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雖可殺身成仁、為仁而死，但孔子更多的是忌憚於死，甚至是厭惡死。“顏淵死，子哭之慟”表達了孔子對死亡的悲憫之情。但在對待生死的抉擇時，倘若一定要在生死仁人之間選擇，孔子有“誌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也就是如果仁與生發生了對撞衝突，死則成了義不容辭。孔孟一道，一脈相承。有孟氏之“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雖不否認好生惡死的人之通性，但更看重義大於生的思想態度，並說“知命者，不立乎岩牆之下”。比較而言，孟子的生死觀就更加高亢和奮進，甚至是一種對仁義至上的信仰尊重。相對於儒家的厚葬，道、墨兩家並不苟同，不管是莊子“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送齎。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還是“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在莊子眼裏死後就是鳥獸的果腹食物，葬與不葬毫無區別，更堅拒糟蹋天物、勞民傷財的金葬、銀葬和豪華厚葬。墨家所主張的鬼神、薄葬和道家的不謀而合。既試圖以“明鬼”規範人生的行為，又稱“其生也勤，其死也薄”並“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尚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獨無節於此乎？”對儒家厚葬重葬不屑，甚至是蔑視。
“不得好死”是一句惡咒，真還比“不得好活”使人發怵。生前呼風喚雨、叱吒風雲，建功立業、威震江湖，但死得淒慘卻是泣鬼瀝神。秦因商鞅變法而成就大秦，商鞅卻落了個五馬分屍，同樣的秦人李斯輔佐秦王橫掃天下，被魯迅評為“文章秦之第一”，卻因趙高陷害腰斬鹹陽，而又是李斯“一山不容二虎”，容得下大秦萬裏江山，就是裝不下一文弱書生，賜予一代法家韓非子毒酒一杯，“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之辱、背水一戰的韓信，也無奈地被斬死在小女子呂後的刀下，嶽飛“精忠報國”，被奸相秦檜誣陷慘死風波亭中。
長江大河奔流不息，萬物生靈繁衍繼續。有時活著的並非為了活著，隻是為了滿足周遭太多的需要。一個自然的、生物本能的、又之於思想情感牽扯攪和的“鏈條”、平衡，即使是已經實在不想活著，也必須甚至是無可奈何地繼續活著。背負得實在太多，牽扯得實在太累，多得連自己都不知道什麽是東西南北、地老天荒，甚至根本就不在血脈基因的生物相傳，七大姑八大姨之外的七大姑八大姨，都在一個個相互糾纏的平衡圓上。一個**和卵子的不經意地、故意地、一心一意地、專心致誌地，甚至是灰心喪氣、驚濤駭浪地**相撞，孕育出的不管是螞蟻、蒼蠅、猩猩，老鼠、豆蟲、蜈蚣，還是白人、黑人、黃人和今人、古人、原始人，都在以各式各樣、千姿百態，以至於稀奇古怪的生命樣式，用時間的標尺計算著自己活著，還真的活著。但大多數是為別人活著，顧視和在意著琳琅滿目的眼珠子，積極而努力地活著。
想死是不行的。空氣中的氧分子需要被呼吸、綾羅綢緞得有人消受、金銀珠寶還真是配飾，更多的是千萬雙的眼睛觀瞻著你的一舉一動。幸福的、愉悅的、歡快綻放的花兒，大多是使人賞心悅目，多數人也賞心悅目；枯萎的凋落還就能換來一片鼓樂齊鳴、雷霆掌聲。親者痛，仇者快。動物的世界其實就是如此，人盡管自己標榜自己的“高級”，其實也與豬狗牛羊沒有兩樣。如非洲大草原上疾奔如飛、勢不可擋，看似威猛強壯的角馬，目睹著同類被獅子、鱷魚撲殺、絞食時的麻木、無視和與己無關，繼續啃草、咀嚼、嬉鬧甚至還不失時機地抓緊繁衍後代。自然的法則其實就是物質與精神、存在與意識的**擁抱，並沒有像先哲賢聖探究和描繪得那麽深奧和高尚。
死是必然，生卻有著偶然性。天變地換，鬥轉星移。每個生命都可演繹成一場跌宕起伏、豐富多彩的悲喜大戲。即使是再玄妙的天算，宇宙中也似乎不可能有什麽“神”做出對生死的預算。導演的故事隻是故事，舞台戲劇也隻能是戲劇。當鼓點響起、鑼聲敲起，生旦淨末醜依照編排的需要，一齊或先後踩著音律上場。悲喜交加，時而高亢激昂，轉而低頭吟唱，但結局是早已編成的定式。舞台劇是別人的戲，人生事卻是自己的事。起始的甜蜜，根本不能預示未來的光明；慘淡的“下場”，或許就是曾經的輝煌。一場遊戲一場夢，人生遊戲夢幻人生。赤橙黃綠青藍紫，皂白花素黑空深，隻是轉瞬彈指間。一時的絢麗多彩、**四射，卻為之後的暗淡籠罩上了漆黑的陰霾；悲慘淒涼的晚景，原來都是早先的努力拚搏的癡心狂想。曾經拚盡全力、千方百計、絞盡腦汁要“霸占”舞台中央，並撕心裂肺，直衝霄漢地大唱，到頭來原來是大夢一場，並以悲劇收場。喜劇雖好，能讓人心情愉悅，開心歡暢，但痛心疾首的“悲劇”，許許多多的“正常人”，卻又是那樣的“歡欣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