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社會的橫向發展並不是人類社會出現之後就開始存在的，而是社會曆史長期發展的結果。人類在剛剛誕生之後，曾經經曆了一個漫長的孤立發展時期。由於當時人類生存條件主要受自然條件的製約，因而處於不同地區的人群過著相互隔絕的生活。各氏族、部族不僅不可能有今天這樣廣泛的聯係，甚至彼此不知道對方的存在。不僅不同的氏族、部族是在彼此隔絕的狀態下發展延續的，就是在同一氏族、部族內部，不同的生活群體之間也缺少密切的聯係。一個小小的生活環境，就是他們的整個世界。在經曆了蒙昧和野蠻時代之後，人類逐漸從孤立狀態走出來，步入了多中心時期。多中心時期始於人類文明的出現。大約從公元前4000年開始，世界相繼出現了幾個最早的文明中心。如中國的黃河流域、埃及的尼羅河流域、巴比倫的兩河流域、印度的印度河流域，就是人類文明的不同發源地。各種文明本身具有一種較強的輻射力，因而影響的範圍不斷擴大，由點到片，逐漸形成幅員遼闊的文明區域，這些不同文明的出現帶來了人類曆史的多中心發展時期。在這樣的時期，不同的地區先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並湧現出了不少重要的思想家，文明的發展程度也相應地不斷提高，這就形成了雅斯貝爾斯所說的“軸心時代”。在多中心發展時期，雖然伴隨生產和交換的發展，人類不同共同體的規模及其相互間的交往在不斷增強，但總體說來，這種交往的程度是有限的。由於此時各民族、國家主要是建立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之上，因而這些民族、國家基本上還是處於各自孤立、隔絕的閉塞狀態，相互間的交往既不頻繁，又不穩定，對每一方的社會發展難以產生重大的影響，因而整個人類社會還是分散發展的。人類曆史隻能是狹隘的地域史或民族史。人類社會曆史出現橫向發展的重大轉折，是從近代社會開始的。從15、16世紀之交起，人類社會開始進入由分散發展到整體發展的轉變時期，即由民族曆史向世界曆史的轉變時期。新大陸的發現和新航路的開辟，打開了東西方的通道，促進了國際貿易的興起和發展；繼之而來的西歐國家海上商業擴張和早期殖民掠奪，使世界各國的聯係日益密切；特別是以機器大生產和廣泛采用蒸汽動力為標誌的工業革命的興起，進一步強化了各國之間的交往與聯係。自此，分散發展的世界因交往的空前突破而日益結合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曆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曆史”。[2]可以說，人類曆史真正走向橫向發展，是從近代社會開始的。

強調社會橫向發展是從近代社會開始形成的，並不意味著此前的社會曆史沒有橫向性的發展，也不是要否定其發展的意義，而是旨在突出近代社會對橫向發展的重大影響。因為盡管前資本主義社會也有一定程度的橫向發展，但在其發展的深度和廣度上遠遠不能與資本主義社會相比擬。同樣是交往，資本主義社會使其得到深刻的變革和巨大的改觀：一是交往範圍的變革。以前的交往大多是區域性、地方性的，無論是古代還是中世紀，人類各群體之間的交往大都限於某一地帶或某些地區，而且這些交往常常因戰亂與其他衝突而時斷時續。近代以來，這種狀況得到了根本的扭轉，交往的範圍空前擴大，區域性、地域性的交往漸轉變為世界性的交往，階段性、間歇性的交往漸趨於持續性的交往。這樣一來，“亞洲大陸農耕世界的相對閉塞，撒哈拉以南非洲與亞洲大陸之間更大程度上的閉塞，美洲、大洋洲與世界其他地區的完全隔絕——這些現象都逐步發生全麵改觀”。[3]二是交往內容的變革。以前的交往受社會發展程度的製約，在其內容上往往是局部的而非全麵的。每一國家、民族往往根據自己生產的特點、產品的種類、技藝的特長以及文化的差異，在一定時期內側重於某一和某些領域的交換與交流，而且交換與交流的規模是有限的，速度也是緩慢的。近代以來，伴隨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的巨大變動，各個國家、民族的交往開始突破局部的、單層麵的交往，轉變為全麵的、多領域的交往。由“世界曆史”促成的全麵交往不僅僅限於商品交換、貿易往來，而且擴展到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領域在內的全麵交往，這就給交往賦予了新的豐富的內涵。三是交往方式的變革。主要涉及交往的渠道、工具和具體組織形式的變化。就以交往渠道來說，由於以前交通運輸技術水平低下，因而交往主要靠的是陸路，即便海上也有某些交往，但當時的海上航行基本上屬於近海航行，且是陸上交往的補充和完善。巴勒克拉夫曾指出：“當世界上的大洋被認為是不可航行的時候，它們就是人類在地球表麵上運動的障礙，而人類的絕大多數也就生活在對遠處的情況一無所知的狀態中。”[4]近代以來交往的主要渠道不再是陸路，而是海路。海上交通的發展，不僅拉近了各個國家、地區的距離，而且促進了世界市場的形成，從而大大推動了交往的擴展。此後，在航海基礎上形成的航空、鐵路、電信等，進一步擴大了交往的渠道，對人類曆史的整體發展起了重大推動作用。因此，隻有到近代社會，人類交往的各種局限性才不斷得以克服，從而形成社會的橫向發展。

近代社會的橫向發展和整體發展，主要依賴於世界性經濟聯係的形成和擴展。這是橫向發展各種聯係中最為實質性的聯係。從曆史上看，盡管促成交往和社會橫向發展的因素是多方麵的，宗教、文化、遷徙、戰爭等因素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決定性的因素還是經濟聯係的牢固確立。在前資本主義社會，各個國家、民族的交往除了斷斷續續的商品交換和貿易之外，大多是靠宗教傳播、文化往來、殖民統治和武力征伐等來維係的。這樣的交往形式固然擴大了各個國家、民族間的聯係，但這種聯係並不是穩定、持久的，隨時會因各種偶然因素的出現而被打亂乃至中斷。如在古代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古巴比倫曾遠遠走在前麵。古巴比倫文明實際上是不同文化交融的結果，它包括了蘇美爾人、赫梯人、閃米特人和胡裏人的文化。在其發展中，巴比倫王國曾以大規模的擴張載入史冊，“為了商業的利益，他們開始對波斯西南部到敘利亞的廣大地區進行蓄意的征服。而且按照並非不可能的傳說，還曾侵入小亞細亞中部。海上貿易通至遙遠的馬幹和梅盧哈等地，它們可能分別在阿曼灣上的波斯沿海地區和印度河流域”[5]。隨著征服的擴大和領土的擴張，巴比倫文明也在更為廣闊的地區得到了傳播。但到公元前16世紀初，赫梯人突入巴比倫，洗掠而去，結果導致古巴比倫的滅亡。雖然此後又重建了幾個王朝，但因遭到亞述人和喀西特人的打擊，古巴比倫漸趨衰落，終為赫梯王國所滅，巴比倫文明也由此中斷。史實表明，交往的擴大和文明的傳承僅憑文化、征服是靠不住的，唯有經濟聯係才能確立穩固、持久的基礎。因為人類社會經濟發展以及由此引起的交往的普遍發展一旦達到某種程度，便不會逆轉，也不會輕易為外在的偶然因素所打斷；而且經濟的發展尤其是市場與分工的發展，使得各個國家、民族之間產生的不僅僅是一般的交往，而是內在的聯係與交往。近代以來，就是靠世界市場和國際分工，使得各個國家、民族的經濟聯係明顯增強，以致將各個國家、民族內在地結合為一個整體。因此，“世界曆史”作為整體，並不是一個集合體，而是一個有機體；其有機性主要來源於發達的經濟聯係。由此說來，僅僅是新大陸的發現和新航路的開辟，還不足以形成世界曆史，隻有在世界市場和機器大工業出現之後，才能真正形成世界曆史。正如馬克思所說，世界市場和機器大工業“首次開創了世界曆史，因為它使每個文明國家以及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個人的需要的滿足都依賴於整個世界，因為它消滅了各國以往自然形成的閉關自守的狀態”。[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