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天的人們目睹著ICU重症患者的絕命哀號，甚至是已無知覺的死亡等待，親人們的限時探望，特別是用金錢換來的、聊以表達感情的、各種有用無用的、花花綠綠的藥物，還有全身插滿了用來輸入各種**的昂貴的優質材料管道，假如老莊能見，必是會怒目圓睜，大呼不道，斥責今人白活了這麽多年！所做的一切不光是對物質的肆意糟蹋，也是對生命的**暴虐。當受盡病痛折磨已不成人樣的患者，試圖為了生命的一絲尊嚴而期望安樂死時，絕大多數是得到“嚴辭”拒絕和“集體”抗拒，能得到精神撫慰和充分親情的反倒是那些仍然生活在貧瘠的山野、遠離物質文明的鄉土平民。

不管是ICU、MICU、OICU還是EICU、CCU、NICU，一個共同的場景就是更“恐怖”於醫院普通病房的“瘮白”：不分男女、不論老少、不視容貌，更沒人顧及你的地位，也不會因你錢的多少，隻因治療的需要，橫七豎八、四仰八叉、**上下，什麽儀表、風度、氣質，乃至尊嚴、榮譽，一切的一切，歸置一張病床的界限。清醒著的，大眼瞪著小眼，流露的是對醫者的乞求和對生命的留戀；昏迷的，則了無聲息，聽天由命，任由擺布；知覺疼痛者，則張牙舞爪、拳打腳踢，甚至是歇斯底裏，死命喊叫；更為悲戚的是膽小者，則無病生病、輕病重病，能治不治，不死也死。況且大數據統計出的，進出ICU45%的存活率，早就把有點醫學常識的文化人，嚇了個半死。盡管有專家一臉嚴肅地權威發布：病人之死“三分之一是病死的，三分之一是治死的，三分之一是嚇死的”，事實上不算作秀，但也不算太離譜。

錢花光了，人也走了，感情表達到了，但走的人在生命的最後一程中，雖然感受到了親情，但也遭盡了“洋罪”。一些絕症患者，因各種先進技術和藥物的“狂轟濫炸”，再如一個療程又一個療程的化療、介入甚至是沒完沒了的反複手術、“開膛破肚”、顱腦大開、心肺修補，甚至還有器官的移植，不僅生理上極度痛苦，心裏也遭受著無比煎熬，即使有再強大的心理承受力，在現代高科技的“**”之下，也一個個被折磨得齜牙咧嘴，欲死不能、想活不成。最終以骨瘦如柴、麵黃肌瘦、痛苦不堪，甚至是讓人、包括親人們都目不忍睹的“慘狀”離開了世界。也不乏心理“脆弱”者，以一種歇斯底裏的人性暴露，呈現出“五花八門”的“稀奇古怪”，並成了最後的生命定格。

盡管誰都知道是不治之症，根本沒有治愈的可能，也就是靠最先進的藥物激發其人之自然的最大潛在本能，維持著心跳腦動，盡可能地不讓監視儀的曲線拉直，特別是救死扶傷的“白大褂”們，更是心知肚明，但誰都不說。不光是大多數的人怕死、不說死、回避死、不願麵對死，更主要的還是，病人的家人和家人的家人，或者是說所有的，有點關係的人，都在關注病人的存在，至於存在的內容和這個人的意願、痛苦、尊嚴，沒有人去理會。似乎這個曾經最親密的、伴隨了一生，甚至是給予了生命的人的喉頭蠕動、眼球轉動、淚水流動，是那樣的陌生和不解，最後的一絲生命呼喚和人生的尊嚴，竟是在親人的“親情”之中。

更為淒切的是對待人死後的各種儀式，那就更是五花八門，各不相同。當然愛斯基摩人的冰葬、印度亞姆納的水葬、馬來西亞的樹葬，包括西藏的天葬、風葬和塔葬，還算是簡樸不甚隆重和煩瑣，隻是中國人幾千年來的殯葬禮儀，就足以把人折騰得頭昏眼花、天旋地轉。從挺屍、報喪、招魂、送魂，做“七”、吊唁、入殮，再到喪服、出喪、哭喪、下葬，一套曆經幾千年、無數代人不斷完善豐富了的“送死”大典，一點也不比“活人”的生活簡單。一些人類的族群，甚至把生的意圖視為死的心願。篤信今生今世的活，就是為了來生來世的死。活的動力和鞠躬盡瘁的努力，就是為了一個美麗死亡的光環。

文明的愚昧，愚昧的文明，有時真比愚昧的愚昧，來得更為愚昧。可怕的是身處愚昧而不知愚昧，還歡欣鼓舞地發揚光大著愚昧，並以愚昧為榮，更為可悲的是群體的愚昧，齊心協力地一起愚昧。

死亡之事，自古至今，上至君王權貴，下到販夫走卒，即使是學富五車、才高八鬥，抑或是家財萬貫、富可敵國，誰都難免一死，最終都是黃土一堆，墳頭一個，骨灰一盒，甚至是連一個坑都沒有。人皆有死，自是定律。死之情形不外壽盡而死、福盡而亡、意外死亡和自然離世，這也和《瑜伽師地論》的壽盡死、福盡死、橫死是一個“味道”。僅中國大約就有2億60歲以上的老人，且以每年700萬以上的速度淨增，北京、上海和廣州更是到了“深度老齡化”的階段。老年性疾病所帶來的就是死亡的必然。現實中人們不管情願還是不願，所采取和應對的不外就是不惜代價全力救治。不管病情怎樣的不逆，也不管病人因救治是何等的痛苦，大都會不遺餘力“盡心盡力”，最終是毫無尊嚴地“兩眼一閉”。1999年2月巴金病重住院，當醫院要對其做喉部手術時，他對醫生說：“不要用藥了，讓我安樂死吧。”之後因其女兒小林不按他的要求，他還發脾氣說不尊重他、不把他當人看，自己活著就是“累贅”“是一個廢物”。巴金哀歎“長壽對我是一種懲罰”。也有人形容在重症監護室裏的每一次心跳、每一次呼吸，都可能就是生命的終點，也伴隨著“傾家**產”。有人統計一個人一生的醫療費用40%是用在臨死前的最後一個月，真還不是虛報，其實是隻多不少。不惜代價、傾其所有的最後一搏，更多的竟成了花錢買罪受。看看ICU重症監護室裏生命垂危的病患，身上插滿橫七豎八的各種管子，向體內灌輸著各種價錢不菲的**，再看看病人痛苦難耐的模樣，何談形象，更無尊嚴，有的隻是親人們“無限親情”之後的“萬般愁容”。全力以赴不遺餘力的極力搶救，是醫者為自己榮譽的拚搏、醫術水平的體現，當然也是患者家人們不計後果的“親情表達”，故什麽儀器都上、什麽藥物都用，有人說有時候看到使用的救治手段，比恐怖分子還“歹毒”，甚至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羅瑞卿的女兒羅點點在2006年就和觀點一致者建了“選擇和尊嚴網站”，還搞了個“不插管俱樂部”，提倡“尊嚴死”，傳統的北京人也在2013年成立了個生前預囑推廣協會。台灣島上的瓊瑤在表達自己要“尊嚴死”的公開信中，囑咐兒子、兒媳不論自己得了什麽重病，都不動大手術、不送病房、絕不插鼻胃管、不需要急救措施，隻要沒痛苦地死去。並說：“你們無論多麽不舍，不論麵對什麽壓力，都不能勉強留住我的軀殼，讓我變成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臥床老人！”“氣切、點擊、葉克膜……這些，全部不要！幫助我沒有痛苦地死去，比千方百計讓我痛苦地活著，意義重大！”還說：“人生最無奈的事，是不能選擇生，也不能選擇死！”讓失能老人“尊嚴死”，而不是全身插滿管子承受生命最後的痛苦。人類社會對“尊嚴死”有共同的認知，在美國有近40個州還以立法的形式支持自然死亡，英國人在1967年就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個臨終關懷機構，世界各地現在有近百個國家和地區成立了相應的機構。讓生命釋放最大的能量是現代科技，也是人類一直的努力，甚至可以說人類社會文明的最終體現是讓自己好好地活著。北京醫院的名譽院長、中國著名的外科專家吳蔚然臨終前懇請醫院尊重自然規律，不用插管、透析、起搏器等創傷性治療延續生命，最後在家人的陪伴下平靜地走完了一生。“我死我做主”的“尊嚴死”，本質的目的是將無痛、無懼、無憾作為“死”的尊嚴，把“生死兩憾”變成“生死兩安”。人生最無奈的莫過於既不能選擇生，又不能決定死。善終既是追求，也應是權利。如果說生命是一艘航船，每個人都應是這艘航船的掌舵人。讓生命之舟平安靠港不應是一種妄想和奢望。但時至今日，要處理好“盡量活”和“尊嚴死”的生死大題，真還有待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