的積極態度。
第三，機遇與挑戰。談到機遇，總是離不開挑戰，因為它們是作為對立的兩極而出現的，一極被賦予肯定性的意義，一極則被賦予否定性的意義。實際上，機遇與挑戰在理論上是可以劃分的，而在實踐中則是無法截然分開的。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機遇與挑戰往往交織在一起，挑戰中蘊含著機遇，機遇中也埋伏著一係列挑戰，純而又純的機遇與挑戰是沒有的。同一個事件或社會現象的出現，由於考慮的角度不同、針對的對象不同，其本身的性質、特點和影響也不會相同。從某一角度來看是機遇，而換一個角度來看則成為挑戰。而且，機遇與挑戰的地位與作用也不是固定不變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環境的改變，機遇與挑戰的“身份”會發生重大變化：此時此地的機遇會成為彼時彼地的挑戰，反之，今天的挑戰或許就是明天的機遇。正因為機遇與挑戰是相互依存、相互轉化的，因而在其發展過程中，必須注意把利用機遇與應對挑戰有機地結合起來，既善於創造機遇，又善於轉化挑戰，力求化挑戰為機遇。如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們的發展無疑是一個重大衝擊和挑戰，但也迫使我們擴大內需，推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推動戰略性新型產業健康發展。隻要轉得快、轉得好，就能在世界上占據發展的先機。所以，充分利用挑戰的“倒逼”機製，正是實現轉化的有效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