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社會橫向發展規律，不僅僅限於這種發展的起因和動力問題，同時涉及橫向發展與縱向發展的關係問題。對這一關係加以深刻的揭示，也是社會發展理論研究中的一個新課題。
近代以來，橫向性、整體性的發展確實成了社會發展的一大特點，而且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這一特點日益明顯。但是，橫向與縱向兩種發展並非是彼此分離的，而是內在結合在一起的，是統一的社會發展過程的兩個方麵。二者彼此依存、相互促進，體現為一個互動的發展過程。
就縱向發展對橫向發展的作用而言，可以這樣講：橫向發展是縱向發展的產物。沒有資本主義的發展，便無社會橫向發展的出現。正是社會發展到了資本主義階段，相繼出現了商品經濟、世界市場，才形成了普遍交往和世界性聯係。商品經濟和世界市場不僅是世界曆史形成和發展的推動力量，而且成為整合、融匯各種發展因素的凝聚力量，世界曆史就是在這些力量的作用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因此，“世界史不是過去一直存在的；作為世界史的曆史是結果”。[25]如果說世界曆史是由資本主義直接引起的，那麽，資本主義也是曆史發展起來的。馬克思指出：“資產階級賴以形成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是在封建社會裏造成的。”[26]封建社會的發展，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形成提供了大量的積累：一方麵是技術與知識的積累，另一方麵是新生經濟力量和社會力量的積累。這些積累的加劇，自然為資本主義奠定了前提和基礎。
對於縱向發展對橫向發展的作用問題，不僅要看到資本主義的直接影響，同時也要看到前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實際影響。這就需要對後者的作用與影響予以客觀的理解與評價。毋庸諱言，前資本主義的各個曆史時代都是分散、緩慢發展的，但即使在這樣的時代，促進社會交往擴大和社會整體發展的因素、力量也在日益增強，其曆史推動作用不可小覷。個體小生產雖然存在不少局限，但它取代原始群體協作成為社會主導生產方式，卻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結果，而且正是由於它的充分發展，為後來的社會化大生產準備了條件。宗教雖然在社會生活和人們的日常生活中起著一定程度的束縛和控製作用，尤其在中世紀對社會發展起了較大的阻礙作用，但其不斷的傳播、擴散以及不斷的世俗化，也逐漸增強了各個國家、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政治上的征伐和衝突雖然給有關社會共同體帶來程度不同的破壞，但征伐和衝突也在一定意義上帶來了合作與交往的可能，甚至“充當了曆史的不自覺的工具”。可以說，近代以前人類社會在經濟、政治和文化等各個領域所進行的活動以及所取得的成果，不僅對當時的社會發展有其重大影響，而且為人類文明的未來發展奠定了必要基礎。沒有這樣的發展與積累，近代以來要形成社會整體發展則是不可思議的。如果要對近代以前社會發展所取得的實際成果加以分析和總結的話，可以看到，這樣幾項成果對於後來的社會整體發展尤為重要：一是培育出一批相對穩定的民族國家。到中世紀晚期，西歐開始出現了向民族國家過渡的大趨勢，其推動力量是專製王權的建立。專製王權是民族國家的早期形式，也是近代社會轉型的起點。民族國家的出現，為統一“民族”與“國家”、推動不同民族之間各種交流，提供了可靠的組織依托和基本平台，因而是人類社會橫向發展和整體發展最有力的推動者。二是形成了不同類型的文明。在長期的曆史發展過程中，不少國家、民族基於自己的曆史與文化，逐漸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明。這些文明雖然差異很大，且發展的慣性也很大，但恰恰是這些差異和特點才形成了相互間交流的必要與可能。人類的整體文明就是在各種文明的相互影響、相互碰撞中向前推進的。三是產生了一定規模的商品經濟。近代以前的經濟，總體來說是自然經濟，但在其長期發展過程中，逐漸發育出一定程度的商品經濟；尤其在封建社會後期，已經發育出現代意義上的商品經濟。像西歐封建社會後期城市的興起、商業貿易的發展、市場的擴展、市民階級的出現等，使商品經濟在原來的母體中脫穎而出，大大改變了原有的生產方式。商品經濟的發展必然擴大經濟交往、刺激市場競爭，從而激勵各個國家、民族不斷變革圖新，同時促進各個國家、民族經濟發展相互依賴。總之，社會橫向發展和整體發展是以往社會長期發展積澱的結果。
然而，社會的橫向發展和整體發展一經形成，它對縱向發展的影響又是巨大的。世界曆史的出現，將人類曆史帶進了一個新的全球化時代。全球化條件下的社會整體發展給人類社會發展增添了巨大的動力，其效應與作用主要是從下述方麵得以展現的：
一是加快了縱向發展的進程。全球化條件下的經濟，本質上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的發展必然要求各個國家在發展經濟時嚴格控製成本、關注經濟效益、提高勞動生產率，這就會大大刺激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而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又必然推動生產力水平的顯著提高。特別是在今天全球化的條件下，科學技術的進步日新月異：一方麵，科技發明的數量日益呈“爆炸”的態勢，知識更新的速度越來越快；另一方麵，科學技術用於生產的周期越來越短。科學技術通過其誘導效應、擴散效應和滲透效應，大大促進了各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經濟的發展，必然會帶動整個社會的快速發展。
二是推動了社會發展的重大轉型。世界曆史的出現，不僅使社會發展有了分散與整體之分，而且有了傳統與現代之別。世界曆史是與現代社會同生共存的，是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一大轉型，因而世界曆史條件下的各種發展，無不具有現代性。不僅如此，現代社會發展與以往的社會發展相比，無論在內容上還是規模上都是一場重大的變革：不是局部的變革，而是全局性的劇烈社會變革。正如馬克思所說：“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狀況不停的動**，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這就是資產階級時代不同於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關係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素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關係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一切等級的和固定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被褻瀆了。”[27]深刻的社會變革，必然會加快社會的發展。
三是給發展注入了生機與活力。世界市場的發展，必然伴隨著世界性的競爭。誰要在世界市場上站穩腳跟、贏得主動，誰就必須提高自己的競爭力。激烈的市場競爭，促使各個國家必須自覺地關注市場變化，不斷調整和改變自己的發展方式和社會運作機製，以增強市場競爭能力和國際競爭能力，這就必然給各個國家的發展帶來巨大活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國與國之間的競爭表麵上是經濟力量的競爭，實則是創新能力的競爭。一個國家能否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就看有無創新能力。因而創新賦予一個國家、民族以生機與活力，並成為其發展的不竭動力。
四是促進了文明水平的提升。社會發展狀況往往是通過社會的文明程度體現出來的，文明的程度從總體上反映了社會發展進步的水平。文明的發展有一個法則，這就是先進的文明總是戰勝落後的文明。就像馬克思所說：“野蠻的征服者，按照一條永恒的曆史規律，本身被他們所征服的臣民的較高文明所征服。”[28]既然先進文明總是戰勝落後文明，那麽，在世界曆史條件下，先進文明的傳播與擴展必然會對落後文明形成重大衝擊，使其得到改造和轉換，從而提升整個人類文明水平，促進文明發展。事實上，人類文明的發展正是由各個國家、民族優秀文化的元素來不斷滋養的。在文化領域內，沒有了差異，沒有了比較，也就沒有了文化生命力，當然也就沒有了文化與文明的進步。
值得注意的是，社會橫向發展對於縱向發展除了上述這些基本作用和影響之外，還有一個獨特的作用，這就是“跨越式發展”的出現。跨越式發展作為社會發展的一種特殊形式，雖然在曆史上也曾有過，但它作為一種常見的現象，還是在近代以來尤其是當代社會形成的。隨著曆史向世界曆史的轉變，跨越式發展已經不再僅僅是一種偶然的現象，而是日益具有普遍性的現象；相應地，這種跨越式發展也不能被視為社會發展規律之外的特例，而是合乎規律的社會現象，以致成為社會發展的一種重要形式。“跨越”主要是相對於具體國家、民族而言的，它主要涉及一個國家社會製度的跨越和生產力發展的跨越。對於具體的國家、民族來說，世界曆史的形成為一些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實現這些跨越發展提供了可能。尤其是在生產力發展方麵，經濟落後的國家通過學習和利用國外先進科學技術、先進管理經驗，重新進行資源配置和要素組合，合理調整產業結構，實現一定的跨越發展是完全有可能的。這樣的例證屢見不鮮。當然，即使是實現了某些方麵跨越的國家，要想繼續有效地推進社會發展，仍然需要依賴橫向發展，即擴大開放，加強交流合作，充分吸收和利用人類文明成果。
如果說上麵所述主要是從實際發展過程來反映了橫向發展對縱向發展的具體作用，那麽，從理論邏輯上看也可以發現前者對後者的重大影響。一般說來，縱向發展主要指人類社會從低級形態向高級形態發展的趨勢，突出地表現為五種社會形態依次更替的過程；橫向發展主要指近代以來民族曆史向世界曆史轉變的趨勢，集中體現為一種開放的和全球化的運動。這兩種發展，常常被概括為關於“五形態”的理論和關於資本主義全球發展的理論。按照通常的理解，先有“五形態”理論的確立，然後才有對資本主義及其全球發展的典型解剖。這樣的看法隻能在一定意義上去理解。其實，如果沒有對“世界曆史”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研究，就根本無法形成“五形態”的理論。何以如此？原因就在於：首先，“五形態”依次更替規律的發現，有賴於“世界曆史”的形成。在以往長期的封閉式發展中，狹小的生產規模和生活方式限製了人們的眼界，使其無法了解世界的總體狀況及其發展走向，因而很難產生出關於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性的正確認識；而隻有在民族曆史轉變為世界曆史的條件下，人們才有可能用一種寬廣的視野來觀察和審視世界與民族的發展，通過各個國家、民族發展的相互比較，揭示出帶有共同性的東西，即曆史發展的常規性和重複性。也就是說，社會形態依次更替的規律是通過“世界曆史”把握出來的，而不是僅僅通過某些國家、民族的社會發展概括出來的。其次，“資本主義”的確定及其他各種形態的劃分，也需要借助於“世界曆史”的分析。在社會實際發展過程中，任何社會的生產關係和社會關係都不可能是純而又純的，在一定階段內，既有以前社會遺留下來的“殘片”、因素，又有通向未來社會的新生的因素，整個社會就是由各種因素組成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判斷社會的性質或時代的性質？按照馬克思的觀點，關鍵是抓住社會的“普照的光”。馬克思正是通過當時世界曆史條件下各種關係的分析，發現“普照的光”就是資本，即資本是現代社會旋轉的“軸心”，才把近代以來的社會和時代定位於“資本主義”。而後，馬克思又通過資本主義起源的研究以及前資本主義各種所有製形式的考察，對各種社會形態作了明確的劃分，並對其依次演進的關係作了深刻的揭示。因此，離開了近代以來世界曆史的總體研究，就根本無法提出“資本主義社會”，更劃分不出各種社會形態。簡而言之，離開了橫向發展的考察，縱向發展就無從談及。這也正是馬克思研究社會曆史的一個重要特點。
在今天的理論語境中，社會發展的縱橫關係突出地表現為資本的發展與空間的關係。當代西方一些學者如列斐伏爾、哈維、蘇賈等對此都有比較具體的論述。這些研究並非是簡單的“話語翻新”，而確實是反映了當代社會發展的某種現狀。隨著全球化的深入推進，資本的發展與空間的關係日益密切，以至左右著當代資本主義以及整個世界的發展。一方麵，資本的發展導致空間的改造與重組。資本追求價值增殖的過程，既是一個資本主義再生產的過程，也是一個資本不斷突破自然、曆史以及自身各種界限的過程。為了使再生產能夠順利進行，資本往往會動員一切手段，將自然關係、社會關係以及國際關係等全部納入資本主義體係之中，從而建構起一種總體性的空間社會組織。這樣一來，資本主義生產就不僅僅是一定時空下的物質生產，而且是一個不斷超越原有地理空間界限的“空間生產”。另一方麵，空間的擴大與重組又造成資本新的發展。空間的擴大與重組意味著空間障礙的消除、社會關係的重構以及世界格局的重要變動，這就形成了一種新的社會環境。在這樣的環境裏，資本的發展也在產生重大變化，如超額利潤的來源、利潤的分配以及資本要素的配置等都與過去發生了較大的改變。尤為重要的是，空間的重組成為資本主義解救危機的重要手段。列斐伏爾、哈維等學者都認為，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夠存在下來，其手段就是不斷占有空間並生產出新的空間；資本主義的發展動力與消解危機的能力就來源於對空間的多次重組，正是通過這種重組，使資本主義渡過了一次次危機，延長了生命過程。總之，資本空間化和空間資本化，已成了當代世界的一大顯著特征。空間既是資本發展的結果，又是資本借以發展的手段。資本與空間就是通過這樣的關係來體現著當代社會縱橫發展的相互作用。當然，在資本與空間的相互推動、相互轉化過程中，充滿了矛盾與衝突。如跨國壟斷資本與世界勞工之間的矛盾、跨國公司的嚴密組織和科學管理與世界市場的盲目擴張和混亂之間的矛盾、全球生產的無限擴大與世界市場的有限容量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生產無限性與地球資源有限性之間的矛盾等，就是具體的表現。這些矛盾不可能總是通過擴展空間的辦法來解決，當其空間擴展到極限時，解決辦法也就走到極限。因此，必須從資本自身矛盾的解決來尋求其他矛盾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