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全球化條件下社會發展的新情況、新特點，目的是要使我國在全球化進程中更好地探索出一條適合自己發展的新路。這就要求將視鏡拉回到中國的現實，用全球化的觀點來審視中國的社會發展。
同所有的發展中國家一樣，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除了受到全球化對社會發展的一般影響外，同時也受到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發展的特殊影響。這種特殊影響是多方麵的，但重要的是引發了這樣兩大問題的糾結：首先是兩種發展邏輯的碰撞。全球化盡管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是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但決定性的力量還是資本，因而全球化主要遵循的是資本邏輯。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則不一樣，它不可能完全遵循資本邏輯，而是有其自身發展的特殊邏輯。由於發展中國家同西方發達國家相比，發展的背景不同、發展的條件和環境不同、發展所處的位置不同、發展的導因不同、發展的推進方式不同，因而會形成不同的發展邏輯。這種發展邏輯是由內外因素交互作用造成的。由於發展的邏輯不同，因而導致發展中的矛盾也比較特殊，如發展中所遇到的濃縮與循序、滯後與超前、機會與壓力、解構與重建、民族化與世界化等矛盾，大都具有“悖論”的性質，或者是“兩難困境”。在全球化條件下，發展中國家要想加快發展，既不能完全遵循資本邏輯，又無法擺脫資本邏輯，這就必然發生兩種發展邏輯的碰撞。要減少碰撞或摩擦帶來的損失，不可能采取非此即彼的方法，而隻能是合理協調兩種發展邏輯的關係，既要充分利用全球資本邏輯的積極作用，又要恰當限製其不利的影響，使其合理融入發展中國家自身的發展邏輯之中，使之成為發展的內在動力。其次是先發優勢與後發優勢的較量。在全球化過程中，西方發達國家已經搶占了先機。占有全球廣闊的市場空間和豐富資源，控製世界最先進的科學技術，是發達國家在全球化過程中的“先發優勢”。發展中國家沒有這樣的“先發優勢”，但也會在全球化過程中獲取“後發優勢”。其後發優勢表現在：可以通過國際科技合作與經濟合作，直接學習和模仿發達國家已經成功的技術路線與產業發展方式，避免它們走過的彎路；可以利用發達國家的資本，彌補國內資金的不足，特別是利用發達國家的風險資本，促進科技成果的轉化；可以將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引入國內，使先進生產力直接轉變為國內生產力，並拉動其他生產力的發展，等等。但後發優勢隻是一種可能性，並不具有絕對必然性。沒有一定條件的創造，後發優勢也會變為後發劣勢。如隻注意模仿發達國家現成的科技創新成果，而未能真正學習和掌握實質性的科技創新能力；隻注意沿襲一些西方發達國家現代化的老路，而未能尋找到適合於自己的具體發展道路，必然會形成後發劣勢。因此，如何處理好先發優勢與後發優勢、後發優勢與後發劣勢的關係，對於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同樣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問題。
從發展所麵臨的現實和所麵對的問題出發，中國要在全球化進程中尋求健康的發展，必須在這樣一些原則問題上加以清醒的認識和合理的把握：
一是全球化的引導。全球化就其形成和發展來說，是曆史發展的必然，它是經濟發展以及由此引起的交往普遍發展的產物，是一個客觀的曆史進程。但是，肯定全球化的曆史必然性，並非指認全球化是純粹“自然”的，而非“人為”的。實際上，全球化現象的凸顯，固然是經濟技術的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也不能小覷西方發達國家的“人為”作用。就像有的學者所說，“現代全球化並不是進化而來的產物，事實上，它是為了一些特殊的目標而人為設計出來的。這個特殊的目標就是：使經濟具有優先權，大公司的價值要在世界範圍內推廣和實現”。而且，“現代經濟全球化的時代是有其出生地和出生日期的，它就出生在布雷頓森林、新漢普什爾、1944年”，是為了減輕“二戰”帶來的創傷、避免再一次的經濟蕭條而設計出來的。[13]從實際發展發展情況來看，目前的全球化主要是由西方發達國家操縱和控製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新自由主義政策和全球主義意識形態左右的。對此，法國傳播學家馬特拉曾從文化的角度深刻地指出，“在全球化的概念下，有一種世界的控製論表象。這不是巴羅阿多學派的控製論，而是一種簡陋的控製論，就是說所有的事物都可以用物理的方式進行整合”。“這個概念反映了一種模式的類型，一種全能主義的理想，一種總體論的哲學觀，它試圖使我們相信世界的走向是命定的，就是說外在於所有的社會建構和社會衝突的設想。”[14]因此，全球化既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同時也是政治推動的產物。從一定意義上來講，“沒有政治決策就不會有自由貿易和全球化”。[15]
既然全球化並不僅僅是由經濟必然性決定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為”操縱的結果，那就說明全球化也是可控的。這就提出了全球化的合理引導問題。也就是說，麵對全球化，不能任其盲目發展，不能一味地講“順應”或“適應”，而是應當積極參與，有所作為；通過參與和作為，積極影響全球化的發展，改變不合理的世界格局。如何作為？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學會善於靈活運用國際規則為我服務。國際規則是國際社會為穩定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促進共同發展，提高經濟效益，實現平等競爭等目標而建立的有約束性的製度安排和規範。目前全球化進程中形成的國際規則，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發達國家的利益，不少發展中國家總是在規則的製定上處於“缺席”的地位。由於國際規則由發達國家所主導，這就必然有利於發達國家將其自身的優勢轉化為國際市場上的利益，進而拉大富國與窮國之間的發展差距。然而，盡管如此，發展中國家也完全可以利用國際規則來保護自己、發展自己。如世界貿易組織規則中關於發展中國家條款、環保與技術標準、防範金融危機機製、反傾銷機製等，都可以作為其保護性手段。此外，也可以借助法律來保護自己的利益。從目前的狀況看，現行的規則大致有三類：第一類是反映了經濟全球化客觀要求的規則，如世界貿易組織中削減貿易壁壘原則、公平競爭原則、非歧視性原則、市場透明度原則、總稅稅則分類等。對於這些規則，我們應予嚴格遵守。第二類規則有些在原則上是正確的，但實施得太快，我們又無力承擔，如應對氣候變化的減排規則。從減排規則的設立宗旨來看，我國應當積極參與，但也需要根據自身國情量力而為，按照“共同但有區別”的原則參與減排規則。第三類規則是西方國家為了遏製我國的發展，以種種理由、條件強加於我國，以削弱我國的競爭能力，這種規則理所當然是要堅決抵製的。所以，隻要我們善於冷靜對待和靈活運用國際規則，完全可以在全球化過程中“遊刃有餘”，完全可以在合理引導全球化的發展過程中有所作為。
二是發展自主性的確立。以什麽樣的姿態應對全球化，對於一個國家的發展影響甚大。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全球化實質上是一個追趕現代化的過程，每一個參與的國家都要通過不斷的自我修正、自我更新，推動自身的社會改革和轉型，調整自己的內外戰略，以適應現代化發展的需要。但是，也應當看到，一些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一些阿拉伯國家，對全球化的態度總體上是拒斥的，實踐是被動的。這些國家更多看到的是全球化帶來的負麵效應，擔心全球化對傳統文化的衝擊，擔心政治經濟局麵的穩定。它們簡單地把在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種種矛盾和問題歸因於全球化，同時過於自信傳統文化的應對能力，對借鑒外來發展經驗表現消極，由此帶來的全球化處境比較尷尬。可以說，這些國家基本上是處於一種“被全球化”的狀態。這種封閉、消極的態度既不符合時代的潮流，也違背了現代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使一些國家錯失了全球化帶來的發展機遇。
如何走出“被全球化”的困境？關鍵是要在積極參與全球化的過程中，堅持自主發展。這就是要確立發展的主體性，既不能讓全球化牽著走，也不能讓全球化被動地推著走，而是要在積極參與的過程中，堅持走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這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合理抉擇，也是在全球化條件下推進現代化的合理發展方式。因為現代性不可能離開主體性，全球性也不能替代自主性，失去主體性和自主性的發展，絕不可能是真正意義上的發展，毋寧說是扭曲的發展。這方麵的國際教訓實在是太深刻了！然而，走自己的路並不意味著無視外部世界的變化我行我素。因為走自己的路，並不排斥借鑒別人走過的路。外國在現代化進程中符合中國國情的做法或“走法”，完全可以吸收、借鑒；外國一些先進的經驗、成果也完全可以直接拿來為我所用。因此，中國的自主發展是吸收借鑒了世界文明成果在內的，因而有其更大的包容性和開放性。走自己的路與“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是內在統一的，而不是相互對立的。
堅持自主發展，核心是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中國之所以選擇這樣的發展道路，絕不是從某種抽象的理想、原則出發的，而是根據中國的國情，總結國內外發展經驗教訓而確立的。實踐表明，中國在發展過程中所遇到的各種矛盾和問題，隻有訴諸社會主義方式才能得到有效解決。鄧小平也反複講過這一道理，認為“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以使中國百分之幾的人富裕起來，但是絕對解決不了百分之九十幾的人生活富裕的問題”。[16]“一旦中國拋棄社會主義，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不要說實現‘小康’，就連溫飽也沒有保證。”[17]所以，我們搞的現代化隻能是社會主義現代化，而不是別的現代化。
今天，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使社會主義又走到了一個新的曆史關頭。隨著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社會主義遭到了重創，資本主義似乎獲得了全球性的勝利，所謂“曆史的終結”，就是由此而生。社會主義是否走到了盡頭？這並不取決於主觀意願，也不取決於一兩個事件，而是取決於社會主義自身的生命力和曆史發展的內在要求。就從全球化的現實發展來看，社會主義的存在有著不容否定的重要價值。全球化的發展，沒有消除世界範圍的貧富懸殊，反而使這一現象更為加劇；沒有使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各種矛盾得以緩解，反而使這些矛盾日益突出（如“占領華爾街”等）；沒有使全球生態、環境問題得以有效解決，反而使“全球問題”更加嚴重。所有這些，都凸顯出社會主義的存在和發展有其不可替代的價值。盡管它有過彎路和挫折，但正如有的學者所說，“社會主義作為全球化進程不可分割的部分，曾經推動了全球化的進程，今後仍然會在全球化中找到新的支點，並且會以其倡導的民主、平等、人道獲得全球範圍的認同”。[18]當然，在認同社會主義價值的同時，必須清醒地認識和把握全球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關係。由於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全球化的條件下進行的，因而必須在同資本主義打交道的過程中合理推進社會主義。正確處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係，是發展壯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途徑。
三是發展路徑的選擇。發展的結果總是有賴於發展的路徑。全球化進程所形成的發展路徑紛繁複雜，選擇什麽樣的路徑，對於一個國家的發展有著直接的影響。正因如此，“路徑依賴”成為發展研究加以關注的一個重要現象。“路徑依賴”的概念最初來自生物學，原指生物進化中的自然選擇過程使生物物種具有了沿著某一發展方向不可逆的連續積累的特征，從而使其最終狀態依賴於其發展路徑，並沿此路徑發展下去。經濟學所講的“路徑依賴”主要指現有的發展總是按照原有的方式和路線來推進，而原有的方式和路線是由其曆史、文化、體製等多種因素造成的，即過去的選擇決定了現在可能的選擇。如果說在相對封閉的環境裏，社會發展主要借助的是路徑依賴，那麽，在全球化條件下，路徑依賴就很難說是一種正確抉擇了。全球化的發展格局，必然要求路徑轉換。不打破原有的路徑，完全沿用過去的發展方式，社會發展就會遇到重重障礙，不僅降低運行效率，喪失生機活力，而且無法應對全球化的挑戰。因此，克服“路徑依賴”是發展的客觀要求。
對於我國的社會發展來說，重要的是做好這樣一些路徑選擇。
首先是現代化基本路徑的選擇。按照學界的劃分，世界現代化進程大致經曆了兩次現代化：第一次是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化，第二次是從工業文明向後工業文明（或知識經濟、信息社會）的轉化。我國目前的發展狀況是：到2007年，中國的第一次現代化指數為87％，在全球131個國家、地區中排名70位[19]，屬於工業化後期國家；同樣是到2007年，中國的第二次現代化指數為42％，世界排名63位，與同期美國的109％、日本的102％、德國的93％、法國的92％、英國的91％存在很大差距[20]，屬於第二次現代化初期發展國家。這兩次現代化都未完成，都必須繼續推進，問題是怎麽推進。在全球化條件下，中國的發展絕不能重走原初工業化的老路，即先走完第一步，再走第二步，而是要瞄準世界經濟技術發展的前沿，直接吸納和利用信息化時代的成果，用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加速現代化的進程。這種“複合”的路徑雖然行走艱難，但要趕上世界現代化的潮流，縮短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必須進行這樣的路徑轉換，否則就會漸行漸遠。
其次是產業路徑的選擇。現代產業鏈是由投資、研發、製造和營銷四大環節構成的。在這一產業鏈上，上遊環節（如投資、研發）和下遊環節（如營銷）在價值鏈上創造出較高的附加值，而中間環節（如生產製造）則在價值鏈中創造出較低的附加值。在目前的全球價值鏈體係中，中國主要處於低附加值的環節，在國際經濟競爭中處於弱勢地位。中國不少企業隻能用廉價的資源、廉價的勞動力並付出環境汙染的代價來降低產品成本，獲得國際競爭中的比較優勢和經濟增長。如果這種狀況持續下去，就會形成中國產業發展的“路徑依賴”，即國際產業結構的格局規定著中國產業發展的路徑：沿著低端製造業、低勞動力價格、高資源消耗與高環境汙染的方向來增加產值和獲取利潤。如果沿著這樣的路徑來發展，隻能使我國的產業更加依賴於國際產業鏈中的高端部門，而這種依賴又會進一步加深中國產業發展的路徑依賴，形成惡性循環。因此，中國的產業發展以至經濟發展必須走出資源擴張型增長的老路，實現從資源擴張型增長向技術創新型增長的轉變。也隻有這樣的轉變，才能逐漸擺脫受製於人的被動局麵。
再次是體製路徑的選擇。縱觀世界現代化進程，一個國家的社會發展是與社會轉型緊密連在一起的。發展狀況往往是體製因素的函數。中國曆經30多年的經濟政治體製改革，為其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環境和條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但是，也應當看到，我國長期形成的傳統體製因素還在頑強地、潛移默化地發揮著作用。如受自然經濟和宗法關係的長期影響，我國在曆史上形成的社會基本上屬於人們通常所講的“熟人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關係”與權力結合在一起，形成一種獨特的“關係網”體製，進而導致經濟的某種扭曲發展：利用關係網降低土地與原材料的價格；在企業改製中進行勾結以低價賤賣國有資產；利用關係網搞地方保護主義，製造市場割據；利用關係偷稅漏稅、操縱股價等。這種“關係網”的路徑依賴造成對技術創新的冷落、對土地和環境等公共資源的濫用以及不公平競爭的出現，最後導致發展的不可持續和國際競爭力的下降。所以，要使我國經濟與社會得到又好又快發展，提高國際競爭力，必須打破這種“關係網”路徑，建立健全符合市場經濟的各種體製，完善各種相關的法律與製度。
最後是文化路徑的選擇。社會發展離不開文化發展，而且本身就包含著文化發展。如何推進文化發展？重要的一條，就是必須麵向今天的時代，適應時代要求。全球化不僅使各個國家的經濟聯係日益增強，而且使各個國家的文化交往也日益密切。特別是數字化、網絡化以及各種大眾傳播媒介的快速發展，為各國之間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極為便利的手段，使各個國家的文化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麵對這樣的文化態勢，簡單地沿襲傳統文化之路，或者簡單地重蹈西方文化之路，都不是文化發展的正確路徑，合理的選擇應當是立足民族、放眼世界，走出一條綜合創新之路。所謂綜合創新，就是要在積極弘揚本民族優秀文化的同時，充分吸收外來文化的有益成果，在新的基礎上實現新的文化融合和創新。這是全球化條件下推動文化發展的必經之路。為此，在文化發展問題上，一方麵要反對無視文化民族性的曆史虛無主義和妄圖以某種文化一統天下的文化霸權主義；另一方麵又要反對拒斥文化世界性的狹隘民族主義。在文化發展的路徑上，除了中外對接之外，還要注意古今轉換。這就是不能固守傳統文化，應當適應時代發展趨勢，實現傳統文化的現代轉換。這樣的轉換既是文化推陳出新的路徑，也是走向現代世界文明的路徑。
[1] [德]烏爾裏希·貝克、哈貝馬斯等：《全球化與政治》，14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
[2]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6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英]簡·阿特·斯圖爾特：《解析全球化》，55頁，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4]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16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參見唐士其：《全球化與地域性：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國家與社會的關係》，12～13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6]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5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 [美]弗朗西斯·福山：《大分裂：人類社會本性與社會秩序的重建》，5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8] [美]曼紐爾·卡斯特：《認同的力量》，1～2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9] [英]戴維·赫爾德等：《全球大變革：全球化時代的政治、經濟與文化》，574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10] [意]艾伯特·馬蒂內利：《全球現代化——重思現代化事業》，135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11] [意]艾伯特·馬蒂內利：《全球現代化——重思現代化事業》，135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12] [英]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後果》，18、21頁，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
[13] 參見[美]約翰·卡瓦納、傑瑞·曼德爾編：《經濟全球化的替代方案》，33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
[14] [法]阿芒·馬特拉：《世界傳播與文化霸權》，301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
[15] [德]格拉德·博克斯貝格、哈拉德·克裏門塔：《全球化的十大謊言》，54～55頁，北京，新華出版社，2000。
[16] 《鄧小平文選》，第3卷，6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7] 《鄧小平文選》，第3卷，20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8] 俞可平主編：《全球化時代的“社會主義”》，72頁，北京，中共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19] 參見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中國現代化報告2010》，211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20] 參見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中國現代化報告2010》，ⅩⅥ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