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仁”“禮”之書
《論語》一書，以語錄體和對話文體為主，記錄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是孔子政治主張、論理思想、道德觀念及教育原則的集中體現。《論語》是我國語錄體散文的開創者，是我國漢語文章典範性的發源地。
全書總共20篇，以言簡意賅、含蓄雋永的語言，主要記述了孔子的言論，描述了孔子的風采。書中所記的孔子循循善誘的教誨之言，或簡單應答，點到即止，或啟發論辯，侃侃而談，富於變化，娓娓動人。《論語》善於以神情、語態、舉止來展示人物形象，又有關於書中人物個性氣質的傳神刻畫。孔子是全書描述的中心人物，南北朝時期劉勰在其著作《文心雕龍》中有言：“夫子風采，溢於格言。”以孔子為中心，《論語》還成功地刻畫了一些孔門弟子的形象，如率直魯莽的子路，溫雅賢良的顏回，聰穎善辯的子貢，瀟灑脫俗的曾皙等，全都個性鮮明，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班超在《漢書·藝文誌》中說：“《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南朝梁蕭統所編《文選》中，也引言說：“昔仲尼既沒，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可見，“論語”的“論”是“論纂”的意思，“語”是“語言”的意思。“論語”就是把“接聞於夫子之語”“論纂”起來的意思。此外，我們也可由此得知，《論語》的書名自古有之。
《論語》成書於戰國初期，曆經秦始皇焚書坑儒，西漢時期《論語》隻有口頭傳授以及從孔子住宅夾壁中所得的本子。魯人口頭傳授的《魯論語》有20篇，齊人口頭傳授的《齊論語》有22篇，從孔子住宅夾壁中發現的《古論語》有21篇。西漢末年，曾為帝師的西漢學者張禹精治《論語》，以《魯論》為基礎，參考《齊論》，合而為一而另成一論，被稱為《張侯論》，成為當時的權威讀本，並受到了後世的尊崇。東漢末年，經學大師鄭玄以《張侯論》為依據，參考《齊論語》《古論語》，創作《論語注》，即是今天的《論語》版本。《齊論語》《古論語》現已亡佚，現存的《論語》共20篇，492章，記錄了孔子與弟子及世人談論之語約444章，孔門弟子相互談論之語48章。
自漢代以來，便有不少人為《論語》作注解。《論語》與《大學》《中庸》《孟子》並稱“四書”，《詩經》《尚書》《禮記》《易經》《春秋》並稱“五經”。“四書五經”是古代知識分子的必讀書目，而《論語》更是多朝學子求學入門的啟蒙書，隻有讀了《論語》，才能進一步學習“五經”，才能進一步追求學問的更高境界。曆朝曆代都有不錯的、影響較大的《論語》注疏，如魏何晏注、宋邢昺疏的《論語注疏》、宋朱熹的《論語集注》，清劉寶楠的《論語正義》，以及民國時期程樹德的《論語集釋》、當代學者楊伯峻的《論語譯注》等。這些書目可作為我們閱讀《論語》的參考書，但是所謂“一千個讀者眼中有一千個漢姆雷特”，《論語》究竟講述的是怎樣的社會、人格理想，我們應該都會在閱讀之後各有見解、各有所獲。
《論語》是孔子思想的真實記錄和生活表現，內容涉及了人們生活的諸多方麵，其中的許多篇章、許多論斷，都對現代人具有積極的借鑒意義。
如何做人的問題，是《論語》談論的一個重要問題。綜合書中的相關篇章，我們應遵循以下原則做人：要正直磊落、要重視“仁德”、要重視個人修養的全麵發展。因此，我們要行為光明磊落，要“克己複禮”“恭、寬、信、敏、惠”，要“舉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進一步地，若想成為孔子所敬重的“君子”，我們要謹遵君子的言行標準及道德修養要求。首先，“君子不器”，君子應具備多種才能、品德，以道義作為做人的根本，按禮儀來實行，用謙遜來表達它，用忠誠來完成它。再者，君子要重視自我修養，並處處嚴格要求自己，做到重義避利，追求道義。君子一要隨時注意戒除個人的欲念，二要在處事過程中帶有敬畏之心，防止肆無忌憚，三要凡事認真處理，隨時嚴格要求自己。所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追求道義是君子精神的真正體現，是君子與小人的本質區別。最後，“君子不黨”，君子之間的交往應該做到“周而不比”“和而不同”，即君子之間方方麵麵都很周全，卻不去相互比較，又於和諧的關係之中存在著不盡相同的觀點。
《論語》中紀錄了大量的孔子的言行舉止，這些正是孔子教育理念的最直接體現。孔子是我國偉大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影響了他之後的世代中國人。《論語》一書中的教育思想，是值得世人借鑒的智慧之言，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孔子秉承著“有教無類”的思想，從30歲起即設立了私學，廣授天下學生，同時遵循“因材施教”的理念，注重培養學生不同的個性、才能。如此，才有了孔子“弟子三千，賢人七十”的傳奇佳話。關於學習的態度、方法、目的，教育的基本方法、內容、目標，以及教育的指導思想等，孔子都向我們提供了具有十足借鑒意義的良言美句，比如“溫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師”“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怠”等，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名句。
孔子擁有一顆積極出仕的心，曾因在魯國仕途受挫後周遊列國，推行自己的政治思想。然而在他看來，合格的務政者，需要具備多項素質。《論語》中關於務政的思想，是“學以致用”思想的具體體現。孔子看來，隻有懂禮、有道、正直，並且具備一定從政才能的人才能務政，從政者若想有所成就，就必須勤勉忠誠、溫良恭儉讓，擁有勤奮、忠心、溫和、善良、恭敬、節儉、謙讓的美德。此外，務政需要言行一致，舉止端莊，“言忠信，行篤敬”，不然一事難成。再者，從政需要將眼光放遠放大，依次而進，處理政務不能貪圖速度或眼前利益，不然容易欲速不達，貪小失大，同時應當以慎重的態度，深入實際了解實情，以免犯錯。
圍繞“禮”“仁”的思想，《論語》還向我們闡述了一套治國安邦之道。依《論語》之言，治國的根本，在於恢複“人倫綱常”，人人各在其位，各司其職，是理想社會的和諧秩序。為了達到治國的目的，首先需要統治者嚴於律己，不能為所欲為，還應重視才智、禮儀、仁德的關係，“選才、富國、育人，立法”，正確處理自己與廣大人民的關係，講究信用、愛護人民，使國家中的社會個體和愛相處，國家長治久安。
“克己複禮”的政治理想
正如孔子的弟子子貢所言，“禮失則昏”是孔子一生所恪守的格言。“禮”是孔子一生努力的方向，“複禮”是孔子一生各種努力的目標。
春秋時代，社會經曆著大動**，周王室衰微，大權旁落，眾諸侯國逐鹿中原，戰爭頻發，百姓苦不堪言。麵對動**不安的社會，孔子大歎“天下無道”，他抱著強烈的憂患意識和救世情懷，奔走於列國之間，全力倡導“禮治”，提出“為國以禮”，以達到“仁”的境界。“克己複禮，天下歸仁”，孔子“禮”的思想，為當時混亂的社會提供了一劑治世的良方。以“禮”為支柱的治人之學，實際上就是孔子的治國思想、政治理想。
《史記·孔子世家》以“禮”為線索，以簡潔而生動的筆調，描述了孔子一生的活動軌跡。幼年時，孔子“年少好禮”，“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在遊戲中演習禮儀之事。他還和魯人南宮敬叔“適周問禮”，到禮儀的中心周都去學習“禮”。周遊列國途中，齊景公向孔子問政，孔子提出了著名的八字治國方針“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行君道，臣行臣道，父行父道，子行子道，每個人都以與自己身份相符的方式生活，社會即是“禮”的美麗世界。魯定公與齊候夾穀會盟，魯國大勝，是因為孔子“以會通之禮”，即以“禮”相挾。孔子刪編《詩經》，準則是“取可施於禮義”者。對己，孔子言禮、守禮、行禮以身作則，一絲不苟；對弟子，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導弟子，“與弟子習禮大樹下”。
周禮，是周族在長期的社會生活實踐中形成的傳統的典章、製度、儀節、習俗的總稱。它以氏族血緣關係為紐帶，從生產、生活的各個方麵，具體詳盡地反映了社會成員之間、社會成員個人與集體之間的關係準則，它奠定了成員間權利與義務麵的統一性、平等性，並對社會成員具有共同的約束性。周禮是周族在政治、經濟、文化、心理素質等方麵特征的具體表現，是這個氏族區別於其他氏族的外在標誌。
作為奴隸王朝一整套運行製度的集合，周禮是周朝奴隸製上層建築的集中表現，是用以維護奴隸製上下、尊卑等級關係的工具。孔子崇尚周禮，主張恢複周禮，卻又不是原搬照抄，而是對周朝的禮治思想加以繼承和發展，形成了自己的“禮”論。
《論語》一書中，談到“禮”的有74處之多，主要是讚美和弘揚周公所奠定的周禮。孔子認為，“禮”作為規範社會結構和人們行為的基本製度，能夠在很久以前就存在於一個繁榮的王朝，未來也將永遠地存在、發展下去——禮治是永恒的。《論語·為政》中孔子說道：“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他縱觀夏、商、周三代，認為殷禮以夏禮為基礎，而有所損益，周禮以殷禮為基礎，而又有所損益，如此推算，周的後繼朝代也將以周禮為基礎，而有所損益。如此下推，即使是百世之禮，也是可以預知的。因此，孔子對統治秩序順暢井然的西周社會表現出了極強的向往之情，讚歎“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論語·泰伯》），要想做到“恭”“慎”“勇”“直”，“禮”是一門必修課，足見“禮”之重要性與必要性也！
“周室衰，禮法隳”（《漢書·貨殖傳序》）的社會狀況下，王室衰微，諸侯貴族世卿專權，邪說暴行大作，有弑君者、弑父者，社會禮治秩序已是孔子嚴重的“禮崩樂壞”。以周朝的有序社會為鑒，這樣的社會現實實屬野蠻、不堪。對此，孔子主張“克己複禮”。
所謂“複禮”，就是向著“禮”回歸，回歸於“禮”。孔子認為，不論是處在社會下層的人民，還是處於上層的統治階層，他們之所以不依“禮”行事，或“犯上作亂”，或魚肉百姓，皆是因為他們都願意滿足自己的欲求，照著自己的欲望行事。所以，要實現“複禮”，必須首先“克己”。“克”，即是戰勝，“克己”，就是要用“禮”的強大武器，戰勝自己的欲求。“克己”“複禮”，前者是後者的實現途徑，後者是前者的最終目標，兩者可謂和而統一。
“複禮”的要求貫徹於家庭關係，就是要維護西周的宗法製度。而對於習慣了“家國”思想的國人而言，“國”在很大意義上是“家”的集合，是“大家”，國家關係是家庭關係在更廣闊的主體上的沿用。“尊尊”和“親親”是西周宗法製度的主要特點。“尊尊”即尊貴，規定人民需要服從貴族特權，是維護等級製度的原則。孔子“禮”思想的實質，就是依據嫡庶、長幼、親疏等關係，確定貴賤、大小、上下的等級區別，以形成各種名分，然後按照名分，確定倫理規範和行為準則，借以製定有關社會政治的禮法製度。所有人都按照禮治規定，等差有序，貴賤有等，各處其位，各奉其事，恪守自己的社會角色和政治角色，遵循“禮”的角色規範，規範言行，履行義務，做到“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禮記·大傳》)。“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婚姻疏數之交也”（《禮記·哀公問》），這正是“禮”在家庭、社會生活中的巨大作用。
為了貫徹“親親”“尊尊”的原則，孔子提出了“正名”的主張。《論語·子路》有雲：“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行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正名”是護“禮”的重要手段。在孔子看來，禮治製度產生的原因，就是為了確定各人與其名分相符的思想和行為。“正名”即是其名與實相符，就是對某些與其人身份不符的言論和行動加以修正，所以“名之必可行也，言之必可行也”。刑罰，則是對違反禮治者應有的懲罰。如果禮治遭到破壞，“名不正”，就會致使“禮樂不興”“刑罰不中”，造成“民無所措手足”。
“仁者愛人”的社會理想
孔子對待“仁”，是一種寬容、開放的態度。在孔子眼中，每一個社會個體，無論上下貴賤，都應該有一種為“仁”的願望，都應該誠心誠意去求“仁”，如此才會有可能得“仁”。達到“仁”的境界的根源，不在於他人的督促或推動，而在於自己如何去做。隻有個體意識上的主動追求，才有實現“仁”的理想境界的可能。孔子認為，“為仁”是人的某種自覺的內在情感行為，任何他人對這種行為的推動都是無力的，隻有自己態度端正，才會有實現“仁”的強烈要求，才能自覺地為了求“仁”而不懈努力。孔子強調，對於“仁”的追求，我們首先要在內心的價值觀念上明確對“仁”的態度。這種內心深處對“仁”的價值追求的思想，被稍後的儒學大家孟子引申為“四端說”理論，即“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孫醜上》)”。
對“仁”思想的重視，充分表明了孔子對“仁”思想的推崇，以及“仁”思想、學說在孔子整個思想體係中的核心價值地位。
“仁”思想是《論語》論述的一個基本思想，書中有對“仁”的多種解釋。從《論語》中論“仁”的部分來看，“仁”的價值內涵主要是指“仁”的情感性、自得性而言。從某種方麵而言，孔子的思想是一門如何處理人與人、人與自我、人與社會之間關係的學問，是一門關注人自身發展的學問。個體在實際生活中如何達到理想的人格，這是孔子所提倡和關注的大問題。“已立立人，已達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是“仁”精神價值的重要體現。
“仁者愛人”。在孔子看來，“仁”即是“愛人”。我們愛已，因為不會采取損傷自己的行為，我們若也愛其他人，那麽自然也不會去損害他人。孔子“愛人”觀點的理論來源，可追溯到周朝初期的“保民”“敬民”思想。民為國家之本，保民、存民、敬民、愛民，可以換得國家的長治久安。作為“仁”的重要精神內涵，“愛人”思想具有廣泛的適用性。我們由“愛人”，在孔子“仁”的價值內涵的範圍內推導的一係列內容。這些內容都深刻地體現出了孔子對於社會民眾的普遍關注，對於整個人類社會發展中實現人際間和諧發展的關切。乃至在幾年後的今天，孔子所提出的一係列相關思想，仍具有普遍的適用性和永恒的價值，是現代人可以獲益良多的至理名言。這一切，正是奠定了孔子作為中國乃至世界最偉大思想家地位的原因所在。
“仁”的一種表現方式，是以博大寬厚的胸懷來愛護民眾，即“泛愛眾而親仁”。這一點，首先是自我認知上的一種升華，是自我精神狀況的一種內在反映。作為價值主體內在精神狀態的反映，“仁”是實現理想人格過程中不可缺少的品質。在內心深處，我們要以“仁”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用“仁”的境界嚴肅考察自己的思想，這是達到真善美崇高境界的前提條件。“仁”的另一表現方式，體現在時時處處以人為主，以人為本，圍繞“人”的思想行為的發展狀況，將個體的人作為研究和關注的對象。一個本質上有問題、思想上有邪念的人，在孔子看來是不可能達到“仁”的境界的。
孔子的“仁”是具有很強實踐性特征的思想。孔子將關注的焦點投向現實與社會，他時刻關注著現實生活中如何實現人的全麵發展的問題。孔子關於“仁”的學說，不是純粹思辨性的形而上的理論體係，而是結合具體的行為方式來告訴人們應該怎麽做。這又不是哲學意義上的實踐理性的體現，而是對一般人民人格升華、人性解放的終極關懷。孔子在《論語·衛靈公》中曰：“誌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為了至上崇高的“仁”的境界，有誌之士絕不能夠做有違最高道德準則的事情，甚至在必要的時候，要以惜犧牲自己性命的代價，來成就這一偉大的事業。孔子“殺身成仁”的理念，成為了很多後世分子報國捐軀的行為準則，前仆後繼的“仁人誌士”們在它的指引下，為了國家、民族的大事業奮不顧身，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有教無類”“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
孔子是我國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從事教育，開創了我國古代教育的新局麵，培養了許多卓有成就的學生，取得了豐富的教育經驗。孔子的教育理念、求學思想對後世產生了經久不衰的影響。
在孔子看來，學習的內容要博廣，不能偏頗、單一。“文，行，忠，信”，即文化知識、品德修養、忠誠篤厚、堅守信約，這些是學習綱要。要學好這些，愛學、樂學是必需的學習態度，正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這種態度是取得學習成就的關鍵，顏淵“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的發憤好學的樂觀精神，深受孔子讚賞。其實，正確的學習態度還要“默而識之，學而不厭””，即要腳踏實地，牢記所學知識，並且不因學到的知識而感覺滿足。同時，學習要專心致誌，知難而進，並虛心求教，不恥下問。學無常師，學子要隨時隨地注意向他人學習，取人之長，補己之短。這正是孔子所提倡和讚揚的“敏而好學，不恥下問”的學習精神。在學習方法上，孔子又提倡“學而時習之”“溫故而知新”,還特別強調學思結合，勇於實踐，所謂“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他要求人們把學習、積累與鑽研、思考相結合，不能偏廢。在學到知識之後，就要履行學習的目的了，那就是“學以致用”。孔子辦私學的目的之一，就是培養德才兼備的政治人才，在孔子看來，對道義、真理的追求是學習的目的之一。
本著“有教無類”的指導思想，從30歲而設私學開始，孔子收徒不分貴賤、賢愚，人人機會均等。針對學生的不同特點，孔子“因材施教”，注重培養學生不同的個性、才幹。孔子曾說“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意為對於中等才智以上的人，可以和他談論高深的道理，對於中等才智以下的人，則不可以。為了貫徹“因材施教”的思想，孔子很注意觀察、了解學生，並在此基礎上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比如冉求辦事畏怯，因此要鼓勵他，子路膽大過人、自以為是，因此要抑製他。孔子還重視誘導式的啟發教育，不學生死讀書，貴在觸類旁通，即所謂：“告諸往而知來者”。顏淵聽老師講學後“聞一以知十”，孔子因此特別稱讚他聰明好學。在孔子看來，用“仁”“義”“禮”淨化人們的靈魂，協調人們的社會行為固然是教育的目的，培養具有“仁”“義”之心的“仕”“君子”，為當時的社會服務是更加重要的目的。這也是孔子“學而優則仕”思想的反映。孔子72位得意門生中，就有不少的從政者。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培養目標，與當時的社會需要是相統一的，體現了教育的社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