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偏愛理性健全、低溫冷感、優雅縝密、非藝術性格的類型。茨維塔耶娃對我來說太灼熱和顛簸了。看她的回憶錄，簡直會被灼傷。甚至一到別人轉引她的時候，文字都會立即升溫。茨維塔耶娃又特別喜歡破折號，每次都讀得情緒起伏，激烈暗藏，好像一個言辭激動到喘息不止的人——通常，隻用句號和逗號的人，直白確定，讓人覺得放心；省略號用太多感覺氣勢不足，丟下含糊的詞義就跑了，全是長句讀得累，全是短句信息碎。張愛玲是把長句用逗號剁碎了，讀起來不吃力，信息又能落腳。

也許正如她自己所說，她的體內有兩個人，一個傳統的俄羅斯婦女和一個浪漫的波蘭貴婦人。她憎惡日常生活，可是，也正是她，恪守婦職，帶大孩子，並無逃避。她和阿赫瑪托娃坐在一起，仿若靜物畫邊上的演員，一個安靜凝神，一個容器很淺，處處會把自己潑出去，有點表演人格。

她長得五官粗硬，煙不離手。和一般女性不同，她喜歡丘陵，討厭泥沼；喜歡野葡萄灌木叢，討厭切花和花盆裏開放的一切。阿赫瑪托娃紀念她的詩裏則稱她為接骨木——我特地跑去穀歌了下接骨木的圖，原來它是忍冬科，漿果成熟不是平穩結果而是爆炸式的，從安靜的翠綠中突然爆發出成熟響亮的烈焰。再想想茨維塔耶娃：她詩歌的張力，韻腳的爆炸性，移行的攻擊性，那黑暗中的力量，正像女詩人那蹈險而來的詩行。這就是一個女詩人對另外一個女詩人的成像和敬意。

她喜歡攀登山脈，然而對無論徒步還是泅水都不能戰勝的大海則無法欣賞。她有一句關於大海的甚為有名的話“我不愛大海，我無法愛，那麽大的地方，卻不能行走”，她的愛情詩也像是戰鼓“我要從所有的時代，從所有的黑夜那裏，從所有的金色旗幟下，從所有的寶劍下奪回你。我要從所有人那裏奪回你，我要決一雌雄把你帶走。你要屏住呼吸”——多麽彪悍的英氣，勇敢的宣言！然而茨維塔耶娃真的配置了一個剛猛、粗糙、鈍感力強大的內核嗎？其實她膽小到連過馬路都害怕。

甚至她的感情途徑都有某種男性化的生硬而澀滯的熱情。她非常窮，別人接濟她，給她女兒買了童車，她不能當麵表達謝意，可是有次，一個小偷溜進屋裏偷東西，她沒戴眼鏡把他當成一個朋友了，拿自己僅有的胡蘿卜茶來招待他。

她嫁了個白軍軍人，跟隨他流亡國外，還寫了很多歌詠白軍的詩歌，那種**四溢的東西，貼合她內心的頻率。其實她並不懂政治，隻是把它臆解成一種浪漫情調。我懷疑她對一切的愛都是類似質地。她接雜誌社的稿子，隻因為聽說對方的編輯部地址曾經住過莫紮特。非常任性，意氣行事。“我……總是從愛（即對各種聲望的愛）開始並且以了解而告終。”

她天性易激動，**啟動成本太低，總是用想象力誇大和美化對方，繼而幻滅。這差不多是她與所有同時代人的交往模式。（這種熱烈、誇張的想象力，在她的散文裏也滿溢著，她談音樂，寫每個音符，都洇開了信息爆炸式的行文，和她比，納博科夫和於斯曼都弱爆了！）阿赫瑪托娃自然是一生眼瞎，專遇爛人，以至於被楚科夫斯基指為“她專愛上拋棄她的男人，在這個領域無人可敵”。但茨維塔耶娃的路徑又不一樣，她把很多東西稱之為自己的朋友，幻想破滅了，就分手，她的愛一向是“以永別而不是相會，是以決裂而不是結合來愛的”。

她隻愛能被表述的東西，而不是具象的有形狀之物。包括她的愛情，比如和帕斯捷爾納克十六年的通信，卻隻匆匆見過一麵，承載愛情的，始終是抽象的語言而不是具象的生活，是高懸的美術而不是日常使用的器皿。她給裏爾克寫信說“我不活在自己的唇上，吻了我的人將失去我”“愛情隻活在語言中”，她追求的是“無手之撫，無唇之吻”。她怎麽談戀愛呢？說實話我也很費解，她太窮了，生活極度清貧，衣服是借來的，數月都不能洗澡。

我很喜歡她的一首詩，叫《桌子》：“三十年在一起，比愛情更清澈。我熟悉你的每一道紋理，你了解我的詩行。”這桌子是她的（或許是）唯一的始終不渝的戀人。她的驕傲和被寵溺都在詩句裏，而她也深知自己的文字魅力：“有些人是石頭做的，有些人是泥做的，而無人像我這樣閃耀！”——這話要放在一個庸常之人身上，那狂勁兒會讓人生厭，但是茨維塔耶娃用來，簡直有點悲壯，因為她也知道“人們愛我的詩歌，爭相傳頌，可是他們對我本人的愛，卻那麽少，那麽無精打采”。

吉皮烏斯寫別雷，說他是被天才的箭射中了，帕斯捷爾納克說波洛克“他一開口，就像兩扇大門打開，市聲湧入，這個城市就通過他的嘴在介紹自己”，而茨維塔耶娃自己說“創造的狀態是什麽？誰棲居在你身上？你的手不是你的，而是他的執行者，他是誰？他是想通過你造成的”。在茨維塔耶娃的命運和才能中，充滿了這種“被執”的味道。或許，某一種類型的才子才女，就像麝香和貓屎咖啡，是一種通道和載體，所以，人們對她的精神分泌物愛得發狂，卻對她的本體愛得零星稀落。

她一生孤獨，無論是在感情還是文學坐標上。她從未加入過任何詩歌流派，在歐洲被僑民文藝圈排斥，回蘇聯更是白軍家屬兼異類分子，完全跟不上革命的鏗鏘音節。

1939年，茨維塔耶娃回國，此時她還在給友人寫信，說自己馬上要回到鄉村，難道她以為將要過上田園牧歌的生活？歸國後在蘇維埃政權之下，她這個白軍家屬自然流離失所，她向法捷耶夫求告，回答卻是一平方米也沒有。她寄居的地方連門都沒有，掛著布簾。之後是女兒被抓到勞改營，丈夫被槍斃，好心人冒雪來通知她逃走。她深愛兒子穆爾，但是已近精神崩潰的茨維塔耶娃與兒子的關係日益劍拔弩張。她終於明白，她是個歌詠過白軍的反革命分子，她的存在其實是加大了兒子的風險係數。

她對利季婭說“我隻剩兩百塊錢，如果我能賣掉我的毛線就好了，我什麽也不會做，過去我還會寫詩，現在也不會了”——又一隻被殘酷的大清洗毒啞的夜鶯。她的絕筆是：“文學基金委員會理事會：請分配我到文學基金會即將開辦的食堂當刷餐具女工。瑪·伊·茨維塔耶娃 ，1941年8月26日。”這個請求沒有獲得批準，她在五天後上吊身亡——茨維塔耶娃在文字和非文字層麵上，是兩個人，她一直用文字層麵的那個自己抵禦和托起非文字層麵那個。最後，她無處可躲，隻好躲進了死亡：“她把頭伸進繩索，就像埋到了枕頭裏。”她說：“我不想死，我想消失。”