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小愛讀人物傳記與曆史演義小說，文章看多了之後，對社會與人生就有些自我主張式的理解。

我一直以為，人生實際上就是由社會中一件件的小事結構而成。自個人降生到這個世界，他其實就開始經曆一件件的事，起初，他的人生是一張白紙，出生當天所經由的大人們對他的看法及關愛就是第一件事，之後圍繞他的大人與大人間、他與大人之間、他與同伴之間的事，就陸續塗畫他人生的白紙。嬰兒長大讀書以後，識了文字，能寫作了，就開始執筆記錄與自己有關的事情。因此，我們會看到很多人物的日記，如魯迅日記、胡適日記、中正日記等。當然，還有更多平凡人物的日記存在於民間，或者隨生命的逝去而灰飛煙滅了。

在我十八歲的時候，就想記錄一些與自己有重大關係的事，也想學習名人偉人記日記的做法，但想著自己終歸是一個凡夫俗子，日記寫了，最終還不是廢紙一堆，就罷了這個念頭。於是，就嚐試著用文學的式樣來記錄一些事情，當然，人生重大轉折的某些事件由於心境的問題而遺漏了，但人生成型以來的大事情約略記錄了一些，於是就有了各種文學樣式的紀實性文章。

唐代大詩人白居易給後人留下3000 多首詩，算是高產詩人，並且，他還提出了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歌比作果樹，提出了“根情、苗言、華聲、實義”

（《與元九書》）的著名論點。情是詩的內容，言和聲是詩的表現形式，義是詩的社會效果。他分析了詩歌創作中的感情活動，說：“大凡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然後興於嗟歎，發於吟詠，而形於歌詩矣”

（《策林》六十九）。又說：“樂者本於聲，聲者發於情，情者係於政”（《策林》六十四）。認為情感活動並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緣起於社會生活中的“事”，密切聯係於當時代的“政”。因而，詩歌創作不能脫離現實，必須來源於生活，取材於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著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與元九書》）是其著名理論，就是說，但凡作文，一定要切合當時社會現實與具體事件，否則，隻不過是些“嘲風雪，弄花草”的“空文”。

我不敢說自己的詩文可以對國家政治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一點作用，但從社會人生生活的某個方麵來說，這些文章反映了中國社會轉型時期某個階層、某個群體的人生奮鬥軌跡，對同時代的人有一些啟發和慰藉，對後時代人有一定的曆史文獻見證作用，從而對各階層各方麵的人群都能起到一定的借鑒作用。

那麽，我是代表什麽圈層的人群？我的詩文反映什麽時代、什麽樣的事件呢？

作為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後期出生的人，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媒體與社會輿論曾一度宣揚這一時代出生的人是最沒有機遇的人，是犧牲的一代。他們不像自己的父兄那樣，雖然生活艱苦，但思想不迷惘，工作不愁找，生活沒有攀比，全國上下一個樣式；也不像自己的弟妹們，那些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人群碰上改革開放成效初見的機遇，碰上信息時代提供的同一起跑線，因此，他們的人生狀態與七十年代出生的人群很不一樣。

我不是代表上世紀七十年代出生的所有人，而是代表那個時代出生的農村的孩子們。再加上幾個定語，確切來說，是代表那個時代農村出生的、過早跳出“農門”的那一代人。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那群品學兼優、十五六歲年紀就進入體製內的初中畢業生，在中等師範就讀三年後，幾乎百分之百的人成為小學教師，即所謂的“孩子王”。我們來自農村，畢業後自然分配到農村，記得在畢業之時，我同時入黨，經黨組織授意，我寫了篇《立誌麵向農村》的文章，還在校廣播站大肆廣播。於是，我們就帶著神聖的光榮回到自己來時的山溝溝中做“萬金油”了。

1994 年執教於江西省蓮花縣神泉鄉永坊小學，然後是希望小學，由於我所教畢業班成績在鄉上的五連冠，得到中學校長的賞識，1997 年進入神泉中學任教。此五年，正是我青春年華的盛季，但無限精力卻沒有方向的依歸。於是幫家裏做做農活，上上課，喝喝酒，追追女孩子，但那時要想交一個基本喜歡的女朋友幾乎是難於上青天。記得去外鄉一所小學玩，那裏的老師朝我們一瞅，說是不是從那個衝子裏來的，因為我們的褲腳無一例外都沾滿黃泥巴。人家對我們是這種態度了，遑論去追什麽女朋友，隻好灰溜溜爬回原處。

1999 年，我終於走出了我生長二十四年的山溝溝，於南昌、蘇州逗留三年後，來到昆明，在雲南大學讀完三年研究生後，留校任教，直到今天，又是四年過去了，此後，我又將遠赴中國人民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在1993 至2009 這17 年間，我經曆了身心上的雙重迷惘與苦痛。從農村進到大都市的這種人生經曆，不是任何人可以擁有的。那是代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那批掙紮前行的、品學兼優的、讀了中師或中專的、最後回家做“孩子王”的初中畢業生。如果按照正常讀書，這批數一數二的人大可進入重點大學，成為某個時代的天之驕子。但是，很大一部分人一輩子執教於小學講桌上，而當時二流三流的初中畢業生，讀了高中，進了重點與名牌大學，另一部分沒有讀高中的畢業生去打工、經商，也是身家不菲，出手闊綽，而我們這些孩子王們到今天都還是守著微薄的薪水過活著。

我走出了讓我困窘的土地，慶幸自己的覺醒與堅持。但是，這十多年來，也失去很多，青春、愛情、親情、友情、鄉情等都越來越離我是那麽的遙遠，那是一種若即若離，是一種朦朧、依稀的情愫，是一種歲月流逝、往昔美好日子不再的惆悵。那七八個人共事的山村小學，冬天夜晚與同伴偷老鄉白菜的逸事，男女老少同事相安無事炭火盆邊的默契，酷暑寒冬的鬥室習書，天剛發亮與老父母田間割稻的艱辛，秋虎肆虐的農耕雙搶；少年時早出晚歸的上山砍木頭伐竹子，每周期待一次三十公裏開外的墟場賣竹，蓬草矮灌中的野果尋覓，鄰家地裏的番薯竊偷，春潮初漲後的小溪捉魚，每天晚上聽完父親故事後的安然入睡，早上打翻菜碗餓著肚子上學的慌亂，物理考試堅持到最後一分鍾的韌勁，晚自習時冷水無意潑向燈泡導致黑暗後同伴們的歡呼，與女同學孤男寡女夜處一室自習時的內心湧動和表麵鎮靜；五年來對人生方向的迷失，三年中再次求學每天十四小時的苦戰，近七年來的漸入軌道……所有這些，現在都成了一種美好的回憶，成了我所代表的那一階層人群最愜意的心靈菜湯，成了我現在不可再得杳杳的人生財富。因為他們於我、於我所代表的同人，於我的後一代人，都是一種夢裏依稀的事情。是惆悵也好，是甜蜜也罷，總之，我的詩文對此做了流星式的定格，做了並不美輪美奐的勾勒，做了人生階段的記錄。當然，還有必要說一個當然，我的詩格律並不嚴謹，我的文文采並不很美，但都是應時、應事、應情而發。於我來說，唯此足矣。

（本文原載於《重慶日報》2022 年5 月15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