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以往社會相比，全球化的出現，使社會發展產生了重大變形，形成了新的發展圖式。在這種發展圖式中，各種關係得到了程度不同的調整，各種因素得到了重新組合，具體的發展方式、發展機製都同以前發生了巨大變化。從宏觀上來看，全球化對於社會發展主要是在這樣一些基本關係上引起了深刻變化：
1.發展的內外因關係。全球化對於一個國家的發展來說，既是外部環境，又是內在因素，事實上就提出了發展的內外因關係問題。談到社會發展，人們習慣於將國際局勢與本國實際看作外因與內因的關係。一般來說，這樣的理解在原則上沒有錯，但要結合現在出現的新情況深究起來，似乎還有進一步說明的必要。從人類曆史發展進程來看，在一個國家尚未真正進入世界曆史之前，它與世界的關係是遊離性的，因而其本國實際與周圍的國際環境，是典型的內外因關係。但是，自從世界曆史開創以來，特別是該國進入世界曆史即加入全球化以來，由於它與世界的關係已由原來的遊離關係變為整體與部分或“有機體”與“器官”的關係，因而不能把當時所處的全球化簡單地看作這一國家發展的外因，而實際上已經變成了發展內因的重要因素。這絕不是要來抹殺發展內外因之間的原則界限，也不是要完全否定全球化的外因作用，而是旨在強調，對於發展內外因關係應當有一個新的認識。也就是說，在全球化條件下，內外因的界限與關係隻有相對的意義，不可做絕對化的理解。因此，要正確認識和把握“國情”，必須有全球意識。首先應當承認，講國情絕對不能離開本國實際，因為不管全球化程度多麽高，它總不能離開和最終取代各個國家的發展現實。但是，同樣應當承認，不能完全撇開全球化發展大潮來單獨談論國情，因為世界各國的聯係越是緊密，“世情”就越是成為“國情”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為什麽我們常常講中國乃至其他發展中國家自近代以來的基本國情是經濟文化落後，在世界格局中所處的地位不利，發展的空間狹小等？這些國情並不完全是本國內部土生土長的，而是由長期以來國內外錯綜複雜的關係發展形成的。如果不用全球化的眼光看問題，要準確地認識這些“國情”，則是不可思議的。
實際上，在全球化條件下，各種內外因素是交織在一起的。一個國家某種矛盾產生的根源，並不一定在該國本身，而可能就在內外因素的交叉點上。按照通常的理解，任何一個國家的發展都是由該國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矛盾運動引起的。但是，在曆史轉變為世界曆史的條件下，這種情況就變得比較複雜了。由於各國聯係的普遍加強，這種矛盾運動已經不完全具有民族性，而是更加具有世界性，國內外因素逐漸成為一種“膠著”狀態。因此，在全球化條件下，每一個國家的發展不僅取決於本國自身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國際社會主要矛盾的製約。正如馬克思所說，雖然“一切曆史衝突都根源於生產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但由於各個國家的相互交往，“不一定非要等到這種矛盾在某一國家發展到極端尖銳的地步，才導致這個國家內發生衝突。由廣泛的國際交往所引起的同工業比較發達國家的競爭，就足以使工業比較不發達的國家內產生類似的矛盾”。[2]
由於國內外因素是交織在一起的，因而其作用也是互動的。在實際發展過程中，每一國家的內部事務與外部事務既相互製約，又彼此促進。如一個國家在發展中對國際事務的處理，總是緊密結合內部事務進行的。一方麵，它要服從於國內發展的需要，能夠適應國內發展的要求；另一方麵，它也要求國內事務與之相配合，能夠符合國際社會發展的一些基本準則。例如，任何一個國家每參加一個國際組織和條約，都要全麵地權衡對國家的發展和國家利益的利弊得失；一旦加入，就必須承擔國際義務，對有關的政策、規定和活動方式加以調整，保證各種有關活動都能按照國際規則行事，同時充分利用國際組織、條約、規則所帶來的每一點權力和機遇，促進國內的發展，爭取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益。在此情況下，對於全球化的各種因素必須予以應有的重視，不能簡單地將其視為發展的“外部條件”，應當看到它的實質性作用，甚至在一定條件下的“決定性”作用。
2.發展的時空關係。社會時空不同於自然時空，它是人類活動創造的產物。在傳統社會，社會的時間和空間是相對穩定的，社會基本上是在特定的空間中按照一定的速率發展延續，因而人們感覺不到時空的變化，基本可以忽略不計。而在全球化時代，社會的時空關係則發生了巨大變化。全球化大大改變了社會發展原有的時空結構，使時間和空間在其內容和形式上都有了重大變革。就空間來說，全球化一方麵打破了民族的和地方的限製，使得各個國家發展的空間越來越大；另一方麵又隨著信息技術、電子媒介的發展，使得人們置身於“天涯若比鄰”的“地球村”中，從而感受不到“空間”的存在，因而空間似乎越來越小。就時間來說，全球化一方麵因交通、交流的便利使發展的時間大大縮短；另一方麵又會隨著全球空間關係的重組而使發展時間延長，即擁有更充裕的時間來推進本國的發展。時間和空間的這些變化，可以說是全球化發展的一個顯著效應。
對於全球化進程中的時空特征，當代西方學者都給予了特別關注，尤其是對空間問題予以高度重視。當代美國學者哈維用“時空壓縮”來描述全球化進程中的時空變化，認為全球自由流動的資本、快捷的電子信息技術、方便的網絡傳播等，使社會生活的時間、空間被大大壓縮。空間的壓縮意味著空間障礙的進一步消除、空間關係的巨大重組以及一個資本主義發展新形勢的出現，而新的空間關係的建立則成為調和資本主義生產和全球擴張的結構性危機和總體化危機的重要方式。英國經濟學家斯圖爾特用“超地域化”（或“去地域化”）來反映全球化所導致的空間變化，認為“‘全球化’指的是社會空間性質的重大改變。超地域——或者我們亦可稱之為‘世界範圍’（worldwide）或‘跨國’（transborder）——關係的激增與擴展所導致了所謂的‘地域主義’（即社會地理完全為地域性）這一情形的終結。……地域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仍舉足輕重，但它已不再構成我們地理的全部”。[3]美國社會學家曼紐爾·卡斯特則用“流動空間”來概括新的空間特性，認為現代社會是一種“網狀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新的“流動空間”與原有的“地域空間”同時並存，且空間的流動性在日益增大。盡管不同的學者對空間與時間有不同的描述，但他們確實從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今天社會時空的變化。
在全球化進程中，不僅時空的存在方式和運動形式發生了變化，而且時間與空間的關係也有了重大改變。馬克思曾以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為例，認為在世界曆史條件下，為了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潤，“資本一方麵要力求摧毀交往即交換的一切地方限製，征服整個地球作為它的市場；另一方麵，它又力求用時間去消滅空間，就是說，把商品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所花費的時間縮減到最低限度。資本越發展……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間上更加擴大市場，力求用時間去更多地消滅空間”。[4]這就是說，時間的縮短就意味著空間的擴大，時間可以轉化為空間。實際上，不僅用時間可以消滅空間，而且也可以用空間去消滅時間。世界市場的擴大、網絡空間的形成以及社會活動領域的開放，可以促進各個國家、民族之間的交往與交流，從而通過相互學習、取長補短，加快社會發展的步伐，縮短發展所需要的時間。此即為空間轉化為時間。時間和空間就是這樣在全球化進程中相互轉化和相互促進的，這就是時間的空間化和空間的時間化。社會發展也正是在這種時間與空間的相互轉化過程中向前推進的。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各個國家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以及整個世界經濟體係內在的差異性，時間與空間的組合又呈現為多重的複合。在同一個空間範圍內可能出現多重的時間，而在同一時間內則可能出現多重的空間。如在同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空間中，可能有屬於不同曆史時段的經濟結構同時存在（如知識經濟、傳統工業經濟、小農經濟同時並存）；而在同一個發展時段內，又可能有多層化的經濟發展空間，如由不同地區、不同領域以及不同市場（如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等形成的立體式的發展空間。多重的經濟與社會時空的存在具有雙重效應：一方麵，它可能為經濟和社會發展創造更多的可能性，增加社會對經濟結構變化帶來的動**的緩衝能力，如中國現在經濟結構的多重時空特性使鄉鎮企業倒閉之後工人能夠回鄉務農，從而減輕城市及整個社會的就業壓力，而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本身也為不同的技術與規模水平的企業的生存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另一方麵，這種多重時空也在撕裂著傳統的社會結構，可能會形成巨大的社會經濟壓力以致政治上的波動，目前中國大量的農民工進城所帶來的經濟與社會問題就反映了這一點。[5]
時空關係的新變化對於社會發展的影響是重大的。當一個國家被納入新的時空體係後，它所處的方位、麵臨的處境和麵對的任務與出路等都會發生改變，因而所導致的發展方式、發展途徑、發展的組織形式等都要做出相應的調整。這就要求各個國家在具體的發展過程中能夠審時度勢，善於把握時機，選擇適合於自己發展的方式與道路，以有利於推進社會發展。
3.發展的順序性與跨越性關係。當一個國家限於“民族曆史”發展範圍時，其經濟發展往往是按照經濟自身的內在要求和成長階段，循序漸進、一步步地發展起來的。而在進入“世界曆史”之後，這種順序性的發展格局則會被打破，有可能形成跨越式的發展。隨著全球化的深入推進，這種跨越式發展不再僅僅是一種偶發的現象，而是日益成為具有普遍性的現象；相應地，這種跨越式發展也不能被簡單地看作經濟發展規律之外的“特例”，而是合乎規律的社會現象，以致跨越發展成為經濟發展的一種重要形式。為什麽在全球化的條件下會打破發展的順序性而實現跨越式發展呢？這主要是由全球化進程中所形成的“交往”決定的。交往的普遍發展，使科學技術與生產日益國際化，導致每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不僅受本國生產狀況的製約，同時也受到全球科學技術和生產狀況的直接影響。這種交互作用的結果，便有可能造成不同國家在經濟發展上的獨特道路，即有可能使某些國家利用世界先進技術的成果來實現經濟發展個別階段的跨越。這種跨越的實現，正是由於交往產生的世界經濟技術聯係改變了生產力發展的重複性。馬克思曾指出：“某一個地域創造出來的生產力，特別是發明，在往後的發展中是否會失傳，完全取決於交往擴展的情況。當交往隻限於毗鄰地區的時候，每一種發明在每一個地域都必須單獨進行。”[6]隻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質，並以現代大工業和科學技術為基礎的時候，保存住已創造出來的文明成果才有保障，實現經濟的跨越式發展才有可能。事實正是如此：一個國家、民族孤立地發展，必然帶來技術發明創造的重複性，因為毫無借鑒、繼承可言，一切都得從頭做起；隻有在開放的條件下才會打破這種重複性，使某些國家的經濟發展有可能出現跳躍，因為落後國家完全可以通過向先進國家學習，直接吸取新的發明創造，從而繞過“單另進行”、重新開始的階段。從此意義上說，實現跨越發展是完全有可能的。在今天的全球化時代，一些國家的超常發展屢見不鮮。
當然，對於“跨越”應當有全麵、準確的理解。跨越總是相對於具體國家而言的，而不是就世界整體來講的。因為就整個人類社會的生產力和經濟發展來說，它的每一個階段都是無法跨越的。生產力作為一種既定的物質力量，人們隻能繼承、利用和改造它，而不能隨意離開或跨越它。所以，從一國範圍看表現為跨越，而從世界史或人類史來看則是未跨越。一國的跨越正是以世界已經經曆過這一階段為前提的。而且，這種跨越也不可能表現為對同時代世界生產力最先進水平的超越。就實際情況看，即使在交往比較發達的全球化時代，西方發達國家也不可能輕易把核心的科學技術向其他國家轉讓出去，轉移、交流的隻不過是被它們認為是較為先進的但不會影響其國家利益和安全的科學技術，因而發展中國家實現跨越式發展又受到西方發達國家的製約，其實施是頗為艱難的。
在全球化進程中，發展的順序性與跨越性雖然形成一種新型關係，但二者並不構成對立與衝突，二者是相輔相成、互為前提與條件的。首先，隻有一定的順序性發展即持續穩定的發展，才會形成跨越式的發展。跨越總是需要一定基礎。假如經濟沒有發展到一定階段，沒有一定規模的生產積累、科學技術積累和資本積累，經濟發展是很難實現跨越的。即使可以通過非經濟手段動員各種經濟力量來強製實現跨越，這樣的跨越最後也會因失去強有力的物質支撐而曇花一現。因此，跨越式發展是以順序性發展為前提的。其次，跨越發展又會拉動順序性發展或持續發展。因為跨越發展常常具有這樣一些效應：一是牽引效應，即經濟快速發展能夠通過一係列非均衡的增長運動，最大限度地利用和調動經濟資源，牽引經濟加速發展和新質生產力的不斷擴張，從而使經濟發展達到在常規狀態下無法達到的水平，縮短在原有發展序列上的發展時間。二是重組效應，即跨越發展一般先從某些產業和部門開始，而這些新興產業、部門的崛起又會衝擊和影響其他產業和部門的發展變化，從而改變整個國民經濟各種生產要素的原有配置，實現經濟持續的快速的發展。三是累積效應，即跨越時期經濟有著相當程度的增長，而這種增長的效果在跨越過後也不會馬上消失，它還會在一定時期繼續存在下去並發揮作用，如給經濟發展提供較好的經濟環境、緩解供需矛盾等，這就為經濟持續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實際發展過程中，正確處理好發展的順序性與跨越性的關係，是保證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重要一環。
4.虛擬與現實的關係。全球化時代又是一個網絡化時代。借助於互聯網、移動電話和其他現代傳媒工具，全球化的程度日益提高，人類社會由此形成了一個網絡社會。互聯網的發展大大拓展了人類活動的空間，使人類世界有形的、有限的空間向無形的、無限的虛擬空間延伸，因而網絡社會又成為一個“虛擬世界”。其實，虛擬世界並不完全是虛擬的，它在形式上可能是虛擬的，而在實際內容上則是比較真實的。雖然由交往主體的缺場而形成的社會空間是一個隻有信息流動的符號世界，人們因此而稱之為虛擬世界，但形似虛擬的網絡社會所反映的社會生活內容卻是真實的。因為參與互聯網交流的主體可以不受更多的約束而真實地表達對社會生活的陳述和評價，可以在廣闊的網絡空間中展開信息交流、交換意見和看法，可以將平時隱匿的價值信念充分展示出來，這樣便會將人們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真實地暴露出來。而且，通過互聯網，也可以及時反映和了解社會生活的真實動向和發展趨向，有利於社會發展的決策。
在全球化過程中，由網絡社會構成的虛擬世界對社會發展的影響是巨大的，它表現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就經濟生活來看，電子商務已成為經濟全球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互聯網使得各國之間的經濟往來更為便捷、更為緊密，全球電腦網絡可以使數萬億元的貿易、投資、國際金融業務在片刻之間完成，這無疑有助於推動全球經濟高效、快速地運行。就政治生活來看，國際網絡的崛起，最明顯的特點是使權力結構的運行模式發生了重大變化，這就是改變了以往單純的自上而下的權力運行方式，逐漸突出了自下而上的權力運行方式，從而形成了縱橫交錯的網絡式權力運行方式。而且，網絡社會的出現，使民眾參與政治生活的程度顯著提高，人人都有參政議政的機會和渠道，從而有助於推動政治文明建設和政治民主化進程。就文化生活來看，網絡社會給文化生活增添了一種新形式，開辟了一個新領域，它在推動文化交流、傳播的同時，也使人們的心理活動、情感活動能夠得到比較充分的表達，進而形成不同的生活觀念和價值觀念。這種現象的出現，既意味著文化的進步，同時也帶來了文化價值的裂變，它“使人們團結在一起的那種社會聯係和普遍價值觀念正在變弱”，“使20世紀中葉工業社會中盛行的社會價值觀念形成了大分裂”。[7]總的來說，網絡社會對社會生活的影響是深遠的，它的興起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社會發展變遷，而是社會的整體性變遷，是社會結構和社會秩序的一次重新構造。對於這樣的網絡社會及其影響，卡斯特曾指出：“這個新社會的組織形式以其普遍的全球性，擴散到了全世界，一如工業資本主義及其孿生敵人——工業國家主義在20世紀所做的那樣，它撼動了各種製度，轉變了各種文化，創造了財富又引發了貧窮，激發了貪婪、創新和希望，同時又輸入了絕望。不管你是否有勇氣麵對，它的確是一個新世界。”[8]這種看法基本上反映了網絡社會的發展實際。
在現實的社會發展過程中，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並非是兩種截然不同的世界，而是內在結合在一起的統一世界。一方麵，現實的發展離不開虛擬的支撐。沒有互聯網，就沒有全球化，就沒有現代社會的發展。尤其是在市場經濟和信息社會普遍發展的今天，離開了互聯網，社會生活是難以想象的。另一方麵，虛擬又逐漸控製了現實。互聯網的觸角不僅涉及經濟技術領域，而且伸向社會生活各個領域；不僅挑戰著國內傳統的控製權威，而且衝擊著國際經濟政治秩序。虛擬世界中信息傳播速度之快、數量之大，使任何國家都難以對其進行預先的、有效的控製，因而難免受到虛擬世界不同程度的操縱。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即使在主權沒有受到影響的地方，國家也不再能夠完全控製發生在自己領土邊界之內的事情（如果它們在過去能做到這一點的話）。從金融係統到生態係統，複雜的全球係統把相距遙遠的社群命運聯係在一起。進一步說，全球通訊和交通設施支持著經濟和社會組織的新形式，這些新的組織形式超越了國家邊界，但並沒有減弱效率或控製”。[9]當代社會就是在這種虛擬與現實的相互作用中推進和發展的。
5.分化與融合的關係。人類社會曆史在其社會生活領域內經曆了一個不斷發展演變的過程。古代社會基本上是屬於未分化的社會；近代以來，隨著市場經濟和分工的發展，社會開始出現了明顯分化；而在全球化條件下，又開始出現了新的融合。相對於近代以來的分化，這種新的融合又被西方有的學者稱為“逆轉”。如意大利學者艾伯特·馬蒂內利認為，“當今世界的分化過程出現了逆轉，這種逆轉滲透於不同的社會領域，並消除了邊界”。[10]這種逆轉的產生，主要源於全球化過程中現代性的自我擴展逐漸走向其反麵，“例如，去分化起源於過度分化，去理性化源自過度理性化，去商品化產生於過度商品化”。[11]
全球化過程中的融合，明顯體現在社會發展中的“脫域”。“脫域”是由吉登斯提出來的。吉登斯把“脫域機製”作為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的主要區別之一。在他看來，所謂“脫域”，指的是“社會關係從彼此互動的地域性關聯中，從通過對不確定的時間的無限穿越而被重構的關聯中‘脫域出來’”。脫域使人們從原有的社會關係下解放出來，建立起新的普遍性的社會聯係。而在這種“脫域機製”中，貨幣是“時—空伸延的工具，它使在時間和空間中分隔開來的商人之間的交易成為現實”。[12]正是貨幣使人們能夠擺脫原有的血緣、地緣、等級製以及其他關係的束縛，可以發生跨越時—空的普遍的社會聯係，從而建立起世界性、現代性的社會關係。貨幣、資本的作用不僅表現在社會關係的“脫域”，而且表現在地域的脫域和社會領域的脫域。貨幣、資本由其本性所決定，必然要摧毀一切影響其發展的地方的、民族的限製，由國內市場走向世界市場，以致各個國家、民族在經濟發展上失去原有的邊界，由此形成地域的脫域。與此同時，貨幣、資本因其順利實現價值增值、保證正常運行的需要，又必然要越出經濟領域的“軌道”，衝向政治、文化、社會等領域，對這些領域以至整個社會生活進行全麵的滲透和控製。因為隻有這樣的滲透和控製，才能清除各種政治、文化障礙，保證貨幣、資本的暢通運行。各種脫域的結果，便是全球化的深化和發展。
融合固然是全球化過程的一大特征，但融合並不意味著消除了分裂或分化。全球化是一個充滿矛盾的過程，它既包含有一體化的趨勢，同時又含有分裂化的傾向。因為資本力量總是要以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的滲透和控製為前提，以獲取發展中國家生產的超額利潤為目的，這就必然會產生貧富差距、全球分裂。而且，由於利益上很難協調一致，因而在全球一體化的同時，各個國家、民族和各個地方的特殊性和獨立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得到強調。如民族獨立和民族自治運動不但沒有停止，反而向縱深發展，一些中小民族也紛紛要求自治。與此同時，各種民族主義和原教旨主義也激發起來，與全球性背道而馳。這就形成了全球化的悖論。
這種既融合又分裂的趨勢，必然引發各個國家之間經濟、政治、文化等關係以及每個國家內部社會生活領域、社會結構的調整，進而影響整個社會發展。融合與分裂，既可能給發展形成有利的局勢，又可能給發展帶來棘手的麻煩。這就要求在發展的具體推進上必須處理好統一化與多樣化、集中化與分散化、國際化與本土化等關係問題，注意化解由融合與分裂所引起的各種矛盾和衝突，保證發展的順利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