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創儒家大派 延續禮儀之製
儒家思想由孔子創立。在周王朝衰微、社會禮崩樂壞的環境下，孔子在總結、概括和繼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親親”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思想體係。孔子在《論語·述而》中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正是自己思想本色的寫照。在百家爭鳴的先秦時期，儒家學派隻是百家之一。由於儒家自身相關修身、治世思想的優越性，以及後代統治者的加工、利用，儒家思想漸漸成為古代中國社會的正統思想，儒學也成為了我國古代最有影響的學派。
儒家又稱儒學，也有人認為它是一種宗教而稱之為儒教。又因儒家思想奉孔子為宗師，所以又有人稱其為孔子學說，也有人因孔子、孟子為儒家最早、影響最大的兩位大師，因而稱儒家為“孔孟之道”。
儒家思想基本可分為“內聖”與“外王”兩部分，即個人修養與政治主張兩大類。若要進行進一步細分，可具體分為倫理學、政治學、史學、經濟學、科學技術觀等。其中，儒家的倫理學注重自身修養，以“仁”為中心思想，意在創造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係。儒家政治思想推崇“仁政”“王道”以及“禮製”，以“大同”“大一統”為理想，主要闡述君臣關係、官民關係。儒家具有重視編修曆史的悠久傳統，孔子就曾編修《春秋》，通過遣詞用字的方法，“微言大義”地表達了自己的思想觀點，在曆代儒家學者的努力下，中國的編年史從公元前841年開始至今一直沒有中斷。儒家重官輕商、重義輕利，其經濟學思想主要是為了人類的理想社會而服務。儒家不重視分科領域專業知識的研究，所謂“君子不器”，從一個側麵反映了儒家輕視專門人才的思想。
在儒家學派產生之前，“師”與“儒”是古代社會貴族和自由民眾接受傳統社會化教育的途徑，智、信、聖、仁、義、忠的“六德”，孝、友、睦、姻、任、恤的“六行”，禮、樂、射、禦、書、數的“六藝”等，都是這種社會化教育的主要內容。儒家將這文化要素全盤吸收，並使之上升到了係統的理論高度。孔子“有教無類”，廣收天下學生，打破了統治階級壟斷教育的局麵，衝破了“學在官府”的局限性，使傳統文化教育得以波及整個中華民族。如此，儒家思想就有了堅實的民族心理基礎，全社會逐漸接受並逐步儒化。內涵豐富而複雜的儒家思想，在曆經了長久的曆史發展之後，終於成為統治者的治國王道、讀書人的至理名言。
曆經了秦朝的“焚書坑儒”之後，漢朝儒學家董仲舒以經過改造後的儒學思想上奏帝王，要求“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營造“春秋大一統”的盛世。從此，儒學成為了中國社會的正統思想，研究四書五經的經學也成為了顯學。這時的儒學，實際上已是融合了道家、陰陽學說中有利於君王統治的內容而形成的新儒術。唐代的文人、學者韓愈提出了道統之說，作《原道》正式提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關於道的傳授係統說，並以孟子繼承者自居，為儒家的正宗，開啟了宋代道學的先聲。到了宋朝，程朱理學成為儒學主流，周敦頤、程顥、程頤被尊為始祖，朱熹為理學的集大成者。我們現在所說的儒家思想，相當部分來自宋朝的解讀。元明清時期的科舉，都以朱熹的理學內容為考題，對這三代世人的思想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明朝滅亡被視作以漢人為統治者的中國的第二次亡國，以黃宗羲為代表的一些儒家學者在明亡後對曆史進行了反思，認為國君是“天下之大害”，清代中期的思想家戴震更批判朱熹理學“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進入近代，落後的中國麵臨內憂外患，人們開始紛紛對中國文化作出反思，既有龔自珍、魏源等儒學內部學者批判儒學，主張改革，又有對儒家思想的大衝擊，如太平天國運動、戊戌變法、五四運動等，各種激進主義新思潮對儒學產生了不小的衝擊。麵對衝擊，儒學發生了宗教化，也產生了新儒家。
儒家文化、儒家思想對中國的影響，可謂深入骨髓。有說法說，每一個中國人的身上，都背負著五千年的中國文化，其中相當一部分肯定是儒家文化。幾千年以來，中國官方教育所傳授的，不外乎《四書》《五經》，平民知識分子若想榮登仕途，不通曉儒家思想就絕無遂願之日。中國人傳統意識中的責任感思想、節製思想、忠孝思想等，都是儒家思想和專製統治相結合的產物。在中國社會作用了千年的儒家政治和經濟學，對於今日的中國政治、經濟等各個方麵，仍存在著巨大的影響力。可以說，儒家思想依然是當代中國的主流思想。
孔子作為儒家的創始人，其對儒家思想的影響至深至廣。以孔子為先師、思想領袖，是儒家的基本特征之一。在思想上，儒家“仁”與“禮”的張力結構，也是對孔子思想的直接繼承與發展。儒家由內聖而外王，通過內體心性成就外王事功之學，也與孔子“克己複禮”的修身、治世思想一脈相承。注重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係，並將之運用到政治實踐中，同樣是孔子重視人際關係之和諧，以人之和求國之昌理念的繼承。
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新儒家
新儒家又可稱為新儒學，是儒學遭遇西方文明後產生的新的儒家學派。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中國緊閉的國門被炮火攻破，隨之而來的，除了政治權利的剝奪和經濟領域的剝削，還有西方文明的輸入。國人痛定思痛，開始將眼光分放於東西，從思想、文化領域探尋導致中華民族危急的原因所在。因此，從廣義上來說，新儒學可指鴉片戰爭以來所有曆經變革的儒家新學說。
時間進入20世紀，國際、國內形勢變化巨大，國人對於民族思想、民族命運的思考從未間斷。20世紀20年代初期，一個既不同於傳統儒家，又與鴉片戰爭以來的新儒學有異的學識思想流派形成，這就是“現代新儒家”。現代新儒家的基本主張，是要恢複儒家思想在現代社會中的主導地位，重建儒家的價值係統，並以此為基礎來吸納、融通西學，以謀求中國文化和社會的現代化。新儒學是中國現代文化保守主義的主要思想代表，與馬克思主義派、自由主義西化派同為中國現代三大思潮之一。新儒家將儒家的心性之學看作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本原和核心，認為對西方文化的吸納和會通隻有在認同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上才能進行。在新儒家學者的眼裏，心性之學還是開發現代科學與民主事業的根據。
自產生至今，新儒家的發展如涓涓低流的水一路向前，途中有吸收、融會，也有曲折、變革，逐漸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理論主張，也成就了越來越大的聲勢和影響力。新儒家的發展階段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從20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是以梁漱溟、熊十力、張君勱、馮友蘭、賀鱗等為代表的第一代新儒家；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是以牟宗三、唐君毅、徐複觀、方東美等為代表的第二代新儒家；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是以杜維明、劉述先等為代表第三代新儒家。
現代新儒學既繼承了宋明理學的本體論，又吸收了西方哲學的理論精華，形成了既“古典”又“摩登”的哲學體係。新儒學崇尚中國傳統哲學“天人合德”的宇宙本體論，將天地生生之德與人性內在統一起來，形成了內外合用的政治思想、誠明能合的人生修養和知行合體的社會實踐哲學。與此同時，新儒家還吸收了西方哲學內容，如柏格森的“生命哲學”、新實在論的邏輯原則、康德的“自由意誌”、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等，使自身的哲學體係得到了充實和發展。如此，新儒學較之西方哲學，既避免了西方哲學中本體與現象、主體與客體、人與自然對立的弊病，達到了“體用不二”的高度，又吸收、發揮了西方哲學中的精華部分。新儒家以“以直覺為體，以理智為用”為原則，強調體驗本體的方法和認識現象的方法，以既把握本體，又不忽視現象為目標。這一方法論不僅包含了傳統的儒學因素，也含有了道家、佛教的思想。以此本體論和方法論為指導，新儒家將世界分為“本體世界”和“物理世界”，即“價值世界”與“事實世界”。新儒學認為，哲學的任務是追求人生價值，運用價值理性，科學追求物理變化，以及運用工具理性；而中國哲學主要是價值哲學和人生哲學，缺少對物理的認識，沒有精密的哲學邏輯，西方哲學主要是認識哲學和邏輯哲學，自然科學發達，但沒有真正達到認識人生價值的高度。在他們看來，“本體世界”是真善美和道德形而上學的根據，也是我們人生價值之所在，用實踐理性的直覺體驗去把握“本體世界”，是哲學的任務所在。
走出國門的孔老夫子
1993年，一名外國學者在德國發現了一本出版於1691年的英文版《論語》，這是已知的最早的英譯本《論語》。書的前言中說道：“這位哲學家（孔子）的道德是無限輝煌的。”事實上，英譯本是由法譯本轉譯而來，而法譯本又是由拉丁文譯本轉譯而來。
最早將孔子思想、儒家文化帶到西方的人，是明清時期來到中國的耶穌會傳教士。這些傳教士將中文中的“孔夫子”翻譯為拉丁文“Confucius”，從此，它便成了孔子的“洋名”，沿用至今。最先翻譯《論語》的人，是著名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他於明朝萬曆年間來到中國，之後在中國定居了27年之久。他將《論語》翻譯成拉丁文，並於1687年在法國巴黎出版。由拉丁文版本開始，《論語》又被翻譯成法語、英語等其他文字。
這些來華傳教士因被孔子思想深深吸引而將其介紹到西方，孔子學說進入西方之後，受到了當時人們的普遍推崇和讚譽。在遙遠的西方，在其死後的近兩千年後，孔子被尊為與蘇格拉底、柏拉圖共享盛名的聖人！西方學者說孔子是“偉大文明奠基者”，說“孔子的教誨屬於全人類”。有學者認為，儒家思想推動了歐洲的近代啟蒙。伏爾泰、狄德羅、盧梭、洛克等西方近代啟蒙先驅，吸取、利用孔孟學說，打破了歐洲封建世襲和神學統治，催生發展了自由、平等、民主、人權等現代觀念，促進了人文、政治、經濟、社會乃至科學等方麵的發展。
自孔子學說、儒家思想傳入西方，其儒學研究就一直在發展前進。18世紀時，歐洲學術界興起了孔子學說是否為“純世俗性”問題的廣泛討論，這場討論持續了一個多世紀之久，使歐洲學界基本了解了孔子思想。20世紀，西方出現了欽佩孔子的**。到了20世紀60年代，孔子學說開始由學術舞台走向大眾社會，“東方文化熱”日漸風靡。
20世紀以前，由於傳入方式的影響，儒家在西方的研究成果主要出自於天主教傳教事業發達的意大利、法國等國，這些國家對孔子和儒家的研究已達到了一定水平。但在19世紀後，這些國家在近代化發展中逐漸落後於英、美等國，後者工商業的發展繁榮激起了他們了解東方、了解中國的熱情，漢學也逐漸興起。英國傳教士理雅各傾注了數十年的心血，終於完成了對《四書》《五經》《老子》《莊子》的翻譯，成為近代英國第一位享有盛名的漢學家。
就東方而言，孔子和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對這些國家產生的影響就更加深遠了。所謂“近水樓台先得月”，孔子學說、儒家思想對日本和韓國的影響，足以說明儒家文化的價值和魅力。
大約在5世紀以前，儒學就傳入了日本。不僅學者們對儒學進行研究和學習，就連當時的日本天皇也躬身學習儒家思想。發生於7世紀中期的日本大化改新，是日本曆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件，它完善了日本的統治製度，奠定了日本的國家發展方向。事實上，大化改新就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響下發生的。而早在公元1世紀初，儒學就已傳入了朝鮮半島。現今的韓國人信奉各種宗教，但在倫理道德上卻仍舊以儒家為主，生活中的禮儀、道德還帶有明顯的儒家特色。日本和韓國的社會倫理、禮儀，都受到了儒家“仁”“義”“禮”等觀念的影響，這些儒家印記至今明顯可辨。
如今，300多年前以儒家代表走出國門的孔子，早已有了不一樣的身份——孔子是中國文化的代表。以孔子命名的“孔子學院”花開五大洲，成為推廣漢語、傳揚中國文化的橋梁。為了推廣漢語文化，我國政府於1987年成立了“國家對外漢語教學領導小組”，即我們日常所聽聞的“漢辦”。孔子學院就是“漢辦”承辦的，秉承孔子“和為貴”“和而不同”的理念，意在推動中國文化與世界各國文化的交流與融合，以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為宗旨。2004年11月21日，全球第一所孔子學院在韓國首都首爾掛牌成立。截至2009年11月，已有88個國家和地區擁有孔子學院和孔子課堂，每年都有大量的中文教師和漢語誌願者奔赴全球各個孔子學院和孔子課堂，為了推廣漢語和中國文化，為了世界文化的交流和共同繁榮而奉獻著自己的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