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本雅明的《柏林童年》是把成年的自己寄回童年，讓他自由穿梭於少時的街衢，任意暢遊，截取印象，以記錄種種“成年對視少年”的化學反應，那麽，《我們在此相遇》則是讓鐫刻在記憶之中的逝者複生，鮮活地加入生者的生活，把臂同遊。這些死人——母親、戀人、啟蒙者、朋友，曾經參與你生命的人，他們“親人不死，愛人不滅”，不但談笑自若，充滿動感，還會引導回憶。
已經死去的母親，和你挽臂同逛菜市場，不停地大聲說笑關於丈夫及菜市場攤主的故事，語氣裏沒有一絲謙遜。她不相信謙遜這回事。在她看來，謙遜是一種偽裝、一種分散注意力的戰術。她教你怎麽煎一條劍魚，囑咐你配上紅椒、青椒和黃椒，擠上檸檬汁醃製。她邊說邊發出屬於十七歲的笑，閃閃發光。
肯，幾乎是少年文學啟蒙的流亡者。在克拉科夫，肯和八十歲的伯格討論達·芬奇，而當年，正是他，一本一本地借書給少年伯格，給他講西班牙內戰、讀洛爾迦，對他說：“如果你非哭不可，那就事後再哭，絕對不要當場哭！記住這一點。除非你是和那些愛你的人在一起，隻和那些愛你的人在一起——若真是這樣，那你已經夠幸運了，因為不可能有太多愛你的人——如果你和他們在一起，你才可以當場哭。否則事後再哭。”讓少年銘記一生。
這不是複製記憶，不是激活，也不是用暮年之眼解讀青年的經驗。它是一種詩化的複活。這種記憶材料的活性處理方式，讓我覺得很新鮮。
第一遍我是當遊記看，想伯格的遊記能美到這種程度，取了最詩意的景點——裏斯本、克拉科夫、清河，以城市為坐標負載意象。伯格的混血氣味多麽迷人，他學畫出身，又是藝評家，時不時仍會評點某些作品或僅僅是視覺現象，比如南斯拉夫的風景是沒有視覺重心的重複以及反戲劇化的樸素；畫家出身的伯格，取景的能力也是一流的，隻有他，才會這樣形容梅李——“成熟時，它們的顏色是帶黑的紫，但是，當你把它們捏在手裏用指尖揉搓，就會發現它們表皮有一層霜：色如藍色木柴煙的霜。這兩種顏色讓我想到溺水與飛翔”，將顏色對官能的蠱惑力描述得如此性感；他也是時評家、老左翼作家，對政治和現實很敏感，總是念念不忘記錄隨見的不平，哪怕是在談愛情時，他也能在視線的餘光裏瞥見一個失業的工人。
伯格其實是比較典型的評論型人格。同樣出名，托賓的聰明會內化成人物的內在肌理感。《我們在此相遇》，是恰恰好，雖然對話也有點像格言體但不過分，政論隻是邊角，濃度高但還沒到聲勢迫人的程度。而《留住一切親愛的》，在我看來實在太濃了，一張凸向鏡頭的濃墨渲染的演講者的臉。
第二遍當記憶之詩。什麽是存在？什麽又是不存在？如何在空無之中創造一切？隻要有欲望和思念就夠了。相遇，從來就不是你遇見我，而是你遇見你眼中的我。既然如此，重逢也不必是你重見我，隻要你重見你眼中的我就行了。穿過記憶的走廊和迷宮，身體的挪移與記憶的腳步前後交錯，用學術的話叫作地誌學書寫，用情感語係叫重逢。
有趣的是，伯格選擇人物粘貼的活動地點。母親出現在裏斯本，書的封麵上就是裏斯本的電車在窄小的街道上開過。按伯格書中的寫法，開窗的人可以觸到街對麵。這是一個盛放折疊記憶最好的地方。它不那麽開放和舒展，而更多的是向內折的褶子。半舊的日子上方，有回憶的羽翼盤旋。寫博爾赫斯是放在瑞士——一個養老之地，博爾赫斯年少時躲避國內戰火時曾經寄居的地方，一個宜於幸福之地，他一直相信自己會回到這個故鄉，在肉體死亡之後——像一個青春已逝、性征模糊的中年女性。這是一個高山積雪又整飭的地方，冷冷的理性透出文明感。這就是地誌學書寫，通過描繪一個地方，體現一種抒情氣質，這個地方不再具有物理的實在性，更是一種觀念的存在。而肯是被安放在克拉科夫，東歐有種舊時的詩情，想想辛波絲卡，還有辛格的盧布林。那裏有柔和的黃昏和模糊的暑氣。而休是個不知來曆的移民，參加過西班牙內戰，還介紹伯格讀《巴黎倫敦落魄記》，放在東歐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正合適。空間的詩情，或者說，一種地理書寫的方式，裏麵有伯格對城市氣息的體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